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林爱梅（博士生导师），吴永斌

【作者单位】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　　要】

      【摘要】在Basu模型的框架下以2010 ~ 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股权结构这一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不唯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高于非国有企业，股权流通性与会计稳健性显著正相关。最后，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
【关键词】股权结构；会计稳健性；影响因素；完善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21-0003-6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颇多的一项原则。对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国外学者比国内学者起步要早，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成熟的法律机制为国外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随着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以及融资机制的飞速发展，公司的经营收益不再只归属于所有者一人，公司股东、高管、债权人甚至企业职工都是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的存在，各利益相关者并不关心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是都在角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盲目的短期行为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会计稳健性适时地出现，缓解了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会计稳健性原则要求企业保留一定的利润、谨慎投融资、匹配最佳的资本结构、对企业损失的确认要优先于对收益的确认、对资产减值的确认要优先于对资产增值收益的确认，其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会计稳健性的适时出现和发展大大提高了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为企业聚拢了大批投资者，充足的现金流为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面对近年来愈加频繁、剧烈的市场经济波动，会计稳健性能否帮企业承受住经济危机的冲击，一直是广大学者关心的话题。
自2000年以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加之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全球经济呈现出一片大好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形势也不例外，有学者将这段辉煌的时期称为“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在这段黄金时期，只要不违背市场经济走势，创办企业并保持盈利并非难事，因此，此阶段企业所呈现出的会计稳健性与市场环境整体利好趋势密不可分。与此同时，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才刚刚起步，1992年第一次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会计稳健性的描述仅表现为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此外，会计稳健性原则的提出并不一定能提高我国企业会计盈余的稳健程度，因为这还与公司管理当局以及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动机有关。
2010年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形势逐年下滑，2015年一季度公布的经济指标显示，增速降至近7%，创近年新低，十年黄金期随之结束。此时国家推行的经济改革加剧了市场环境的波动，这给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面对市场、资金和资源等方面的压力，很多公司纷纷裁员甚至倒闭。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禁开始反思：在十年黄金期的积累下，为什么很多企业还是逃不过经济危机的魔爪，会计稳健性是否能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发挥作用，呈现出的会计稳健性是否是经过股东或高管人为干预的结果，会计稳健性的存在是否能切实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当下我国企业呈现出来的会计稳健性是否还有提升的空间？
鉴于此，本文基于股权结构这一微观视角，采用2010 ~ 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着重探究股权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二、文献综述
稳健性作为一项会计原则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却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Watts（1993）最早提出了对会计稳健性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建议，他认为会计稳健性是从会计的契约角色演变而来的，并受到管制和法律约束的影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是导致会计稳健性产生的最直接原因。Basu（1997）在此研究基础上利用会计盈余反转模型首次完成了对会计稳健性的实证检验。随后对会计稳健性的研究文献中出现了大量实证研究。
Watts（2003）将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因素总结为契约约束、股东诉讼、税收和管制四个，其中，契约约束是影响会计稳健性的最主要因素。朱文娟（2013）认为会计稳健性原则可以帮助委托代理双方化解在契约签订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题。对资产、收益的谨慎确认和对负债、损失的及时确认，不仅可以有效缩小管理层高估资产和经营利润的操纵空间，提高盈余质量，保护委托人和公司的利益，而且能及时发现管理层投机行为倾向，避免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因此，会计稳健性作为一种有效的契约约束机制，能够很好地平衡公司所有者、管理层、债权人以及潜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由此带来的代理冲突和道德风险，减少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
对会计稳健性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无论是理论推导方面还是实证检验方面基本都是围绕Watts（2003）的影响四因素（契约约束、股东诉讼、税收和管制）以及三种实证计量方法（反向回归法、净资产基础计量法和应计基础计量法）展开的。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对会计稳健性产生原因、计量方法以及经济后果的述评研究。如Watt（2003）、Beaver等（2005）、杨华军（2007）、朱松（2010）、张敦力等（2011）、张兆国等（2012）和于淼等（2015）。第二，运用反向回归法等上述三种计量方法对会计稳健性进行实证分析。如Basu（1997）、Givoly等（2000）、Ball等（2005）、李增泉等（2003）、李远鹏（2006）、陈旭东（2007）、苏新龙等（2011）、刘珊珊（2013）和毕金玲（2015）。第三，拓展会计稳健性的研究视角，与公司治理等领域相结合。如修宗峰（2008）、朱茶芬等（2008）、温章林（2010）、李凯（2011）、张兆国（2011）、沈永建等（2013）和李连军等（2016）。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会计稳健性的基础性研究（即上述研究内容的前两个方面）已经相当完善，现阶段主要集中在寻求新的研究视角以拓展会计稳健性研究领域上，其中最主要的是探究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而股权结构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问题、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合法权益问题，均体现了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股权结构对会计稳健性影响的研究最早源于公司治理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与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等宏观因素相比，股权结构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产权性质、债务融资、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分析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Warfield等（1995）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和机构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缩小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空间。Fan和Wong（2002）研究发现，当控股股东与债权人或其他投资人发生利益冲突时，控股股东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报告会计信息。另外，大股东为掩盖其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会粉饰会计信息，使得会计信息缺乏可靠性。Beekes等（2004）以英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当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所占比例较高时，其对损失（坏消息）的确认会更加及时。Ahmed和Duellman（2007）研究认为，公司内部董事持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而外部董事持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
相比于国外研究而言，我国从股权结构层面研究会计稳健性的时间相对滞后。刘凤委和汪扬（2006）研究股权性质、债务和董事会结构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时发现，债务比例越高的公司会计稳健性越强，国家持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会计稳健性较弱，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对会计稳健性没有显著影响。陈旭东（2007）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结论，即在股权属性中，国家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修宗峰（2007）以2002 ~ 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适当集中有利于解决中小股东由于“搭便车”心理而带来的对管理当局的监督动力不足问题；与私有控制相比，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表现出较弱的稳健性。温章林（2010）运用2005 ~ 2008年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杨克智、谢志华（2010）以我国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在金字塔股权结构中，终极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显著负相关，且当终极控股股东为国家时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小于非国有企业。
三、研究假设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由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对于企业管理层的决策拥有绝对的影响力，且与公司小股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大股东很有可能与经理层勾结，控制企业财务报表披露，以此谋取私利。在实际情形中，经理层和大股东大多会选择隐瞒或延迟消极信息的披露，提前披露利好消息，扭曲真实的会计信息，降低其可信度，很显然这种做法是对会计稳健性的背离。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股权集中度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会计稳健性越弱。
会计稳健性也会受到股权制衡度的影响。股权制衡是指股东之间以及最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在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中，企业管理层披露信息时会综合考虑各方利益。这种情形下企业所披露的信息往往是高水平的，会计稳健性也是值得肯定的。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股权制衡度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即会计稳健性随股权制衡度的提升而增强。
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控制主体为国家，这使得股东损害企业利益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动机被大大弱化。此外，国有企业监管方式的特殊性也有效地约束了股东对国有企业牟取私利的行为，包括减少对会计政策、会计方法的不当选择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在会计处理和会计信息披露上有着更强的稳健性。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更强。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流通股近年来比例逐渐增大，但持有者大部分还是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由于资金少且风险高，他们并不通过股票增值来获取投资收益，而通常是借助股价的涨跌获取差价收益。同时，这些投资者的投资份额在公司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无法对管理层决策和行动加以监督和约束。但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中小股东能够以转让股权的方式监督和约束代理人的行为时，也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流通股已经达到了一定数量，能够影响到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所以不难发现，当公司的流通股达到较高比例时能够显著弱化大股东侵占公司的动机，有效保护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股权流通性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即股权流通性越好，会计稳健性越强。
四、实证分析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年限为2010 ~ 2015年。剔除非正常交易状态（ST、∗ST、PT）的上市公司、上市不满1年的公司、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和数据缺失样本后，获得1789家样本公司的6155个观测值。本文所采用的基础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后续样本数据处理均由SPSS 17.0和EXCEL 2007完成。
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本文参照Basu基本模型，以会计盈余为被解释变量。在股票报酬率的基础上增加股权结构不同维度特征变量，共同构成本文研究模型的解释变量。同时，为了区分“好消息”与“坏消息”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引入相关哑变量。另外，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准确，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理论，选取适当控制变量引入研究模型。本文的主要变量及其定义见表1。

其中，解释变量股票报酬率（RETi，t）为经调整后的年个股报酬率，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时间为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在此期间，公司财务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避免将以前年度的股票盈余信息带入当年的年个股报酬率算期间调整为当年5月初至下年4月末，年个股报酬率（RETi，t）的计算公式为RETi，t=Π（RETn+1）-1，其中RETn为当年5月初至下年4月末考虑现金红利再投资的月个股报酬率。
另外，在行业自变量项下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包括17个行业，使用行业哑变量可以控制行业差异带来的影响。本文设置了行业哑变量IND1 ~ IND16。年份自变量项下本文的样本数据包含2010 ~ 2015年6年数据，为了控制年度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设置了年度哑变量YEAR1 ~ YEAR5。
本文在检验会计稳健性时选用Basu模型为基本模型，并在此基本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增加股权结构的相关变量对Basu基本模型进行拓展，研究股权结构不同维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模型为：
        =β0+β1×RETi，t+β2×DRi，t+β3RETi，t×DRi，t+εi，t+    （βj×Xj×DRi，t）+    （βm×Cm）
其中，βj度量的是股权结构变量Xj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增量，即在股权结构变量Xj的影响下，会计盈余确认“坏消息”时的反应与确认“好消息”时的差异，如果存在会计稳健性，βj应为正数。
3. 描述性统计。为避免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d缩尾处理，处理后各变量的主要描述性统计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模型主要研究变量——会计盈余（EPS/P）、股票报酬率（RET）、股权集中度（CON）和股权制衡度（RSH）等，其均值都大于中值，这表明样本数据整体上呈现右偏分布。从标准差来看，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差较大，尤其是股权集中度（CON）、股权制衡度（RSH）和股权性质（STATE）这三个解释变量，表明模型中各变量的波动性较大。
4. Pearson相关性检验。一般来说，如果解释变量（包括控制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则易产生多重共线性，从而影响参数估计的准确性。因此，一般需要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剔除具有高度线性相关的变量以消除共线性的影响。本文首先对解释变量（包括控制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如表3所示。
通过检验发现，变量与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大多小于0.7，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因此，不需要对变量进行剔除。
5. 股权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回归分析。在进行股权结构变量对会计稳健性的实证分析之前，本文运用Basu基本模型对样本公司是否存在会计稳健性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总体上存在会计稳健性。
（1）股权结构变量对会计稳健性的回归分析。本文利用Basu拓展模型对股权结构与会计稳健性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股权结构与会计稳健性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全样本下的股权集中度（CON）与会计盈余（EPS/P）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与假设1结论不一致，故假设1未得到验证；全样本下股权制衡度（RSH）与会计盈余（EPS/P）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故假设2未得到验证；全样本下股权性质（STATE）与会计盈余（EPS/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与假设3结论一致，故假设3得到验证。
在分年度样本的回归结果中，除2011年、2014年和2015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外，在其他三年，股权集中度（CON）与会计盈余（EPS/P）都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上验证了假设1，即股权集中度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除2012年、2014年和2015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外，在其他年份，虽然股权制衡度（RSH）与会计盈余（EPS/P）显著负相关，但与假设2正好相反，故假设2未得到验证；股权性质（STATE）只有在2013年和2015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假设3一致。
从表4还可以发现，各年份股权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情况存在波动，除2011年、2014年和2015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外，其他年份的交叉项DR×RET的系数β3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表现出良好的会计稳健性，而且在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交叉项DR×RET系数β3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说明我上市公司在2010 ~ 2015年期间总体上表现出了会计稳健性。综上，通过Basu拓展模型，股权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假设基本得到检验。
（2）股权流通性对会计稳健性单因素回归分析。如前文所述，在对股权结构与会计稳健性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股权流通性（OSR）与其他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为保证研究结论的严谨，此处对股权流通性变量与会计稳健性变量进行单独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股权流通性与会计稳健性的回归结果来看，全样本下的股权流通性（OSR）与会计盈余（EPS/P）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与假设4结论一致，故假设4得到验证。从分年度回归样本来看，股权流通性（OSR）与会计盈余（EPS/P）只有在关。总体来说，假设4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Basu模型的框架下以2010 ~ 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股权结构这一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运用实证分析法来检验股权结构是否会对会计稳健性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路径和程度。综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股权结构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路径不唯一。②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会计稳健性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显著负相关。根据相关学者的观点，公司股权应保持在适度比例，以充分调动股东监督的积极性，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因此，为提高公司会计稳健性，可以将股权集中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③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高于非国有企业。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有着特殊的监管途径和方式，国有企业控股股东对国有资产进行掏空的动机得到抑制，运用各种会计方法掩盖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动机也会减弱。所以，国有企业在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处理态度上也会表现出更强的谨慎性，会计稳健性也因此能得到较好的维护。④股权流通性与会计稳健性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也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
根据以上研究，我国相关机构及上市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应当注意：①避免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②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制衡机制。将控股股东的权力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逐步建立起规范的股权制衡机制，使公司经营决策的投票和独立董事的选举等活动能够保持公平公正，同时还可以防止控股股东滥用职权做出不合理的决策。③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法规以及监督管理职能。完善的市场政策法规可以有效制止控股股东和职业经理人滥用职权的行为。同时，完善的监督管理职能对职业经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有所抑制，使他们更多地站在企业的角度，帮助企业现实利润目标和企业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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