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梁城城，王永莉（教授）

【作者单位】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 610041）

【摘　　要】

      【摘要】本文利用2007 ~ 201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有正向影响，但仅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影响显著；财政支出分权对三类财政支出比重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比财政透明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两者的交互项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均有显著影响，但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影响不显著。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相对贡献度较小，但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关键词】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实证研究

一、引言
从理论上说，提高财政透明度有助于强化政府公共受托责任、降低政府的代理成本、减少腐败、建立高效政府；有助于改善商业环境、降低经济发展成本，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减少财政风险；可以有效地保障纳税人的权利。目前国外关于财政透明度作用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对政府规模和州长支持率（Alt J. E，2002）、官员选举（Benito B.，2009）、抑制税收（Alt J. E，R. C.Lowry，2010）和降低风险溢价（K. Bernoth，G. B. Wolff，2008）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
国内关于财政透明度的研究表明：乡镇财政透明度对乡镇债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黄伯勇，2008）；国企财政透明度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并抑制其过度投资（王少飞，2011）；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对官员腐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黄寿峰、郑国梁，2015）。关于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目前较少。刘佳（2015）利用2008 ~ 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类支出和公共服务开支的影响，发现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有负向影响，而对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刘佳并未考虑到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根据评估年份省级财政透明度的数据并对数据做出一定的调整，利用2007 ~ 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年财政透明度对行政费用支出、公共服务支出和社会保障类支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大小，从而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相关文献评述
就目前国内的研究结果来看，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张钢、段澈，2006）、收入差距（王艺明、蔡翔，2010）、社会公平（孙文祥、张志超，2004）、居民消费（郑尚植，2012）、居民幸福感（阚祥伟、李帆，2012）和价格水平（储德银、宋根苗，2014）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研究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意义所在。
由于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性，大量文献对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影响财政支出结构地众多因素中，财政支出分权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 使得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公共支出结构明显地被扭曲（傅勇、张晏，2007）。黄国平（2013）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偏重于基建，而忽视教育、卫生和社保等公共社会支出。郑磊（2008）实证研究了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孔卫拿（2015）以财政自主度衡量财政支出分权的大小，研究发现，财政自主度越高，地方政府越倾向于增加投资额而降低再分配额。李丹和唐善永（2014）认为，财政支出分权度越大，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越多，而减少民生支出，从影响程度看，除 GDP 之外的其他变量，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程度最为严重。潘镇（2013）等基于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促进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投入。王明成和尤思梦（2013）研究了财政支出分权、政府竞争及其交互项对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王箐（2015）研究了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均卫生支出的影响，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对人均卫生支出有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均卫生支出有促进作用。
然而，国内学者研究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大多是基于财政分权对某一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很少有学者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同时对几种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且不同学者在研究财政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时，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不同，部分学者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和“消费性支出比重”的影响，还有部分研究财政分权对“维持性支出比重”、“公共服务类支出比重”和“经济服务类支出比重”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财政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类支出比重”的影响。
三、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
与财政支出分权相关的部分文献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对官员腐败行为（郭广珍等，2011）、对政府行为或政府规模（苏小红、王文剑，2008）、对教育发展或公共教育等服务供给（罗伟卿，2010）等都存在一定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笔者发现财政支出分权、财政透明度、官员腐败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存在如下关系（见下图）：

图中四者之间存在①、②、③、④、⑤五种关系，分别为：财政支出分权对官官腐败的影响（黄君杰，2006；郭广珍等，2011）、财政透明度对官员腐败的影响（黄寿峰、郑国梁，2015）、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黄国平，2013）、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刘佳，2015）、官员腐败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刘穷志、何其，2011）。从上图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既可以直接对财政支出结构产生影响，又可以通过影响官员行为，间接地对财政支出结构产生影响。不过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财政支出分权比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和抑制官员腐败行为更为显著。基于以上4个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认为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交互项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
财政支出分权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作用机制是：财政支出分权给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出于职位晋升考虑，会将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从而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压缩其他财政支出。财政透明度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作用机制是：财政透明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得无法通过简化财政信息掩盖其财政支出偏好，从而减少官员滥用权力的机会。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既影响地方官员的行为，又影响财政支出结构，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交互效应，并且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同时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文献目前还没有涉及。本文研究有两个目的：第一，利用现有关于财政透明度的有限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财政透明度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第二，实证检验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交互作用对财政支出结构有无影响。为此，我们利用2007 ~ 201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类支出比重、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类支出比重的影响。本文的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交互效应，并且这种交互效应削弱了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三类财政支出比重的影响。
四、变量描述与实证研究
（一）变量指标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7 ~ 2012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少部分数据通过中经网络数据库获得。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指标为财政支出结构，包括行政管理类支出比重、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和保障类支出比重，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度。其中，财政透明度数据使用上海财经大学编写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的历年“省级财政透明度得分（均转化为百分制）”，时间跨度为2007 ~ 2012年（其中未评估年份采用取平均数的方法），用ft表示；财政分权有较多的测度方式，本文仅使用财政支出分权，其中财政支出分权=本级人均一般预算支出/（本级人均一般预算支出+中央本级人均预算支出）×100%，用fd表示。
本文的控制变量指标为：财政自给率、儿童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城镇化水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其中，财政自给率通过一般预算收入与一般预算支出比值计算得来，用self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儿童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分别通过各地区0 ~ 14岁、65岁以上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计算得来，分别用child和elder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城镇化水平通过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计算得来，用urb表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衡量，用pgdp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产业发展水平用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衡量，分别用sec和thi表示；外商投资水平使用外商投资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用invest表示，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络数据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已省略）表明，2007 ~ 2012年间各省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9.32%，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的均值为26.71%，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2.58%。总的看，我国的省级财政透明度水平整体不高，近六年财政透明度的平均得分仅为26.32分（满分为100分）；我国省级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较高，其平均值为69.03%。
（二）计量模型的建立
为了实证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使用如下计量模型：
fiscalexpit=α1+α2ftit+[i=512αi]Xit+μit  （1） 
fiscalexpit=β1+β3fdit+[i=512βi]Xit+μit"  （2） 
fiscalexpit=γ1+γ2ftit+γ3fdit+γ4ftit×fdit+[i=512γi]Xit+μit""
 （3） 
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为了分别估计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模型（3）是为了估计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在以上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财政支出结构，分别为行政支出、教科文卫支出和保障类支出；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度。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为X5 ~ X12，具体包括财政自给率、0  ~  14岁人口比重、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城镇化水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外商投资额与GDP比值；μ为残差项；α为待估计参数；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t表示时间。
（三）实证结果分析
计量模型使用的是我国31个省份6个年份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根据计量模型（1） ~ 模型（3），运用Stata软件分别估计了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叉项对三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1），其中列（1）、列（4）和列（7）仅估计财政透明度对三类财政支出支出的影响，列（2）、列（5）和列（8）仅估计财政支出分权对三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列（3）、列（6）和列（9）为估计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共同作用对三类财政支出的影响。考虑到教科文卫类支出主要侧重于儿童，故在控制变量中未加入老年人口比重。类似的，在影响社会保障支出的控制变量中未加入儿童人口比重。
从列（1）和列（3）可以看出，在不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变量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在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后，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根据列（2），财政支出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通过对比列（1） ~ 列（3）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回归系数，可知财政支出分权要比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影响强。列（3）显示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系数符号相反，说明两者的交互项同时削弱了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和财政支出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
从列（4）和列（6）可以看出，在不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变量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类支出支出有微弱的正向影响，而在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后，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从不显著变为显著。从列（5）可以看出，政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比列（4） ~ 列（6）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可知财政支出分权要比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影响强。列（6）显示加入交互项后，拟合优度得到提升，且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的系数均较显著。交互项的系数为负，说明交互效应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与财政透明度系数符号相同，但与财政支出分权系数符号相反，说明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的交互效应削弱了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支出的正向影响，而加强了财政支出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的负向影响。
从列（7）和列（9）可以看出，在不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变量的情况下财政透明度社会保障类支出具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系数较小。在加入财政支出分权及其交互项后财政透明度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影响从显著变为不显著。列（8）显示，财政支出分权对社会保障支出有负向的影响。由列（9）可知，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分权交互项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无显著影响。
根据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财政自给率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较为显著，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影响均为正，而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为负。这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越强，其越倾向于增加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但会减少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对财政支出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但是不显著。城镇化水平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但是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地方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并且为了满足不断增多人口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地方政府通常会增加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的比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人均GDP对财政支出结构的正向影响部分显著，而外商投资额与GDP比值对财政支出结构没有多大的影响。
（四）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相对贡献：夏普利值分解
为了进一步量化各个变量对财政支出结构的贡献度，特别是财政透明度及财政支出分权与财政透明度交互项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本文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分析各个解释变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所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解释变量，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的相对贡献度较小。虽然如此，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类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我国财政透明信息制度建设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渐显示成效。具体来看，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相对影响贡献度从2007年的2.1%增加到2012年的9.2%，结合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透明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负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类似地可知，财政透明度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正向影响也在逐渐得到加强。
财政支出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比财政透明度对两者的相对贡献度要大，并且其相对贡献的增长速度明显比财政透明度相对贡献增长速度快得多，这说明财政支出分权对于削减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偏重于地方经济建设，把过多地财政支出投入到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挤占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从相对贡献度上看，财政支出分权对教科文卫支出的挤占更为显著。
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出分权交互项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基本维持在5%左右的水平并呈缓慢的上升趋势，说明交互项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的影响正在不断地得到加强。此外，财政透明度、财政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对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的相对贡献度都不是太高，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地方政府在管理社会保障支出方面逐渐地走向规范化。
在其他变量中，财政自给率对三类财政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都较高，基本维持在20%及以上水平。结合表1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自给率对增加行政管理支出、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较强。这表明财政自给率对于影响财政支出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儿童比例和老人比例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儿童比例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贡献度较大，并有逐年上升趋势。老人比例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贡献度稳中有升。城镇化对于行政管理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基本保持不变，对社会保障支出的贡献程度有逐年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会保障支出更对地偏向于城市居民。二三产业对三类财政支出比重的贡献度较小，而经济增长对三类财政支出比重的贡献度在逐渐下降，说明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大众所希望的公共服务支出比重的增长，这说明我国存在经济增长速度与教育支出增长速度不匹配的问题。外商投资占GDP比重对三类支出比重的贡献度较小。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根据2007 ~ 201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以及两者交互项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对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有正向影响，但仅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影响显著；而财政支出分权对上述三类财政支出比重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比财政透明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两者的交互项对行政管理支出比重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均有显著影响，但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影响不显著；相比而言，现阶段财政透明度要弱于财政支出分权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此外，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分权对对行政管理支出和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影响的相对贡献度呈不断上升趋势。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我国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政府财政信息公开，打造透明财政。根据上海财经大学编写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和清华大学编写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数据显示，我国的财政透明度普遍偏低。这也是造成财政透明度不能显著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原因之一。由于财政透明度暂时未纳入我国政府绩效体系，科研机构对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评估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因而地方政府没有太大的动力提高财政透明度。中央政府可考虑将财政透明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增强对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约束力。同时，应提高全社会的预算透明意识，培养公民的监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加强对预算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提高公众的预算“自愿参与度”。地方政府在实施预算过程中，应明确公开信息的范围、内容及频率，严格细化预算编制的内容，预算审批过程中引入民主参与机制，改进预算报告的公开制度；中央政府应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深入推进预算的科学民主决策。
其次，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政支出分权体制，强化事权的财政支持力度，使得财政资金更多地流向提高居民福利的公共服务部门。根据实证结果，财政支出分权的提高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教科文卫支出比重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减小，这必然会导致经济建设类支出比重的加大，说明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更多地偏好于经济建设类支出。因此，中央政府应将部分民生支出事权收归中央政府所有，以改变地方政府“重经济建设、轻民生支出”的财政支出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黄伯勇.乡镇财政透明度对乡镇债务的影响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10）.
曾军平.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对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及原因［J］.财贸经济，2011（3）.
王少飞，周国良，孙铮.政府公共治理、财政透明度与企业投资效率分析［J］.审计研究，2011（4）.
黄寿峰，郑国梁.财政透明度对腐败的影响研究［J］.财贸经济，2015（3）.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业资金资助项目“财政透明度影响因素探究”（项目编号：2014ZYXS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