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庞 鹤1，2
【作者单位】
1.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安710127；2.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西安710100
【摘 要】
【摘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逐步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然而，我国对外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国际收支失衡，尤其表现为经常项目失衡。探讨我国经常项目失衡的原因并找寻经常项目失衡的调整机制，对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视角出发，通过建立多变量VAR模型，借助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法实证检验了资源寻求型OFDI 、效率寻求型OFDI和市场寻求型OFDI对我国经常项目变动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
【关键词】OFDI；经常项目失衡；投资动机；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30-0018-9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经常项目失衡现象在国际上被广泛关注，很多西方学者甚至将全球经济失衡归罪于中国的经济失衡（王宏淼，2012），其表现也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首先，中国的经常项目失衡持续时间长，且规模不断扩大；其次，伴随经常项目失衡，资本金融项目账户出现顺差，“双顺差”有悖于经济学常识；最后，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带来外汇储备膨胀，国内资产价格和物价快速上涨，给我国经济稳定造成巨大压力，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确切地说，经常项目失衡的现状已经给宏观经济优化管理造成了一定困扰。在这种背景下，探讨我国经常项目失衡的原因并找寻经常项目失衡的调整机制，对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就经常项目失衡的影响因素和调节机制展开讨论。有些学者将中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原因归结于中国的汇率和汇率制度，以及人民币汇率存在严重的低估现象（Thorbecke、Gordon，2006；Garcia Herrero、Koivu，2007）；有些学者从要素禀赋角度出发，认为要素禀赋的国际分工定位不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由其维持的贸易加工、廉价资源是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余永定、覃东海，2006；卢峰，2006）；另有学者强调储蓄投资缺口是形成中国经常项目巨额顺差的关键因素（李扬，2006；郭海峰，2007；席洪伟、苏晓东，2008）。尽管现有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相关政府部门亦采取种种调整措施，但是我国经常项目的顺差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因此，是否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探究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国内企业不断走出国门，进行对外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逐年攀升的背景下，不禁要思考：经常账户和对外直接投资同是一国对外开放及融入国际分工的重要渠道，那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飞速发展对经常账户（特别是经常账户失衡）有何影响？梳理现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鲜有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经常项目失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事实上，近些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逐年攀升，很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经常项目失衡的重要因素。李蕊（2003）、王英等（2008）、龚艳萍等（2009）、刘伟等（2010）、李梅等（2012）、田敏等（2014）以及陈俊聪等（2014）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推动投资者母国新兴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带动出口贸易的发展。因此，本文拟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探究我国经常项目持续顺差的深层次根源，实证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对经常项目失衡的影响。
根据投资主体的行业性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分为金融类企业和非金融类企业，前者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其他企业则统称为非金融类企业。与之相对应，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金融类OFDI与非金融类OFDI。本文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进一步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常项目失衡造成的影响，根据投资动机的差异，将18个行业（除金融行业）的OFDI划分为资源寻求型OFDI、效率寻求型OFDI与市场寻求型OFDI（见表1）。通过细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本文拟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深入探究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经常项目失衡造成的影响。
二、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一）VAR模型简介
传统计量模型多以经济理论为基础，但是经济理论并不能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密说明。此外，传统计量模型不易确定方程中的内生变量，这就给估计推理增加了难度。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无需预先假定不同变量之间存在理论上的经济关系，是目前被广泛用于检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方法。VAR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联立方程模型，其具有以下特点：①属于非结构化模型；②所有变量都是内生的；③具有完全相同的解释变量。VAR模型避免了单方程模型无法描述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缺憾，既能够考察变量间双方向的影响关系，又能够避免联立方程模型的变量内生性与外生性划分以及模型识别等麻烦。VAR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把当期关系隐含到随机扰动项之中，能够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
以两个变量y1t、y2t滞后1期的VAR模型为例：
y1t=c1+p11.1y1,t-1+p12.1y2,t-1+u1t
y2t=c2+p21.1y1,t-1+p22.1y2,t-1+u2t
其中：u1t，u2t ~ IID（0，s2）；Cov（u1t，u2t）=0。写成矩阵形式为：
设Yt=[y1ty2t]，c=[c1c2]，P1=[π11.1π12.1π21.1π22.1]，ut=[u1tu2t]，则：
Yt=c+P1Yt-1+ut
含有N个变量滞后k期的VAR模型表示如下：
Yt=c+P1Yt-1+P2Yt-2+…+PkYt-k+ut
其中：ut~ IID（0，W）；Yt=（y1t，y2t，…，yNt）"；c=（c1，c2，…，cN）"；ut=（u1t，u2t，…，uNt）"；Πj=
（j=1，2，…，k）。
Sims认为VAR模型中的全部变量都是内生变量，近年来部分学者指出具有单向因果关系的变量亦可作为外生变量加入VAR模型。在梳理和总结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分别基于绝对指标组和相对指标组构建多变量VAR模型，并借助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法考察不同类型的OFDI对经常项目变动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
（二）指标设定
本文以经常项目的相关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不同类型OFDI的相关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并设置一系列其他变量以控制某些重要因素对经常项目变动的影响。
1. 被解释变量。经常项目失衡是相对于经常项目均衡而言的，无论是盈余还是赤字，都是经常项目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借鉴刘渝琳和周靖祥（2007）的做法，本文采用出口贸易额、进口贸易额以及经常项目差额三个指标来测度经常项目变动。其中，出口贸易额的自然对数记为LnEX，进口贸易额的自然对数记为LnIM，经常项目差额的自然对数记为LnCA。CA=EX-IM。
2. 解释变量。OFDI数据可分为存量与流量两种。鉴于获取数据的便利性，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流量数据。实际上，OFDI不仅影响来源国的当年对外贸易，更重要的是对其有长期持续影响，故本文同时采用OFDI的流量和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中，OFDI流量的自然对数记为LnfOFDIi，OFDI存量的自然对数记为LnsOFDIi。i=1，2，3分别表示资源寻求型OFDI、效率寻求型OFDI、市场寻求型OFDI。
3. 控制变量。借鉴Chinn et al.（2003）、Gruber et al.（2009）、赵锦春等（2014）的做法，设置多个控制变量。
（1）经济增长速度。用当期GDP增长率Growth表示。
（2）经济发展阶段。采用我国当期实际人均GDP与美国当期实际人均GDP的比值反映相对人均收入水平RGDP。
（3）社会消费因素。本文设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对数LnConsum来测度消费率，主要用于考察消费对经常项目变动的影响。根据吸收分析法的观点，经常项目是国民收入减去吸收的差额，其中吸收包括私人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相对稳定时，私人消费越大，经常项目越容易倾向于逆差；当总吸收超过总收入时，该国家则是净进口国家，经常项目则出现逆差。（4）资本形成因素。根据经常项目跨期分析法，较高水平的投资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经常项目收支情况恶化。因为当一国当前消费增加且超过其产出时，必须依赖进口才能满足，于是就出现了经常项目赤字。本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自然对数LnCapital来表示。
（5）财政收支因素。大量经验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收支与经常项目差额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故本文设置了政府财政收支指标，用政府财政收支差额的对数LnGov来表示。
（6）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一国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更加开放的经济能够通过出口带来更多的外汇收入，具有更强的外部负债清偿能力。所以，外贸依存度越高，越有利于一国经常项目的改善。本文采用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的自然对数LnOpen来表示。
（7）金融开放程度。一国跨国金融交易的开放程度会影响资本流动进而影响经常项目，因为金融开放能够影响储蓄和投资决定，影响资本跨国流动进而影响跨国配置效率，带来国际资产组合的多样化，最终增加潜在收益。多采用资本内流作为度量金融开放程度的代理变量，本文选用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额的自然对数LnFopen来表示。
（8）净对外资产因素。从跨期角度来看，经常项目等于贸易差额与一国对外资产净额回报（或对外负债净额支出）之和，对外资产净额是一个很重要的初始条件。从储蓄存量缓冲角度来看，较高的对外资产净额会降低经常项目逆差，改善经常项目。本文采用当期对外资产净额的自然对数LnNfa来衡量。
（9）贸易条件。根据哈伯格—劳伦斯—梅茨勒效应，在给定收入水平时，贸易条件恶化会减少实际收入和储蓄；在投资和政府预算赤字保持不变时，储蓄改变最终会改变经常项目盈余，导致贸易差额恶化。贸易条件TOT通常用一国或地区当年的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来表示。
（10）实际有效汇率。Corden（2009）和Feldstein（2011）认为，为了保证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和出口，中国政府压低人民币汇率，导致中国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下降以及国际竞争力提高，而人民币低估显然为中国创造了长期而持久的经常项目顺差。本文设置实际有效汇率Beer来控制汇率对经常项目的影响。Beer是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以中国对外贸易份额为权重计算的人民币对各贸易国的加权平均汇率。具体指标设置见表2。
（三）数据来源
由于分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只能追溯到2002年，故本文以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一季度为考察期。变量原始数据主要来自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WDI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以及中经网事实数据库。经常项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财政收支差额、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入额、对外资产净额以及实际有效汇率等季度数据根据月度数据进行推算。由于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行业数据主要是年度数据，本文假定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在同一年度内基本保持不变，在对外直接投资季度总流量的基础上估算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季度流量数据。结合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存量和季度流量，估算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季度存量数据。数据处理使用计量软件EVIEWS 8.0和STATA 12.0。
三、多变量VAR模型分析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由于ADF法与PP法在拒绝单位根上的势（power）较弱，本文使用Kwiatkowski et al.（1992）提出的KPSS法检验各绝对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涉及的绝对指标KPSS统计量值至少小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原序列是平稳的。表3简要给出了主要变量的KPSS检验结果。
（二）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
VAR模型除了需要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还应正确确定滞后期。如果滞后期太少，误差项的自相关性会很严重，容易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本文根据赤池消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确定最优滞后期。表4给出了多变量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若VAR模型各个单位根的模都小于或等于1，满足稳定性条件，则意味着模型结构是稳定的，所构建模型是合理的。图1 ~ 图6分别给出了不同多变量VAR模型的AR根图示。由图可知，被估计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都小于1，位于单位圆内，表明不同VAR模型均满足稳定条件。在模型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可以测算经常项目对不同类型OFDI冲击的响应。三）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法主要是用来检验是否可以将一个内生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对待。对于VAR模型中的每一个方程，将输出每一个其他内生变量滞后项（不包括它本身的滞后项）联合显著的χ2（Wald）统计量。基于多个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见表5。
从表5的结果可知，除LnfOFDI1不是LnCA变化的Granger原因，LnfOFDI3不是LnIM变化的Granger原因外，LnfOFDI2、LnfOFDI3是LnCA变化的Granger原因，LnfOFDI1、LnfOFDI2以及LnfOFDI3是LnEX变化的Granger原因，LnfOFDI1、LnfOFDI2是LnIM变化的Granger原因。初步推断：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可能不显著，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对进口贸易额的影响可能不显著；而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对经常项目差额存在重要影响；出口贸易额受到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的显著影响；进口贸易额主要受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的影响。
就OFDI存量而言，LnsOFDI1和LnsOFDI2是LnCA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LnsOFDI3不是LnCA变化的Granger原因，意味着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和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对经常项目差额存在重要影响，而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并不显著；LnsOFDI1、LnsOFDI2和LnsOFDI3都是LnEX变化和LnIM变化的Granger原因，初步表明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对我国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都存在重要影响。
（四）脉冲响应函数
图7反映了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冲击发生时，在第1 ~ 3期经常项目差额出现小幅负向反应，随后冲击效应逐渐趋于0；图8反映了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冲击发生时，在第1期经常项目差额出现负向反应，并且在第2期达到负向最大值，随后负向冲击减弱，在第6期之后冲击效应逐渐趋于0；图9反映了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冲击发生时，在第1期经常项目差额出现正向反应，并且在第2期达到正向最大值，随后正向冲击减弱，在第5期之后冲击效应逐渐趋于0。图10反映了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冲击发生时，在第1 ~ 4期出口贸易额出现大幅增加，第5期之后冲击效应逐渐趋于0；图11反映了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冲击发生时，在第1 ~ 2期出口贸易额出现负向反应，在第3期达到负向最大值后负向冲击减弱，在第6期之后冲击效应趋于0；图12反映了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冲击发生时，在第3期出口贸易额出现正向反应，但在第4期之后正向冲击减弱并逐渐趋于0。图13反映了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进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冲击发生时，从第1期开始进口贸易额出现负向反应，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随后负向冲击减弱，在第7期由负转正，但冲击效应微弱；图14反映了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进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冲击发生时，第1 ~ 2期进口贸易额出现正向反应，随后正向冲击减弱，在第5期由正转负，但冲击效应微弱；图15反映了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进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冲击发生时，第1 ~ 2期进口贸易额出现负向反应，在第3期转为正向反应，随后减弱并逐渐趋于0。
概括来讲，资源寻求型OFDI、效率寻求型OFDI以及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经常项目的脉冲响应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不仅体现在时间轨迹上，还体现在冲击力度上。其中：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正向击，对进口贸易额有大幅的负向冲击，对经常项目差额有微弱的负向冲击；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负向冲击，对进口贸易额有一定的正向冲击，对经常项目差额有明显的负向冲击；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正向冲击，对进口贸易额有复杂的正负冲击，对经常项目差额有明显的正向冲击。这与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
图16反映了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冲击发生时，前7期经常项目差额出现负向反应，第8期冲击影响由负转正，到第30期前后正向反应趋于零；图17反映了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冲击发生时，前15期经常项目差额出现负向反应，随后冲击影响由负转正，但是反应幅度微弱并逐步趋于零；图18反映了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冲击发生时，前4期经常项目差额出现正向反应，随后冲击影响由正转负，在第16期冲击影响再次由负转正，最终趋于0，整体而言反应相当微弱。图19反映了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冲击发生时，从第5期开始出口贸易额出现负向反应，并且该负向反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存在；图20反映了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冲击发生时，从第1期开始出口贸易额出现明显的负向反应，虽然反应幅度在后期有所减弱，但仍然持续存在；图21反映了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冲击发生时，从第1期开始出口贸易额出现正向反应，在第4达到正向最大值，随后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并在第25期后趋于0。图22反映了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进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冲击发生时，从第1期开始进口贸易额出现大幅负向反应，在第7期该负向反应达到最大值，随后逐步减弱，在第22期后趋于0；图23反映了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进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冲击发生时，进口贸易额从最初的小幅正向反应迅速转变为大幅的负向反应，且该负向反应在持续大约25期后趋于0；图24反映了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进口贸易额的影响，当一个百分比的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冲击发生时，从第1期开始进口贸易额出现明显的正向反应，但该正向反应逐步减弱并在第15期后趋于0。
概括来讲，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负向冲击，对进口贸易额有明显的负向冲击，对经常项目差额有先负后正的微弱影响；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负向冲击，对进口贸易额有大幅负向冲击但最终趋于0，对经常项目差额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均有一定的正向冲击，对经常项目差额影响微弱。
（五）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用来分析VAR模型中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通常用方差来度量），以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表6和表7给出了不同类型OFDI流量和存量绝对规模冲击对经常项目绝对规模变动的贡献度。
从表6可以看出，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5期显著提高，第6期后趋于稳定；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4期显著提高，第5期后趋于稳定；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3期显著提高，第4期后趋于稳定。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对出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7期显著提高，第8期后趋于稳定；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对出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6期显著提高，第7期后趋于稳定；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对出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4期显著提高，第5期后趋于稳定。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对进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5期显著提高，第6期后趋于稳定；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对进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9期显著提高，第10期后趋于稳定；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对进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6期显著提高，第7期后趋于稳定。从长期来看，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和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对出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大致维持在0.4%、2%、1%，对进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大致维持在7%、12%、2%，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贡献率大致维持在0.2%、1.8%、3.5%。
从表7可以看出，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7期显著提高，第8期之后趋于稳定，大致维持在4%；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12期显著提高，第13期之后趋于稳定，大致维持在6.0%；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2 ~ 11期逐渐提高，第12期之后趋于稳定，大致维持在0.01%。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对出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在15期之内大幅度提高，延长至50期可以发现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对出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在第30期开始稳定，分别大致维持在43%、15%；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对出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先升后降，第50期后趋于稳定，大致维持在2.5%。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对进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在2 ~ 13期之内大幅度提高，第14期后趋于稳定，大致持在44%；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对进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在前15期大幅度提高，通过延长时期，发现第20期后趋于稳定，大致维持在19%；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对进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先升后降，最终维持在1.6%左右。
四、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多控制变量的VAR模型，并实证检验得出，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有很大不同：
第一，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正向冲击，对进口贸易额有大幅的负向冲击，对经常项目差额有微弱的负向冲击；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负向冲击，对进口贸易额有一定的正向冲击，对经常项目差额有明显的负向冲击；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正向冲击，对进口贸易额有复杂的正负冲击，对经常项目差额有明显的正向冲击。
第二，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负向冲击，对进口贸易额有明显的负向冲击，对经常项目差额有先正后负的微弱影响；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有一定的负向冲击，对进口贸易额有大幅负向冲击，但最终趋于0，对经常项目差额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变动对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均有一定的正向冲击，对经常项目差额的影响微弱。
第三，从长期来看，资源寻求型OFDI流量、效率寻求型OFDI流量和市场寻求型OFDI流量对出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大致维持在0.4%、2%以及1%，对进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大致维持在7%、12%以及2%，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贡献率大致维持在0.2%、1.8%以及3.5%；资源寻求型OFDI存量、效率寻求型OFDI存量和市场寻求型OFDI存量对出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大致维持在43%、15%以及2.5%，对进口贸易额变动的贡献率大致维持在44%、19%以及1.6%，对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贡献率大致维持在4.2%、6.0%以及0.01%。
因此，要解决我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的问题，降低我国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提升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可调控的空间，可以从引导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入手，通过发挥产业升级效应、贸易替代效应，实现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在降低双顺差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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