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朱鸿翔

【作者单位】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苏泰州 225300）

【摘　　要】

济不利。客观来讲，在西方财政理论传播的初期，梁启超对于中国传统财政的转型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理论甚至影响到了北洋政府的财政实践。
根据现今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在中国出现的现代财政学著作是1903年出版的钱恂所著的《财政四纲叙》，该书介绍了租税、货币、银行、公债等“四纲”，从其内容来看不仅包括了财政学内容，还涉及到了后来的金融学知识，体现了这一时期的财政学理论分类还比较粗糙。同年由作新社翻译出版了《财政学》一书，1905年胡之清根据日文原本编著了《财政学》，1907年黄可权根据松崎藏之助和神户正雄两本同名书编译了《财政学》，1909年张锡之翻译了小林丑三郎的《比较财政学》。财政史方面则有1902年出版的金邦平所译的《欧洲财政史》。国人自著的著作则有1904年出版的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和1911年出版的吴琼的《比较预算制度论》。
统观1840年以来至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这一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零散的，尤其是19世纪并无完整系统的财政学著作出现，即使是“财政”一词也是在戊戌变法诏书中第一次出现，1902年金邦平在《欧洲财政史》中对“财政”一词的运用才正式将其引入学界。
这一时期的财政思想追求改变实际的愿望十分强烈，因此缺乏对理论的系统性引进和研究，某些学者甚至以中国传统思维想当然地臆测西方财政理论，牵强附会之处较多。整体来说，这一时期只是开启了近代西方财政思想传播的先河。
二、北洋政府时期（1912 ~ 1927年）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内政局不稳，政府财政依然困难，取代清政府度支部而成立的财政部不得不竭尽全力制定各种规章，采取各种措施，尽管效果甚微，但在客观上有助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框架的构建。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也对民国建立后的财政政策提出了一定的主张。另外，从著作方面考察，1912 ~ 1928年这段时间国人自撰的财政学著作开始超过译本，专门性的财经类杂志也开始出现。
本时期出版的财政学著作是经济类当中最多的一种，这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西方财政理论的传播路径是德国→日本→中国，这一传播路径是由当时情势所决定的。19世纪前半叶，德国学派的财政学家们创立了自成一体的财政理论，也就是从国家保护主义的立场来阐述他们的财政观，他们所论述的内容涵盖了政府制度运行理论、财政目标理论、财政支出理论、税收公平理论、公债理论等诸方面。日本以后起国家的身份对国家保护理论引进吸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留日学生猛增无疑为这一理论传播到中国提供了渠道，加之中国当时积贫积弱，国家保护理论也适应了当时的国内形势。第二，财政学科的著作数量为同时期经济类著作之最反映了中国学人经世济用的传统思想，政府财政的窘迫使得讨论财政和公债成为一种潮流，论述经济学原理的著作反略显少。第三，这一时期报纸杂志评论政府财政政策的文章开始增多，显示了普通国人开始对财政政策这一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加以关注，例如《申报》就多次评价甚至抨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政策。第四，辛亥革命前论述公债的著作非常少，仅有梁启超所写的《中国国债史》（1904）、《外债评议》（1910）、《偿还国债意见书》（1910）、《国民筹还国债问题》（1910）等。1912年后，政府大肆借债，先是1913年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欧战爆发外国财源堵塞以后又于1914年运转内国公债局，试图以发行国内公债来弥补财政的不足。在此背景下，国内研究公债的著作明显增多，如陈与年译、田中穗积著的《公债论》（1913）、蒋士立的《国债辑要》（1915）、胡文柄的《内国公债》（1920）、徐沧水的《公债文库》（1922）和《内国公债史》（1926）、万籁鸣的《整理中国外债问题》（1927）等。
 这一时期财政思想传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始起步。1912年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类系科——商学社，继而1917年复旦大学成立商科，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经济学系，许多大学开设的经济类课程已不仅仅着眼于基础课程，其内容涉及到财政、会计、银行、保险等各方面。
除了各高校相继开设专业的经济学科以外，这一时期经济研究机构和团体也纷纷出现。1917年10月，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研究所成立，马寅初担任主任。1920年，北京政府发起成立“经济讨论处”，从事经济调查、统计、咨询等工作。1926年陶孟和创办了北平社会调查所，1927年何廉创办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等。在经济学研究团体方面，早在1913年就有中国经济学会在北京发起成立，随后成立的还有1913年成立的经济研究社和中央商学会、1914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1916年成立的中华学艺社和中国政治学会、1919年成立的上海商业研究会、1921年成立的会计学会和中华统计学会、1921年成立的银行学社和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影响最大的是1923年在上海成立的经济学社，学社基本由留美学者组成，在他们的努力下，该学社从成立初期的一个小团体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甚至国际性的较大规模的经济学术组织。
在20世纪20年代还诞生了十种专门性经济类杂志，其中经济学社的年刊即1930年改版成为《经济学季刊》的成绩最为显著，是当时经济理论界的主流刊物。除此以外，还有1917年上海银行公会创办的《银行周报》，1921年上海总商会创办的《商业月报》、上海钱业公会创办的《钱业月报》、北京银行公会创办的《银行月刊》，1922年北京政府经济讨论处创办的《中国经济周刊》等等。以上这些都显现了西方财政学乃至经济学理论传播队伍和阵地的日渐扩大。
在1902年以前，中国翻译者由于受自身的教育经历局限导致该时期的翻译作品大多以文言文的语体写成，不利于阅读和传播，文言文体的语言特征也导致大多数译作对原文皆有省略，而且译者常使用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术语和概念来附会西方学说，更使得理解这些著作具有了一定的难度。自【摘要】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与后来的国民政府时期相比该时期的传播显得薄弱，但其开拓性的价值仍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以1912年为时间节点，对清末、民初两个阶段内西方财政思想的传播主体、特点、影响等方面做了大致的勾勒。
【关键词】 清末民初 西方财政思想 财政体制转型

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个别到总体、由零星到系统、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发轫于鸦片战争之后，在清末民初时期形成了一个具有奠基意义的传播阶段，本文拟对这一阶段的传播情况作初步探讨。
一、清末（1840 ~ 1912年）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社会进程，强烈的民族危机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让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突破天朝上国的局限，开眼看世界。在西方商品输入中国的同时，西方先进的知识和观念及财政思想也传播到了中国。这一时期传播西方先进思想的主体一般有三类人：一是中国士绅官僚内部思想较开明者。中国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为他们接触和了解西学提供了条件，晚清更有部分官员以使节身份出国，这无疑大大开阔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眼界。二是洋务运动后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民国的学生留洋现象，这些留学生们在外国对经济理论的系统学习使得其在回国后传播经济思想时更加深刻、具体和专业。三是来华的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中国政府的外国雇员、商人等等。
被誉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变革的发轫者”的魏源，其经济思想中已经有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烙印，例如在他的财政思想中就不仅论述了中国传统财政中的重要内容盐务和漕运，还针对当时外贸口岸的增加提出了扩大关税的主张，希望通过开征商业税来弥补农业税收入的不足。自魏源以后，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逐渐开始了向西方近代经济思想转型的历程。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加和政府财政危机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西方财政知识。1880年左右开始有零星的西方财政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传播者当中比较杰出的包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薛福成、严复、梁启超等。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有王韬、严复和梁启超。
王韬主张要“尚理财之说”，反对“闭言利之门”，尽管这一观点并不新鲜，但是他所说的理财的具体内容却比前人有所扩充。封建时代增加政府收入无非是增加田赋等旧式税收收入，王韬则主张通过发展国营和民营经济事业以扩大税源从而达到增加税收的目的。王韬曾赴英国游历，因此在其著作中提到了英国的预算制度，他认为英国的商税虽然繁琐，但是每年政府征收都是量出为入的，通过这种方法有利于民众，所以能够“取诸民而民不怨”。对于西方财政的量出为入原则，王韬是中国国内的最早传播者。
大体来说，19世纪我国的思想家们经济见解有进步的一面，但是大都仍只是对西方财政学说的感性描述，缺乏理论性的介绍。20世纪以后，国外财经科学原著才开始逐渐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西方财经学说传播的速度开始加快。出版于1902的严复的译作《原富》一书开阔了人们对近代经济理论的认识眼界，同时他还为译本做了数万言的各种“按语”和《译事例言》，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在《原富》一书中，严复介绍了亚当·斯密的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大税收原则。他反对一味地强调少征税的观点，主张征税的标准应该是百姓的负担能力而不是单一的税率本身的高低，同时他还认为为民众开拓税源以使他们能够承担税负也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从中国财政思想的发展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财政理论的重要性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其开创了现代财政分析研究的先河，从而使其财政理论具有了启蒙意义。他对公债、税收、财政支出、预算管理等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由于他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突出地位和巨大号召力，加之其文笔流畅，简单易懂，因此他介绍西方财政学说的影响力要大大超过严复。梁启超认为一切租税均可以转嫁，尽管该论断过于绝对，但是从当时中国现实出发却也有一定的道理。梁启超还十分重视整顿货币的财政意义，他坚决反对统治者借通货贬值来增加财政收入的行为，他认为无论财政如何窘迫都只能用其他办法弥补而不能增发货币，他是中国财政史上提出此观点的第一人。在公债偿还问题上，梁启超也提出了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所举公债绝没必要还清，还清公债不仅不可能而且会对社会经1902年以后，随着日本财经类书籍的翻译和引入，中文的财经类术语也开始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财政学概念体系才开始建立。
在财政实践上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开始试图实行预算审计制度，清政府在1910年曾经发表试办宣统三年预算案，但预算草案不合适之处颇多，加上次年清政府旋告垮台，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预算制度尚未建立。临时政府北迁后，参议院认为预算是人民监督政府的最要点，所以催迫政府提交预算。但由于各地簿据不全，民国四年的预算基本都未执行，直到1915年底才匆匆交参议院民国五年预算，号称“中国预算第一次正式成立”，并且袁世凯时期预算一直都未认真执行。尽管如此，对预算制度的形式上的不断改进毕竟为近代政府财政框架注入了新的内容。袁世凯政府在税收方面仿照西方的一个举措是于1915年筹办烟酒公卖，成立了烟酒公卖局，公布《全国烟酒公卖简章》，烟酒公卖采用官督商销的方法，所有征收由公卖局统一管理。由于税法繁杂，往往重复征收，因此人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但这一规定却为后来的烟酒政府专卖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 结语 
从19世纪40年代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内容逐渐从技术层面过渡到制度和文化层面，在政府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引入西方近代财政体制。财政改革实践的需要，推动着财政理论研究的深化。加之当时国内出现留学日本的留学潮，大批青年学子负笈东洋，使他们有机会亲眼目睹近代资本主义财政体制，有条件大量接触近代西方财政学文献。在以上因素的影响下，清末最后几年，近代财政思想通过日本大量输入中国，从此中国财政思想改变了原来新旧财政思想并杂难分伯仲的局面，中国传统的财政思想在财政实践中越来越无用武之地，西方近代财政学说开始占领中国财政学界。
在一个旧的经济关系尚未完全瓦解而新的经济关系尚未完全形成的社会中，骤然引进与原有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财政思想会有一个适应和消化的过程，人们不可能对引进的外来财政思想很快地提出新的发展建议和创见，很多介绍还只是停留在对西方财政原理的译介基础上，对于结合中国现实问题而提出的财政理论更是极少。尽管如此，这些财政思想仍然在中国财政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开阔了国人眼界，丰富了财政理论，促进了中国财政体制向现代财政体制的转型，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 邹进文.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3. 胡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