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黄 电

【作者单位】
岭南师范学院商学院，广东湛江 524048

【摘　　要】

    【摘要】本文以2011 ~ 2015年各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的变化情况，结合人民币加入SDR后对银行财务坏账造成的影响，利用定性和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进一步构建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借此分析人民币加入SDR后可能给银行财务坏账带来的潜在影响，并提出相关解决财务坏账率问题的可行性建议与方案。
【关键词】特别提款权；线性回归；不良贷款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05-0047-5一、引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6年10月正式宣布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会员国的一员，而且是很有影响力的一员，以10.92%的占比排在五种主要货币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衡量我国金融业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就是财务坏账率，该指标近年来虽然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存在着许多风险隐患，如果不能更有效地对财务坏账率加以重视和控制，财务坏账率将可能持续提高并恶化。那么，人民币成为SDR是否真的有利于改良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系统财务坏账？
为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本文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根据2011 ~ 2015年各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的变化情况，并结合人民币加入SDR后给金融业下的银行财务坏账形成的影响，利用定性和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进一步构建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被解释变量、其他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借此分析人民币加入SDR后可能给银行财务坏账带来的潜在影响，并提出相关解决财务坏账率问题的可行性建议与方案，以有效促进我国金融业在经济新常态下的长远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世界银行发表的《Global Commercial Bank Business》（2015）报告书指出，为了解决银行财务坏账，人们常常寄望于像华融等那样的公司，通过将财务坏账移出账外，使不良贷款减少。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的分析师David Hu（2014）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市场预见的不良资产将会增加，华融和其他三家银行财务坏账的业务也会不断增加，表明这几家公司出手处理银行财务坏账的力度会有所加大。
杨绿荫（2015）指出了SDR的成长发展过程，并提到推动人民币加入一篮子货币给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同时提出了“防范风险，稳步前进，抓住机遇，适度加快”的建议。马振国（2014）强调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重点指出其在宏观上是由我国经济体制以及监管不健全等方面造成的，在微观上是由银行业主体风险意识不全，以及借款人的信用问题造成的，并从存量和增量的角度得出未来一段时间商业银行财务坏账将持续上升的结论，继而通过建立以不良贷款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印证了该结论。李美芳（2013）通过选取中国农业银行2008年一季度到2012年四季度的20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发现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财务坏账的影响占比最大，并指出要积极地从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入手，进一步控制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综合现有的研究不难发现，已经有较多的学者研究了人民币和一篮子货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即财务坏账，并从各个方面说明了影响商业银行财务坏账的因素和改进的建议。但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研究是非常少的，因此本文尝试将二者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回归模型，希望找到解决商业银行财务坏账的更好途径。
三、人民币成为SDR背景下影响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成因及因素分析
1. 成因分析。
（1）商业信用的发展依然不够完善。人民币加入SDR后，资本流通的步伐几乎可以跨越全球，随着国家不断推出新政，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机制更加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同时也给予我国商业信用考评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如图1所示，从2011年开始到2015年第四季度，从各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的增长情况可以看到，尽管贷款更加便利了，银行贷款业务增加的同时银行收入也有所增加，然而随之增加的还有银行的财务坏账。
（2）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以市场为主导的汇率水平。金融体制改革一直备受外界关注。如何更好地推进金融领域的开放，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从近几年金融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也采取了大量的实质性措施：利率市场化取得重大突破；沪市和香港股市联通；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主张建立亚投行金融业对民营资本开放，等等。这些措施使我国的金融业和市场开放向更高水平发展。随着国外资本流动性的增强，我国金融经济体制还不能经受急剧的非秩序化调整，对于类似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抵御能力是亟须提高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存贷利差为主要盈利模式的商业银行在制度上还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防范风险能力不足，加之商业信用本身也处在完善的过程中，这样更容易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
（3）银行内控制度存在着监管不严的漏洞。经过观察和研讨，可以发现内资银行不像外资银行那样内控制度十分严格，并且能够执行到位。主要表现在审批程序不足，并且内控制度不严格，放贷过程没有层层把关，直接造成银行内控制度存在着监管不严的漏洞。以东亚银行作为内资银行的参考示范银行。东亚银行总部设在香港，正常的放贷一般首先经珠海审批，有时候经过上海审批；所要提交的资料，不是一次性签发，而是根据实际的资料需要一步一步审批。在此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漏洞。
2. 因素分析。

图1是根据2011 ~ 2015年各个指标值绘制而成的折线图，具体根据各个因素与不良贷款之间的关系对该图展开分析。
（1）GDP 增长率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人民币加入一篮子货币本身就是IMF对我国经济发展成果的肯定。GDP作为权衡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通常情况下，GDP的增长率越高，表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好，人民币币值越稳定，股市需求的资金增加，企业营业状态总体良好，违约风险降低。此时，整个社会对于信贷资金的需求就会有所增加，银行也因此而加大了放贷的力度，无形中增加了货币的流通量，盈利增加，不良贷款减少。相反，GDP的增长率放缓甚至下滑，则表明经济良好形势放缓，股市低迷，企业经营状态不理想，社会信心不足，信贷资金需求不足，过去放出的贷款很可能面临到期却无法收回的风险，银行财务坏账增加。
2011 ~ 2015年，伴随着改革不断步入深水区，我国GDP总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势头。然而，GDP同比增长率却有所放缓，由2011年一季度的增速2.5%到2015年四季度的增速1.5%，波动幅度较大，已明显放缓。与此相适应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有着这样一个特点，每年的不良贷款率几乎在一个水平上：2011年持续保持在1.00%；2012年在0.94% ~ 0.95%；2013年在0.97%左右浮动；2014年为1.15%；而2015年分别为1.39%、1.5%、1.59%、1.67%，不良贷款率总体呈不断上涨的趋势。随着近几年来我国GDP增长率增速的放缓，经济增长缺乏后劲，导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这是国民信心不足的表现之一。
基于此，假设GDP增长率与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负相关。
（2）货币供应量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时，我国一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市场经济的发展，此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增加，银行的贷款利率下降，贷款的成本下降，流向股市的资金增加，企业的经营信心增强，纷纷增加银行贷款来扩大生产，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然而，在经济低迷时，我国一般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此时的景象则相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滞后性，许多企业在经济前景好的时候借入大量的债务资金，在经济低迷期却无法还上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违约风险增加；银行的盈利下降，不良贷款增加，不良资产增加，最终会影响金融业的发展。
尽管我国这几年来货币供应量在数量上不断增加，然而供应量的增长率却有较为明显的下滑痕迹，与此同时，可以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却在上升。
基于此，可以假设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
（3）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资本充足率是资产与风险的比值，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资产对于风险的保障程度就越大，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越能满足风险偿付的要求，否则相反。拨备覆盖率是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与不良贷款的比值，与风险能力相适应。正常情况下，该比值越大，商业银行承担不良贷款所造成的损失能力就越强。由于资本充足率与拨备覆盖率的数值之间差距太大，若放在同一个图表中，不易看出二者的关系，因此对于二者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不作图表分析，但是从理论上是可行的。由此可见，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二者与不良贷款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和分析统计
1. 研究假设。鉴于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我国直接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本研究假设限定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发展情况，选取2011 ~ 2015年商业银行各季度的不良贷款余额作为数据样本，通过分析数据走势得出一些基本的规律，并借此找出背后的原因，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由图2可知：2011 ~ 2015年共计20组样本数据，样本显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基本上是呈直线上升，由最初的4000多亿元发展到12000多亿元，最低增速达0.94%，2015年第四季度比第三季度增加了1.67%，不良贷款余额几乎翻了一倍。
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我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三大行业，范围过大，为避免分析缺乏重点，本文主要选取金融业中的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通过选取2011 ~ 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贷款率、GDP同比增长率、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长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覆盖率以及拨备覆盖率的数据来进行分析。
表1是对以上变量进行的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638，大于0.5，并且其显著系数小于0.05，因此可以认定该5年的数据样本都适合主成分分析。

3. 模型变量选择。本文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自变量选取了GDP同比增长率、M2供应量增长率、资本充足率以及拨备覆盖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来分析其拟合程度，从而为解决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提出可行性的解决措施。
4. 研究模型设计。为更好地分析各个因素对商业银行财务坏账的影响，本文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检验各个因素对不良贷款的影响程度，研究模型为：
Y=a+b1x1+b2x2+b3x3+b4x4+u
其中：a为常数；x1、x2、x3、x4分别表示GDP同比增长率、M2供应量增长率、资本充足率以及拨备覆盖率；b1、b2、b3、b4分别为x1、x2、x3、x4的系数。
5.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表2列示了2011 ~ 2015年四个自变量的相关性结果。结果表明，GDP同比增长率、M2供应量增长率、资本充足率以及拨备覆盖率等四个变量显著相关，采取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合理的。6. 回归结果分析。表3列示了2011 ~ 2015年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因素，即GDP增长率、M2供应量增长率、资本充足率以及拨备覆盖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通过表3可以看出，就单个因素而言，GDP同比增长率以及资本充足率对于不良贷款率的拟合程度是较好的；而M2供应量增长率以及拨备覆盖率则表现出明显的偏离，这种变化是不稳定的。
经过SPSS 17.0数据软件的拟合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的非标准化数据可以得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Y=2.380-2.778x1-0.025x2-0.048x3-0.014x4+u
从回归方程中可以看到，x1、x2、x3、x4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相关影响系数分别为-2.778、-0.025、
-0.048、-0.014，模型得出的结论与假设一致：GDP增长率、拨备覆盖率、M2供应量增长率以及资本充足率均与不良贷款率负相关，因此上述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7. 可靠性分析。为了考察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对该多元线性方程以Anova分析进行可靠性检验（结果略）。此方程回归平方和为0.048，残差平方和为0.004，总平方和为0.052，其对应的F统计量为20.423，显著性水平sig为0.032，小于0.05，因此可以认为本文中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是有效的。
由表5可知，R2显示为1.000，已经达到顶峰值，这表明该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

综上所述，本次构建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是具有可行性的。
8. 研究结论。本文首先就影响商业银行财务坏账的因素进行假设，通过收集数据，并拟合模型分析，拟合结果为Y=2.380-2.778x1-0.025x2-0.048x3
-0.014x4+u。该结果表明：基于人民币加入一篮子货币，在影响商业银行财务坏账的因素中，自变量GDP同比增长率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最大，GDP同比增长2.778%，能使不良贷款率下降1%，反之，如果降低不良贷款率1%，就能带来GDP2.778%的增长。其他同理可得类似的结论。因此，要化解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首先在宏观上，国家应该把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增速释放新的动力；其次，商业银行要注意自身盈利能力的提升，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再次，商业银行不能单纯通过提高拨备覆盖率来降低不良贷款率，应注意与自身的信贷风险匹配。只有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不良贷款率才有望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五、人民币成为SDR背景下金融业财务坏账防范与解决方案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此时人民币加入一篮子货币是世界对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的认可，也是对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认可，将大大增强海外持有人民币的信心和加速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不良贷款问题对于商业银行甚至是整个金融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因此在抓住加入一篮子货币这一机遇的同时，必须建立预备机制和防范措施，减少金融业的财务坏账所带来的影响。
1. 不断完善我国银行业的信用评估体系。为了减少信用风险导致的不良贷款，必须采用严格的信用等级评级方法，对进入信用等级黑名单者进行公布，以对其形成舆论压力，在整个行业内形成相互监督的管理机制。还要科学合理地对金融工具进行定价，不要一味追随市场的趋势，也不要基于传闻证据的政治经济形势，从而为决策者管理风险提供准确的参考，多维度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2. 不断加快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人民币成为SDR会倒逼人民币国际化，因此要积极进行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在解决好不良贷款定价和产权两大技术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试点有序开展资产证券化，设立专门的中介机构或允许现有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股权证券化，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3. 内部监管要扎根而不是泛泛而谈。创立以不良贷款率为考查重点的风险控制办法，最大限度地促使银行经理提高对贷款质量的控制，减少银行经理因工作不尽职而产生的不良贷款。但银行只通过设计良好的激励机制并不足以防止不良贷款的形成，银行经理的内部监管也会影响不良贷款的形成。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都有自己的经营风格：有些可能比较激进，偏好高风险领域，这将导致极端信贷扩张以及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有些则比较审慎，严控高风险介入领域，从而将风险降低。前者的不良贷款率明显高于后者；而有良好的信贷管理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的商业银行，其不良贷款比率会较低。
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发展创新经济。在经济发展迅猛、GDP不断创新高的时候，因GDP增长使得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的过程得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发展创新经济，给予社会各种资本信心。2016年召开的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原来追求经济增速转变为注重提高经济质量、经济潜在增速。因此，大力发展经济要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表现在不断推进二胎开放释放劳动力、开展精准扶贫，农地流转更注重确权、确保资本有增无减、创新机制，促进学研等多方面结合。
5. 争取政策支持和优惠税率，通过利率变化处置不良资产。各商业银行可以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利率政策，加大对其自身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以降低不良贷款率。另外，国家对待僵尸企业，不能一味给予财政补助和要求银行对其放贷，这无疑增强了僵尸企业的依赖性并增加商业银行的财务坏账，会导致金融风险的增加。对待僵尸企业，政府应该遵循市场准则，优胜劣汰，淘汰部分僵尸企业，让其自然破产；对于回转有望的僵尸企业，辅助其通过资产重组获得新生。
6. 积极构建大数据信息服务平台，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为了防止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商业银行可以在内部建立大数据分析平台，帮助银行加强风险建模，提高风险定量量化能力，对客户及项目的风险和潜在风险做出有数据支撑的综合评估。商业银行可通过利用各种非传统渠道如互联网、移动平台等，及时捕捉到以前无法使用的客户数据（包括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流量数据等），并通过与传统数据的快速整合、关联补充，针对大数据的非结构化特征，依靠“云计算”等分析工具，完成客户行为模式的分析和发现，及时找到有不良记录或者出现不良贷款势头的客户，从源头直接控制银行财务坏账的发生。

主要参考文献：
程思劢．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因素的实证分析［J］．枣庄学院学报，2012（5）．
田华伟．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影响与前景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5（17）．
张凯，叶展时．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J］．现代商业，2015（24）．
毕海涛．论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法律制度的完善［J］．商场现代化，2015（18）．
周越浪．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金融业发展问题研究［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5（5）．
巴帅．财务坏账损失的原因及防范措施分析［J］．中国市场，2012（22）．
赵大勇．财务坏账损失产生的原因与解决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5（15）．
李美芳．中国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影响因素分析［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13．
David Hu．标准普尔咨询报告2014［R］．New York： Standard & Poor，2014．
 杨绿荫．商业银行坏账分析成因［J］．全国商情，2015（6）．
马振国．金融系统不良贷款控制机制探讨［J］．经贸实践，2014（10）．
Carl E. Walsh.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Inflation Targeting［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3（5）．
Jess Benhabib．Backward-looking Interest-rate Rules， Interest-rate Smoothing， an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