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朱文莉（副教授），鲍盼盼
【作者单位】
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西安710021
【摘 要】
【摘要】由于经营业务及监管体系的特殊性，金融企业盈余管理问题比其他企业更加复杂，造成的影响也更加广泛。但国内对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研究开展得很不充分，理论研究成果并不能满足现实需求。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全面探究我国金融企业盈余管理十年来的研究动态，划分研究阶段，梳理提炼主要研究内容与观点，挖掘研究中的问题和不足，以期为未来进一步研究提供突破的方向。
【关键词】盈余管理；金融企业；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方法；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5-0076-6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或通过规划交易变更财务报告，旨在引导基于公司经营业绩进行决策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行为，或影响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Healy，1999）。西方国家的盈余管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则于20世纪90年代末起步。2005年之后，我国对于盈余管理研究的范围开始扩展到金融企业。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金融企业盈余管理与其他企业存在较大差异。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研究开展极不充分，与现实中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的复杂活跃并不相适应。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分析，全面探究我国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研究的演进与发展，挖掘现有研究中的问题和不足，以期为未来进一步研究提供突破的方向。
二、研究阶段演进
本文以期刊论文作为文献样本，利用中文三大检索工具（知网、万方、维普），采用高级检索功能，以“盈余管理+金融企业”等为主题进行检索，剔除相关性不高的文献，共搜索到74篇文献，占同时期盈余管理研究文献总数（共6138篇）的1.21%。
依据各年文献数量变化的不同趋势及研究特点，可以将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2005 ~ 2009年：研究的起步阶段
2003 ~ 2004年，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在海外相继上市，保险法规和保险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使得保险业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日益得到关注。侯旭华于2005年发表的《寿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分析》一文开启了保险公司盈余管理研究，也标志着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研究的开始。随着商业银行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暴露，商业银行盈余管理问题也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彭宏超、马广奇（2007）首次探讨了商业银行盈余管理问题。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有研究者对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性探讨，认为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盈余管理空间缩小，但并未消除，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动机依然存在（陆嫣，2008）。
在这一阶段，共出现了9篇相关研究文献，研究的主体聚焦于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主要以规范研究方法对这两类金融机构盈余管理的内涵、动机、手段、影响因素等进行探讨。总体而言，研究文献数量少，研究主体集中，研究方法单一。
（二）2010 ~ 2013年：研究的发展阶段
2009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新进展，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银行业审慎监管力度加大，银行、保险混业并购步伐加快，这为银行及保险公司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契机。同时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的稳定与发展更加受到关注，有研究者开展了金融业整体的盈余管理研究。这个阶段研究文献总数39篇，占样本总量的52.7%，其中核心期刊刊载27篇，一些权威期刊均有相关文章发表。
研究主体方面：一是继续深化了对银行及保险的研究，除了对盈余管理动机、工具等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同时也实证检验了银行业和保险公司盈余管理的存在性、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胡欢欢等，2010；江金锁等，2010；赵岩，2010），还对盈余管理监管制度的建立提出了建议（王春丽，2012）。二是开启了其他主体的研究，如针对证券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的研究开始出现（叶丰滢等，2012）。三是开展了针对金融业整体的研究（赵岩，2010；谢华、朱丽萍，2011；陈洁莹，2012）。
研究方法方面：趋于丰富，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开展，推动了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一方面，随着众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相继上市，数据获得不再困难，加之西方众多先进的计量方法为国内研究提供了借鉴，实证研究从无到有，数量迅速增加，共出现30篇研究文献，成为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研究者们实证检验了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的存在性问题（胡欢欢等，2010；赵桂芹，2010；张伟，2013），并开展了影响因素（江金锁等，2010；谢华等，2011；赵胜民，2011；刘可，2012）和经济后果（赵岩，2010；武恒光等，2012；艾林、曹国华，2013）的研究。另一方面，案例研究开始出现，叶丰滢等（2012）以A股券商板块为例探讨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确认中的盈余管理问题；汤谷良、赵玉涛（2013）通过对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平安和新华保险的多案例研究，发现保险公司存在通过公允价值在年度间进行利润调节的行为。
研究成果质量方面：高水平研究成果持续出现。江金锁、胡焱鑫（2010）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和高管薪酬对上市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政府管制对盈余管理呈倒U型影响，而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无影响。艾林、曹国华（2013）实证发现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程度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差。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金融类盈余管理研究文献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研究主体趋于多样化，研究方法和内容更加丰富，研究更加深入。
（三）2014年至今：研究的稳定阶段
2014年以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金融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金融风险日益加剧。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复杂，产生的经济后果也更加难以预料，从而引发了众多研究者对此问题更加深入的讨论。此阶段研究文献共26篇，占样本总量的35%，其中核心期刊刊载13篇。
研究内容方面：在此阶段有所拓展，在继续深入开展盈余管理的内部影响因素研究的同时，如资产规模、所有权结构等（王帆，2014；金宏莉、张伟，2016），更加注重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如金融生态环境、行业竞争和区域竞争等（张敏、谢露，2015；金宏莉、张伟，2016；谢露、王欣，2016）。经济后果的研究开始倾向于金融创新和风险的研究，如对银行创新能力、信贷行为和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林川、曹国华，2014；杨雪萍，2015；张姗姗、戴德明，2016）。
研究方法方面：案例研究继续开展，葛莉（2015）通过对深圳发展银行和中国太平洋保险的案例分析，讨论了金融业整体的盈余管理问题；陈曦（2016）以光大证券为例，讨论了融资融券业务中的盈余管理问题。综述类文献研究层次有所提升，李欢（2014）主要对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宏观、微观因素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相应的银行内外部治理措施。夏喆等（2014）则梳理了商业银行盈余管理与审计质量及经济后果等相关研究观点，并总结了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四种动机，结合相应的经验证据进行分析，认为商业银行有着极强的盈余管理动机；审计师对客户产生的费用依赖可能会导致其迎合客户的盈余偏好，进而降低审计质量；商业银行盈余管理不仅会增加自身经营风险，还会对金融行业整体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另外，裴雷、薄澜（2016）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了与保险行业盈余管理相关的各方行为策略，也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方法。
研究成果质量方面：高水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部分研究成果刊载于国内权威期刊《审计研究》和《金融研究》。
总体来说，这个阶段研究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同时实现了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综上所述，国内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研究发展至今，研究主体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金融业整体四类，其中聚焦于银行；就研究方法而言，采用了规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实证研究日益成为主流研究方法；就研究内容而言，主要涵盖了盈余管理计量、存在性、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等方面。
三、主要研究内容
（一）盈余管理计量研究
计量是开展实证研究的前提，不同的研究内容可能需要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笔者通过对46篇实证研究文献的整理发现，金融类企业盈余管理研究中使用的计量方法模型主要包括具体应计项目法、总体应计利润法和盈余分布法。
1. 具体应计项目法。该方法主要针对的是某个或某组具体会计政策和会计方法的选择，对特定行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进行计量。具体应计项目法适合小样本或具体的行业和部门，而这正好符合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需要，因此大多研究者选择这种方法开展保险业中的索赔准备和银行业中的贷款损失准备等研究。赵桂芹、吴洪（2010）研究了非寿险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调整的动机问题；张伟等（2013）则研究了财险公司利用未决赔款准备金调整的动机问题。杨泽宇（2014）和张敏（2015）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使用了具体应计项目模型，用当期计提的操纵性贷款损失准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曹国华（2013）、艾林等（2013）、林川（2014）等在多篇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研究文献中，均选择了可计量的呆账费用法和避免盈余损失法来测定商业银行季度盈余管理程度。而武恒光等（2012）也在多篇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相关研究中，统一选用了异常贷款损失拨备模型，用异常贷款损失拨备的绝对值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空间。
运用具体应计项目法需要研究者对制度背景有深刻的认识，其优点在于研究者可以根据其对公认会计原则的理解，凭直觉找出影响应计利润的关键因素。随着金融类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多，提供给研究者的样本量有所扩大，同时研究者可以获取更多的会计信息来验证自己的直觉，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加令人信服。因此，利用具体应计项目法对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研究有发展空间。艾林等（2012）和武恒光等（2012）在各自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这说明国内金融企业盈余管理计量研究已取得了较大进展。
2. 总体应计利润法。该方法的主要思路是将应计利润分为操控性利润和非操控性利润，一般是用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其中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最具代表性。江金锁、胡焱鑫（2010）在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研究中运用Jones模型和修正的Jones模型时，考虑到贷款业务是其最核心的业务，为了更符合商业银行实际情况，用应计利息变动额代替应收账款变动额。郭斌、张帆（2012）进一步引入总资产利润率以应对盈余管理利润平滑动机，建立了改进的利润平滑Jones模型来测度商业银行盈余管理水平，经过检验发现改进后的模型比其他模型拟合度效果更好。夏喆等（2015）也借鉴了这一修正模型来计量金融行业整体的盈余管理水平。另外，赵岩（2010）和刘秀霖（2014）在各自的研究中运用改进后扩展的Jones模型时，均从总应计利润中扣除了各项减值准备，以此来衡量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杨雪萍（2015）借鉴了孙丽、徐一泉（2013）的研究，基于Jones模型并结合商业银行经营特点，建立了新的模型。新模型用营业收入扣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后的变动额取代原模型中应收账款变动额，增加了客户存款这一变量，并且使用了发放贷款和垫款账面余额，同时对其进行了去规模化处理。
有研究者认为总体应计利润法计量相对简单，对企业类型没有特殊要求，依照此方法得到的结论更具普遍性（黄梅，2007），因此在测度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程度时会选用这种方法。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测度方法忽视了商业银行以货币为主的经营特性，其测度结果的准确性难以保证（林川、曹国华，2012）。为消除争议，研究者在使用总体应计利润法时，应依据金融类企业特点进行相应调整，以期得到相对准确的结论。
3. 盈余分布法。该方法的特点是通过检查报告盈余在特定水平周围的不连续分布，来检验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主要包括两类检验方法：直方图和构造概率密度函数进行统计检验。利用方法一可以检验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性，利用方法二则可以估计出盈余管理的频率和幅度。此方法适用于盈余管理存在性问题的研究。有研究者（胡欢欢等，2010；徐枫，2012；左晓慧，2012；祁桂华，2013）利用此方法对商业银行盈余管理存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而赵桂芹（2010）利用此方法检验了非寿险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性。此方法计量直观且较准确，但是无法获得盈余管理的手段和程度（黄梅，2007）。
当前金融企业盈余管理计量研究主体主要涉及银行业、保险业和金融业整体，对于其他金融企业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还需进一步完善。
（二）盈余管理存在性研究
对于金融企业盈余管理存在性的研究是开展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前提。这一类研究包含两个方向：一是对普遍存在性的研究；二是对具体存在性的研究，如特定动机下及使用特定工具的盈余管理行为存在性的研究。
1. 普遍存在性。普遍存在性研究始于胡欢欢等（2010）的研究，他们利用盈余分布模型，通过检验盈余分布函数在阈值处是否连续来评价我国商业银行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现象，最终得到了肯定的结论。刘秀霖（2014）研究发现操纵性应计利润与贷款损失准备相关，从而证实了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林川、曹国华（2012）则进一步运用前景理论解释了商业银行盈余管理行为，认为盈余水平低于阈值的商业银行表现为喜好风险，盈余水平高于阈值的商业银行表现为规避风险。但是祁桂华（2013）却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他从我国银行经营独特性、监管模式、境外战略投资者引入三方面对研究结论进行了解释。赵桂芹、吴洪（2010）也同样利用盈余分布模型证明非寿险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叶丰滢等（2012）对A股券商板块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证券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确认中存在着巨大的利润操纵空间。
2. 特定动机下的存在性。金融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有：①契约动机，包括股利契约和激励契约动机；②资本市场动机，包括为达到上市、配股条件等具体动机；③监管动机；④避税动机；⑤利润平滑动机等。徐枫（2012）验证了我国商业银行存在避免负盈余和避免盈余波动性而进行利润平滑的盈余管理行为。左晓慧（2012）则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存在避免损失的盈余管理动机，但不存在增发配股的盈余管理动机。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公允价值的引入对金融企业应计项目的计量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允价值计量为金融企业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谢华、朱丽萍，2011）。
贷款损失准备是银行最大、最重要的应计项目，在估计过程中要进行大量职业判断，这为银行管理层运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基本条件。有研究者（许友传，2010；李雯，2011；翟光宇，2011）研究发现我国银行业不存在利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但也有研究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研究者认为造成结论不同的原因是选用2007年前后数据时段的不同，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在2007年后市场化程度有所加深（赵胜民，2011）。但施恬（2013）随后利用2007 ~ 2011年数据却同样得出了不存在的结论，这可能还与具体回归时选用的方法不同有关。
张国源（2012）和郭斌（2012）研究发现上市商业银行主要通过有选择地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平滑利润的盈余管理；陈雯靓（2014）和叶正虹（2014）研究发现上市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平滑利润的盈余管理。赵桂芹、吴洪（2010）研究发，现相比避税动机，非寿险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调整来实现利润平滑的动机更显著。张伟等（2013）则研究了财险公司有利用未决赔款准备金进行利润平滑和避税的动机。汤谷良、赵玉涛（2013）通过对四家上市保险公司数据进行专题案例分析，认为保险公司能够利用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利润调节。陈曦（2016）通过案例分析，认为证券公司有利用计提融资融券风险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盈余管理存在性相关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商业银行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会通过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和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实现平滑利润的目的；保险公司也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有利用赔款准备金来实现利润平滑及避税的盈余管理动机，但并未发现监管动机；证券公司有利用融资融券风险计提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总体来说，当前相关研究仅验证了利润平滑动机在金融企业内的普遍存在，其他动机的存在性还需进一步进行检验。
（三）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
金融类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研究采用实证方法，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开展。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环境、政府监管以及审计监督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特征因素，如高管薪酬、所有权结构和公司规模等。
1. 外部因素。有研究者认为，金融企业所处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即当地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越少，市场化程度越高），金融企业受到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越明显，从而证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盈余质量（张敏等，2015）。
金融行业由于经营特殊性以及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政府管制会比一般企业更严格。江金锁等（2010）认为实施非常严格的管制来抑制银行内部人控制，以及完全依靠市场的约束力来规范商业银行内部行为，两者都可以降低盈余管理程度，因此政府管制对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影响呈倒U型。武恒光等（2012）研究发现，行政干预和高管薪酬机制互相作用，对盈余管理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在行政干预的影响下，高管薪酬机制推动了向上的盈余管理，且银行业绩越差，高管薪酬推动向上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也有研究者（左晓慧，2012；陈雯靓，2014；叶正虹，2014等）对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所遏制，但同时又提供了新的空间。
另外，也有研究者对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武恒光等（2012）研究发现，审计师在为上市商业银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过度的经济依赖，促使其不得不迎合客户的盈余管理偏好，审计独立性由此受到损害。王帆、武恒光（2014）研究证明，审计师行业专长减少了银行管理层的利润平滑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师行业专长有效约束了收益增加型盈余管理与收益减少型盈余管理。
2. 内部因素。
（1）公司治理结构层面。江金锁等（2010）发现高管薪酬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显著；武恒光等（2012）在加入行政干预影响变量后发现，受到行政干预的银行，其高管薪酬机制推动了向上的盈余管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干预影响甚至改变了高管薪酬的作用机制，弱化了市场调节功能。武恒光等（2012）在基于产权性质对审计质量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研究中发现，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相比，政府控制的上市银行支付给审计师的经济利益越高，银行实施的盈余管理幅度越大。金宏莉（2016）则通过对行业竞争、所有权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盈余管理程度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
（2）公司特征方面。刘可（2012）研究发现，银行在上市后其“膨胀利润”的盈余管理动机大大减弱，上市有利于完善商业银行治理。杨泽宇（2014）则发现交叉上市并不能抑制盈余管理。谢露（2016）的研究表明，随着区域竞争的加剧，规模较小以及非上市商业银行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翟耀（2014）却在研究中发现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与盈余管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从管理层心理、社会责任等不同方面开展研究。夏喆等（2015）研究了金融管理者自信对于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管理者学历层次较高，且多为男性，决策比较理性，对盈余操控程度不大。艾林等（2012）发现，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社会责任履行得越好，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翟耀（2014）发现上市商业银行社会贡献度会显著影响其盈余管理，但是社会贡献度使用的衡量指标不同，其影响盈余管理的方向也不同。
学者们对金融企业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开展得比较多，单因素、多因素的影响研究均有出现，但主要是对各种影响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单向影响进行讨论，并未出现盈余管理的反向作用研究。
（四）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研究
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企业良好的经营状况和企业形象，并想借信息的传达影响信息接收者的决策。赵岩（2010）研究发现，在当前我国银行业里，盈余管理程度越大，应计利润的持续性就越强。曹国华等（2013）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具有季度性，而且季度报告具有足够的盈余信息量，即商业银行季度报告会给投资者带来及时的信息。但事实上，盈余管理行为只是掩盖了不良表现，企业经营业绩并没有真正提高。艾林等（2013）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程度与经营绩效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经营绩效越差。林川、曹国华（2014）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对银行创新能力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
除了信号传递动机，金融企业为了降低报告盈余的波动性，隐藏其真实风险水平或风险承担倾向，也会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产生相应的经济后果。袁鲲（2014）研究发现，通过收入平滑与信号显示机制，相机决策型准备计提弱化了商业银行贷款行为的顺周期性，但其缓释作用有限。而张姗姗（2016）研究发现，出于向上盈余管理动机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是导致商业银行过度放贷的重要原因，而过多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也并不能抑制银行的过度放贷行为。杨雪萍（2015）研究发现，银行盈余管理会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相比城市商业银行，全国性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较小。
关于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专注于盈余管理产生的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宏观层面的研究不足。
四、研究结论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研究历经起步、发展、稳定三个阶段，研究日趋深入，但尚不能完全适应现实要求，还需要进一步拓展。
研究主体日趋丰富和多样化，但研究主体主要集中于商业银行，涉及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金融业整体的研究文献少，其他金融企业（如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的盈余管理研究尚未出现。
研究内容日趋丰富，影响因素研究开展得比较充分但仍有欠缺，单因素、多因素的影响研究均有出现，但是主要是对各种影响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单向影响进行讨论，并未出现盈余管理的反向作用研究。经济后果研究也还不充分，对于宏观层面的经济后果的研究（比如盈余管理的风险溢出效应），目前尚属空白。
研究方法日趋多样，但实证研究是当前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研究的主流方法，案例研究开展较少，主要集中于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这些小样本企业。规范性研究深度不够，主要集中于对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工具的探讨，对于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的诸多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的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不够深入。
（二）进一步研究方向及展望
1. 拓展研究主体。在继续开展对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及金融机构整体研究的同时，着手进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其他各类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随着未来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上市，其盈余管理问题也应当予以关注。
2. 深化研究内容。进一步开展盈余管理影响因素双向相关性研究，探析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发掘新的影响因素，探析盈余管理与单因素、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丰富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经济后果研究，深入研究企业盈余管理引发的单体风险问题，同时开展对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的影响研究，填补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的空白。
3. 加强案例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于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企业盈余管理的研究，由于上市企业数量较少，数据较难获取，实证研究开展相对困难，开展案例研究则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通过案例分析，可以更深入、详细地对这些小样本企业进行研究，得到对这类企业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4. 开展交叉研究。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融合，丰富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如与行为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及经济学其他学科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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