【作 者】
陈卓珺（高级会计师）
【作者单位】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财务科，广州510050
【摘 要】
【摘要】以2008 ~ 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权力约束、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后发现：民营企业中由于不存在高管薪酬管制制度，高管的超额薪酬与企业会计稳健性之间显著负相关；权力约束能调节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即高管权力的约束增强了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最后，针对研究结论分别从市场与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提升会计稳健性的意见与建议，以期为我国民营上市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提供参考与依据。
【关键词】权力约束；超额薪酬；会计稳健性；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7-0035-7一、引言
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范围且影响持续至今，大量的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倒闭破产。作为新兴经济体的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受到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损失，有些企业甚至举步维艰。但是经济萧条的大环境并没有影响民营企业的高管出现天价年薪，经济萧条、普通员工失业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的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由于相关制度不完善，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并不具备实施市场绩效与高管薪酬挂钩的基本条件，会计绩效与高管薪酬相挂钩的薪酬制度成为民营上市企业的首选。将会计绩效作为制定高管薪酬的标准时存在着两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会计绩效本身容易被人为操纵；二是会计绩效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高管的绩效水平，且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薪酬管制，衡量绩效的指标单一性较强，因此出现了高管利用盈余管理获取自身利益的现象，形成了高管的超额薪酬。
高管权力越大，对企业经营与管理行为的操纵性越强，且不利于内部审计部门和监事会、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及其披露有着不利的影响。而会计稳健性则能有效体现企业真实的经营及财务水平，反映出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所以，高管的超额薪酬与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另外，股权激励已成为实施企业高管激励的主要手段，过高的股权会导致企业高管的实际权力过大，会影响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使得会计稳健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基于此，本文对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及高管权力约束对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Michael Firth、Fung Peter M. Y.、Rui Oliver M.（200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高管权力与其薪酬之间显著正相关。Sugata Roychowdhury、Watts Ross L.（2006）认为，高管权力越大，对董事会的掌握越强，越倾向于通过董事会制定有利于自身的薪酬制度。Ryan Lafond、Watts Ross L.（2007）认为，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的主要方式是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使得企业的会计稳健性降低，即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显著负相关。Mozaffar Khan、Watts Ross L.（2009）则从薪酬增长率方面研究了高管的权力与其薪酬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制定的薪酬制度越有利于其自身薪酬的快速增长。By E. Peek、Cuipers R.、Buijink W.（2010）研究发现，高管权力与其谈判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谈判能力越强，高管获得超额薪酬的可能性就越大，即高管权力与其超额薪酬之间显著正相关。Anwer S. hmed、Billings Bruce K.、Morton Richard M.（2011）认为，企业高管的任期越长，对企业的掌控性越强，其权力就越大。
Takuya Iwasaki， Otomasa Shota， Shiiba Atsushi（2015）认为，日本上市企业中高管的薪酬制度并不清晰，高管倾向于获得货币性薪酬，在此背景下，会计的稳健性与企业盈余质量之间显著正相关，且在高管薪酬与其绩效挂钩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Jensen、Mecking（2014）发现，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与高管超额薪酬之间显著负相关，即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高管获得超额薪酬的可能性越低。
（二）国内文献综述
刘西友、韩金红（2013）认为，企业高管可通过自身较大的权力直接获得利益，与盈余管理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周泽涛、杜兴强（2013）发现，企业的绩效水平影响着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当企业绩效水平较高时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当企业绩效水平较低甚至亏损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卢锐（2011）发现，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时，其倾向于通过会计操纵掩盖较差的盈余质量，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即两职合一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显著负相关。杨向阳、李前兵（2013）认为，高管权力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显著负相关，而政治管理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则无显著相关性。代彬、刘星和郝颖（2013）发现，在国有上市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超额薪酬越高，即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罗宏、黄敏、周大伟（2014）则发现，企业高管会利用政府补助提高企业绩效的方式掩盖其获得超额薪酬的行为。
黎文靖、岑永嗣、胡玉明（2014）认为，企业高管权力与其超额薪酬之间显著正相关，即高管的权力越大，其获得的超额薪酬越多。郭吉涛、姜瑜羡（2014）通过对我国民营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受到所选择的企业绩效衡量指标的影响。周晓苏、陈沉和王磊（2016）认为，企业的高管激励机制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刘永丽（2015）通过对财务总监权力与会计稳健性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财务总监会利用自身知识不断提升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即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且在民营企业中这种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这与相关主流观点是相悖的。
（三）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现阶段关于高管权力与会计稳健性、高管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丰富，且研究结论基本统一。但是关于高管的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关系的研究则较少，将高管的权力约束作为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的相关研究更少，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本文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不仅能填补有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还能为提升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提供重要的参考与依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我国现行的高管薪酬管理制度中，国有企业对高管薪酬进行了管制，规定高管的薪酬不得高于普通员工平均薪酬的20倍。而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对高管的薪酬则没有具体的规定与强制措施，同时现有资本市场并不具备实施市场绩效挂钩高管薪酬的条件，使得民营企业的高管薪酬只能通过会计绩效决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高管会利用其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行盈余操纵，将后期的盈余提前计提到本期，即通过提前对收入进行确认、推迟对损失进行确认的方式获得超额薪酬，从而使得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以及损失确认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大大降低。因此，在我国的民营上市企业中，企业高管攫取的超额薪酬越多，其会计稳健性越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显著负相关。
现代企业中两权分离已成为常态，职业经理人在给企业提供专业的经营管理的同时，也带来了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而由于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利益不一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企业高管会利用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行盈余管理，通过提前确认盈余的方式获得更多的自身利益，导致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下降，会计稳健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高管的权力越大，对企业董事会的控制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利用盈余管理进行利益攫取，导致会计稳健性不断降低，两者之间的负相关性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杨向阳和李前兵（2013）通过对政治关联、高管权力和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相较于政治关联程度较高的国有企业，政治关联程度较弱的民营上市企业中高管权力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性更为显著。换言之，对高管行为的约束越小，高管的权力越大，越有利于高管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盈余管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高管权力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显著负相关。
高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取超额薪酬，以操纵盈余来实现超额薪酬只是高管的次优选择。而当高管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通过对董事会施加影响来制定对自身更有利的薪酬制度，使得高管在攫取超额薪酬时并不需要对企业的盈余进行操控，导致其超额薪酬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联性降低，即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性并不显著，也就是说高管的权力削弱了其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性。因此，高管的权力约束在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高管的权力抑制了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性。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8 ~ 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②剔除研究期间被ST、∗ST处理的企业；③剔除财务信息披露不全的企业。通过筛选共得到6028个有效研究数据。
本文中财务相关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城镇职工工资相关数据来自中经网，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采用Excel和Stata 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同时，为消除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5%和95%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会计稳健性。会计信息质量在企业和债权人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沟通与协调关系，而会计稳健性则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衡量指标。会计稳健性越高，越能反映出企业的良好形象，也同时保障了债权人的相关权益。本文借鉴Khan和Watts（2011）的方法衡量会计稳健性，并用符号C-Score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C-Score=β0+β1Size+β2MTB+β3LEV （1）
式中：Size为企业规模；MTB为企业财务杠杆；LEV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2. 解释变量——高管超额薪酬。Core（2007）认为，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与企业的绩效水平无关，随机性较强，为高管的实际薪酬与预期薪酬之间的差距，并和由绩效决定的基础性薪酬组成了企业高管的综合薪酬。我国学者罗宏（2008）则以企业规模、相邻两年的总资产收益率、无形资产占比和企业所在地区与行业为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后，将其残差作为高管的超额薪酬。方军雄（2009）在罗宏的研究基础上，将企业的账面价值和高管的年龄特征以及高管薪酬的中值加入了回归模型，重新对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进行了计算。权小峰（2010）还将企业所在地区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纳入超额薪酬的衡量体系中。
本文借鉴Firth（2006）、Core（2008）的相关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构建模型对高管的超额薪酬进行回归分析，并取其残差对超额薪酬进行衡量，用符号Epay表示。其回归模型为：
LnPayi，t=β0+β1LnSizei，t+β2ROAi，t+β3ROAi，t-1
+β4Areawagei，t+β5Central+β6West+Year+ε （2）
式中：Size为企业规模；ROA为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Areawage为企业所在地区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Central和West分别表示企业所在地位于中部和西部；ε为残差项，其值越大说明企业的高管超额薪酬越大，两者之间正相关。
3. 调节变量——高管权力。本文借鉴卢锐（2008）的相关研究方法，用高管权力作为权力约束的替代变量，高管权力越大，权力约束越小，两者之间负相关。用是否两职合一、股权集中度与高管任职期限等指标对企业的高管权力进行综合衡量，并用符号POWER表示高管权力。
两职合一：虚拟变量，用符号Dual表示，当企业的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时，将Dual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股权集中度：虚拟变量，用符号Disp表示，当企业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比值小于1时，将该指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高管任期：现阶段我国在高管任期方面有着明确的规定，即高管的任期为三年一届，并用符号Change表示。若高管的任期超过三年，则认为高管的权力较大。本文中将高管任期作为虚拟变量，当企业的高管在研究期间并未发生变更时，将Change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高管权力的计算公式为：POWER=Dual+Disp+Change，若计算出的POWER值不小于2，则认为企业高管的权力较大，并重新将其赋值为1，否4.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并结合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与财务杠杆作为控制变量，并引入年度与行业两个虚拟变量。
所有主要变量的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1，以会计稳健性为被解释变量、高管超额薪酬为解释变量，并引入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及年度、行业两个虚拟变量，构建模型1：
C-Score=β0+β1Epay+β2Size+β3LEV+
β4MTB+Year+Industry+ε （模型1）
为验证假设2，以会计稳健性为被解释变量、高管权力为解释变量，引入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及年度和行业两个虚拟变量，构建模型2：
C-Score=β0+β1POWER+β2Size+β3LEV+
β4MTB+Year+Industry+ε （模型2）
为验证假设3，以会计稳健性为被解释变量、高管超额薪酬为解释变量，将高管权力作为调节变量，并引入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及年度、行业两个虚拟变量，构建模型3：
C-Score=β0+β1Epay+β2POWER+β3POWER
×Epay+β4Size+β5LEV+β6MTB+Year+Industry
+ε （模型3）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所有的主要变量从最小值、最大值、均值、中位数与标准差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会计稳健性C-Score的均值为0.234，表明样本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较低，远远低于相应的发达国家民营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其最小值为-0.065、最大值为1.102，表明不同样本企业在会计稳健性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高管超额薪酬Epay的均值为0.018，表明样本企业中普遍存在高管攫取超额薪酬的现象，不利于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同时其最大值为3.124，表明样本企业中存在高管天价年薪的现象；高管权力POWER的均值为0.212，表明股权激励机制已成为现代企业普遍采取的高管激励机制，但其最小值为0，表明样本企业中仍有高管零持股现象存在。
在控制变量方面，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0.315，远低于0.5的国际标准，表明我国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财务杠杆MTB的最小值为0.003，最大值为12.289，表明样本企业的经营稳健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均值仅为1.124，表明样本企业的股票市场投资效率较低，非理性投资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性分析，其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Epay与企业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9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假设1；高管权力POWER与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1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2；同时，高管权力POWER与其超额薪酬Epay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即高管的权力越大，越有利于其攫取超额薪酬。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的财务杠杆MTB、规模Size与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LEV与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负相关，但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三）回归分析
1. 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的回归分析。为验证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本文利用模型1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回归结果看，高管超额薪酬Epay与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12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显著负相关，充分验证了假设1。高管通过提前确认期末的盈余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导致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与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08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财务杠杆MTB与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正相关，资产负债率LEV与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负相关，但均不显著。
2. 高管权力与会计稳健性的回归分析。为验证高管权力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本文利用模型2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高管权力POWER与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13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充分验证了假设2。原因是高管权力越大，越有利于其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可操性盈余管理，导致盈余质量下降，会计稳健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3. 高管权力约束对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调节效应的回归分析。为验证假设3，本文利用模型3进行了回归分析，其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的回归结果来看，高管权力POWER与超额薪酬Epay的交叉项POWER×Epay与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16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交叉项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高管权力抑制了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充分验证了假设3。其原因是企业高管攫取超额薪酬的方式有很多，对盈余进行提前确认只是在其权力不大的状况下才作为最优选择。当企业高管权力提升到一定程度时，可以通过对董事会的控制来制定更有利于高管提升自身薪酬的制度以攫取超额薪酬，使得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相关性减弱。
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与会计稳健性C-Score之间的回归系数为0.007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即企业的规模越大，越注重企业的经营稳健性，从而能表现出较好的会计稳健性。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本文所构建模型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盈余 — 股权回报率模型对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进行衡量，重新利用两个回归模型对民营企业中高管权力、高管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前文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说明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和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可靠和稳健的。
六、主要结论与相关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选取2008 ~ 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高管权力下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会计稳健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 高管的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显著负相关。在民营上市企业中，高管的薪酬没有受到任何的管制，并主要实行与会计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使得民营上市企业的高管为获得最大化的薪酬回报，利用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的盈余进行操纵，以获得超额薪酬，高管攫取的超额薪酬越多，企业的盈余质量越差，向外界传递不利消息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就越低，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2. 高管权力约束程度的不同对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影响也不同。高管权力越大，董事会制定的薪酬激励机制往往越流于形式，高管可以直接利用其权力获得超额薪酬，使得超额薪酬与会计稳健性之间的负相关性得到抑制。
（二）相关建议
针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从市场监督与企业两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意见与改进建议，以期提高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促进民营企业的快速、健康和稳健发展。
1. 市场监督方面。
（1）进一步加大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监管力度。会计稳健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体现，较高的会计稳健性能提升企业的治理水平。但是我国股权激励机制在民营企业中的实施存在着滞后性，使得企业高管为获得超额薪酬而对企业的盈余进行操纵，降低了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因此，应不断加大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监管力度，抑制高管的盈余操纵行为，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为实施市场绩效薪酬机制打下坚实的基础。
（2）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现阶段我国民营上市企业中存在着大量家族式企业，其管理与经营理念相对落后，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很低，导致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较差。而职业经理人有着专业的管理和经营技能，能利用其自身专业知识提高企业的盈余质量，促进会计稳健性的提升。
2. 民营上市企业治理方面。
（1）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压缩高管的寻租空间。企业治理水平越高，高管薪酬的契约效率越高，越能有效降低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对企业高管行为的监管力度越大，以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
（2）加强外部审计，并保障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民营企业的董事会应聘用外部审计机构对自身进行监管与审计，利用审计职能限制高管的违规行为，从根本上杜绝企业高管的盈余操纵行为。
（3）进一步优化薪酬激励机制。民营上市企业应制定完善的薪酬激励机制，将高管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目标进行绑定，促使企业高管通过不断努力工作、提升企业会计稳健性等方式提升企业绩效，进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4）进一步完善企业高管的绩效评价体系。高管的绩效评价机制应以高管的努力程度为基础，而评价努力程度的指标又包括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权益收益率、股票回报率、附加值增加率等。因此，民营企业在制定薪酬机制时，应采用市场绩效与会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构建高管绩效评价体系，全面衡量高管的各项能力，以提升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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