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陈 静1，2

【作者单位】
1.湖北文理学院管理学院，湖北襄阳44105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武汉430073

【摘　　要】

要】本文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进行研究，并从政治关联与现金持有两个层面探讨了企业外部资本与内部资本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有助于提升研发投资效率，但这一提升作用在不具备外部资本的企业中能够得到更好体现，并且受到企业拥有的内部资本的影响。这证明了政府资源对企业的重要性，同时企业外部资本导致政府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漏损，而企业内部资本导致政府资源边际贡献下降。因此，政府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应做好事前选择与事后监督工作，确保将资源分配给需求最大的企业。
【关键词】政府资源；政治关联；现金持有；研发投资效率；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02-0066-7、引言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基本途径是企业研发（曹献飞，2014）。研发投资是企业获得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对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意义重大（许罡和朱卫东，2010）。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较少关注研发投资效率问题。就企业层面而言，现有研究表明，在没有摩擦的理想环境中，企业投资活动仅仅取决于其投资机会（Hayashi，1982）；在理想环境中，企业投资决策可以与融资决策相互分离（Modigliani和Miller，1958）；企业投资行为不受企业资源限制（连玉君和苏治，2009）。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负担了昂贵的交易成本，因此通常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问题。当面临融资约束问题时，企业研发投资并不能覆盖所有值得投资的机会，导致企业真实研发投资与最优研发投资之间产生差异，企业研发投资的非效率由此产生。在融资约束情境下，企业研发投资所需资金匮乏是研发投资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应该大力提升我国企业的研发投资效率。
政府补助是我国政府为了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而使用的政策性工具，并且已经在提升企业研发投资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杨洋等，2015）。然而企业并非同质，企业拥有的资本禀赋具有异质性特征。企业的资本禀赋是企业已经建立或者拥有的、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首要目的的一系列关系或资源的总和。考虑到不同企业拥有的资本禀赋存在差异，在获得政府资源后研发投资效率的改变应会不尽相同。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具有政治关联这一外部资本禀赋的企业中，由于政府对资金使用的监督不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资助的研发资金无法切实发挥对企业自发的研发投资所应当具有的刺激效应，反而对企业自发的研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但有关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究竟能否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并提升研发投资效率，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拥有自有资本的企业又会表现出何种差异等问题尚无明确结论。
本文拟选取我国披露研发投资支出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来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探讨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然后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作为企业的外部资本，以企业的现金积累作为企业的内部资本，研究企业资本禀赋差异是如何影响企业获得政府资源与企业研发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的。结果表明：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能够有效发挥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作用，但是这一提升作用在资本禀赋不同的企业中具有异质性表现，对于不具备外部资本和内部资本积累较少的企业，政府资源对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这说明政府资源对企业的作用在企业自有资本较为稀缺的条件下能够得到更好发挥，原因在于，企业外部资本导致政府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漏损，而企业内部资本导致政府资源的边际贡献下降。本文的结论表明，政府资源对企业提升研发投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政府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应做好事前选择与事后监督工作，事前制定完善的企业考评体系，确保资源分配到需求最大的企业；事后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保证资源利用效率。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进行了定量测算，进而研究政府资源对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在拥有不同资本禀赋企业中的异质性。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研发行为方面，较少考虑研发投资效率问题，本文弥补了这个不足。第二，证明了政府资源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具有提升作用，并且发现该作用在不同企业中具有异质性表现。内外部资本匮乏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政府补助提升研发投资效率。这为政府制定措施并促进政府资源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现代公司制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Jensen和Meckling，1976），由职业经理人负责企业运营，专业化的技能使得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企业发展尤其是企业投资活动受到资金的限制。连玉君和苏治（2009）指出，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如股票市场有效性不足、债券市场发展不完善等非效率因素，企业交易成本昂贵，通常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问题。而研发投资通常具有较大的调整成本（Brown和Petersen，2011），并且风险极高，因此其融资更为困难（卢馨等，2013）。同时，研发投资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资金提供者与资金使用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使得资金提供者无法准确评估企业研发投资的价值，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企业融资成本（王文华和张卓，2013）。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对研发的投入，使得企业被迫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研发投资项目，进而使其实际研发投入与最优研发投入产生差异，导致企业研发投资效率低下。
温军等（2011）指出，中国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可能更多地受制于融资约束。与之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现金流量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上。刘立（2003）发现，若企业内部金融资源匮乏，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支持研发活动的能力。但是，企业如果持有充足的现金，其研发创新活动就会成为可能。唐清泉等（2009）考虑到企业研发活动的特殊性会造成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他们认为，企业的研发投资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内部资金。而罗绍德和刘春光（2009）的研究则表明，企业研发投资的强度以及投资绝对支出均与内部现金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进一步证明了我国企业研发投资过程中存在融资约束，企业只有保留充足的内部资金才能实现新的研发投资项目。
由于企业研发投资同时具有公共产品的溢出属性（Tassey，2004），一旦企业研发成功，极易被行业中其他企业模仿，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热情（逯东等，2012）。考虑到研发活动的巨大失败风险与资金需求，政府往往会将稀缺资源通过某些特定形式分配给企业，政府补助就是其中之一。
孔东民等（2013）研究了政府补助的影响因素，指出基于对企业投资鼓励与弥补亏损的考虑，政府倾向于增加补助。就企业而言，政府对企业的补助可以带来两种效应：一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的企业创新资源补充效应。即政府补助可以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现金流量，从而有效缓解企业研发投资约束。二是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认证效应。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具有信息传递功能，对于企业外部投资者而言，它是一种利好信号，说明企业研发投资行为已经被政府认可，这有助于企业从外部投资者手中获取更多资源来提升业绩。因此，当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时，会释放积极的外部信号，从而增加企业获得外部资本的可能。Lerner（2000）通过对美国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如果企业获得政府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资助，在其进行外部资本的筹集时会产生积极效应。可见，政府补助这一资源的获得可以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提升研发投资效率。
然而，政府资源在企业中的使用可能存在效率损失，这将导致政府资源无法发挥预期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政府补助的无效利用以及低效利用上。逯东等（2012）研究表明，我国政府补助存在补助政策与机制方面的不足，对资金发放缺乏有效监督。例如，在对企业是否有资格享受政府补助进行认定时，仅仅通过材料申报以及简单的材料审核进行。资金获取的便利性使得与政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企业经营者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导致企业真实研发投资效率低于政府期望水平。这一现象在具有政治关联这一外部资本的企业中更容易发生。杜兴强等（2012）指出，具有政治关联这一外部资本的企业在获得政府补助之后，由于政府对资金使用的监督不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资助的研发资金未能发挥对企业自发的研发投资所应当具有的“刺激效应”，反而对企业自发的研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罗明新等（2013）认为，政治关联导致了企业较低的研发投资强度。顾元媛（2011）的研究表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缔结政治关联后的寻租行为严重影响了政府资源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这与研发创新的性质相关，企业研发活动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会导致研发活动具有巨大风险。
企业管理者具有规避风险的本性，他们可以通过政治关联这一外部资本获得政府补助，那么他们也可以利用寻租活动从政府手中获得其他对企业有利的稀缺资源，从而不必利用政府补助进行风险较大的研发活动即可获得短期收益，这也会降低企业研发投资的效率。刘虹等（2012）指出，当企业具有政治关联时，寻租行为更可能发生，并且这些寻租行为不仅不会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产生实质性帮助，反而会造成政府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他们认为，受益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联而获得的政府资源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并无意义，甚至会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研发资源浪费等严重后果。另外，根据管理者权力理论的解释，拥有政治关联的高管通常在企业中拥有较大权力。从个人层面来讲，管理者拥有的权力越大，他就越能够轻易地依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企业行为。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管理者有动机利用企业资源进行满足自身私利的活动。政府补助的获得使得企业持有大量现金，这就为拥有较大权力的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提供了条件（江新峰和张东旭，2014）。这样，拥有政治关联的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会进一步降低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
本文在融资约束的框架下通过构造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研究政府资源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我们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投融资环境下，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有利于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从而减少资金限制下研发投资机会的浪费并提升研发投资效率。但是，对具有政治关联这一外部资本的企业而言，他们在利用政府给予的资源时存在效率漏损，导致政府资源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有限。因此，政府资源对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不具备外部资本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资源的获得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研发投资效率。
H2：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考虑企业资本禀赋的异质性，政府资源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不具备外部资本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
根据Q理论的研究成果，给定市场完美且不存在摩擦这一基础条件，如果企业的固有技术水平以及拥有的资源数量保持不变，那么企业拥有若干投资机会。因为市场不存在摩擦，企业的融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其投资行为完全取决于投资机会，企业根据投资机会确定的最终投资水平可以被看作最优投资水平，Hayashi（1982）将其定义为最有效率的投资水平，或前沿投资水平（FIL）。但是在实际研发投资过程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昂贵等因素干扰，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的困扰。因此，企业很难达到最优的前沿投资水平，只能依据自身拥有的资源数量选择一个理性的次优投资水平。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的次优投资水平被称为实现投资水平（RIL）。谢赤和杨茂勇（2013）认为，前沿投资和实现投资之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融资约束情况，而（FIL-RIL）/FIL则可以用来测度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程度。卢馨等（2013）沿袭了Q理论的思想，指出企业研发投资是企业投资机会（托宾Q值）的函数。若企业研发投资仅仅取决于企业面临的投资机会，则企业研发投资模型构造如下：

模型（1）中：        为第i家企业在第t年的前沿研发投资；Tobin Qi，t表示第i家企业在第t年的研发投资机会；εi，t则表示企业外部的各种影响因素。然而资本市场并不完备，并且企业存在与外界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昂贵等非效率因素，企业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相较于最优投资水平，企业能够进行的实际研发投资会减少。此时，企业投资模型构造如下（Chirinko和Schaller，1995）：
RDi，t=β0+β1Tobin Qi，t-C（τi，t）+εi，t   （2）
模型（2）中：RD为企业真实研发投资；C（τi，t）是一个函数表达式，用于衡量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备以及企业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昂贵等原因导致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由一系列企业财务特征变量构成。若令C（τi，t）=ui，t，可以构造如下方程衡量企业研发投资的真实情况：
RDi，t=β0+β1Tobin Qi，t+εi，t-ui，t   （3）
经过模型变换，Wang（2003）提出了用以研究企业投资效率的随机前沿模型。在企业研发投资情境下，模型构建如下：
RDi，t=β0+β1Tobin Qi，t+ei，t

模型（4）中：ei，t为模型误差，由εi，t与ui，t构成，并且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其中，εi，t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    的正态分布；而ui，t服从均值为mi，t、方差为     的非负截断型正态分布。Battese和Coelli（1995）研究认为，ui，t的均值mi，t能够表示为一系列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效率因素F"i，t的函数。mi，t方程构造如下：
mi，t=∂0+F"i，tδ  （5）
模型（5）中：∂0为常数项；δ为研发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系数向量。
模型（4）和模型（5）构成了企业研发投资的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企业研发投资的效率即为最优投资与实际投资之间的差异（石晓军和张顺明，2010），求解方程表示如下：

                =exp（-ui，t） （6）
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可以得到模型参数的估计值，在此基础之上，就可以计算出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具体数值。
（二）变量定义
借鉴连玉君和苏治（2009）、卢馨等（2013）的做法，本文以托宾Q值代表企业研发投资机会，在进行最优研发投资前沿模型构建时，同时考虑了年度以及行业效应。为探讨政府资源是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本文将ui，t的均值mi，t的影响因素向量F"i，t定义如下：
F"i，t=F"（Resource，Growth，Lev，Stime，Roe，Size，State）i，t    （7）
模型（7）中包含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Resource）、企业成长水平（Growth）、企业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立至今的时间（Stime）、企业盈利能力（Roe）、企业规模（Size）、企业产权性质（State）等变量。
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研究政府资源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构造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且进一步分析企业资本禀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选择2013 ~ 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发生研发支出的企业作为样本，并剔除如下样本：①金融类上市公司；②样本年度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③截至样本年度成立时间不足一年的上市公司；④数据披露存在缺失的上市公司。经过筛选，共得到样本830个。本文研发投资数据来源于公司财务报表（手工搜集），其他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分析可知，经过企业期初资产标准化的企业研发投资效率均值为0.189。这说明企业研发投资平均占据总资产的比重为18.9%。此外，其最小值为0，而最大值达到了2.816，标准差为0.415。可以看出，研发投资行为在不同企业间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企业研发投资效率是否也具有企业异质性并值得进一步探讨。代表研发投资机会的Tobin Q变量均值为投资机会。
理想条件下，上市公司可以获得较好的研发投资效率。就上市公司获得的政府资源而言，其均值为0.009，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平均获得了占其总资产0.9%的政府补助。那么，这些政府资源的获取是否真正有助于上市公司提升研发投资效率，有待下文考察。政治关联虚拟变量均值为0.238，这说明样本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建立了与政府的关联。企业成长水平变量（Growth）均值为0.428，这表明样本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能力。就企业资产负债率来说，其均值为0.386，这说明样本企业负债程度总体不高，较多企业使用自有资金进行企业运营活动。表征企业是否国有的State虚拟变量均值为0.380，这说明样本中约有38%的企业为国有企业。

（二）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在对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后利用模型（6）测度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效率，测度结果列于表3。

通过对表3进行分析可知，2013 ~ 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资效率平均值均大于0.65，且年度之间的差异不大。进一步对年度内中位数和平均值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可知，2013 ~ 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资效率中位数均大于平均值，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资效率分布情况表现出左偏的特征，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企业和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的融资约束所引起的研发投资效率损失了35%左右。
本文运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政府资源外部资本与研发投资效率的关系进行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列于表4。

表4第（1）列为全样本估计，同时以企业是否具有与政府之间的关联这一外部资本作为划分标准，进行了分组估计。具有政治关联为外部资本组，不具有政治关联为非外部资本组，估计结果分别列示于第（2）列与第（3）列。首先，通过分析第（1）列的结果可知，就最优研发投资模型而言，企业研发投资受到了投资机会的正向影响，托宾Q变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即使面临融资约束，当企业拥有良好的研发投资机会时，其研发投资金额同样会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非效率研发投资模型，能够得出如下结论：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对于非效率研发投资在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由此可知，总体上政府资源确实有利于企业降低融资约束程度，也能够发挥降低企业研发投资非效率并最终提升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作用。本文H1得到了验证。
表4第（2）、（3）列是以企业是否拥有政治关联这一外部资本作为分组变量进行的估计。第（2）列为具备外部资本分组，第（3）列为不具备外部资本分组。作为企业外部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与政府间的政治关联对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它在我国政府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具有重要地位，拥有这一外部资本的企业更容易得到来自政府的扶持。但是在这一外部资本的影响下，政府对资源使用的监督存在疏漏，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资助的研发资金无法切实发挥对企业自发的研发投资所应当具有的“刺激”效应，甚至导致对企业自发的研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也就是说企业外部资本的存在使得企业对政府资源的利用效率存在漏损（袁建国等，2015）。
首先分析最优研发投资模型，可以看到非外部资本组估计中企业研发投资机会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在1%的水平上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进一步揭示了研发投资机会的重要作用。非效率研发投资模型中政府资源变量的系数在不同分组中表现出了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非外部资本组中，该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整体样本回归结论一致，说明该分组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发挥降低企业研发投资的非效率并最终提升研发投资效率的作用。而在外部资本组中，这一变量的系数为正并且不再显著。这就意味着当企业拥有政治关联这一外部资本时，政府资源对于企业融资约束以及研发投资非效率的缓解边际效用下降。本文H2得到了验证。同时，本文结论也为袁建国等（2015）关于政治资本的资源诅咒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三）进一步分析
早期研究认为企业是接受投入提供产出的“黑箱”，将企业视为同质的而忽略了企业之间具有异质性的事实。由于企业特征存在差异，不同企业之间并非完全相同。除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这一外部资本，企业内部也会积累一定的资本以应对经营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有价值的企业资源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有所差异（许国艺等，2014）。张莉芳（2013）的研究表明，企业会通过持有现金这一内部资本的行为应对融资约束问题。不同企业的现金资本持有量也不同。当现金持有量较高时，企业融资约束问题自然减弱，那么，若政府资源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相较于现金资本持有量较低的企业，在现金资本持有量较高的企业中，政府资源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的边际贡献减小。当企业持有较多现金资本时，政府资源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较低；而当企业持有较少现金资本时，政府资源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较高。为了验证这一推断，按照企业现金持有量这一企业内部资本的中位数作为分组依据对模型进行重新分组估计，估计结果列于表5。

响融资约束水平，因此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效率以及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资效率所发挥的作用。首先分析最优研发投资模型，两组估计中企业研发投资机会对企业研发投资均在较高的水平上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进一步揭示了研发投资机会的重要作用。非效率研发投资模型中政府资源变量的系数在不同分组中表现出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内部资本匮乏组中，该变量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整体样本回归结论一致，说明政府资源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发挥减弱企业研发投资的非效率从而提升研发投资效率的作用。而在内部资本充裕组中，该变量的系数虽然为负，但是不再显著。这说明当企业现金持有量这一内部资本充裕时，政府资源对于企业融资约束以及研发投资非效率的缓解边际效用下降。前文推断得到了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企业研发投资活动是企业获得持续成长性的重要途径。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资本市场融资机制发展不健全，受到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昂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外部融资受阻，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这将大大降低企业研发投资效率。政府资源的合理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果，这有利于企业减少研发投资非效率并最终提升研发投资效率。本文基于2013 ~ 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从企业政治关联与现金持有两个层面探讨了企业外部资本与内部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能够发挥提升研发投资效率的作用，但是政府资源对研发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不具备外部资本的企业中得到更好体现，并且会受到企业拥有的内部资本的影响。
本文从企业获得的政府资源与研发投资效率关系的角度证明了政府资源对企业的重要作用，并且发现政府资源对企业的作用在企业自有资本较为稀缺的条件下能够得到更好发挥，原因在于，企业外部资本导致政府资源效率存在漏损，而企业内部资本导致政府资源边际贡献下降。这表明政府资源对企业提升研发投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在进行资源分配时应做好事前选择与事后监督工作，事前制定完善的企业考评体系，确保将资源分配给需求最大的企业；事后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保证资源利用效率。

主要参考文献：
曹献飞．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4（12）．
许罡，朱卫东．管理当局、研发支出资本化选择与盈余管理动机——基于新无形资产准则研发阶段划分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9）．
连玉君，苏治．融资约束、不确定性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J］．管理评论，2009（1）．
杨洋，魏江，罗来军．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解效应［J］．管理世界，2015（1）．
Brown J. R.，Petersen B. C.．Cash Holdings and R&D Smoothing［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3）．
卢馨，郑阳飞，李建明．融资约束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3（5）．
王文华，张卓．金融发展、政府补贴与研发融资约束——来自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1）．
温军，冯根福，刘志勇. 异质债务、企业规模与R&D投入［J］．金融研究，2011（1）.
刘立．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基于资源观的理论分析［J］．中国科技论坛，2003（6）．
逯东，林高，杨丹．政府补助、研发支出与市场价值——来自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证据［J］．投资研究，2012（9）．
孔东民，刘莎莎，王亚男．市场竞争、产权与政府补贴［J］．经济研究，2013（2）．
杜兴强，曾泉，杜颖洁．政治联系对中国上市公司的R&D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吗［J］．投资研究， 2012（5）．
罗明新，马钦海，胡彦斌．政治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研发投资的中介作用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3（6）．
顾元媛．寻租行为与R&D补贴效率损失［J］．经济科学，2011（5）．
张莉芳．融资约束、高额现金持有和投资效率［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