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黄海燕1，2

【作者单位】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武汉 43007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

【摘要】 本文以2003 ~ 2012年我国207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研究民营企业效率及其内外部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民营企业的技术变化呈现资本投入不足、劳动力节省的趋势；民营企业家的协会关系、银行关系等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的效率有负向显著影响，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效率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民营企业家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地区社会参与度、社会信任度、宏观经济因素等对民营企业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
【关键词】 民营企业；社会资本；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随机前沿分析法

理论的基本框架。后来许多学者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使其在社会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政治学等领域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
Boudrieu（1986）认为社会资本是以相互认识和认知为基础的，是一种与群体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资源。同时认为，“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Coleman （1990）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定义了社会资本，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及其公共产品性质。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
我国一些学者从企业微观角度界定社会资本，边燕杰、丘海雄（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企业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周小虎（2005）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企业战略资源，也是企业的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张文江（2007）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关系网络获取稀缺资源的一种动态能力。
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中国后，中国一些学者对西方“一般社会资本”理论本土化，对西方学者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关系”概念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提出了“关系社会资本”概念（翟学伟，2009）。正如Robert D.Putnam（1993）所说，社会资本对企业经济活动发挥着关键作用，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研究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边燕杰、张磊（2013）从宏观和企业微观角度研究了“关系社会资本”在中国转型期的效用，认为在体制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程度不断上升的背景之下，关系社会资本显得尤为重要，“关系社会资本”可以解释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些现象和行为方式。余明桂、潘红波（2008）的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关系资本是民营企业家对市场、政府法律失效的一种积极反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与企业效率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从政治关联的角度考察社会资本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运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多角度的研究， Alexandra Niessen and Stefan Ruenzi（2010）对德国企业的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相对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来说，其规模较大、风险较小，同时市场价值也较低；较少的成长机会，但是有较好的财务绩效。Narjess Boubakri ， Jean-Claude Cosset and Walid Saffar（2008）研究了27个发展中国家和14个发达国家的245家私营企业，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财务业绩比无政治关联的企业的业绩要差。Fisman（2001），Johnson and Mitton（2003）研究发现，马来西亚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绩效更低，市场价值也更低。
我国学者的研究显示社会资本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企业绩效，众多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尤其是民营企业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建立各种政治关系，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从而获取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利益，对企业绩效或企业价值有着显著正影响（卫武，2006；罗党论、黄琼宇，2008；罗党论、唐清泉，2009）。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的政治关系对企业的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或者影响不显著，孙俊华、陈传明（2009）的研究显示企业家的纵向关系网络和政治身份对公司短期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影响；潘红波、余明桂（2010）的研究表明在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据全国工商联的有关抽样调查统计，约51.1%的民营企业家担任了各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民营企业家热衷于建立各种政治关系，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民营企业不仅面临来自市场上的竞争压力和不确定因素，非市场因素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避免某些非市场因素的不利影响，有利于规避某些人为的风险。因此民营企业家千方百计去争取获得各种政治身份、更高的政治职务或者以利益交换建立与某些政治人物牢固的个人关系，以期利用其政治权力获得稀缺资源和高额获利机会。在加强“政企”联系的过程中，虽然在短时间内看能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收益，但是也不能忽视企业为之付出的成本和企业家为之付出的精力和资源，长期来看这些政治“关系”未必能促进民营企业效率的提升和健康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民营企业家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企业效率存在正向相关性，但是不显著。
假设2：民营企业家协会“关系”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效率存在显著负相关。
2. 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育较晚，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现行的金融体制造成国有银行高度垄断，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使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长期贷款或者贷款成本偏高（李广子、刘力，2009），这些问题在金融欠发达的地区更加突出。依靠正式制度民营企业难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很多民营企业通过建立银行关联这样的非正式制度来进行解决。民营企业家建立银行关联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对银行投资获得银行管理岗职位，二是通过聘请具有银行工作背景的人员担任本企业的高管，从而形成一种嵌入式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这种嵌入式 “关系”建立声誉机制，这种“关系”和声誉机制为企业提供一种隐性的信誉担保，使企业可以获得更少的融资约束和更多的银行贷款（邓建平、曾勇，2011）。而翟胜宝等（2014）的研究认为银行关联会加大企业风险，而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综合有关文献和本文搜集整理的数据特征来看，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家积极建立银行“关系”与建立政治“关系”有某些相似的特质，同样在加强“银企”联系的过程，不可忽视企业家和企业为之付出的相关资源，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民营企业家银行“关系”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效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3. 个体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是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能否发挥经济效益的关键，而企业家的个人能力与其受教育水平的高低紧密相连。Hambrick and Mason（1984，1996），Bantel and Jackson（1989）研究发现高级管理者的学历越高，也能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越能提高公司绩效。我国学者季健（2011）也发现高管团队受教育水平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另一方面人们从职业经历中获得的经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转化为个人实践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在不同的工作背景下进行转移。一些研究显示管理者的工作经验对企业的绩效有显著影响，Jeffrey（1995）的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管理工作经验对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王海珍等（2008）研究了高管团队政府工作经验影响企业的绩效与战略选择，高管的政府工作经验给企业带来政治网络活动，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家的个人能力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效率、企业成长有主观内在的决定性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来度量企业家的个人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4：民营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与民营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
假设5：民营企业家的工作经历建立的“关系”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效率显著正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文以国泰安民营企业数据库中2002年以前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选择对象。以2002 ~ 2012年的年度数据为初选样本，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客观地反映其真实的发展水平。在初选样本中以下列标准进行筛选：①由于一直以来我国民营金融企业发展受到制约，数量较少，它们并不能有效代表我国民营企业，所以样本中剔除银行、保险、资本市场服务等类型的民营金融类企业；②民营企业在近30多年的发展中，良莠不齐，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自身或者外部制度环境原因，在经济改革发展进程中被淘汰，而优秀或成功的民营上市公司更能引领我国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研究它们更具有意义，因此本文剔除在这11年间被ST、PT过的公司；③剔除财务数据不全的公司。
经过上述筛选后，本文得到有效的民营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207家，这些样本公司行业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批发业、零售业和房地产业这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能反映我国民营企业的主流。为减少数据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各变量数据滞后一期，即本文研究模型使用数据的期间为2003 ~ 2012年，这样共得到2 070个有效样本观测值。
本文模型中的财务数据、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宏观经济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企业家社会资本数据一部分来自国泰安公司治理数据库，还有一部分来自作者从财经网站搜集整理的数据；地区社会参与度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社会信任度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网站（http：www.worldvalueasurvey.org），由于该调查5年为一个周期，在某个周期内对某个国家的数据调查期间约为2 ~ 3年，因此2003年与2004年取相同的数据，2005年与2006年取相同的数据，2007 ~ 2009年取相同的数据，2010 ~ 2012年取相同的数据。
（二）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1. 研究思路。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使用Frontier4.1软件，依据经典的经济学生产函数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选取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来分析民营企业家“关系”社会资本等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然后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2. 研究方法。随机前沿分析法是在实践中常用的效率测度的参数方法，它是用来分析厂商生产无效率的原因，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技术无效率，即技术或者管理差异所造成的无效率，另一方面是随机因素干扰造成的无效率。Aigner and Chu（1968）首次运用横截面数据选择柯布道格拉斯函数采用线性规划法分析随机生产前沿，后来许多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使其在效率分析上更加全面与准确。
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以及Meeusen和Van Den Broeek（1977）等将Aigner and Chu（1968）提出的模型lnqi=      -μi扩展为模型lnqi=     +vi-μi，来分析厂商的生产无效率的原因。其中，qi表示第i个厂商的产出，αi表示一个有投入的对数组成的P×1维向量；β表示未知参数向量；μi表示与技术无效率有关的非负随机变量；vi表示统计噪声的随机误差项。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用横截面数据来分析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后来许多学者逐渐使用面板数据采用SFA来实证研究企业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使得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更能反映企业的真实的状况，测量结果的准确度也更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Battese和Coelli（1988，1992，1995）的研究。
SFA的使用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假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具有某个给定的函数形式，如生产函数、成本函数、利润函数等。然后利用计量经济技术（如普通最小二乘法、校正普通最小二乘法、极大似然法等）对函数的未知参数加以估计。最后，将生产函数中的误差项分为随机误差项和技术无效率随机项两部分。
3. 指标测量。
（1）社会资本的测量。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度量方法，对于个体微观、组织中观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是从其拥有社会资本存量的角度出发，对其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特征以及关系网络中嵌入的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分析，找出个人间的社会网络关系、组织间的社会网络关系及个人与组织间的社会网络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Nahapiet和Ghoshal（1998）提出的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关系、认知三个维度。
Colemn（1990） 从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个方面来衡量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认为个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与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数量、个人的社会网规模和异质性程度、个人从社会网络摄取资源的能力成正比关系。
依据他们的理论观点，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民营企业家界定为企业的董事长，对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资本主要从民营企业家个人与组织间网络关系和民营企业家个人从社会网络摄取资源的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具体选取的测量指标如下：
民营企业家个人与组织间的网络社会资本：①选取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系资本，其是否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②选取民营企业家的协会关系资本，其是否曾在行业协会中任职；③选取民营企业家的银行关系资本，其是否在银行部门任职；④选取民营企业家在其他企业的关系资本，其是否在其他企业管理岗位上兼职。上述变量均为二分变量，若是则计为“1”，否则计为“0”。
个体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层面主要从民营企业家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经历）来衡量。受教育程度以其获得的学历来测量，学历中专、高中及以下计为“1”，专科计为“2”，本科计为“3”，硕士计为“4”，博士计为“5”。工作经验（经历）选取民营企业家的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军队等的关系资本来测量，其是否曾在国有企业、政府部门或者军队管理岗位任职，是计为“1”，否计为“0”。
（2）企业效率的测量。经济学角度的效率测量需要考虑投入项指标和产出指标，本文使用超越对数函数作为随机前沿函数，因此选择资本和劳动力作为投入项。从财务角度看企业的资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有资本包括所有者投入的和留存收益两部分，另一方面是企业从外部借入资本，因此本文以企业资产总额来测量资本；劳动力以企业雇佣的员工人数来测量，选取企业年末实际在册人员数量（不含退休人员）。 产出项以营业收入作为测量指标。
（3）控制变量。企业的效率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参照王积超（2004）将社会资本存量分为社会资本总存量和社会资本子项存量的分析，使用“环境”社会资本来选择控制变量。“环境”社会资本表现社会主导价值观、整体教育水平、信息化水平、社会制度结构、产业结构、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

控制变量主要选取以下指标：①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资本状况：以社会参与度与社会信任度来衡量，以每万人人均社会非营利组织数量、人均教育费捐赠额和社会信任度指标来度量。②社会制度结构方面以民营企业民营化方式来测量，直接上市计为“1”，指发起上市时便由自然人或民营企业控股；间接上市计为“2”，指发起上市时为国家控股，但后来由于股权转让等由自然人或民营企业控股。③行业结构以企业所在行业来测量，制造业计为“1”，房地产业计为“2”，批发及零售业计为“3”，其他计为“0”。④企业的历史文化，以民营企业创办的年数和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对本企业的控制权来测量。⑤其他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和企业负担的税率来测量。由于数据显示，许多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的利润数值为负数，从而使企业在这一会计期间的所得税额为缺失，因此本文以营业税金及附加与营业收入的比率来计算税率更真实和客观，各指标见表1。
4. 模型设计。本文依据Battese and Coelli（1995）的随机前沿模型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来定义随机前沿并进行分析，考虑非单调的和非中性的技术变化，在模型中加入时间趋势t与投入变量的交互作用，因此对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生产前沿定义如下：
（lninc）it=β0+β1（lnasset）it+β2（lnlaber）it+β3×0.5（lnasset）it2+β4×0.5（lnlaber）it2+β5（lnasset）it×（lnlaber）it+β6t（lnasset ）it+β7t（lnlaber）it+β8t+β9×0.5t2+vit-μit
i=1，2，…，I；t=1，2，…，T
其中：lnincit表示第i个企业在第t年的产出；（lnasset）it表示第i个企业资本投入变量在第t年的对数值；（lnlaber）it表示第i个企业劳动力投入量在第t年的对数值；t表示技术变化的时间趋势；β表示要估计的未知参数变量；vit表示随机误差，且是独立同分布的，服从N（0，    ）的正态分布；并假定vit与μit相互独立。
μit表示在给定结构下的技术无效因素，为非负的随机变量，相互独立且服从在零点的截断正态分布N（mit，     ）；mit= zitδ，其中Zit是影响效率的各种因素组成的p×1向量，δ是相应的待估计参数，为1×p向量。
五、假设检验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搜集的数据显示，样本公司56.5%来自制造业，42.4%的样本公司是直接民营化的，37.1%的公司是国企改制民营化的；样本公司中约40%的民营企业家拥有政治关系、协会关系或者银行关系，有在国有企业、政府部门或者军队中管理岗位的任职经历。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有本科学历的占30.4%，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占42%（限于篇幅这些数据的描述统计表略），描述性统计分析详见表2。
从表2可以发现除税率因素外，其他的各项数据均呈正态分布，符合进行SFA分析的数据要求，税率（tax）指标存在异常值，根据切比雪夫法则进一步计算该指标的Z值，在2 070个数据中仅有36个异常值，占1.74%，相对比例很小，因此本文在后续分析中继续保留该指标所有数据。
（二）SFA实证分析结果讨论
表3给出了待估参数的估计值和本文模型的相关检验结果。除了政治关系影响因素的系数不显著，其他影响因素的系数均显著。对数似然函数检验结果和单边误差LR检验量在1%水平下显著， 表明本文建立的超越对数函数面板数据SFA模型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γ值为0.843 9，表明对样本公司无效率的影响因素中，随机误差项的影响远远小于给定的其他因素项的影响，其中15.61%来自于随机误差，84.39%来自于给定的其他无效率影响因素。
对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
1. 从民营企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其产出的影响来看，资产规模和劳动力的弹性之和为1.181 2（0.995 3+0.185 9），表明样本公司总体上是规模收益递增，具体来看民营企业的资本投入每增加1%，营业收入会有0.995 3%的增长；而劳动力每增长1%，营业收入会有0.185 9%的增长。由此可见，资本的投入对于我国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二次时间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表明在样本数据期间，技术变化增长率随时间变化而呈下降趋势。时间变量与资本投入量的交乘项的系数为负值，表明民营企业的资本投入不足；时间变量与劳动力变量交乘项系数为正值，表明该期内技术变化呈现出劳动力节省的趋势。由此可见，在这段观察期内样本公司的等产量线以较快的速度向内移至劳动力密集的投入区域。样本民营企业在2003 ~ 2012年的效率均值为0.713，表明效率不足。
2. 民营企业家“关系”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效率的影响。民营企业家“关系”社会资本的各因素的系数与提出的假设预期一致。民营企业家政治关系对企业的效率影响系数为-0.024 1，表明其政治关系对企业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是不显著；民营企业家协会关系和银行关系对企业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这两种“关系”社会资本的投入增加1%，会导致企业效率下降1.118 4%和0.971 5%；而民营企业家个人工作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企业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每增加投入1%，会使企业效率提升0.529 8%和0.405 2%，而在其他企业兼职则导致企业效率下降0.456 9%。企业家对企业的控制权比例的高低对企业的效率也有一定的提升作用，这些迹象表明民营企业家的个人能力才是企业效率提升的保证，而其“关系”社会资本在短期内可能给企业带来好处，但是从长期来看并不能带来企业效率的提升。
3. 其他因素对民营企业效率的影响。民营企业民营化方式不同对企业效率有显著影响，间接民营化对民营企业效率显著正向作用，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民营企业由于前期有一定的发展积累，所以效率相对高一些。民营企业成立的年限越久效率会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在这时期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后劲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民营企业较大的支持，因此企业税负对其效率有正向作用，实证研究结果与现实一致。宏观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效率也有正向影响，人们的社会参与程度越高、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提高效率，经济越景气指数越高，企业效率也越高。
六、研究启示及展望
民营企业家的关系社会资本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研究民营企业家的关系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效率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7家优秀民营企业上市公司2003 ~ 2012年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在这10年间，我国民营企业的技术变化呈现资本投入不足、劳动力节省的趋势，民营企业家的协会关系、银行关系等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的效率有负向显著影响，而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效率影响不显著，地区社会参与度、社会信任度等环境社会资本的发展对民营企业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
（一）研究启示
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一样是企业的重要资源，自20世纪70年代Boudrieu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逐渐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企业管理领域中的问题。目前对于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研究文献较多，通常这些研究多从财务角度分析企业绩效，在既定条件研究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是，中国民营企业一直以来面临着社会资源配置不均，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甚至是歧视，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从而阻碍了民营企业的顺利成长，民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从经济学角度看效率不足。在内外部资源制约下，民营企业如何克服发展的瓶颈，走出困境，关键是看民营企业的决策者——民营企业家如何获取、整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民营企业家运用其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银行金融机构的“关系”社会资本，来获取企业所需的市场信息、政策支持、先进技术、资金支持，借此突破各种约束，促进民营企业提高效率。本文的研究显示，受到外部噪音的影响，从长期来看他们的这种尝试与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本文研究结果一方面有助于完善对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有效机制，促进政府和有关部门改善向民营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为全社会的企业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外部市场竞争环境；另一方面有助于民营企业家正视民营企业内部的问题，如何吸引人才，从技术进步方面提高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对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效率的研究，不仅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资本与劳动力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还从民营企业家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探讨了“关系”社会资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二）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实证分析了民营企业家的“关系”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效率的影响，参考现有众多文献，提炼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系、协会关系、银行关系这些个人与组织间“关系”社会资本，民营企业家学历、工作经历等个人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的指标，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结论大部分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是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于民营企业家“关系”社会资本缺乏民营企业家个人间“关系”社会资本对民营企业效率的影响。第二，地区社会资本的数据来源于WVS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数据期间较长，因此某些年度采用了相同数据。
因此在未来，民营企业家“关系”社会资本与民营企业效率的研究需进一步深入。第一，需要进行数据挖掘，一方面根据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和认知维度设计出更加完整表示社会资本内涵的指标来提高研究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在有关统计数据难以满足研究需求时，设计问卷进行实际调查获得所需数据。第二，本文研究的对象仅仅是民营企业，中国的发展不仅需要优秀的民营企业，也需要优秀的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等的社会资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罗党论，刘晓龙.政治关系、进入壁垒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5）.
Bourdieu，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M］. 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
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周小虎.企业理论的社会资本逻辑［J］.中国工业经济，2005（3）.
张文江.社会资本及其相关概念厘定［J］.现代管理科学，2007（11）.
翟学伟.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J］.社会，2009（1）.
边燕杰，张磊.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J］.人文杂志，2013（1）.
余明桂，潘红波.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管理世界，2008（8）.
A. Niessen， S. Ruenzi. Political connectedness and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Germany［J］. German Economic Review，2010（4）.
Narjess Boubakri， Jean-Claude Cosset  and Walid Saffar.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8（5）.
卫武.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及其关系研究［J］.管理世界，2006（2）.
罗党论，黄琼宇.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与企业价值［J］.管理科学，2008（12）.
罗党论，唐清泉.政治关系、社会资本与政策资源获取：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09（7）.
孙俊华，陈传明.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
潘红波，余明桂.政治关系、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与民营企业绩效［J］.南开管理评论，2010（4）.
李广子，刘力.债务融资成本与民营信贷歧视［J］.金融研究，2009（12）.
邓建平，曾勇.金融生态环境、银行关联与债务融资—基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1（12）.
翟胜宝，张胜，谢露，郑洁.银行关联与企业风险——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4（4）.
Banetl， K.A. and Jackson， S.E. Top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s in Banking： Do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op Team Make a Differe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9（10）.
季健.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小上市公司超募融资与投资效率研究”（项目编号：12BJY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