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李 刚1，2 侯晓红1（博士生导师）

【作者单位】
（1.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2.江苏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　　要】

      【摘要】 公允价值会计向证券市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同时，也影响着承担受托责任的管理者以及企业各类契约的实施，研究企业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行使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证据。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总结了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契约方的影响、准则制定者确定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水平以及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经验做法等三个方面的研究结论，并探讨了相关研究方向。
【关键词】 公允价值计量选择   金融工具   投资性房地产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美国财务会计准则（SFAS）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CAS）中公允价值会计应用都有拓展趋势，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作为过渡性安排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公允价值会计同样面临着Scott（2003）所指出的财务会计理论基本问题，即公允价值信息如何在向证券市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同时，能向承担受托责任的管理当局提供激励而使企业各类契约顺利实施。研究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运用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各利益相关人决策行为的影响。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上选择历史成本或公允价值模式。但是，2007 ~ 2010年间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只有3.06%选择公允价值模式（财政部会计司课题组，2011）。因此，回顾研究公允价值计量选择的国内外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和改进我国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的应用。
一、公允价值计量选择的制度背景
1. 金融工具中的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2003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在修订的《IAS39——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准则中设置了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允许企业不可逆地指定任何金融工具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入利润表。其政策目标是为了简化金融工具会计和提供机会减少会计错配及其引致的虚假盈余波动。同时，IAS39要求选择公允价值计量需要满足下列三个资格条件之一：①它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确认或计量中的不一致性；②如果是一组金融工具组合，其绩效都应以公允价值衡量；③金融工具包含一个或多个实质性嵌入式衍生工具时应当作为整体选择公允价值计量。
2007年2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SFAS159——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选择权》，允许上市公司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更多的金融资产。FASB设置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的政策目标与IAS39一致，准则具体规定也与IAS39大同小异，主要的区别在于：①SFAS159中的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还可以用于非金融项目，如公司承诺、保险合同和担保；②在SFAS159中存款负债不得使用公允价值计量；③在SFAS159中不包括IAS39中那样的资格性条款，以降低准则的复杂性。
2. 非金融资产中的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2005年颁布实施的《IAS40——投资性房地产》第一次真正将公允价值模式比较完整地应用于非金融资产（Muller，2011）。在IAS40中，允许企业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上选择历史成本或公允价值，如果选择历史成本，也要在脚注披露公允价值，除非公允价值无法可靠确认；一旦选择了公允价值不准转回历史成本计量。IAS40设置公允价值选择权有两大原因：一是给编制者和使用者时间以获得使用公允价值模式的经验；二是给房地产市场和评估行业不发达的国家留出时间以发展成熟。
另外两个国际会计准则也部分涉及到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分别是《IAS16——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准则》与《IAS38——无形资产》。在IAS16中，允许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后续计量采用历史成本或公允价值，并且要求同一资产类的计量属性一致，但无论哪种计量属性都需要计提折旧。当采用公允价值时，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增值计入所有者权益。
      在IAS38中，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的处理规定与IAS16的要求相似，只是在资格条件上更加严格，要求必须有活跃市场存在，并且活跃市场的定义很狭窄，像品牌、专利、商标都不具备适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
二、国外研究文献评述
（一）金融工具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
金融工具具有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性与可靠性能够得到保证，但是在准则中如何设置选择权水平值得关注，因为管理者可能将选择权用于调节利润的机会主义方面。
1. 基于美国SFAS159的实证研究。SFAS159规定在准则生效日如果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已持有金融工具，累计未实现损益计入留存收益而不是利润表，这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调节利润的空间。
Song（2008）研究了2007年第一季度（SFAS159正式生效前）美国302家上市银行自愿提前采用的动机，发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亏损、利润低于去年同期的银行更倾向于选择公允价值计量，说明公允价值计量选择被用于调整投资组合和盈余管理。
Henry（2009）分析了2007年美国427家银行自愿提前采用情况，也发现减少未实现损失对利润表的冲击和调增利润是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要动机，Henry还重点分析了11家银行自愿提前选择公允价值计量但在2008年准则正式实施时放弃使用的原因，发现美国审计质量中心（CAQ）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对机会主义运用选择权公司的批评是促使相关银行在准则正式生效时放弃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要原因。
准则正式生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Chang等（2009）对比了美国312家上市银行2007年第一季度与2008年第一季度执行SFAS159中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的情况，发现提前采用者行使选择权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机会主义行为，用于管理利润与资本充足率；而准则正式生效后，存在套期会计和会计错配现象的上市银行更倾向于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符合准则的政策目标。
Guthrie等（2011）将研究样本扩展到多个行业，使用标准普尔1 500成分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它们在2007年第一季度与2008年第一季度使用SFAS159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管理当前盈余和未来盈余的程度，研究发现在小规模公司和提前采用公司中，存在利用公允价值计量选择管理当期盈余和未来盈余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在后期正式采用者中，则没有系统性证据表明公允价值计量选择被用于管理盈余。
2. 基于IAS39的实证研究。研究IAS39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行使的文献较少，Fiecher（2011）使用41个国家222家银行2007年选择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数据研究了该问题，发现减少会计错配是这些银行公允价值计量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一结论表明IAS39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的运用符合政策意图。
文章还指出，在监管环境更加严格的国家中银行更倾向将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用于减少会计错配，准则中严格的资格条款、“不可逆”的制度安排也较好地限制了银行可能的“拣樱桃”式机会主义行为。
3. 评述。美国提前执行SFAS159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表明，准则制定机构面临在准则中设定最优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水平的权衡，选择权的灵活性导致管理者机会主义运用带来的成本与限制灵活性导致的企业无法应对日益变化环境的成本之间此消彼长。
相关的实证证据还表明金融工具公允价值选择权运用质量与一国监管制度密切相关，监管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准则和指南，也包括一些非正式制度，如美国审计质量中心（CAQ）与证监会官员的会议发言对提前采用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批评。Henry（2009）指出在准则制定转向“原则导向”时，这种非正式制度将对准则执行起到越发重要的作用。
（二）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
非金融资产不具备金融工具那样交易频繁的市场，获取公允价值相对困难，这一方面导致其公允价值信息相关性下降而且更易于被操纵，另一方面也导致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成本高于历史成本方法。于是，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既有传统会计政策选择的特点，也会增加企业估值成本。
1. 传统会计选择假设对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选择的解释。Quagli和Avallone（2010）使用欧洲7国76家房地产上市公司2005 ~ 2007年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数据检验了传统会计选择假设的解释力。研究发现：公司市场账面价值比与公允价值计量选择负相关，说明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公司规模与公允价值计量选择负相关，支持政治成本假设；以前年度收益平滑程度与公允价值选择负相关，支持收益平滑假设。同时也发现，公司为欧洲房地产上市公司协会（EPRA）成员、房地产出租收入占营业收入高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公允价值计量，说明公允价值计量选择与企业司经营战略、企业信息环境密切相关。
Muller 等（2008）研究了欧盟国家133个房地产上市公司2005 ~ 2006年在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上的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情况，发现股权结构分散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因为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内部股东有其他渠道获得信息而不必依赖公允价值计量。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传统会计选择假设来源于以股东和证券市场为中心的美国会计模式下长期稳定的会计选择行为，可能无法解释其他国家会计环境下因准则改革导致的短期选择行为。
Demaria和Dufour（2007）分析了法国SBF120指数中107家上市公司在2005年首次对选择公允价值计量非金融资产的情况，发现这些公司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意愿较低，公司规模、财务杠杆、CEO薪酬等传统会计政策选择假设没有通过检验，以税收和债权人为中心、偏向稳健会计的会计环境才是法国上市公司不愿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要原因。
2. 成本收益权衡对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选择的解释。Diehl（2009）通过分析英国FTSE100股指数公司2005年在PPE上的公允价值选择后发现只有11%的公司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其中金融行业选择率为33%，而非金融行业只有4%，说明公司层面使用公允价值的成本超过收益，而金融行业具有成本优势。

Christensen和Nikolaev（2010）分析了2005 ~ 2006年英国和德国上市公司1 539家上市公司在非金融资产上公允价值选择行为后发现了相同的不平衡分布规律，即在非金融资产项目上投资性房地产较多地选择公允价值计量，而在行业分类中，金融行业与房地产行业较多地选择公允价值计量非金融资产；他们还发现经常参与和高度依赖借款融资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因为这类公司经常被债权人要求提供公允价值信息而在选择公允价值计量上具有较低的边际成本。
Daniel等（2010）通过问卷调查了美国上市公司CFO对于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的态度，在有效回收的209份问卷中，只有9.1%的公司CFO表示如果存在选择权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非金融资产，研究还发现大规模公司因可以承担公允价值计量成本而更倾向选择公允价值计量，而属于二、三层次公允价值计量资产比较多的公司会因其计量成本较高而倾向选择历史成本计量。
Muller等（2011）还发现持有国外投资性房地产越多的房地产公司因其估计公允价值成本较高越不愿选择公允价值计量。
3. 评述。传统会计选择假设能否解释和预测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的应用，基于目前有限的研究结论分析，答案并不清晰。有证据指出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成为公司管理者传递内部信息的手段，而公司管理层会出于政治成本、收益平滑考虑不愿选择公允价值计量，股权相对集中的企业也不愿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债务契约似乎不影响公允价值计量选择。但是，也有学者发现传统会计选择假设不能解释不同国家会计环境下因准则改革导致的短期的公允价值计量选择行为。
相比之下，成本收益权衡分析较好地解释了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意愿普遍偏低现象和非金融资产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在资产项目和行业上分布不平衡的现象。也有学者指出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意愿普遍偏低说明机会主义运用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也不显著，Christensen和Nikolaev（2010）分析了其中一个原因，指出准则中不得转回历史成本计量的制度安排是“事前锁定”（pre-commitment），它限制了企业相机选择计量属性的盈余管理行为，使企业考虑更长远的经济利益。
三、国内文献回顾
1. 公允价值的契约研究导向。相对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面临着不同的市场特征，如更严格的市场管制、不健全的市场体系、部分市场活跃程度不高以及市场参与者成熟度不高等（杨敏等，2012），于是公允价值信息向承担受托责任的管理当局进行激励而使企业各类契约顺利实施方面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刘浩、孙铮（2008）等指出公允价值信息契约视角的研究在西方受到冷落，但该视角的研究对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国家更为重要，由此提出公允价值的契约研究导向，认为契约形式会影响公允价值计量，而公允价值计量也会影响契约形式的转变。
干巧、侯晓红（2011）进一步指出我国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不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复杂的契约环境等因素都会制约我国公司的公允价值计量，只有全面认识这些制约因素的影响，才能更好地研究我国公允价值计量的合理性。
2.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上很少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财政部会计司课题组（2011）统计结果为2007 ~ 2010年中，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上市公司中只有3.06%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并认为这是我国上市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谨慎选择的结果。
刘永泽和马妍（2011）则用“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应用的困境”描述这种现象，认为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应用现状，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客观情况严重不符，除准则缺陷以外，公司倾向平滑的收益、税盾的考虑也是重要原因。刘斌、熊运莲（2010）也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完全理性，存在明显的趋同效应。
利用有限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数据，少数研究检验了其影响因素。戴佳君和季晓婷等（2010）以2009年开始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世贸股份为案例，研究发现公司主营业务由经营住宅房地产转变为经营商业地产，这种经营战略转变是公司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要动因。
张奇峰和张鸣等（2011）以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北辰实业公司在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属性上的不同选择为例，发现会计准则差异、监管层态度以及市场发展程度等制度环境是影响公允价值计量选择的重要因素。
陈鹰（2010）以房地产行业2007年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传统会计选择假说在我国解释力不足，我国企业选择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时非理性。
3. 评述。公允价值的契约研究导向与结合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是中国学者做出高质量实证研究的机遇，这意味着公允价值计量选择研究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但是目前我国投资性房地产项目上公允价值计量的较低选择率限制了该方向的研究。
      对于较低的选择率，准则制定机构认为是符合市场发展现状、企业审慎选择的结果，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是非理性，是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应用困境，有必要加以改进和引导。同时，有限的案例研究也揭示出影响公司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若干因素，如企业经营战略、监管机构态度等。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是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会计扩展的中间过渡性步骤，研究企业如何运用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管理当局和企业各类契约实施的影响。
1. 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契约方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各类契约有何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解释和预测企业公允价值计量选择行为？研究结论还非常有限。首先，公允价值计量引入更多的利润波动，对会计信息稳健性与盈余平滑性产生冲击，有实证分析表明偏好收益平滑的企业、有更高政治成本的企业不愿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处于以税收和债权人为中心、偏向稳健会计的会计环境中的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意愿普遍偏低。其次，公允价值选择权也赋予企业管理者传递信号的能力，有证据表明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成为管理者传递内部信息的手段。最后，公允价值计量选择行为也是企业管理者对信息用户需求的反应，公司的股权结构会影响这种考量，有证据指出股权结构集中的企业不愿选择公允价值计量。
在其他方面，我们还缺乏进一步的证据。首先，如果公允价值计量不能通过活跃市场直接获得，其信息可靠性下降，更可能被用于盈余管理，但是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意愿普遍偏低似乎说明这种机会主义运用不是很显著。其次，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未实现利得、损失与管理者努力程度敏感性较弱，经理报酬契约又如何影响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最后，税收、审计等诸多因素对公允价值计量选择的影响以及公允价值选择权运用中是否存在时机选择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2. 准则中最优的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水平的确定。准则制定机构在准则中设定最优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水平时面临两种类型的权衡：
      第一是权衡选择权灵活性导致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与限制灵活性导致的企业无法应对日益变化环境的成本。准则制定机构在准则中可以使用的限制灵活性条款包括严格的资格条款、不准转回并充分披露的事前锁定制度、特殊情形下对未实现利得损失不对称处理制度等。而且这些限制条款可能与一国会计准则执行环境相互替代，如在美国对投资者保护较为完善的环境下，金融工具公允价值选择权就没有附加特别的资格条款。
      第二是权衡财务会计基本问题，即公允价值信息如何在向证券市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同时，又能向承担受托责任的管理当局提供激励而使企业各类契约顺利实施。利润报告中将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而不是净利润就体现了这种权衡，一方面保证净利润指标的可靠性，使其能反映管理者的受托责任，满足有效契约要求，另一方面披露公允价值变动信息，满足决策有用性要求。
3. 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的经验。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意愿普遍偏低说明在公司层面选择公允价值计量非金融资产的成本要高于历史成本方法，而金融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在选择公允价值计量上具有成本优势。具体而言，企业的经营战略、企业会计信息透明程度、会计信息用户的需求以及监管当局的态度等都是企业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4. 我国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选择研究的展望。随着数据的积累，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选择研究将为上述未决问题提供证据，对此我们的展望如下：
首先，由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而产生的增量计量成本将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可以预期持有投资性房地产金额越高、资产规模越大、处于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因为它们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平均成本或边际成本较低。
其次，传统会计选择假说的解释力度不一，限于我国会计准则中规定的长期资产减值“不准转回”等谨慎性安排，盈余管理很难成为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动因，但借款比重高的上市公司往往被要求提供抵押品的公允价值，上市公司也有动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以提升资产价值，所以债务契约假设仍是解释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选择的重要动因。
最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也会产生影响，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竞争压力与管理灵活性将使它们比国有上市公司更有动力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而在我国不平衡的市场化进程环境下，处于低市场化进程区域的上市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具有更大的机会主义空间和信息传递效果，所以更倾向于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0YJA790069）研究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１.　Scott，W. R.著.陈汉文等译.财务会计理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5
2.　杨敏等.公允价值计量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应用：问题与对策.会计研究，2012；1
2.　刘浩，孙铮．公允价值的目标论与契约研究导向——兼以上市公司首次确认辞退补偿为例．会计研究，2008；1
3.　刘浩，孙铮．公允价值的实证理论分析与中国的研究机遇．财经研究，2008；1
4.　干巧，侯晓红．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环境因素分析．商业会计，2011；2
5.　刘永泽，马妍．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应用困境与对策．当代财经，2011；8
6.　刘斌，熊运莲.公允价值会计政策选择的进化博弈分析.科研管理，2010；2
7.　戴佳君，季晓婷，张奇峰．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转换的财务影响与决定因素．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10；6
8.　张奇峰，张鸣，戴佳君．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影响与决定因素：以北辰实业为例．会计研究，2011；8
9.　陈鹰．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选择.财经问题研究，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