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冯正强（博士生导师），苏 娟

【作者单位】
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410083

【摘　　要】

      【摘要】利用数据匹配法以2007 ~ 2015年261家对外直接投资型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采取较快的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会降低企业绩效；企业拥有较强的品牌资产与研发能力会缓解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一影响因所属行业类型及所有权性质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存在差异性。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企业绩效；品牌资产；研发能力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24-0054-8一、引言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上备受关注，中国在国际上不仅是一个吸收国外资本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2015年，世界工业生产低速增长，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乏力。但中国的国际化趋势凸显强势，流出量自2011年以来达到新高度，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然而，与中国企业的高速扩张模式相比，中国企业在国外经营的绩效并没有与扩张速度成正比。这不免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在企业快速对外扩张的背景下，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将从中国企业扩张速率视角进行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讨。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在国内的文献中，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很少，本文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研究做了更加细致的补充；第二，本文分析了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与研发能力对于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些影响因素是国家对产业转型升级提出的新要求中包含的重要因素，但是在其他文献中又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第三，分析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绩效的影响因素能够为中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我国的跨国企业采取合适的扩张速率提供有价值的战略层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目前，国内外有关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表明，国际化速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企业国际化速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正向、负向、无影响以及U型、倒U型关系，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抓住投资机会，采取较快的对外直接投资速率能够促使企业较快地增加学习动力进而给企业带来利润，如Cohen et al.（1996）的研究表明，当企业面临着狭小的市场进入机会并且企业有能力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快速地将产品注入市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Salomon、Martin（2008）指出，加快企业生产设施的建设速度会给全球半导体产业带来更高的绩效。同样的，Pacheco-de-Almeida（2010）发现，公司的价值与大型投资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执行速度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如石油、天然气等项目。
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较快的投资速率会降低企业绩效。如Cohen、Levinthal（1990）研究发现，考到时间压缩的经济损失，企业如果加快对外扩张速度，就会很难从以前的投资经历中汲取经验，而企业对新知识的吸收能力大都来源于自身相关知识的日积月累；Dierickx、Cool（1989）认为企业通过短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取的信息质量要比长时间积累的股票信息质量低得多。又如Vermeulen、Barkema（2002）的研究表明采取快速的投资策略会降低国际化企业的利润；Barkema、Drogendijk（2007）同样发现渐进式的扩张能够让企业更加有空间去了解当地的文化并且更容易获取成功。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不论企业采取怎样的海外扩张速率，对企业的绩效都是没有影响的。如Chang、Rhee（2011）指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速率对企业的绩效是没有影响的，而与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和各行业的全球一体化程度相关。这些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着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扩张模式，这些结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可能不适用。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唐锦铨（2015）通过研究我国福州中小型高新企业，得出以下结论：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并且不同行业之间的国际化程度是有差异的。林治洪等（2013）从制度视角出发，发现企业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
针对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不确定性关系，以往学者的研究对企业国际化程度或是速率的概念界定大相径庭，如Geringer et al.（2000）、Ruigrok和Wagner（2003）、Ang（2007）都是采用企业的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Lu、Beamish（2001）则结合销售额占比、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以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的个数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而国内大多数学者采用出口销售额占比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Zahra、George（2000）曾经指出速率是以特定事物在特定时间上的变化来衡量的。Casillas、Acedo（2013）提出，企业在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应该用企业扩张的范围、规模和速率这三个指标来衡量总体情况。
这种新兴经济体对于中国而言，采取快速的对外扩张速率存在更高的挑战。首先，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缺乏所有权优势（朱延福、宋勇超，2012），在面对国际市场时会面临更高的隐形成本与市场风险。其次，从企业的“外来者劣势”（牟宇鹏等，2017）方面考虑，资源基础理论（陈向明，1996）指出国际化的企业之所以会出现外来者劣势，是因为这些企业相比于本土企业缺少某些稀缺资源，如中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会受到当地的制度管制，从而导致国外子公司业务进展缓慢。外来者劣势来源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经营成本”，主要有不熟悉成本、关系成本和歧视成本（Denk et al.，2012）三类。不熟悉成本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东道国法制规范、文化习俗、市场知识和商业惯例等信息的非充分了解，另一种是东道国潜在的商务关系方对跨国企业产品的不充分认知；关系成本主要是指跨国企业在维护与政府以及相关渠道商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来获取其对企业产品的认可时产生的额外成本；歧视成本则是东道国利益相关者以来源国形象对跨国企业产品所产生的主观判断，以来源国所处发展阶段断定其产品质量。综上所述，跨国企业面对所有权缺乏与外来者劣势，其国际化扩张速率与扩张成本息息相关，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企业扩张所需要承担的成本来判断扩张速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机制的研究，小岛清（1987）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所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是，该产业在本国失去比较优势，但是在其他国家仍然存在比较优势。目前，中国企业大多数在一些相对不发达的地区设厂投资，国内的劳动力仍然存在比较优势，而且中国的产业结构还不具备全球性的生存能力，加之上文中分析的发展中国家所有权缺乏与外来者劣势，中国的跨国企业目前还没有达到大规模向海外扩张的阶段。同时，有学者认为过早的国际化会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Qian（1997）在研究国际化的初始阶段时指出，企业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低，支持“新手的责任”观点。
企业采取过快的国际化扩张策略会使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根据自己的投资经验做出精确的投资决策。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全面快速走向国际化的条件，外来者劣势使得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要承担更多外来风险和成本，而企业在海外的经营带来的收益可能不足以弥补这些成本，企业在海外的经营状况会影响企业绩效，但是其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所以，本文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国家体，过快的海外投资速率会给企业带来负担，使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过快的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会降低企业绩效。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企业自身的资本与资产特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Andrews（1971）将策略定义为：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将企业的资源与机遇组合起来，将一个企业看作是一大把具有生产力的资源。Penrose（1959）的研究表明，这些资源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企业，即使在行业内面临相同的商业机会，它们的表现也会因自身资源的差异而产生不同。基于企业资本异质性与稳定性的假想，Barney和Wernerfelt（1984）在关于资源理论的基础上强调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最原始的来源，有形资产如金融资产能够通过合理组合使得快速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具有可行性。Cyert、March（1963）认为企业资源充足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让企业赖以生存。Bourgeois（1981）指出，充足的资源就像是企业内部对抗外部竞争压力的一个调节器，它能够促进战略行为的实施。Baker et al.（2003）指出，受到资源约束的企业更加倾向于谨慎行事。Levinthal（1997）认为，拥有大量的可以缓冲风险的资产能使企业适应更加错综复杂的竞争环境，改变策略行为，甚至冒险。Tan、Peng（2003）的研究指出，企业充足的资产同时也能充当企业面临下滑或破产风险的缓冲器，正向影响企业的绩效，确保企业持久地生存下去。
综合上述文献，学者们一致认为企业在拥有足够的资源时，其投资可行性能够得到改善。那么具体来说，企业的整体战略中学者们认同的比较多的资产是企业对市场的把握程度（即品牌资产实力）和产品的研发能力（即R&D的投入力度）。如，Keller（1998）认为企业的品牌资产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合作和交流，从而产生品牌延伸的效果。品牌资产的积累是在企业实施营销组合战略之后形成的。广告在营销组合战略中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品牌资产通常与广告投入是成正比增长的。Chauvin、Hirschey（1993）指出，企业对R&D的投入决定了产品质量，提高了产品的异质性，高质量且不容易复制的产品在市场上有绝对的话语权。而R&D也是企业整体竞争战略中的一部分，如果说广告是企业内部的外在竞争方式，R&D则是内在产品的技术较量模式。同样，Voss et al.（2008）也认为资产充足是企业创新和产品开发的必要条件。
Arrow（1962）指出，声誉良好的知识密集型资源（如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对市场深入的了解）能够让企业在国外市场开发新产品，获取新客户时大大降低甚至不产生附加成本。也有学者认为无形资产如品牌资产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能够让企业采取策略性投资的资源。拥有这些资源的企业或许能够从快速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中获益更多，因为它们可以通过一个更大的销售基地来分摊产品的固定成本，即获得批量经济效益。所以，拥有充足的资本是企业对抗外部压力的缓冲器，企业拥有足够的品牌资产和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的投资状况，对外来的市场风险形成一定的保护。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高强度的市场与研发投入削弱了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7 ~ 2015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选取沪深A股非金融企业，并以非金融企业在海外设立的子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上市企业控股权在50%以上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子公司在一些“避税天堂”注册的企业，如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等。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企业数据库。本文筛选出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共2349条，共261家上市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本文涉及的变量均来自Wind数据库。
（二）变量设计
1. 因变量：资本回报率。企业绩效的衡量方式可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单一指标，二是多项指标。本文研究的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希望资本的投资效果能够更直接地体现出来，所以借鉴Chang、Rhee（1993）的方法选取单一指标资本回报率衡量企业绩效。其测度方式如下：
ROIC=EBIT×（1-税率）/投入资本
其中：EBIT表示息税前收益；投入资本=股东权益+有息负债。
2. 自变量。对外直接投资速率（Speedfdi）。借鉴汝毅等（2016）的做法，用特定时间内特定维度的变化来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其测度方式为：
Speedfdi=企业在海外投资的东道国数目/（当前年份-第一次对外直接投资年份）
Speedfdi数值越大，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速率越快。
3. 调节变量。
（1）品牌资产（Intensityad）。品牌资产作为企业一项具有溢价能力的资产，在市场上表现为资产的影响力，在消费者心理表现为营销的影响力，这两种表现形式都体现了品牌资产最基本的功能。品牌资产是企业市场营销的工具，但是品牌资产所创造的价值远高于营销工具。在财务上，品牌虽然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无法直接进行核算，但是这种无形资产给企业带来了盈利，同样会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Aaker（1991）认为，通常品牌资产的建立离不开媒体的广告宣传，对人群的定位以及目标市场的选择都决定了品牌资产的价值。本文根据Aaker（1991）对品牌资产形成基础的定义，用企业投入的广告费用取自然对数表示企业的品牌资产。
（2）研发能力（IntensityR&D）。研发能力同样作为一项能够影响到企业绩效的无形资产而存在，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了技术创新，在市场上形成核心竞争力。研发活动是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一种细分，对于企业来讲，企业的研发活动相关经济指标涉及最多的是研发费用的投入，那么本文需要运用到的研发强度则是通过将企业的研发费用取对数来量化。
4. 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每年员工总数取自然对数表示；企业年龄（Age），用投资当年与企业初始成立时间之差表示；经营能力（Operation），用企业总的营业收入占总资产的比重表示；资产负债率（Leverage）；对外直接投资经验（Experience），用企业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的总次数表示；海外经营经验（Export），用企业海外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表示。另外，本文还控制了年份（Year）与企业（Firm）的影响。
5. 0-1变量。
（1）行业性质（Indutry）。很多学者认为，企业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带有明显的行业倾向性，并且不同行业在国际市场上所面临的竞争是有差异的，竞争激烈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策略，从而影响企业绩效。Spanos et al.（2004）认为，不同行业的全球一体化程度是不同的。Porter（1980）研究策略领域时发现，产业内部的竞争是改变企业绩效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很多企业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来源于行业的性质推动，所以本文根据行业性质将全样本划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个子样本，制造业取值为1，非制造业取值为0。
（2）所有权性质（Ownership）。已有学者研究得出，企业绩效会受到所有权性质的影响，许晖、纪春礼（2010）认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在行业环境风险感知方面存在差异，并且民营企业的风险感知比国有企业更强。对行业环境的敏感程度能够影响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与速率，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所以，本文根据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将全样本分成两个子样本，国有企业取值为1，民营企业取值为0。
（三）模型建立
为了控制未观察到的变量和异方差性，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根据假设本文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公司个体，取值为1，2，3，…，261；t表示年份。本文以ROIC作为因变量参与回归。其他变量则为261家公司相关控制变量，εi表示残差项，为了检验企业内部资产对企业投资速率的调节作用，本文在模型中分别加入Speedfdit与Intensityadt 、IntensityR&Dt 的交乘项，分别为Speedfdit ×Intensityadt
与Speedfdit ×IntensityR&Dt ，以检验企业市场与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1可知，对外直接投资的非金融企业资本回报率（ROIC）平均水平是7.29%。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Speedfdi）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全球化不可或缺的“走出去”战略，均值达到了0.64，并且最大值达到了25，这意味着国内企业采取对外的投资速率相对较快，同时也全面体现了中国快速注入世界经济体的发展态势。行业变量Industry是0-1变量，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制造业占了50%以上，这也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体现。
表2根据企业的行业性质以及所有权性质分别进行了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从分行业性质的描述性统计来看，制造行业的资本回报率（RIOC）要比非制造行业高出0.42个点。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方面，制造业的速率要比非制造业快0.24，也就是说制造业平均每年要比非制造业多投资0.24个国家。同样在品牌资产与研发能力方面，制造业比非制造业要高，这说明跨国企业中制造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比非制造业要高。
而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来说，从资本回报率来看，民营企业要比国有企业高出2.69个点，但是国有企业的投资速率比民营企业要高0.03，国有企业的品牌资产和研发能力分别高出民营企业0.04和0.08，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要低于民营企业，这也反映了国有企业在资产上的优势。从整体来看，虽然国有企业在资产和政策方面占优势，但是整体绩效水平低于民营企业，这也验证了Vance（1975）的观点，他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对企业价值带来消极影响。
表3给出了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由表3可知，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7，自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同时，本文还检验了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2，所有变量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时，各变量通过了IPS单位根检验，不存在单位根。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1. 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与分析。表4为企业资本回报率（ROIC）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Model 1包括企业资本回报率与其他控制变量，Model 2、Model 3分别加入了企业品牌资产、研发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交乘项。

Model 1验证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解释变量Speedfd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越快，企业绩效就越低，也就是说，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是一项长期有风险的投资，过快的投资速率并不是一项正确的决策。假设1得以证明。
Model 2、Model 3分别检验了企业品牌资产与研发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Speedfd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Speedfdi×Intensityad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Speedfdi的系数相反，说明企业对市场高强度的投入能够削弱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与绩效之间的反向关系，同时也表明企业对品牌资产投入的强度越高，越能巩固企业的市场地位，缓解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Speedfdi×IntensityR&D的系数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了研发能力对企业投资速率与绩效反向关系的调节，因此拥有雄厚品牌资产的企业能够以更低的边际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客户、形成批量经济，而扎实的技术支撑能够形成技术保护层来对抗海外市场风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快速的投资策略带来的负面效应。假设2得以证明。
此外，从表4还可以看出，其他控制变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规模、年龄以及经营能力）均会显著影响企业的绩效。资产负债率太高会增加企业破产风险与企业财务压力，资产负债率扮演着企业对外扩张的资金指示器；企业规模越大，越能够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能够缓冲企业的外来风险；企业年限越长，沉淀下来的企业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越强，企业文化越优秀，包容能力越强，从而提高了国际化企业的绩效；企业经营能力越强，就越有助于企业扩大经营业务规模效应的边界，从而进一步推动投资，使企业增值。
2. 分行业及所有权性质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与分析。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除企业自身的品牌因素和技术因素之外，企业所在行业的性质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Schoenecker、ooper（1998）认为每个行业都有影响企业的行为与绩效的独特因素，Wiersema（2008）研究了行业全球一体化将会怎样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位策略、国际化程度以及多元化，他们认为每个行业都有影响企业绩效和行为的特点。张少军、李东方（2008）就我国行业数据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由此看来中国在国际上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行业集中在科技含量高的制造行业。除企业的行业性质会影响到跨国企业的绩效之外，企业的所有制成分也会影响到跨国企业的绩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营单位一直是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领军企业，尤其是采矿业和石油等垄断型行业。国营单位承担着中国社会经济所需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但是Ingam（1978）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付出更大的经营成本，从而负面影响企业绩效。
根据上述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对绩效的影响会受到企业所处行业的性质以及所有制成分的影响，所以本文根据企业的性质将样本分成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根据企业所有制成分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分别对两种分类进行回归分析。
如表5所示，在制造业样本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与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且符号为负，这表明在制造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越快，给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大。但是在非制造业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与企业绩效的显著程度明显降低，在10%的水平上相关，表明行业性质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差异性的结果。企业的品牌资产与研发能力能够正向调节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对绩效的负向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在非制造业中，品牌资产能够正向调节企业投资速率对绩效的负向关系，研发能力却没有表现出调节作用，这是因为非制造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研发创新，这也反映了行业性质对跨国企业绩效影响产生的差异性。
在企业所有权性质分类的子样本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速率对绩效产生的影响方面有差异。对外直接投资速率对绩效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子样本中呈弱相关性，但是在民营企业中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与企业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且符号为负。在民营企业中企业的品牌资产与研发能力都能正面调节投资速率与绩效的反向关系。但是在国有企业中，品牌的调节作用在10%的水平上显著，研发能力却没有表现出调节作用，说明国有企业在基础创新效率方面存在缺失。这与我国学者董晓庆等（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要低于民营企业，并且指出寻租是导致企业市场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①变换调节变量的测度方法，用企业的广告费用与研发费用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表示企业的品牌资产与研发能力，实证结果与前文一致，说明上述实证结果是稳健的；②用企业的销售额取对数代替企业规模，实证结果与上述结论保持一致。限于篇幅，实证结果未予展示。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探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速率越快，企业的绩效越低。这表明企业在进入他国市场的时候会面临外来者劣势，而产生外来者劣势的原因是企业进入海外市场会产生“海外经营成本”，这些成本是在本国企业投资时不会发生的附加成本，使得中国企业相比本土企业会产生竞争劣势，从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②企业的品牌资产与研发能力可以削弱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与绩效的反向关系。用广告投入强度表示企业累积的品牌资产，大量的市场投入产生价值溢出效应，提升企业价值，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加大能够阻止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进入新市场，以更快获取新市场的客户、市场资源以及降低客户的转换成本，从而提升企业的价值。
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国企业的绩效会受到企业的行业性质以及所有权性质的影响而表现出差异性。制造业企业为了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企业的品牌溢价与技术创新效率较非制造业高，并且品牌资产与研发能力的调节效果更加显著。而民营企业中，品牌资产与研发能力表现出的调节作用比国有企业强。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选择决定了企业未来的绩效，会给企业带来无限的增长潜力，但是采取快速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也会让企业面临着无限的风险。为了避免企业盲目地快速投资，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为了避免外来者劣势对企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企业应该采取渐进进入模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次，国际化企业要提高品牌资产与技术创新的市场效率，品牌资产与技术创新能力是能够为企业带来持久收益的无形资产，品牌强度能够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多的客户，而技术研发则能够防止其他企业突破技术壁垒抢占市场份额，这两种无形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垄断优势，提高利润。此外，企业还应该根据行业的性质判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对绩效产生的差异性，同时根据企业的所有权性质，鼓励国有企业设计更加高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提高技术创新的转化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绩效。
当然，本文也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速率仅用企业在特定时间内投资的国家个数来表示，过于单一，还需进一步细分，如企业在海外投资范围的广度以及投资单个国家的深度可以进一步量化，未来的研究应考虑设计更加详细的指标；其次，本文考虑的控制变量不够全面，如投资企业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或者投资的高峰期等因素未考虑进来，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全面定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结合企业的投资强度和广度来研究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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