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喻 凯（副教授），冯 敏

【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410083

【摘　　要】

     【摘要】以2009 ~ 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证明了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存在。当应计盈余管理受到较高审计监管质量和较小会计系统弹性的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当真实盈余管理受到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以及较大市场竞争压力的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此外，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替代关系，与应计盈余管理具有互补关系。
【关键词】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约束；归类变更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06-0054-5一、引言
归类变更盈余管理通过操纵利润表线上项目与线下项目的分类，增加持续性盈余、减少偶然性盈余。其与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最大的不同在于：不会改变净利润，只是改变报告的盈余结构，以夸大核心盈余部分。Athanasakou（2011）等研究发现：管理层为达到分析师盈余预期，会权衡使用应计、真实和归类变更盈余管理。鉴于此，本文将探讨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以及当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受到约束时，上市公司是否会权衡使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以实现盈余目标。
二、文献回顾
以往研究表明，管理者会在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之间进行权衡，既想减少经营和监管风险，又想粉饰财务报表、提高市场价值。Cohen等（2008）证明了随着SOX法案的实施，对应计盈余管理的监管随之加强，公司会偏向采用真实盈余管理。王良成（2014）证明了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具有替代和互补的“二元”关系。龚启辉等（2015）证明了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具有部分替代关系，即一种盈余管理程度发生变化，另一种盈余管理程度会随之发生反方向变化，但后者的变化幅度小于前者。
Daivs（2002）的研究表明，投资者能够区别持续性盈余与偶然性盈余的质量差异，并给予持续性盈余更高的资本定价。Mc Vay（2006）发现：管理层会将经常性费用转移至特殊损失项目，验证了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存在。Fan等（2010）发现，第四季度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水平高于前三个季度，且当应计盈余管理受到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我国对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张子余和张天西（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非经常性损益大于零且净利润与扣非后净利润差额较小的微利公司存在将核心费用转移至特殊损失项目的行为。程富等（2015）发现：上市公司不仅将经营费用下移至营业外支出，还会将营业外收入上移至营业收入，并且保盈与保增长动机具有促进作用。周夏飞（2015）认为微利公司和公开增发公司普遍存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李晓溪等（2015）证明了上市公司在增发前会进行归类变更，使得未来股票收益率与核心盈余显著负相关，产生了核心盈余异象。
三、假设的提出
2006年后证监会出台了相应监管政策，净利润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以考察盈余的可持续性。公司的盈余持续性越高，信息风险越低，对未来盈余和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越强，越能提高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定价（肖华等，2013）。因此，管理层有动机粉饰财务报告的盈余结构，达到监管政策标准，以提高市场定价。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以调节盈余结构。
Zang（2012）证明了应计盈余管理的约束因素主要有监管质量和会计弹性。而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不会改变企业的净利润，其隐蔽性更高，能避免审计师的审查。程富等（2015）的研究表明，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随着审计质量的提高而增加。邹燕（2012）证明了会计系统弹性越小，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而为了达到预期盈余目标，当应计盈余管理受到会计系统弹性的约束时，管理层会转而使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Fan等，2010）。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当应计盈余管理受到较高审计监管质量的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H2b：当应计盈余管理受到较小会计系统弹性的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袁知柱等（2014）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负相关，但这也可能会促使管理层实施更为隐蔽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以粉饰财务状况。真实盈余管理的另一个约束性因素是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Zang，2012）。John等（2014）研究发现，当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而使真实盈余管理受到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会随之增加。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管理层持股能使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趋同，促使其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经营决策，从而有效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路军伟等，2015），但也有可能促使管理层采用不改变经营实质的盈余管理方式来满足其机会主义动机。行业竞争激烈的公司在经营经验、产品定价和规模效应等方面都不具有竞争优势，实施偏离最优经营决策的真实盈余管理会进一步侵蚀其行业市场地位。王良成（2014）研究发现，行业市场竞争压力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因此，管理层可能会通过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突出公司的经营能力，以提高市场定价，巩固市场地位。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当真实盈余管理受到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H3b：当真实盈余管理受到财务健康状况不佳的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H3c：当真实盈余管理受到管理层持股的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H3d：当真实盈余管理受到较大市场竞争压力的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实施的时机不同。真实盈余管理必须发生在会计期间内，且管理层的估计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导致产生的效果可能与预期不一致。而对应计项目的操纵通常在会计期末，所需的盈余管理程度能准确计量，对报告盈余的影响更为直接、确定。Zang（2012）研究发现，管理者会依据真实活动操纵所实现的盈余管理程度来调整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一般发生在盈余报告之前（Mc Vay，2006），管理层能根据已实现的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来实施，使公司在已有盈余数值的基础上，美化其盈余结构。因此，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能消除真实盈余管理的过度影响，或补充应计盈余管理以达到盈余目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a：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呈替代关系。
H4b：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呈互补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和变量定义
1. 未预期核心盈余及其变化的估计模型。依据Mc Vay（2006）的核心盈余预测模型，构建如下模型：
CEt=α0+α1CEt-1+α2ATOt+α3Accrualt-1+
α4Accrualt+α5△Salest+α6NEG×△Salest+εt    （1）
△CEt=β0+β1CEt-1+β2△CEt-1+β3△ATOt+
β4Accrualt-1+β5Accrualt+β6△Salest+
β7NEG×△Salest+εt （2）
其中：CE为核心盈余，△CE为核心盈余变化；ATO为净经营资产周转率，△ATO为净经营资产周转率变化；Accrual为应计利润；△Sales为营业收入增长率；NEG为营业收入减少虚拟变量；残差分别代表未预期核心盈余和未预期核心盈余变化。
2. 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存在性的检验模型。借鉴程富（2015）的模型，构建如下分行业、分年度的模型：
UE-CEt=λ0+λ1NBLt+∑Yeari+∑Industryj+εt  （3）
UE-△CEt+1=μ0+μ1NBLt+μ2NBLt+1+∑Yeari+∑Industryj+εt  （4）
其中：UE-CE为未预期核心盈余；UE-△CE为未预期核心盈余变化；NBL为线下项目净额，NBL=（营业外支出-营业外收入）/营业收入。线上项目与线下项目之间错误的归类，导致未预期核心盈余增加，同时会增加营业外支出、减少营业外收入，从而增加线下项目净额。因此，预测式（3）中NBLt为正。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所导致的本期未预期核心盈余的增加来源于线下项目，具有偶然性，于是下一年度的“未预期核心盈余变化”与当年度“线下项目净额”负相关，预测（4）中NBLt为负。NBLt+1用于控制下期线下项目净额的影响。
3. 盈余管理约束对归类变更的影响模型。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检验H2和H3：
UE-CEt=θ0+θ1Big10t+θ2Hnoat-1+θ3Instt-1+4Zscoret-1+θ5Powert+θ6Markett-1+θ7Insizet+
θ8Growtht+θ9B/Mt+θ10Chqt+∑Yeari+∑Industryj+
εt  （5）
其中：Big10为审计监管质量，当公司由“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取1，否则取0，预测θ1为正；Hnoa为净经营资产，是前期应计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Hnoa=净经营资产/营业收入，其值越大表明会计弹性越小，预测θ2为正；Inst是机构持股比例，Inst=机构投资者持股/总股数，预测θ3为正；Zscore为财务健康状况，借鉴Altman的Z-score模型，Zscore=3.3×息税前利润/总资产+1.0×营业收入/总资产+1.4×留存收益/总资产+1.2×营运资本/总资产+0.6×市值/负债，其值越小，表明财务状况越差，预测θ4为负。Powert为管理层持股，当公司管理者持股时取1，否则取0，预测θ5为正；Markett-1度量行业竞争压力，Market=营业收入/行业总营业收入，行业占有率较低的公司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大，预测θ6为负。
4. 归类变更与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的关系模型。
UE-CEt=φ0+φ1DREMt+
φ2AMt+φ3Insizet+φ4Growtht+
φ5B/Mt+φ6Chqt+∑Yeari+
∑Industryj+εt （6）
其中：DREMt为当期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借鉴Roychowdhury的模型，DREM=DPROD-DCFO-DDISP；AMt为当期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借鉴修正的Jenes模型进行计量。依据第四部分的假设，预测φ1为负、φ2为正。
除了控制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的影响，本文还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①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控制公司规模（Insizet）。②采用销售收入增长率（Growtht）控制公司成长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③采用账面价值与市值比（B/Mt）控制证券市场定价的影响。④控制了产权性质（Chqt）的影响，国有企业取1，非国有企业取0。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 ~ 2013年沪深A股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数据实际涉及的时间为2007 ~ 2014年），样本筛选的原则如下：剔除ST、∗ST或PT公司，金融保险类行业公司，数据异常的公司以及样本数不足10个的行业，最终选取的有效样本为6642个。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的最大值与最小值显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UE-CEt）同应计盈余管理（AMt）与真实盈余管理（DREMt）类似，既存在正向操纵，也存在负向操纵。Big10t的均值为0.4706，表明有接近一半的公司是由“十大”审计。Hnoat-1的标准差较大（1.3345），表明公司间的会计系统弹性存在差异。根据Altman模型，当指数大于3，表示公司不具有破产风险，Zscoret-1的中位数为3.244，表明大部分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良好。Powert和Instt-1的均值都较小，说明这两种治理模式并没有得到普遍运用。此外，Markett-1的均值为0.007，表明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相当激烈。
（二）相关性分析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UE-CEt与NBLt的相关系数为0.029，而UE-△CEt+1与NBLt的相关系数为-0.008，初步支持了H1。对于应计盈余管理（AMt）而言，Big10t和Hnoat-1均与其负相关，说明审计监管质量和会计弹性对其具有约束性，而这两者均与UE-CEt正相关，初步支持了H2a和H2b。对于真实盈余管理（DREMt）而言，Instt-1和Powert均与其负相关，Zscoret-1和Markett-1均与其正相关，说明较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管理层持股、财务状况不佳及较低的市场占有率能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与本文设定的约束因素相符。Instt-1和Powert均与UE-CEt正相关，初步支持了H3a和H3c。Markett-1与UE-CEt负相关，初步支持了H3d。UE-CEt与DREMt和AMt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24、0.130，初步支持了H4a和H4b。各系数均远小于0.8，因此，可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三）多元回归分析
表4列示的回归结果用于检验H1。式（3）的估计结果显示，NBLt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期未预期核心盈余与本期线下项目净额正相关。同时，式（4）的估计结果显示，NBLt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下期未预期核心盈余变化与本期线下项目净额负相关，体现了异常核心盈余的反转性。上述结果均与预期符号相符，因此支持H1。
表5列示的回归结果用于检验H2和H3。变量的容差数值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VIF均远小于10，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Big10t的系数为0.00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对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起到了促进作用，支持H2a。Hnoat-1的系数为0.004，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H2b，说明前期盈余操纵会促使上市公司当期采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综上，当应计盈余管理受到较高审计监管质量和较小会计弹性的约束时，上市公司会进行更多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以实现盈余目标。
同时，Instt-1的系数为0.01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机构投资者在约束真实盈余管理之时会促进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支持H3a。Zscoret-1的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符号不符，说明财务状况不佳的公司并不会过多地进行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可能是因为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不能改变报表的盈余总额，不能起到减缓财务压力的作用，无法满足其盈余目标。Powert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支持H3c，说明股权激励制度虽然能使管理层与公司利益趋于一致，但其仍能利用职务之便操纵盈余，以谋取超额利益。Markett-1的系数为-0.174，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支持H3d，表明市场占有率越少的公司，其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越大，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综上，当真实盈余管理受到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以及较大市场竞争压力的约束时，上市公司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
表6列示的回归结果用于检验H4。DREM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管理层会根据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调整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水平，以消除其导致的未预期效应和过度影响，证明了H4a。AM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管理层会在应计盈余管理实现的盈余水平上，进一步调整盈余结构，夸大核心盈余，提高市场定价，证明了H4b。

从表5和表6可以看出，Insizet的系数为正，说明上市公司规模越大，经营环境和组织结构越复杂，这有助于实施归类变更盈余管理。Growtht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经营不善的公司很可能会通过归类变更盈余管理夸大其经营业绩。B/Mt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管理层通过归类变更达到提高公司市场价值的目的。Chqt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归类变更盈余管理水平更高，可能是因为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更激烈，有更强烈的动机调整盈余结构，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①用“国际四大”作为审计监管质量的代理变量，当上市公司由Big4审计时，具有较高审计质量。②用经营周期（Opcycle）作为会计弹性的代理变量，营业周期越长，则应计项目的反转周期越长，会计弹性越大。③用资产负债率（Lev）表示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越高，则财务状况越差。④真实盈余管理程度（RM）采用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酌量性费用之差进行计量。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2009 ~ 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证明了上市公司存在归类变更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当应计盈余管理受到较高审计监管质量和较小会计系统弹性的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当真实盈余管理受到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以及较大市场竞争压力的约束时，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程度更高。此外，归类变更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呈替代关系，与应计盈余管理呈互补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启示意义：首先，会计准则对会计要素分类不够重视，使管理层能利用会计项目的错误分类来实现盈余目标，因此，会计准则应当完善对会计要素的分类。其次，高管激励机制依然给予了管理层谋取私利的空间，因此，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时，还需将归类变更盈余管理纳入考虑范畴。最后，高质量的审计监管并不能识别归类变更行为，导致上市公司对扣非后净利润进行操纵，使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监管政策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外部审计应加强对会计项目归类的审查，以核实盈余结构的准确性。

主要参考文献：
王良成．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替代抑或互补［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2）．
龚启辉，吴联生，王亚平．两类盈余管理之间的部分替代［J］．经济研究，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