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梅 丹（博士）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商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

      【摘要】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研究是近年来内部控制领域研究的深化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集中在内控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内控缺陷披露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内控缺陷披露的市场反应、内控缺陷披露的其他经济后果等几方面，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及文献述评。
【关键词】内部控制缺陷   会计信息质量   信息披露   市场反应

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企业内控缺陷为何存在。信息披露是解决信息不对称从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内控缺陷的存在往往需经过披露才能为证券市场各方所认知。因此，内控缺陷研究首先要揭示内控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其次，内控缺陷对公司而言始终是一种消极和不利的信息，那么，公司管理层和外部审计师出于什么动机去发现和披露内控缺陷呢？基于动机的不可直接观测性，可从经济后果角度进行推断验证。因此，内控缺陷研究也要解决披露的经济后果问题，包括内控缺陷披露及披露差异的市场反应如何，内控缺陷的披露及类型对会计信息质量、资本成本、审计质量和审计收费等的影响如何。上述问题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也将从这些方面对内控缺陷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把握研究现状及其未来发展。
一、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
（一）国外研究
内控缺陷披露的前提是内控缺陷存在，且管理层和审计师有动机将该缺陷发现和披露出来。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内控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
1．公司财务特征。Kinney（1989）认为，快速增长的销售会打破现有内控的平衡，且新体系不能马上建立，因此公司产生会计风险和内控缺陷的可能性增加。DeFond等（2002）发现，公司经营越复杂、子公司数目越多，内控存在缺陷的可能性越大。
Ge和McVaY（2005）发现，内控实质性漏洞的披露与公司规模小、获利能力低、经营复杂、增长快或正进行重组有关，因为此类公司可能面临商业环境多变，在内控资源上投入不足及会计政策和期末会计报告程序有缺陷等问题。Bryan和Lilien（2005）发现，披露内控实质性漏洞的公司通常规模小、业绩差、β值较高，发生了财务报告重述等重大事件。
Dechow和Ge（2006）认为，由于兼并重组伴随着很多的应计估计调整及优秀员工流失，企业会计风险增加，出现内控缺陷的可能性增加。此外，公司存货量越大，越易发生存货损失和存货成本计算错误，会计计量风险增加，出现内控缺陷的可能性随之增大。
Doy1e等（2007）发现，更高会计风险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受不同法律和经营环境影响），存在内控缺陷的可能性更大，而成立时间相对短、规模相对小、财务上更脆弱、经营增长更快更具复杂性或正经历兼并重组的公司，更倾向于披露内控缺陷。Ashbaugh Skaife等（2007）发现，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运作复杂、规模增长快、分部多、国外收入占比大、期末存货多、兼并重组频繁、财务风险高、审计师辞职频率高。此外，经营亏损公司和小公司更多披露内控缺陷，因为亏损公司更关注如何扭亏为盈及降低退市风险而非内部控制，而小公司因资源有限，可能在高级信息系统（如ERP）上投资较少，且缺乏足够人力资源去维持信息和控制系统。
2. 公司治理特征。在内部控制的实际水平不可直接观察到的情况下，信息披露是表明内控水平的信号。而信息不对称环境中，为降低两权分离导致的代理成本，委托代理双方都有动机通过信号传递寻求信息的均衡。Richardson（2003）发现，资本市场对财务报告重述的惩罚很严重，宣布财务重述将使公司股价平均下降25%。管理层为避免这种惩罚的发生，同时向市场传递其改进财务报告质量决心的信号，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披露内控缺陷。
通常公司治理水平和会计应计质量越高的公司，披露的内控缺陷越少。Doyle（2007）的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倾向于要求公司建立更完善的治理机制并执行更严格的审计制度，以降低财务报告重大错报对其个人声誉上的损害，因此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内控缺陷披露有关。Bronson等（2006）、Ashbaugh-Skaife等（2007）均发现，由于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对管理层行为和财务报告质量方面的信息有更多需求，机构投资者持股集中的公司及近期经历财务报告重述的公司，其管理者有更强的动机发现和披露内控缺陷。Ashbaugh-Skaife等（2007）还发现，管理层声誉和管理层补偿会阻止管理层披露内控缺陷。
3. 审计特征。许多研究发现，审计事务所质量、审计委员会设置和审计师变更等特征均影响内控缺陷披露。DeAngelo（1981）、Dye（1993）都证实，相比其他事务所，占主导地位的事务所更重视声誉，在人员培训和技术方面投入更多，面临的诉讼风险更大，因而更有动机在年报审计中发现内控缺陷。Krishnan（2005）发现，公司内控实质性漏洞的披露与审计委员会质量负相关，具体为审计委员会会议多、审计委员会里财务专家占比极小、审计师频繁变更的公司报告的内控漏洞较多，而审计任期和审计费用与内控缺陷报告无显著关系。Bryan和Lilien（2005）、Franklin（2007）发现，审计师变更是影响企业披露内控实质性漏洞的主要因素。Ashbaugh-Skaife等（2007）发现，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师能增强管理层发现和披露内控缺陷的动机。
（二）国内研究
我国关于内控缺陷披露的研究多为规范性分析。如李明辉等（2004）发现，上市公司内控信息的披露格式随意性较大。黄秋敏（2008）发现，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大多是正面评价和对固有风险的描述，对内控缺陷信息和改进措施披露不足。
内控缺陷最早的经验证据主要针对商业银行。瞿旭等（2009）以民生银行为例，从披露的数量、载体和类型等方面统计分析了上市银行内控实质性漏洞披露的状况。随后鲁清仿（2009）以2007年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影响内控缺陷的因素进行了主因子分析，揭示公司规模、调整后的管理费用和企业性质与内控重大缺陷的披露负相关，且边际分析显示净资产报酬率、企业性质和销售增长率较企业规模和内控投入的作用更为显著。方红星等（2010）以兖州煤业为例，描述分析发现，交叉上市公司因受到更强的市场和审计监督，更能积极地披露内控缺陷信息。
蔡丛光（2010）发现，公司规模和分部数目影响内控缺陷的报告和披露。齐保垒等（2010）发现，上市时间更短、经营更复杂、会计风险更高、近期经历兼并重组、内控建设相对不完善的公司更易存在内控缺陷。田高良等（2010）发现，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更可能经历审计师变更和财务报告重述，且外部审计师质量更低。李育红（2010）发现，上市公司内控缺陷信息的披露与业务复杂程度、是否经历组织变革、审计委员会会议次数和国有股持股比例正相关，与公司规模负相关。刘亚莉等（2011）发现，报告内控缺陷的公司治理特征显著，表现为当年刚成立审计委员会、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事务所变更频繁及报告重述比例高。
林斌等（2012）对上市公司内控自评报告中内控缺陷披露情况进行描述统计，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控重大缺陷的披露比例远低于美国，且内控质量较差、强制执行内控规范体系、披露内控审计报告、上市年限较长的公司更可能披露内控缺陷。
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与会计信息质量
（一）国外研究
最先就内控缺陷与会计应计质量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是Doyle（2007），其发现两者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在具有公司层面控制缺陷的样本中更明显，并推论“内控问题正是应计质量较低的根源”。Ashbaugh Skaife等（2008）发现：存在内控缺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应计噪音和异常应计绝对值，即应计质量更低，且随着内控缺陷的修正（获得标准SOX404审计意见），应计质量显著提高；动态地看，连续数年内控审计意见的变化导致应计质量的同方向变化。Goh和Li（2008）发现，相对于控制组公司，内控缺陷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更差。而内控质量的改善有助于提高会计稳健性。Kam等（2008）发现，SOX404条款下存在重大内控缺陷的公司相对其他公司，有更多的盈余管理和更低的投资回报，证明了SOX有助于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对会计误差具有改进作用。Messod等（2008）证实，内控报告有缺陷的公司有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
但也有学者认为，内控缺陷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并无显著关系。Hogan和Wilkins（2005）使用DD模型估计盈余质量，发现内控缺陷公司和控制公司的应计质量并无显著差异；Bedard（2006）发现，两类公司的可操控性总应计绝对值没有显著差别，只是内控缺陷公司比控制公司拥有更高的绝对非正常应计。
（二）国内研究
杨有红等（2008）认为，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与财务报告质量有一定关系，财务报告质量高的公司更愿意披露内控方面的信息。方春生等（2008）采用调查问卷方式，以中石化第一手数据分析了内控制度与财务报告可靠性的关系，针对可靠性各特征、财务报表不同类型及财务报告使用者不同决策行为的检验结果表明，实施内控制度后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有显著提高。
我国学者多以披露内控自评报告（或其鉴证报告）与否度量内部控制质量，实证研究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如林斌等（2009）、张龙平等（2010）均发现，我国规模越大、成长性越好的公司越可能披露内控鉴证报告，这类公司表现出更高的会计信息质量及更低的资本成本。张龙平等（2010）发现，内部控制鉴证提升了公司会计盈余质量，在控制了管理层信号传递动机后结论仍稳健。方红星、金玉娜（2011）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抑制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披露内控鉴证报告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低，尤其是获得合理保证鉴证报告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更低。而董望、陈汉文（2009）是以内控评价指数和财务报告重述作为内控质量代理变量，其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提高了应计质量和盈余反应系数，证实了内部控制的财务报告目标。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张国清（2008）发现，上市公司应计质量不仅不随内控质量的提高而提高，甚至还会恶化。于忠泊、田高良（2009）认为，内控评价报告的披露与审核对会计信息稳健性、可操控应计利润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不能标明不同的会计信息质量（包括稳健性、应计质量和价值相关性），也不能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本成本。吴益兵（2009）研究发现，只在经过独立审计的情况下，投资者才认可内控信息披露，内控信息披露才能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降低企业资本成本。
我国鲜有内控缺陷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直接研究。仅田高良等（2011）以“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替代财务报告内控缺陷。其研究发现，投资者能识别内控缺陷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并做出反应，财务报告内控缺陷的存在使净利润指标的价值相关性下降，投资者会更多地参考账面价值以对股票定价，同时净利润和账面价值对股票价格的总体解释能力下降。
三、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市场反应
（一）国外研究
关于内控有效和内控缺陷的市场反应差异在SOX法案前已有文献表明：内部控制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良好的内控信息披露与股价正相关（Willis，2000）。而内控缺陷作为负面消息直接导致公司非系统风险上升、资本成本增加，股价经历一个短期的负异常累计收益率。Jams H.I.（2003）以收益挥发度和交易量作为市场反应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其都与SOX法案302和404条款下披露的内控重大缺陷显著正相关。Hammersley等（2008）检验了股票价格对管理者披露的内控缺陷特性（如严重性、模糊性、可审性、管理层评价结论）及其他重要公告的反应，发现可能发生内控缺陷的公司市场反应普遍不好，且缺陷越严重、信息披露越模糊，市场负面反应越大。Beneish等（2008）揭示，依照SOX302条款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其股票非正常回报率达-1.8%，权益成本也非正常增加。
但也有不一样的结论。如Kim和Park（2009）发现，披露内控缺陷可降低股价波动，且自愿性披露比强制性披露的作用更强。Bryan和Lilien（2005）发现，虽然公司披露内控实质性漏洞的当日股票收益为负，但在短时窗内并不显著，且该类公司总市值仅占S&P（标准普尔）500家公司总市值的1.28%，据此认为市场未对内控重大缺陷披露做出负面反应。Ashbaugh Skaife等（2007）认为，内控缺陷披露是否有市场反应取决于市场是否已根据其前期经营不确定性对公司做出了恰当判断。
（二）国内研究
陈共荣等（2007）、黄寿昌等（2010）、方红星等（2009）研究内控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发现该披露的详细程度和CAR正相关，披露内控自评报告有助于提升交易量并稳定交易价格，披露内控整改措施却导致短期的负CAR。但傅倞轩（2010）以[-20，20]窗口期的研究结果是，2006、2007年披露内控鉴证报告公司的CAR未表现显著趋势，而2008年的公司组合经历显著负CAR。于忠泊和田高良（2009）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内控自评报告千篇一律，不具信息含量，市场能对内控报告做出反应，但反应机理较复杂，存在较多内生关系。杨清香等（2012）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总体具有明显的市场反应。内控有效引起股票价格上涨，而内控缺陷则引起股票价格下跌。盛常艳（2012）检验内控缺陷信息披露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后发现，披露内控缺陷信息的公司相对未披露的公司业绩高，缺陷信息披露越充分的公司业绩越高。
四、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其他经济后果
Ogneva、Subramanyam和Raghunandan（2007）检验了内控缺陷与资本成本的相关性，发现内控缺陷披露与资本成本正相关。Beneish等（2008）发现，在SOX法案302条款下的内控缺陷披露导致资本成本显著上升，而在404 条款下并不显著。Messod等（2008）的研究则发现，SOX法案302条款内控缺陷披露会带来负的股票异常收益，且引起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下调和权益资本成本异常上升。
Beneish等（2008）发现，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审计费用。Hogan和Wilkins（2005）等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内控缺陷越严重审计收费越高 。
李万福、林斌、宋璐（2011）以投资效率为核心，探讨了内部控制在公司投资中的角色。研究发现，当公司很可能面临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境况时，更低的内控质量加剧了该问题；整体而言，内控缺陷更多的公司，其之于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严重。
五、研究评述与未来发展
国内外对内部控制的研究早期集中于内控要素、内控信息披露（包括披露类型、形式和动机）方面，此后开始关注内控缺陷，这是内控研究内容的深化与细化，也代表着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国外内控缺陷研究：内控研究内容的深化
国外相关审计指引对内控缺陷进行了具体定义和分类，将内控缺陷信息披露作为强制性要求，相关研究已趋于成熟，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角度阐释了内控缺陷的产生机理和缺陷披露的经济后果。
未来关于内控缺陷的研究可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拓展：在深度上，着眼于内控缺陷披露的不同特征，包括内控缺陷的类型、披露的详略程度、模糊度、可审性，并且从动态角度研究内控缺陷披露及内控缺陷改进的经济后果，以从相对较长的时期来认识内控缺陷披露行为；在广度方面，拓展内控缺陷披露的不同经济后果。
（二）我国内控缺陷研究：方兴未艾
我国对内部控制的研究经历了从内控法规和评价体系的建立到关注内控信息披露，研究方法也从前期的规范研究为主发展到案例研究、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中对内控质量多采用是否披露内控自评或鉴证（审计）报告这种简单分类方式来衡量，欠稳妥。
国内鲜见内控缺陷披露研究主要是受内控信息质量所限。过去几年，我国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处于无规范约束的状态，企业自愿披露的内控信息质量较差；内控缺陷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缺陷披露的随意性较大，不同公司内控自评报告中内控缺陷的可比性较差。
近年来，对内控缺陷研究的关注度在增加，但研究较零散，对《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颁布后时间段的研究很少，尤其在内控缺陷披露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有待深入。部分研究的范围较宽泛，对内控缺陷披露的监管背景没有进行清晰的划分，只是将国外研究成果直接引入国内监管体制。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信息披露和中介环境能为信息披露的可靠性提供保证，而我国资本市场在上述方面和美国相去甚远，内控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受到广泛质疑，可能存在信号失灵问题，因此必须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和公司治理特征进行研究。
（三）缺陷认定：内控缺陷研究前提
研究内控缺陷的前提是解决好对内控缺陷的认定，这类似于建立财务舞弊识别的“红旗”标志。在概念界定清楚的前提下对内控缺陷进行明晰分类，能指导内控评价实践更多地关注重大缺陷和最易发生缺陷。现有研究几乎都假定公司可以对内控缺陷进行专业认定，然后直接研究存在内控缺陷公司的特征及市场反应，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在内控缺陷种类的划分上，学者们多从服务自身研究出发，其认定和分类标准繁多，分类依据和原因不明，使得结论不够统一、严谨。
我国现有规范对内控缺陷的界定和分类都是原则性的，缺乏细化指导规则和对重大缺陷的认定标准，使得实际操作中缺陷识别的技术方法、缺陷类型和严重程度的界定以及缺陷对外报告的范围等均不明确。上市公司对内控缺陷具体描述存在自由裁量权的直接后果是，内控缺陷认定的困境和信息披露的随意自由及低质量。
（四）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与内生性问题
在内控缺陷是否导致更低的会计信息质量、内控缺陷披露的市场反应方面，现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其原因既有样本选择、变量定义、研究时段、监管背景等差异，也可能与研究设计有关。如大量研究局限于已披露存在内控缺陷的样本，Andrew（2007）认为，这样的研究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内控缺陷披露受到管理层披露动机及缺陷确定和披露标准的影响，该类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自选择性。
【注】本文受天津市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编号：TJGL12-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NKZXB1244）资助。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明辉，何海，马夕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的分析．审计研究，2003；1
2. 黄秋敏．上市银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分析——以 2001-2006年度报告为研究对象．审计研究，2008；1
3. 瞿旭，李明，杨丹，叶建明．上市银行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披露现状研究——基于民生银行的案例分析．会计研究，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