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张德茗1（教授），张玉梅2
【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410083
【摘 要】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现有的智力资本研究大多聚焦于公司层面，国家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明显不够。智力资本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战略管理工具，不仅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智力资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剂”，因此研究国家智力资本很有必要。
【关键词】国家智力资本；分类体系；计量模型；评价标准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28-0101-6在2015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是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
一、智力资本发展概述
（一）智力资本的发展现状
从研究阶段来看，智力资本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从研究方法来看，静态和单维研究居多，动态和多维研究较少；从研究对象来看，公司层面研究日趋成熟，国家层面研究相对不足；从中外研究来看，西方研究较早，我国发展相对迟缓。
（二）智力资本的定义
国内外普遍认为最早提出智力资本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1988），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出智力资本完整的定义。智力资本最早的定义源于美国学者托马斯·A·斯图尔特（2003）在《财富》上发表的文章，该文基于竞争优势视角将智力资本定义为“公司中所有成员所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在后续的发展中，Edvinsson（1997）吸纳了托马斯·A·斯图尔特的观点，认为智力资本是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的自身独有的知识、经验、技术、与客户的关系。Muhammad Khalique（2015）以资源观为基础，认为智力资本是无形资产或资源的集合，如知识、技能、专业技术和经验、客户关系、数据库等，它们可用来创造组织价值，为组织提供一个竞争边界。研究学术界智力资本定义过程的演变后发现，一部分学者基于智力资本结构的考量，主要从“是什么”和“发挥什么作用”两个层面来挖掘智力资本的本质；另外一部分学者则出于对智力资本内容层面的考量，认为知识与信息等要素、与智力资本相关联的经济价值都应该在智力资本的定义中有所体现。
（三）智力资本的分类
最早提出智力资本分类的是Edvinsson（1997），他以保险公司Skandia为研究对象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后者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客户资本和组织资本。欧洲的一个研究组织——Meritum（2002）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欧洲委员在Meritum的基础上提出，智力资本是组织人力、关系、组织资源和活动的总和。目前，智力资本分类主要采用Meritum的“三分法”。
（四）智力资本计量的模型
关于智力资本内涵及组成要素的研究极大地带动了智力资本评价模型与方法的发展，由此，学者们逐渐把目光由智力资本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具有难以量化的属性，智力资本定量研究往往聚焦于模型的构建和评价指标的选择。Edvinsson和Sullivan（1996）提出智力资本评价模型——Skandia导航器，采用164个细化指标对智力资本进行计量，这些指标涵盖组织的五个方面，即财务、客户、过程、创新与发展、人力。智力资本评价模型可以分为以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和以非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具体如下：
1. 以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以财务指标为主的智力资本评价模型将财务指标作为衡量企业智力资本的关键性指标，忽略了非财务因素对企业智力资本评价的重大作用。主要包括：EVA（Stewart，1997）、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模型（Stewart，1997；Luthy，1998）、KCE模型（Lev，1999）、托宾Q比率（Tobin，1969；Bontis，1999）、IAMV（Standfield，1998）、HRCA（Jahansson，1996）、价值探索模型（Andriessen和Tiessen，1998）、TB（Brooking，1996）、IAV（Sullivan，2000）、IVM（Mcpherson，1998）等。2. 以非财务指标为主的评价模型。着眼于企业战略资源测算的平衡计分卡模型（Kaplan，1992）、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法（Jahansson，1996）、Skandia导航器（Edvinsson和Sullivan，1996）、无形资产监控（Sveiby，1997）等是基于非财务视角的智力资本评价模型的典型代表。
尽管智力资本评价模型与方法的发展已臻完善，但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企业，针对国家智力资本计量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学者们侧重于企业智力资本与成长性、绩效、创新能力、融资能力之间的实证研究。
二、国家智力资本发展概述
（一）国家智力资本研究现状
作为智力资本研究的空白领域，近年来，国家智力资本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具体来说：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围绕国家智力资本的特征、分类及比较研究而展开；在研究地域上，西方国家研究较成熟（见表1），国内的研究相对迟缓；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倾向于实证检验范畴，规范性研究较少，系统性分析匮乏，片面化描述居多，单维研究盛行，多维研究稀少；在研究目的上，主要关注绝对的国家排名，忽略相对的国家战略部署。总之，目前的研究对国家智力资本的构成及实质内容界定不清，研究数据的实用性与研究措施的可操作性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智力资本的内容及成分构成（Bontis，2004；Hervas-Oliver和Dalmau-Porta，2007；Lin和Edvinsson，2011；Stam和Andriessen，2009；Stahle和Bounfour，2008；Weziak，2007）。
（二）国家智力资本的定义
随着国家智力资本研究进程的快速推进，不同研究阶段的智力资本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Edvinsson（1997）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隐藏在私人机构、企业、协会、社区和地区中的价值，它们是财富创造的来源，是未来福利的根源；Malhotra（2003）和Bontis（2004）从国家智力资本的现实意义出发来揭示其内涵，前者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拥有进行财富创造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功效，而后者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一种“营养”和未来福祉的培育；Andriessen（2005）将无形资产的概念引入国家智力资本的定义中，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国家和区域可以利用的所有无形资产，它能够产生比较优势，继而通过整合来创造未来的收益；Lin和Edvinsson（2011）基于资源观对国家智力资本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认为国家智力资本是一种由智慧、能力和专业知识组成的资源束，它形成了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奠定了未来经济的增长基础。国家智力资本最初作为一种政策管理工具，主要用于帮助当局者更好地管理无形资产，进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智力资本侧重于不同地域及国家之间的比较。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Stam和Andriessen（2009）分析得出国家智力资本“相对优势”和“未来收益”的本质属性。国内关于国家智力资本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陈武和王学军（2010）对国家智力资本的概念进行区域化，提出了包含国家特色的区域智力资本定义，认为区域智力资本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和价值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存在完全契合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国家智力资本知识化。
（三）国家智力资本的分类
国家智力资本研究内容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学者对其分类体系展开研究后得到的结论不统一（详见表2）。尽管国家智力资本分类体系众多且不统一，但是不同的分类体系中所包括的成分及二级指标均存在较大的重叠性，本文采用Meritum的“三分法”对国家智力资本进行分类，即将国家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
（四）国家智力资本的计量模型
随着国家智力资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的相关研究趋于成熟。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的研究内容主要着力于进行比较、分析不断趋同（Romilio Labra和Paloma Sanchez，2013）。在学术发展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下，出现了通用的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它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Lin和Edvinsson，2011；Stam和Andriessen，2009），而不仅仅是关注单一的国家智力资本排名。国家智力资本对希腊、葡萄牙等国家经济危机的合理解释便是通用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引用的有力典范（Lin等，2012）。以无形资产的管理视角来看，可靠、便捷的智力资本计量方法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管理在国民经济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无形资产（Malhotra，2001）。通过对现有的国家智力资本评价模型的分析比较，可以将国家智力资本评价模型分为宏观模型和微观模型两类：
1. 宏观模型。
（1）单一经济增长模型。单一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是基于无形资产的投资机理特别是对研发和组织资本的投入而建立的。这种模型局限于狭隘的研究视角，即仅仅关注智力资本的投资却忽略了智力资本当前的发展状态，只关注私人部门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其他部门智力资本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对社会其他部门的关注很少，如第三部门（协会）与第四部门（家庭）的角度都被忽略了（Corrado 等，2006； Piekkola，2010）。
（2）竞争力模型。WEF（世界经济论坛）和IMD（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于2011年共同提出了竞争力框架模型，该模型主要测量国家或者地区的竞争力。该模型的大部分内容可用于解释智力资本，但同时也包括非智力资本部分，比如硬件等。尽管国家竞争力不完全等同于智力资本，该模型并不直接关注于智力资本，但其中涉及的智力资本指数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标准（Jose Luis和Hervas-Oliver，2007）。
（3）新元素模型。以国家创新系统构建国家智力资本模型，可以更好地适应复杂的区域发展水平（Jose Luis和Hervas-Oliver，2007）。国家创新系统是指一个国家内各有关部门和构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创新网络，主要以全球竞争力指数来衡量，是组织层面披露智力资本的模型。Jose-Luis和Hervas-Oliver（2011）通过对欧洲国家创新系统与国家智力资本的实证数据进行匹配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创新系统与国家智力资本的排名一致，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重叠性。
2. 微观模型。智力资本研究的第一波浪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主要以微观经济视角，侧重于分析智力资本如何计量、记录与报告，并提出了不同的计量模型和分类体系，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项研究成果：一方面证明了在知识背景下，智力资本对公司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将智力资本分为三大类型，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Nick Bontis，2004）。智力资本动态观是智力资本微观角度研究的又一项成果，智力资本动态观主要源自RBV（企业资源）学说，该学说认为公司是资源束，并且以无形资产为主（Barney，1991；Grant，1996；Peteraf，1993；Wenerfelt，1984）。在后续发展中，微观层面的分析框架也可用于解释国家背景下相关问题，并且认为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转换必须保持足够的谨慎性（Bounfour，2003；Pirjo Stahle和Ahmed Bounfour，2008）。
3. 公司与国家层面计量模型的分析比较。公司层面智力资本计量模型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广受接纳的分类体系，包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与关系资本三大类型，而国家智力资本计量模型是在微观层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Stahle 等，2011； Lazuka，2012），国家和公司层面智力资本的研究差异主要在于其所包括的信息数量和研究实体的特殊性（Lopez等，2011）。此外，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时要求排除每个国家的特异性，因此，当考虑不同的国家目标和战略时，不同国家之间的智力资本比较值得商榷（Salonius和Lonnqvist，2012；Kapyla等，2012）。尽管一些评估国家智力资本的模型是在公司模型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区别，如表3所示：
公司计量模型与国家计量模型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二者的目标和结构不同。公司计量模型主要考量公司的战略目标，依据公司的类型或者战略目标进行“公式化”操作，并且公司层面的计量模型趋向于通过一系列指标提供信息。而国家计量模型是一个更加标准化的方法，即在国家层面上评估无形资产的价值，并采用复合指标进行报告，以及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分析。
三、基于宏观和微观角度的智力资本评价模型
设计依据：①现有的国家智力资本评价体系主要着眼于宏观或微观层面的研究，很少将宏观与微观层面有效地结合起来，比如Skandia导航器模型主要侧重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很少将国家智力资本的研究与国家现阶段的战略目标相联系，有失偏颇。②宏观层面的研究，如竞争力模型，虽然在宏观层面对国家智力资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释，但主要关注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排名和基准测试，对自身的发展情况研究较少，对微观程度上的投入产出指标分析涉及较少，对国家智力资本的内在发展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③传统的国家智力资本研究重点关注国家智力资本的计量，对国家智力资本的发展状况缺乏反馈机制，使得国家智力资本发展的投入产出链条上缺乏有力的反馈措施。
国家智力资本评价体系主要分为投入、转化、产出以及评价反馈四种模块（详见下图）。
1. 投入模块。劳动、资金、技术和企业家才能以要素聚集的形式形成要素包，要素包通过各项二级投入指标作用于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结构资本。例如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构成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供应商及客户关系维持的投入构成对关系资本的投入；对ERP、XRBL等商业软件的投入及开发构成对结构资本的投入。
2. 转化模块。针对国家智力资本在我国发展的新情况，将转化模块中的智力资本部分表述为智力资本库。该模块主要阐述智力资本各维度之间的转化机制以及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协同机制。转化模块存在的重要作用是为投入模块向产出模块的转化提供可能性，不仅仅是一种桥梁，更是一种转换器。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实现资源的配置最优化与产出最大化，是转化模块发展的核心机制。
3. 产出模块。产出模块主要通过绩效来衡量，传统的绩效评价侧重于对经济绩效的研究，即主要关注国家智力资本与GDP之间的关系。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国家智力资本绩效研究的最新进展，为保证国家智力资本绩效研究的全面性，将国家智力资本绩效的研究内容从单一的经济绩效维度扩展到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两个维度。对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研究完全契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愿景，遵循了我国经济社会当前的发展战略。
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的产出主要是以各种产出二级指标进行加总输出，例如GDP作为经济绩效的度量指标，GDP的输出是通过其所属的二级指标进行加总得出的。通过各种绩效以二级产出指标（如收入水平、就业率等）的形式进行反向分解，并归纳汇总，得到社会绩效（人力资本1、关系资本1、结构资本1）、经济绩效（人力资本2、关系资本2、结构资本2）和生态绩效（人力资本3、关系资本3、结构资本3）。其中：
人力资本1+人力资本2+人力资本3=人力资本贡献
结构资本1+结构资本2+结构资本3=结构资本贡献
关系资本1+关系资本2+关系资本3=关系资本贡献
通过这种形式将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与生态绩效转化为人力资本贡献、结构资本贡献与关系资本贡献，形成人力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贡献、结构资本投入与结构资本贡献、关系资本投入与关系资本贡献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更好地揭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投资效率关系。由此得到：
（人力资本贡献-人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100%
=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关系资本贡献-关系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100%
=关系资本投资回报率
（结构资本贡献-结构资本投入）／结构资本投入×100%
=结构资本投资回报率
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够更好地明晰国家智力资本各维度的投资效率，使管理者当局能够有的放矢，合理进行资金的投放，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国家当前的政策选择提供导向，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管理窘态出现。
纵向分析：将连续年度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关系资本回报率和结构资本回报率与对应年份的国家智力资本绩效进行统计回归，探寻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从定性层面分析转化为定量分析。
横向分析：将某年度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关系资本回报率和结构资本回报率以及各维度的绩效与相似背景的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比如对东亚五国的比较等，分析存在的差异，为我国智力资本的发展提供借鉴。
同时，也可以直接通过投入与产出模块之间的对比得到总的投资回报率，即：
（国家智力资本绩效-国家智力资本投入）／国家智力资本投入×100%=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
通过测算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可以对当前的国家智力资本发展状况做出一个合理的预估及评价，将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与各项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比如将国家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与当前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4. 评价反馈模块。该模块主要连接投入模块和产出模块，根据评价反馈的结果，管理者当局可以更好地指导投入，通过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结构资本投入的增减变动所形成的乘数效应来放大或缩小国家智力资本绩效。
政府、社会部门、私人机构、企业是知识社会的元素主体，国家智力资本的研究应该以宏观的知识背景为基础，上图中双向箭头表示知识在各元素主体之间流动，流动的方向遵循资源论，即由知识富集的主体流向知识稀缺的主体。
5. 国家智力资本边界。在传统的封闭模式下，国家智力本的发展形态趋于稳定，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国家智力资本各维度的结构由于信息流的冲击呈现流动性状态。同时物质资本的发展也深受影响，传统的国家智力资本边界被打破，依据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愿景，国家的绩效研究由传统的经济绩效研究扩展到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层面。
基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国家智力资本评价系统，综合考量了宏观（国家的战略、目标、愿景）与微观（投入二级指标、产出二级指标、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关系资本投资回报率、结构资本投资回报率、国家资本投资回报率等）两个维度，并且在整个闭合循环系统中增加评价反馈模块，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国家智力资本实践。结合当下的发展新动态，在该评价系统中融入智力资本库的概念，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报酬率、关系资本投资报酬率、结构资本的投资报酬率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模拟最佳的人力资本、关系资本与结构资本资源配置比，实现国家绩效最大化。
四、国家智力资本未来发展展望
在保增长、调结构的宏观环境下，我国的经济继续“换挡调速”，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与关键环节，将会继续进行一系列改革，确保中国经济“快车换挡不失速”。“一带一路”、“两会蓝”、“新常态”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合理配置，更需要发挥全社会范围内智力资本支持作用，而我国当前智力资本的研究仍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这对智力资本的有效发展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如何最大限度地放大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协同效应，又快又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良好循环发展，将是我国智力资本发展过程中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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