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邓德军（教授），黄梅芳
【作者单位】
广西大学商学院，南宁530004
【摘 要】
【摘要】通过对研究具体准则实施效果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分析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论发现，多数文献认为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为企业内部管理者、债权人、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了更多有用的信息。
【关键词】企业会计准则；具体准则；实施效果；综述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9-0102-6一、前言
自2007年1月我国实施企业会计准则（2006）以来，不断有学者研究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从国际趋同的角度，回顾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探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协调效果（唐伟等，2014）；二是从整体实施效果的角度，评述企业会计准则在我国实施的现状，总结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公司决策、治理和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影响（陈信元等，2011；刘文辉等，2015）；三是从具体准则的角度，归纳某个具体准则的实施情况和效果（翁守明，2006；刘磊，2007）。
如果仅从总体上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效果进行归纳，以下两点很容易被忽略：一是存在于某些具体准则中的实质性差异。虽然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了趋同，但是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存在特殊性，在某些具体准则中还保有一些实质性差异，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差异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二是具体准则本身的个体差异。企业会计准则中每一项具体准则所适用的领域不同，执行的效果存在差异，并且准则总体实施效果依赖于具体准则制定与执行的情况，因而我们需要了解单个具体准则的实施效果。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具体准则的角度把握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以对之前的相关文献进行补充。因此，本文选取2006 ~ 2015年期间，被收录在财会类核心期刊中的，研究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具体准则实施现状和效果的文献，对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进行回顾与总结。下文中所提及的“新准则”，均指2006年度企业会计准则。
二、具体准则实施效果
企业会计准则主要分为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部分，具体准则是对基本准则的细化与延伸。学者们对不同具体准则的研究热度不同，有一部分具体准则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相关的研究文献较少，还有一些具体准则则引发了学者们的持续争议，相应的研究也比较丰富，后者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部分。因此，本文选取学者们研究热度较高的六个具体准则进行述评，包括《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简称“资产减值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简称“债务重组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简称“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简称“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简称“财务报表列报准则”），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简称“所得税准则”）。其中，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是2014年新增的，但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其有所涉及。
（一）资产减值准则
资产减值准则明确提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按成本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准备不得转回。这是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实质性区别之一，并与2006年前的旧准则中的规定形成鲜明对比。学者们对资产减值准则的研主要集中在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公司经营决策等方面的变化。
在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影响方面，较多文献研究了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前后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化，表1列示了相关文献研究所采用的样本、模型和得出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多数文献对新准则实施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研究结论相近，但对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研究的结论就不一致了。
由表1可以看出，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后企业对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更为谨慎了，但是对流动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有所增加。另外，资产减值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有限。
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方面，杨丹等（2011）以2001 ~ 200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Richardson（2006）的非效率投资模型，研究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会对企业的过度投资产生制约作用，但是及时确认损失也会促使厌恶风险的经理人放弃对风险较大但可能盈利的项目进行投资，因此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该研究只涉及资产减值准则实施之前以及实施当年的情况，缺少新准则实施前后企业投资行为的对比，无法凸显该准则对企业投资的作用。
张继勋、何亚南（2014）运用认知心理学的自我一致性理论，采用2×2的被试间实验设计，研究资产减值的可转回性对管理层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资产减值不可以转回相比，当资产减值可以转回时，管理层会增加对已减值部门的后续投资；管理层责任对资产减值的可转回性与投资决策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由上述分析可知，企业会计准则（2006）实施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不得转回这一实质性规定实施效果颇为显著，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关于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在内容上，多数文献将焦点放在价值相关性和盈余质量方面，其他信息质量特征方面则较少涉及，未来的研究可着眼于会计信息稳健性、透明度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多数文献只是简单地以2006年为界限将研究期间划分为实施前与实施后两个阶段，而忽视了新准则颁布以后实施以前的过渡期间公司利用新旧准则的差异进行利润操纵的可能性，未来可单独研究过渡阶段准则的实施效果，使研究结论更有针对性。另外，已有研究涉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企业管理层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还可以扩展研究范围，比如关注企业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过程中，公司治理机制是否能够有效监督和制约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及其是否会对银行债务契约以及审计质量产生影响等。
（二）债务重组准则
根据债务重组准则的规定，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资金或重组后债务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学者们对债务重组准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准则的实施对会计信息质量以及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上，主要文献见表2。
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亏损公司会利用债务重组改善业绩、扭亏为盈的“重灾区”，长期亏损的公司尤甚。债务重组利得能够在利润表中确认，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研究较少涉及债务重组准则实施对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公司长期业绩表现等方面的影响，未来可关注该方面的研究，为准则的制定与完善提供借鉴。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检验对于在执行该准则过程中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内部、外部治理机制和审计机构是否起到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以及对于相应的会计违规行为，监管部门的惩处力度和效果，进而为监管规则的制定提供依据。另外，上述研究样本多集中在2007年，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这可能会削弱结论的说服力。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扩大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增加样本数量，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三）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公允价值在我国的运用历程可谓一波三折，经历了“先弃后用，禁而又用”的过程。如表3所示，相关文献研究的焦点在新准则下公允价值信息质量变化以及市场反应上。
邓永勤、康丽丽（2015）从公允价值不同层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视角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一、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资产的价值相关性逐渐降低，而一、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负债的价值相关性没有显著差异。刘行健和刘昭（2014）运用修正的琼斯模型，以2009 ~ 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对公允价值与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只有营业外收入与盈余管理具有显著正相关，而不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则表现为投资收益和资产减值损失与盈余管理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公允价值的使用总体上是具有价值相关性的，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在研究方法上，对公允价值信息相关性的研究大部分采用的是Ohlson（1995）价格模型，并且较多的文献只是关注了新准则实施之后的情况，未与实施前情况进行对比。在研究样本的选取上，很多研究没有考虑到在2006年这一过渡期内，两种年报并存会对市场产生噪音干扰。因而，在比较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实施前后的价值相关性以及市场反应时，在选取样本时可以参照王建新（2010）的做法，避开2006年，或是单独研究过渡期的状况。在研究内容上，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实证检验诸多内外部因素对公允价值运用的影响，并且可以分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另外，该准则与其他具体准则相比，较为特殊的一点是，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运用与其他准则（如资产减值准则、债务重组准则等）的运用相关联，因此可以合并检验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与其他准则的实施效果，使研究结果更有针对性。
（四）合并财务报表准则
关于母公司财务报告的披露问题，我国实行的是“双重披露制”，即要求母公司同时提供合并报表与母公司报表。学者们对2006年印发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的研究多集中在合并报表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方面。
张然、张会丽（2008）运用Ohlson价格模型和盈余反应系数，研究新准则下少数股东权益和损益列报变化对价值相关性以及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准则下，少数股东权益的价值相关性显著提高，且显著高于净资产其他组成部分的价值相关性的提高程度。少数股东损益信息含量显著增加，且增加量显著高于盈余公积的其他组成部分带来的信息增加量。
新准则下合并报表净利润与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之间的差异突然扩大，该差异有可能会影响相关信含量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陆正飞、张会丽（2009）分别对盈余变动和盈余水平两种盈余反应系数进行回归，实证检验了新准则下合并报表净利润与母公司报表净利润之间的差异带来的增量信息变化。结果表明，在旧准则下该差异并没有为母公司投资者的股票定价决策带来额外的信息，而在新准则下, 该差异的决策相关性显著提高, 并能提供合并报表净利润之外的增量信息。陆正飞、张会丽（2010）从股票定价、信贷契约、股利分配以及业绩评价角度分析新准则下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利润信息的合理使用，发现合并报表净利润为股东和债权人决策提供了基础性盈利信息，而母公司报表净利润则具有补充作用。
上述研究表明新准则下合并报表的价值相关性得到了提高，会计信息含量显著增加。但上述研究的焦点在于探讨合并报表的有用性，而较少涉及新准则实施后，合并报表与母公司报表在集团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方面的预测能力以及分析集团公司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等财务状况方面是否有差异。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母公司报表与合并报表上述方面的对比，以检验相较于“单一披露制”，“双重披露制”下的会计信息是否更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五）财务报表列报准则
财务报表列报准则规定，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有关的资产利得和损失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而2009年《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要求在利润表“每股收益”项目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学者们对该准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具体项目列报变化对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上。
徐经长、曾雪云（2013）采用价格模型和公允价值的估值模型，选取2007 ~ 2010年的211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综合收益呈报方式变更的影响。结果表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通过利润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反映时存在增量价值相关性，直接计入股东权益变动表时仅有较弱的价值相关性。
王鑫（2013）选取了2009 ~ 2011年147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Dhaliwal等（1999）和Biddle、Choi（2006）的模型检验其他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同时运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检验综合收益总额的价值相关性。结果表明，其他综合收益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与股票价格显著相关；综合收益总额具有比传统的净利润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对股票价格和股票年度收益率的解释能力强于净利润指标。
与上述研究结论不同，吴祖光等（2012）同时使用价格模型和收益模型，并用Vuong检验方法研究综合收益列报是否提高了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研究发现，股票收益和价格包含更多的净利润信息，综合收益并未有效提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在规模大以及账面市值比高的公司中，股票价格所含净利润和综合收益的信息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上述研究表明，综合收益在利润表的列报比在所有者权益表中列报的价值相关性更强。但关于同样在利润表中列报的综合收益与净利润，这两者在价值相关性方面的强弱问题，之前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公司具体特征对其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比如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的大小等。在研究内容上，以后的研究可以探讨综合收益与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对会计信息稳健性的影响，另外还可关注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化对会计信息透明度和估值有用性的影响。就研究方法而言，已有研究主要涉及价格模型与收益模型，二者各有优缺点，收益模型斜率系数偏差较大，价格模型异方差问题严重（Kothari、Zimmerman，1995），以后的研究可考虑同时使用这两个模型进行检验，使研究结论更为可靠。
（六）所得税准则
所得税准则要求，所得税的确认与计量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该准则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所得税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上。
研究结果表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在所得税会计中的运用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分开列报具有增量价值相关性。从研究方法上看，多数文献在研究所得税准则实施后会计信息质量变化时，很少考虑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运用对所得税信息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在选取样本时可以考虑剔除公允价值信息对所得税信息的影响。多数研究使用的样本仅涉及新准则实施之后1 ~ 2年，结论的稳健性仍有提升空间，因此日后的研究可关注该准则的长期影响。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文献较少涉及不同所得税处理方法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的影响，以后的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探讨，另外还可研究新准则下所得税信息的市场反应、对股价的作用机制等。
三、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学者们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的研究成果显著。新准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为企业内部管理者、债权人、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了更多有用的信息。同时，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存在可以拓展的空间。以下几个方面或许是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方向：
第一，可以关注在执行某些具体准则时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检验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如董事会、监事会、审计机构以及外部监管等对这些行为是否起到了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第二，可着眼于拓展某些准则（比如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执行时的动因分析，该具体准则的执行效果是否会受到企业股权性质、政企关联、管理层态度、个人专业背景、组织特征等内部因素以及地区市场化水平、监管力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以扩充关于怎样才能使准则执行效果最优化的研究。
第三，在研究样本选择上，未来的研究可以剔除新准则实施后的一段相对比较混乱的适应期，用更长的窗口期数据进行检验，这样能够使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也可以单独将某项具体准则变更的过渡期作为研究期间，探究这一期间企业的会计选择行为，为准则过渡期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第四，目前研究比较少涉及的具体准则（如《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的实施效果是日后研究的方向。部分准则在2006年之后又经过了修订，可以对修订前后具体准则的实施效果加以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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