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贺银娟（副教授）
【作者单位】
江西科技学院工商管理教研室，南昌330098
【摘 要】
【摘要】本文首先依据全国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的评价体系，筛选出科技进步环境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相关指标，运用邓氏关联度的方法，对中部六省近些年科技进步环境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行相关度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各省在科技进步环境方面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协调度不够，且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然后依据中部六省各自的邓氏关联度系数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最后对加强中部六省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一步协调、发展与提高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邓氏关联度；中部省份；科技进步环境；高新技术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06-0059-6一、引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不管是企业的发展还是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已经凸显了技术创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核心地位。
“十一五”以来，我国中部各省份在科技进步环境方面进行了改善与提高，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加大、产出不断丰富，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在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化绩效水平随之进一步提升。然而，我国中部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绩效水平的差异逐渐显现出其制约了地区经济迅速协调发展，特别是地区科技创新战略实施的关键点，同时也彰显出科技进步的环境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化之间的关联度。
基于此，本文利用邓氏关联度方法进行分析，通过对2007 ~ 2014年中部各省份科技进步环境指标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的关联度计算分析，提炼出制约中部六省高新技术产业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化转化绩效方面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改进和提升中部各省在科技进步环境的薄弱环节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中部省份科技环境进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现状
（一）构建中部省份科技进步环境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体系
笔者查阅了全国几个地区科技进步统计检测结果公报中有关区域科技进步环境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相关衡量指标体系，发现该指标体系自构建以来，一直在不断完善。对于每一年来说，可比性还是很强的。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兼顾了科学性、系统性、数据可取得性以及可比性等相关原则：科技进步环境指标体系由3个一级指标与7个二级指标构成，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体系由2个一级指标与7个二级指标构成，由此搭建了一个由5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构成的衡量中部省份科技进步环境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指标体系。具体如下：
1. 中部省份科技进步环境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选取了科技人力资源、科研物质条件以及科技意识三个方面来揭示区域科技进步环境情况。
科技人力资源方面，选取了万人研究与发展人员数（注：2006 ~ 2011年该项指标选取的是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X1、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X2，能够较
地反映区域科技创新的人力因素，同时也展示了科技创新与地方高校的关联性。
科研物质条件方面，选取了每名R&D人员仪器和设备支出X3、科技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增固定资产占比X4，能够反映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物质基础的强弱，同时也体现了地区用于科技创新方面固定资产的支持力。
科技意识方面，选取万名就业人员专利申请数X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比较系数X6、万人吸纳技术成交额X7，能够较好地反映地方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活力及产出，同时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从事科研技术创新及科技服务工作人员的劳动认可程度，进一步凸显出企业科技创新在地区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2. 中部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高新企业产业化水平及高技术产业化效益两个方面来展现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化情况。
高新企业产业化水平方面，选取了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Y1、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Y2、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商品出口额比重Y3、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Y4，通过这些指标来反映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创新水平、科技产品出口情况等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
高技术产业化效益方面，选取了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Y5、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率Y6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Y7，能够较好地反映地区高技术产业效益方面的情况，特别是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取得的巨大效果。
（二）中部省份“十一五”以来科技进步环境及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现状
从整体上来看，“十一五”以来，中部各省份科技环境在不断进步与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化也在随之变化，有上升也有回落再起的波动。
1. 中部各省科技进步环境方面的发展情况。表1是2006 ~ 2015年中部六省及全国的科技环境进步指数。通过表1可以看出，2006 ~ 2015年间，全国科技环境进步指数不断提高，中部大多数省份的科技环境进步指数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特别是安徽省的科技环境进步指数，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约1.86个百分点；湖北省十年间科技环境进步指数平均增速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但是其他省份的波动性相对较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山西省，其年均增速仅有0.37%，由此也说明，中部六省在科技进步水平方面仍需要不断加强。
但是，从2006 ~ 2015年各省的平均排名情况来看，排序为：湖北省>山西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河南省。与前面提到的科技环境进步指数的平均增速出现了极大的反差。十年间，江西省、湖南省的科技环境进步指数均是稳中有升，然而河南省呈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最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全国31个省市直辖市的排名中，其平均排名位居中部六省第二，略低于湖北省4个名次左右，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其在2011年以前，全国排名均在前20之列，之后不断下滑，最严重的是2014年跌到了全国第29名，位居全国倒数第三，由此也进一步说明了其科技环境进步指数增速不高的现实。这些都不同程度地说明了地区科技环境进步指标体系间的协调度等还远远不够。
2. 高新技术产业化情况。表2是2006 ~ 2015年中部六省及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从表2可以看出，“十一五”以来，中部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及效益情况不断提升，虽然部分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与全国整体水平相比悬殊较大，但是不断提升的趋势是不容忽视的。六省十年间平均增速都远远高于全国高新企业产业化指数的平均增速，特别是河南省，虽然从科技环境进步指数方面来看，其表现不突出，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突飞猛进的发展确实是对科技创新最有力的说明。六省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平均增速的排序为：河南省>山西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湖北省。同时，中部省份与全国水平对比来看，除湖北省外，不管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均不同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从平均排名上来看，中部省份间的排序为：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这说明中部省份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同样存在着参差不齐以及波动的情况，基本都经历了从高峰回落又提升的过程，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科技创新意识在“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上的重要作用。
三、中部省份2007 ~ 2014年科技进步环境与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邓氏关联度分析
（一）邓氏关联分析思想
邓氏关联度主要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华中理工大学邓聚龙教授基于数学理论提出的一门系统工程学科，是一种研究少量数据、较少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其提出的灰色系统理论可以用来研究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随着时间变化关联性的大小情况。本文通过邓氏灰色管理线理论来分析2007 ~ 2014年中部省份科技进步环境与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协调相关度，目的是通过对比分析，深入了解中部地区科技进步环境指标体系中影响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要因素，从科技进步环境指标出发，提出如何改善和提升中部地区科技环境的建议，为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以及中部崛起计划提供参考。
（二）灰色关联度运算过程
1. 明确灰色系统中的母序列与子序列。母序列即参数序列，子序列即对比序列。研究中，将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时间序列定义为母序列，科技进步环境指标时间序列定义为子序列。本文以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转化绩效中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以下简称Y7），与湖南省科技进步环境指标体系构成的时间序列来详细说明邓氏关联度的运算过程，结果如表3所示。
2. 对母序列与子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因科技进步环境时间序列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时间序列中各个因素的意义、作用等都不完全相同，会导致结果运算差异较大。因此，为了数据的可比性，需要对表3中的数据采用绝对差值法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处理结果如表4所示。
3. 运算母序列与子序列间的邓氏关联系数。运用灰色关联系数公式来计算母序列与子序列间的邓氏灰色关联系数：
ε0i（t）=
式中：△min是两级数据的最小差；△max为两级数据的最大差；α为分辨系数，本文取0.5；△0i（t）为t时期子序列数据与其对应期母序列数据的绝对差值；ε0i（t）为t时期母序列与子序列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即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转化绩效中的知识密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时间序列与湖南省科技进步环境各指标间的灰色关联系数，该值越大，代表当年此子序列对母序列的影响越高，反之则越小。具体运算结果如表5所示。
4. 运算不同时间下子序列与母序列的邓氏关联度。因为不同的时期，母序列与子序列均可以运算一个灰色关联系数，这样每个子序列指标与母序列均会产生一个，数据将会有多个，为了具有可比性，通常将分散的数据进行平均，取其平均数作为所研究子序列与母序列的邓氏关联度ri（i=1，2，…，7），即表5最后一行。
5. 母序列与子序列的灰色关联度排序。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转化绩效中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其科技进步环境之间的邓氏关联度排序为：r1>r3>r7>r5>r4>r2>r6。结果表明，湖南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科技人力资源情况的关联度是最高的，其次是每名R&D活动人员新增仪器设备费用的高低，再次是万人吸纳技术成果金额的多少，这三项恰好是展示一个地区科技创新进步环境的三个核心部分，体现了科技创新成果研发及应用能力。紧接着是万名就业人员专利申请量，灰色相关度最低的是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与全社会平均工资比例系数，这说明湖南省在科技人员薪资待遇方面与全社会平均工资的差异未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自2007年以来，湖南省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与全社会平均工资比例系数一直在持续下降，从2007年的82.33一路下滑至2014年的65.98，这就使得该项指标成为制约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一个致命弱点。缺乏了科技创新的动力，科技创新成果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水平。这就警示了湖南省需要不断调整有关科技创新人员劳动报酬的获取机制及获取途径，不断激发科技创新工作者的热情，提高科技创新产出，促进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化水平以及产业化效益。
（二）中部省份间科技进步环境指标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间邓氏关联度的对比
依照上述思路，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化不同指标与所选科技进步环境指标之间运算邓氏关联度，并对其进行排序。值得说明的是：考虑到科技进步环境的不同指标与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间邓氏关联度水平的差异较大，为了使研究更具有可比性，本文首先研究每个不同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以Y1为例）与科技进步环境的所有指标间的邓氏关联度，然后将运算得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其各项科技进步环境指标关联度排序名次进行简单平均，得到了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其各项科技进步环境指标关联度平均排名情况。排序平均数越小，就说明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其各项科技进步环境指标科技进步环境指标关联度越大，反之则越小，如表6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湖北省在科技人力资源方面特别是万人R&D人员数上优胜中部其他省份，其次是山西省，这也更加体现了为何山西省科技进步环境指数变动最大。
因运算、汇总整理过程相同，因此，本文关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其科技进步环境指标间邓氏关联度的排名在此省略。表7可以清晰地反映中部六省科技进步环境各项指标与高新技术产业各项指标的关联度平均排名情况。
1. 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科技人力资源指标间邓氏关联度排序平均数情况。通过表7可以发现，从万人R&D人员数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的邓氏关联度来看，湖南省在中部省份中平均排名最靠前，平均排名为2.571；安徽省平均排名达到了5.429，处于中部省份最低，这就显示了在万人R&D人员数方面，安徽省与其他省份相对存在比较大的弱势。然而，在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对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的关联度上面，平均排名情况却发生较大改变：安徽省是最高的，平均排名为2.571；湖北省排名平均数是4.571，在六省中最低；其他省份的平均排名差异相对较小。这些变化足以说明对于不同省份来说，其科技人力资源水平的高低在各自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因而进一步导致了其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及高新技术转化绩效的差异。
2. 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科研物质条件指标间邓氏关联度排序平均数情况。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科研物质条件指标间邓氏关联度运算排序平均数来看，首先，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每名R&D人员仪器和设备支出的邓氏关联度排序平均数中：山西省是最高的，平均排名为2；湖北省是最低的，达到了5.429。这就说明山西省在科技创新研发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相对较大，并且固定资产产出绩效水平也相对较高。其次，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增固定资产占比的邓氏关联度排序平均数显示的结果是，安徽省在科技服务固定资产投入产出方面是中部省份中最高的，其排序平均数为1.286，湖南省却是最低的，排序平均数为5.143，充分说明湖南省在科技固定资产投入方面出现了投入产出比例不协调、产出绩效不明显等问题，因此，也就解释了为何其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中贡献力度不足。
3. 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科技意识指标间邓氏关联度排序平均数情况。首先，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万名就业人员专利申请数邓氏关联度的排名平均数上来看，中部省份的差异相对较小。这说明中部省份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万名就业人员专利申请数量的不断增加，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省份差异较小，恰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通过排序平均数可以发现，六省中排序平均数最小的为河南省，其次是江西省，平均排序最低的是山西省和湖南省，但差异不是很大。说明各省重视专利技术创新成果的申请及转化，专利申请量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间的邓氏关联度越高，越能彰显各省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中专利技术转化的重要作用。
其次，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科学服务和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比较系数的邓氏关联度排名平均数上来看，各省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科技服务人员工资待遇相对较高的河南省，其排序平均数为2.714，其次是湖北省的2.857，最低的为湖南省，排序平均数仅为4.429。这样的情况有力地说明了我国中部的部分省份在鼓励科技人员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成果的同时，并未很好地匹配从事科学服务和技术服务业人员的工资待遇，并由此导致其在该省份高新技术转化水平及转化绩效中难以发挥更好的作用。
最后，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与万人吸纳技术成交额的邓氏关联度排序平均数来看，中部省份的排名平均数差异同样存在。其中河南省的排序平均数是最低的，安徽省是最高的，这就说明河南省在技术成果转化水平及绩效方面的成绩更为显著，科技创新产出的成果较好地流入到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科技转化效率相对较高，致使该省不仅提升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水平，同时也提高了高新技术产业效益。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中部六省2007 ~ 2014年科技进步环境指标与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标间邓氏灰色关联度的对比分析，发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化提升的过程中，科技进步环境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在这8年时间里，中部省份的科技进步环境不断提升和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个别省份在科技进步环境方面做得不足，致使其成为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迅速发展的障碍。因此，中部省份仍需要不断加大力度，提升和改善科技进步环境，而不能一味地加大投入，忽视科技进步环境间的协调和配合，更忽视了邻省的辐射作用。因此，本文从科技进步环境方面入手，针对中部省份存在的共性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职能应不断完善和提升，为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起到政策制度引导和鼓励作用。目前，中部各省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其科技创新投入与科技创新能力略显不高，同时，高水平、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稀缺、不稳定及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分配的不均等现象将会直接影响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能力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水平及绩效。如河南省人民政府2014年发布的《关于创新机制全方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提出，“科技投入在不断增长，但是科技投入的总量与强度不足，投入的方向与结构不尽合理”。因此，各地区应不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强化服务意识，加强政府在科技创新投入、产出及转化方面的政策制定及引导职能，特别是科技人力资源的培养与流动，优化人力资源分配，加强地区间或者省市间的协作，合理安排政府投入，为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二，各省需不断改善和提高其科研物质条件，加大科技创新固定资产的投入，引导科技投入的合理应用。同时，提高科技工作人员的薪资待遇，鼓励科技服务人员依靠自身知识能力来获取额外收入，为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的提升和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科技创新人员固定资产如仪器和设备等科研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对于科技成果的产出和转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各省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石。当前，中部各省科技创新所需的高端仪器、设备等还主要依赖于进口，各省份之间多数是单打独斗，资源共享性不高。为此，中部各省应该不断加强重点研究实验室的建设、搭建适合本省实际开放性科技物质条件平台、加强和完善图书文献资料库的建设和共享等。与此同时，也应该不断加强和促进区域及行业、高校、科研所等科研机构的融合与共享工作，鼓励校校合作、校企合作、院地合作或者地区合作等多形式、多类别合作，共同研究和攻克一些重大技术和研发难题。
第三，中部省份需要继续加强科技人员的科技创新意识，增加科技创新成果，特别是应用型科技成果的产出，进而通过科技创新意识的提升来提高地区高新科技成果转化的水平及绩效。中部地区需继续推进科技创新主体及社会人员进行专利申请，改革科技创新人员的报酬结构。与此同时，继续推进高新技术如专利技术的转让授权。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三大主体中的核心部分，更加需要加强科技创新研发人员的意识及能力。在促进科技转化中，科技创新人员需要依据市场的变化及经济的发展，准确把握市场变动的方向和需求，组织科研人员，主动积极地开展市场调研，依据市场变化开展研发活动及技术创新活动，为企业研发新产品或者改进老产品，进而保持企业持续发展的活力，维持和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另外，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还需要继续加大力度，加强政、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实现四方的资源互补与优势互补，充分利用政府的资金与政策、企业的设备与技术、高校的科研人才等，实现多方位、多角度的组合，联合开展科技创新活动，这对于提升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新技术企业也应该不断加强与地方高校的联合和互动，达到充分利用高校的科研人员、技术、科研设备等科技资源，实现共同研发，鼓励高校教师在企业中担任相关职务，以其科技产出成果作为投入获取报酬，同时还能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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