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董淑兰（教授），刘 浩

【作者单位】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会计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9

【摘　　要】

     【摘要】以国资委下属236家上市公司2011 ~ 2015年的数据为依据，研究社会责任、信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信任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在控制公司财务状况后，社会责任水平越高的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也越高；反之，社会责任水平越低的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则越低。进一步引入区域信任变量，发现信任变量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
【关键词】信任；社会责任；资源配置效率；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21-0014-6一、引言
信任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在微观领域体现为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Larry Reynolds（2000）指出，信任是商业企业的关键。作为各利益相关者契约关系的集合，企业必须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而各种关系集中体现和反映于社会信任。信任的重要作用在于能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降低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交易成本（Williamson，1975），而且地区间信任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刘凤委等，2009）。信任在促成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Zeng Y. et al.，2011），人们之间交易重复的可能性、交易发达程度等受区域信任指数的影响，重复博弈可赢得信任进而影响地区经济绩效（张维迎等，2002）。企业期望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资源和良好的经营环境，而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张兆国等，2013）。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产业结构单一、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环境污染严重、社会负担沉重等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2015年11月国家适时提出了旨在实现国有企业顺利转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通过去产能、调结构、去库存等具体措施逐步解决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国有企业掌控着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代表着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不可能像普通的民营企业那样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在维持正常运行的同时更担负着稳定就业、保障民生、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社会责任，而国有企业的这部分角色决定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学者们目前更多关注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绩效的关系（Williams et al.，2000；Zhang et al.，2014；Sun L.和Stuebs M.，2013；张兆国等，2013；李元慧，2014；王大中等，2013；Flammer，2013），而对于社会责任、信任及资源配置效率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是：一是立足于中国国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借鉴Wurgler（2000）资本配置效率模型，检验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信任变量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这是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二是在当前国资国企改革大潮下，本研究将促进国有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借此建立更广泛的信任关系，提高信任度，从而构建内部团结、外部和谐的企业信任环境，提升企业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在内外交易环境互动、互惠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霍华德·博文最早提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1975年，戴维斯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谋求利益的同时，对维护和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方面所承担的义务。他认为，对于企业来说，社会责任与社会权利是对称的，企业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就会丧失社会赋予其的权利，并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经济目标与社会效益目标的集合体。社会效益的实现有赖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降低交易费用或信息不对称成本对于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目标意义重大。
1937年科斯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在资源产权界定明晰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合约的形式补偿利益相关者的成本，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企业契约就成为制衡各方利益的工具，极大地影响着其经济效率。企业日常交易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企业契约形式的多元结构，企业遵照契约的规定开展具体业务活动时，必然产生基于执行合约规则的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给企业的财务绩效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减少企业客观存在的交易费用有利于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对此，要正确处理好契约各方的关系，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一种交易实现机制，从而极大地提高交易的质量和效率（Donaldson和Dunfee，1999）。
企业是否愿意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取决于利益相关者能否建立起一套关于企业伦理、声誉、道德、信任和互助机制的行为规则，增加企业的社会声誉，改善企业的社会地位，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引导企业通过不断权衡社会资本的边际成本和社会责任的边际收益优化内在价值，实现资源投入和产出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苏冬蔚等，2011）。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于市场上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增量讯息，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于企业来说更是质的改变，其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并将社会责任付诸行动，这无疑会使企业获得市场的青睐，从而获得权益资本上的优先选择机会，其权益成本也随之降低（李姝等，2013）。企业通过积极履行对于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向企业内外部传递企业发展势头良好的积极信号，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最终达到降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
然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权衡假说理论学派从资源有限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是负相关的。他们认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博弈的关系中，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期望的满足是企业权衡利弊的结果，企业必须将一定的资源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分配，因此，企业不可能满足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当利益发生冲突时，获得最大权利的参与者就会从组织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因此，作为一个联合体的管理者，满足和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过多承担社会责任，会影响企业整体利润分配，对股东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进而动摇企业正常经营和发展的根基，企业平稳运营的环境必将受企业内外部利益博弈失衡的影响。1995年，Elkington提出的三重底线理论也证实了企业内部利益的权衡观点。该理论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股东负责固然是企业担负的责任，但是企业自身发展还会受到社会和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即企业运行面临着经济、环境、社会三条底线。如果企业过度履行社会责任，也会制约企业经济价值的发挥，难以达成利润最大化和对股东负责的基本目标。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导致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降低（Giuli和Kostovetsky，2014）。
国有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作为企业的最终控制方，国家行政控制企业权力结构从而支配企业资源流向，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侵占企业原本有限的资源，加剧利益相关者因利益分配不均而进行的社会资源争夺，使得企业疲于维系与利益相关者的稳定关系而徒增交易成本（Hillman et al.，2001）。在这场利益的争夺战中，国家从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势必施加行政干预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决策，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以实现国家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而产权性质是影响政治关联的动因，国有控股公司的政治关联是政府对企业强化干预的表现（刘慧龙等，2010）。当国有控股权集中度较高时，其剩余索取权归国家所有，国家通过政治干预攫取企业财富，政府干预成为国家对企业利润掠夺的工具，进而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率（田利辉，2005；肖海林、薛琼，2014）。受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双重影响，具有政治关联的国有控股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概率和水平会降低（王成方，2013）。基于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正负相间的复杂关，本研究提出竞争性假设：
假设1a：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
假设1b：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显著负相关。
2. 信任的中介效应。信任或社会资本，是指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合作倾向，通过信任与合作来获得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不是互相猜疑、互相算计导致“囚徒困境式”无效率的结果（LLSV，1997）。企业社会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网络性资源，是通过社会关系及其网络结构获得的资本以及通过其特定社会网络能够动员的关系资源和相关能力。信任网络关系产生于企业各项日常活动中，但是逐渐强化于企业负责任的社会行动中。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在大多数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所获取的信息经常是不对称的，从而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之一便是信息的充分披露。较高的信息披露水平会被市场解读为管理者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从而通过信息披露向市场传递一种积极的信号，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
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良好表现能够降低企业的不确定性，传达出好的、正向的信号，从而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使其更愿意提供资金（Goss et al.，2011）。企业运行中固有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难以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因此，企业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为企业运行与发展建立外部的信任环境。信息不对称也是增加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弥补信息上的缺失，企业需要做更多的努力，让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了解企业，依托印象管理，消除投资者对于企业未来发展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孟晓俊等，2010）。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互惠期望，进而产生信任、生成社会资本，最终构建旨在降低交易费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相互信赖关系（李红玉等，2009）。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向社会传递了企业关注社会和企业家经营自信的积极信号，从而有利于改善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建立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企业与内外部紧密相连的关系网，在这种以社会责任为具体行动、以提高交易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的的社会网络中，信任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发挥着积极的中介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与假设3：
假设2：信任与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
假设3：信任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研究选取国务院直属和省市级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2011 ~ 201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金融类公司、ST公司以及所在区域样本数较少的公司，最终得到236家公司共计1180个样本。财务指标来自锐思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部分财务数据通过巨潮资讯网和沪深证交所官网手工收集整理。信任评价指标选自《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13 ~ 2014）》（王国刚和冯国华，2015），实证分析采用SPSS 22统计软件完成。
2. 变量设定。
（1）资源配置效率。本研究借鉴Wurgler（2000）和冯玉明（2003）等研究中资本配置效率的基本思想，建立公司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模型：
ECPit=β0+αAVPit+ε
其中：ECPit表示某地区某年公司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总资产的增长额除以总股本）；AVPit表示某地区某年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利润总额除以总股本）；回归系数α代表公司的资源配置效率，大于0说明该公司资源配置效率高，α值越大越好。
（2）社会责任。当前社会责任的计量方法主要有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润灵环球责任评级法、社会贡献值法等（温素彬等，2008；尹开国，2011；张兆国等，2013；王文成，2014；陈丽蓉等，2015），本研究参考上交所2008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中对于每股社会贡献值的定义，同时借鉴刘长翠（2006）、沈志渔（2008）、陈丽蓉等（2015）的相关研究以及Dahlsrud（2008）的社会责任五维度模型，采用社会贡献值法衡量社会责任，数据尽量选取现金流量指标，在修正的基础上形成本研究的社会责任评价指标。具体计算公式为：
每股社会贡献值=每股收益+（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金+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捐赠支出-环保支出）/平均股本总额
每股社会贡献值指标的组成基本涵盖了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员工、政府、环境、弱势与公益群体等与公司紧密相连的利益相关者，体现了公司社会责任对象的多元结构，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在研究中，社会责任评价指标采用各省份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平均值来替代。
（3）信任。《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13 ~ 2014）》从政府债务与政府治理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和制度与诚信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发现我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研究以该报告中“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综合得分”作为信任评价的替代变量。在剔除样本较少区域后得到16个省份和3个直辖市（北京、上海、重庆）共计19个信任区域指标，考虑到生态环境报告涵盖城市的广泛性和样本公司的特点，研究中用“各省份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综合得分的平均值”作为信任的最终评价指标。其中，将上市公司注册地作为区域归属标准。
同时，选择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和权益乘数等公司财务状况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张兴亮等，2015；吕先锫等，2015），研究中用“各省份公司财务状况平均值”来替代。具体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3. 区域划分。如表2所示，本研究选择19个省市代表样本区域，区域内包含236家有效样本公司，从区域分布比例来看，样本相对集中，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主，这三个省市的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数量占样本总体的50%左右。
4. 模型构建。本研究借鉴周中胜和陈汉文（2008）、雷宇（2011）的模型构建思想及刘刚和李峰（2011）、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建立如下模型：
ECPit=β0+αAVPit+β1AVPit×CSRit+β2Liqit+
β3Growthit+β4Stockit   （1）
ECPit=β0+αAVPit+β1AVPit×Trustit+β2Liqit+
β3Growthit+β4Stockit      （2）
ECPit=β0+αAVPit+β1AVPit×CSRit+β2AVPit×Trustit+β3Liqit+β4Growthit+β5Stockit        （3）
其中：CSRit为某地区某年样本公司每股社会贡献的平均值，代表该区域社会责任水平；Trustit为某地区某年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综合得分，代表地区信任水平；Liqit为某地区某年样本公司流动比率的平均值；Growthit为某地区某年样本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Stockit为某地区某年样本公司权益乘数的平均值；i为行业代码；t为年度代码。
用模型（1）验证假设1a和假设1b，只需得到交乘项CSRit×AVPit的系数显著为正或显著为负，即可证明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用模型（2）验证假设2，只需得到交乘项Trustit×AVPit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可证明信任与资源配置效率正相关。用模型（3）验证假设3，只需得到交乘项CSRit×AVPit的系数不显著或显著性减弱，而交乘项Trustit×AVPit的系数显著，即可证明信任变量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四、实证研究
1.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3显示，ECPit的最大值为2.8491，最小值为-0.9138，AVPit的最大值为0.9288，最小值为-0.6573，可以看出不同区域ECP和AVP的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且均存在最小值为负的区域，说明区域间盈利能力差异比较明显。其中：广东、北京、安徽、江苏、重庆5个省市ECP的平均值均大于1.5，而宁夏、辽宁、内蒙古3个省市ECP的平均值为负或者接近0；北京、广东、贵州、吉林、湖北5个省市AVP的平均值均大于0.5，而陕西、宁夏、辽宁、湖南4省AVP的平均值均低于0.1。CSR的最大值为2.7158，最小值为0.2178，表明不同区域的会责任水平存在差距，平均值为1.7789，表明总体社会责任水平较高。Trust的最大值为0.695，最小值为0.299，反映了区域间信任差异比较明显，均值为0.5030，说明区域整体信任水平较高。

2. 多元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

从模型（1）检验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结果看，AVPit的系数为-1.158，小于0，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低；交乘项CSRit×AVPit的系数为1.126，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社会责任水平高的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也较高。因此，假设1a成立，假设1b不成立。
从模型（2）检验信任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结果看，AVPit的系数为-0.844，小于0，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低。交乘项Trustit×AVPit的系数为3.422，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信任与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因此，假设2成立。
从模型（3）检验信任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的结果看，AVPit的系数为-0.925，小于0，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配置效率低。交乘项CSRit×AVPit的系数为0.396，不显著，交乘项Trustit×AVPit的系数为1.199，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假设3成立，即信任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值得关注的是，三个模型得出AVPit的系数均小于0，表明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而产权属性、区域差异和行业特点是制约其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
（1）产权属性。企业产权属性是其效率的决定因素，产权差异内生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同行业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中，国有股的绝对地位使得决策机制缺乏灵活性，这种僵化的机制压制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于活跃企业资源配置的促进作用，国有股比重通过减弱企业市场竞争激励效应来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周中胜，2009）。本研究中国资委通过国家直接持股和利用国有企业法人间接持股的方式控制下属企业，其产权特征表现为高国有股和高股权集中度，在特殊的垄断行业国家持股比例高达86%。而股权集中度大于30%的企业占样本比重为73%，其中20%的企业股权集中度甚至大于50%，国有股权的高度集中意味着企业决策资源和决策力的国家属性，行政命令在压制灵活经营和保证国家利益的同时容易出现过度投资或者投资效率低下等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
（2）区域差异。黑龙江、辽宁、吉林、贵州、内蒙古、宁夏等省市部分年份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与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显示出受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以及部分传统产业区域分布差异等的制约，东北、西北、西南等不发达区域的国资委下属企业配置效率低下，进一步制约着国资委下属企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3）行业特点。国资委下属企业多为控制国家能源、机械、金属、化工、国防等重要战略资源的特殊行业，需要国家控制力来保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行业特点内生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中。按照证券市场行业板块划分，国资委下属企业涵盖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工程建设、煤炭钢铁等14个行业，而受经济发展趋势放缓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传统工业产能过剩，企业效率低，本研究中国资委下属的煤炭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电力等主要传统产业资产增长处于停滞状态，企业收益增长速度逐年递减，资源配置效率普遍较低，传统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制约了企业所在区域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国资委下属企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3. 稳健性检验。考虑到社会责任评价指标的多样性和信任评价指标的区域差异化、动态化，本研究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变量。为了验证社会责任、信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对代表社会责任指标的社会贡献值进行修正，将之前的资产总额替换为营业收入，重新计算社会贡献值；信任指标则采用张维迎（2002）跨省调查统计数据中有关信任的问卷调查结果，用各省市信任调查加权得分替代本研究中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得分。研究结果表明，替换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
（2）分组回归。考虑到本研究主要关注信任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因此，将样本数据按照信任程度大小分为高信任区域与低信任区域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的实证结果同样验证了前文结论。
（3）变量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检验。检验内生性的方法主要有工具变量法（Hausman检验）、异方差与自相关检验法等，从数据和软件操作角度出发，本研究采用异方差与自相关检验法检验变量内生性。在模型（3）执行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得到总体模型的估计残差（ei），运用SPSS软件转换操作模块中的abs函数，执行compute命令计算残差的绝对值，最后运用Spearman相关性检验残差绝对值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如果小于0.05，则表示存在异方差。本研究检验结果大于0.05，因此，变量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即不存在内生性。
五、结论
本研究以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2011 ~ 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不同省市公司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重点关注信任变量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各区域间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较大，且社会责任水平较高的省市，资源配置效率也较高；但社会责任并不能直接作用于资源配置效率，而是通过信任变量进行联结，即信任变量在社会责任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因此，获取更高的信任度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
本文认为，公司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在迎合各利益相关者期望的同时，也向其传递了至诚至信、责任为本的经营理念，从而获得各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好评，创造公司与利益主体之间持续合作的机会，与各利益相关者形成一种更加稳定的“信任机制”。而信任是市场交换活动得以实现的核心机制（周怡，2013），这种“信任机制”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是控制契约的最有效机制，是含蓄的契约，是人们为了规避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理性机制（Arrow，1974）。通过这种机制，公司可以与合作伙伴之间传递和共享隐性知识以及信息资讯，实现隐性知识的传递，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公司在面临高度不确定的商务环境时能保持市场动态能力和技术动态能力（Acquaah，2007）。作为一种潜在的社会资本，这种信任机制还可以通过企业横向、纵向的社会联系，实现对于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信任关系作为时空延伸的基础，也许是现代条件下解决风险和危险的一种方法（Gidden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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