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黄永华（博士）

【作者单位】
河南工程学院会计学院，郑州451191

【摘　　要】

    【摘要】从财务报表舞弊视角研究了高管激励性薪酬、分析师关注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激励性薪酬越高、企业分析师关注越多，审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越低。同时，高管激励性薪酬、分析师关注可以削弱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与审计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分析师关注可以加强高管激励性薪酬与审计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风险组中高管薪酬更能显著降低审计风险，高激励性薪酬组中高管薪酬更能显著降低审计风险，高关注组中分析师关注更能降低审计风险。
【关键词】高管激励性薪酬；分析师关注；审计风险；财务报表舞弊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33-0084-7一、引言
2016年证监会对大华、兴华和瑞华三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这三家会计师事务所涉及审计风险过高的情况。审计师对上市公司主要采用抽样审计法，其能否发现上市公司舞弊会受到抽查样本规模以及所制定重要性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成本效益相结合的原则下，审计师可能采取最节省人力物力的方法。当会计师事务所实现成本效益的时候，就为上市公司提供了使舞弊行为隐形化的契机。而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利益不一致或缺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都会成为管理层进行舞弊或造假的动机。同时，分析师关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企业经营状况和投资价值。管理层有时会为了达到外部分析师的预测指标，而对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因此，本文从财务报表舞弊视角研究了高管激励性薪酬、分析师关注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企业减少舞弊以及会计师事务所降低审计风险提供方法。
二、研究假设
（一）高管激励性薪酬、财务报表舞弊与审计风险
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表舞弊主要来自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两方面。其中，内部压力与高管的经营活动有关。管理层的目标是提升企业经营业绩、增加营业利润，从而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现代化企业往往存在两权分离现象，为了减少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股东会将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相挂钩，促使管理层更好地完成工作目标（Bergstresser、Philippon，2006）。近几年来，股权激励逐渐成为企业调动内部高管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首选方法。相对于员工工资、奖金等短期货币性激励方式而言，股权激励属于较持久的中长期方式（李秉祥、惠祥，2013），既能留住企业内部优秀的高管，又能将他们的薪酬与企业中长期经营业绩进行绑定，促使经营者与股东利益一致，从而降低代理成本。事实上，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其越能为维持股东利益做出贡献，如Chang et al.（2006）对美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管理层股票期权越大，越能减少财务舞弊。特别是当员工集体舞弊时，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可见，高管激励性薪酬能够减少企业的财务舞弊行为。
而股东聘请审计师的目的也是对财务报表舞弊行为的检查，即导致审计风险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存在财务报表舞弊。然而，为了取得外部投资者的信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舞弊行为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增加了审计师审查的难度。如营业利润不稳定的企业为了使自己的财务报表看上去更加“平滑”（宋衍蘅，2011），就会做出延迟确认收入或递延纳税等行为，审计师很难发现。而高管激励性薪酬能降低财务舞弊，从而降低审计师查不出问题的风险。可见高管激励性薪酬通过减少财务报表舞弊，从侧面降低了审计风险。因此，提出假设1a：
H1a：高管激励性薪酬越高，审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越低。
审计费用能够反映被审计单位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绩效和内部控制制度等信息，当企业存在经营不善、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等问题时，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就会面临较大的审计风险。通常审计师需要先评估在审计过程中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若发现上市公司可能存在舞弊等不利行为，则会根据实际情况扩大相应的审计范围或增加审计程序，从而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审计师工作时间与审计成本增加，最终会通过提高审计费用来获得补偿（Jiang、Son，2015）。同时，Billings et al.（2014）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审计费用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管理层股权激励减少了财务报表可能存在的错报，从而减少了审计师额外的检查程序，进而减少了工作时间及审计成本，这使得审计师的审计风险较低，他们不需要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就能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可见，审计师的审计风险与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相关，即高管激励性薪酬可以削弱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行为，从而降低审计风险。因此，提出假设1b：
H1b：高管激励性薪酬可以削弱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与审计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
（二）分析师关注、财务报表舞弊与审计风险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定期披露财务报告，并需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在资本市场中，大量的分析师监督着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变动或异常波动，将分析结果反映在盈余预测数据中，提供给大众投资者参考（Knyazeva，2007）。分析师预测数字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股东、债权人和外部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期（Cheng et al.，2005）。分析师作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中介角色，有利于促使上市公司更加准确地披露企业有效信息，即降低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那么，审计师使用较少的程序就能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此外，在审计时还能利用分析师提供的外部信息来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从而降低其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和审计成本。可见，分析师关注通过提高财务报表透明度，从侧面降低了审计风险。因此，提出假设2a：
H2a：企业被越多分析师关注，审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就越低。
若企业经营困难、资金短缺或者不能满足其利益相关者的盈利预期，其在证券市场上的股价就可能发生较大的跳水，进而恶性循环。表现不佳的企业面对巨大的外部投资者关注压力，会用财务报表舞弊来掩盖其内部经营的窘境（Jiang、Son，2015）。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关注以及预测有助于缓解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分析师具有丰富的金融财务知识，能够分析宏观经济变化、时刻关注着政府政策动态、了解各个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个股变化趋势与分析上市公司内部经营状况。他们通过关注与追踪上市公司，多方面收集信息并将其整理成综合的分析报告，最终提供简洁的盈余预测数字给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分析师不仅可以加深外部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的了解与认知，还可以传播上市公司的经营信息。当企业被越多的分析师跟进，其经营状况信息就会传播得越快越广，从而使上市公司的信息越具有透明性（赵保卿、陈润东，2016）。分析师促使上市公司更加准确地披露企业有效信息，降低了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审计师可以利用分析师预测的这些外部信息来判断被审计单位存在的潜在风险，从而减少额外的工作时间及审计成本，不需要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就能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可见，分析师关注通过提高财务报表透明度来减少财务舞弊，从而降低了审计师审计失败的可能性。因此，提出假设2b：
H2b：分析师关注可以削弱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与审计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
（三）高管激励性薪酬、分析师关注与审计风险
企业可通过实施股权激励等方式降低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即股权激励程度越大，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内部治理结构越完善，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越低（Lobo et al.，2012），那么审计师只需要少数证据就可以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同时，分析师能起到对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督作用。这是因为他们关注并追踪上市公司，通过研究其经营状况以及投融资活动，及时有效地揭露上市公司存在的潜在问题并反映在他们对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中，从而传递出其绩效、现金流不佳等信号。这种监督作用能够制约管理层操纵财务报表等不良行为，即股东会关注分析师预测，并利用该外部信息来决定管层的激励性薪酬，这将影响高管的财务报表舞弊行为。当企业被越多的分析师关注，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的不良行为就会被外部投资者监督得越彻底，从而促使股东通过高管激励性薪酬来限制财务报表舞弊。这将进一步降低审计师的失败风险，使审计师不需要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就能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并将风险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因此，提出假设3：
H3：分析师关注可以加强高管激励性薪酬与审计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7 ~ 2016年期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会计师事务所排名资料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其余数据来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对样本进行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②剔除各变量中存在缺失值或异常值的数据。最终获得18732个样本。此外，为了削弱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变量衡量
1. 审计风险。本研究参考Knyazeva（2007）的做法，对审计费用取自然对数来代理审计风险，研究财务报表舞弊、高管激励性薪酬和分析师关注对审计风险的影响。这是因为当面临的审计风险较大时，审计师会相应地扩大审计范围、提高审计成本。相反，审计风险越小，注册会计师越会降低审计成本。
2.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的类型有虚构利润、虚列资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推迟披露、重大遗漏、披露不实、出资违规、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占用公司资产和违规担保等。本研究参照袁春生（2012）的做法，若企业当年被证监会披露存在舞弊行为取1，否则取0。
3. 高管激励性薪酬。公司高管是年报中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总人数。高级管理人员包含总经理、总裁、CEO、副总经理、副总裁、董秘和年报中公布的企业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中兼任的高管人员）。高管激励性薪酬指由企业发放给高管的股票薪酬，包括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本研究根据Cheng et al.（2005）的做法，使用“高管股权激励数量除以流通在外的总股数”来代表高管激励性薪酬。
4. 分析师关注。分析师预测盈余数量代表着市场对这家企业的关注程度，若企业被较多的分析师跟踪或者预测盈余数量较多，说明这家公司被外部关注与监督的程度较高。同时由于外部的密切关注，公司内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减少，上市公司发生财务报表舞弊的可能性会降低，审计师所承担的审计风险也会随之降低。本研究参考赵保卿、陈润东（2016）的做法，用“证券分析师发布盈余预测次数加1的和取自然对数”来代替分析师关注。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含义
本文设计了模型（1）来检验假设1a和假设1b：
LNAF=α0+α1Fraud+α2Incentive+α3Fraud×
Incentive+α4SIZE+α5ROA+α6ICW+α7LEV+
α8BIG10+∑βiYeart+∑γiIndustryt+εi,t （1）
根据假设1a，预计高管激励性薪酬（Incentive）与审计风险（LNAF）显著负相关，即高管激励性薪酬越高，审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越低。这是因为导致审计风险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上市公司存在财务报表舞弊，而管理层股票期权能减少财务报表舞弊，从而降低审计师查不出问题的风险，即审计师使用较少的程序就能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根据假设1b，预计高管激励性薪酬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的交乘项（Fraud×Incentive）与LNAF显著负相关，即高管激励性薪酬可以削弱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与审计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这是因为管理层股权激励减少了财务报表可能存在的错报，从而减少了审计师额外的检查程序、工作时间及审计成本，这表明审计师的审计风险较低，因此不需要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就能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
对于控制变量，预计资产收益率（ROA）、十大会计师事务所（BIG10）与LNAF显著负相关，即公司资产收益率越高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越能降低审计风险。而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技术更高，更能降低审计风险。同时，公司规模（SIZE）、内控缺陷（ICW）、资产负债率（LEV）与LNAF显著正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大，审计师需要运用越多程序去降低审计风险；内控缺陷越多，公司经营或管理风险越大，从而审计师需要花费越高的成本来收集证据；资产负债率越高，代表公司经营状况越差，也需要审计师收集越多的证据来降低审计风险。
本文设计了模型（2）来检验假设2a和假设2b：
LNAF=α0+α1Fraud+α2IAS+α3Fraud×IAS+
α4SIZE+α5ROA+α6ICW+α7LEV+α8BIG10+
∑βiYeart+∑γiIndustryt+εi,t （2）
根据假设2a，预计分析师关注（IAS）与审计风险（LNAF）显著负相关，即企业被越多分析师关注，审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就越低。这是因为分析师作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中介，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更加准确地披露信息，并帮助审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的时候获取更多审计证据，降低其所面临的审计风险。根据假设2b，预计分析师关注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的交乘项（Fraud×IAS）与LNAF显著负相关，即分析师关注可以削弱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与审计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这是因为分析师的这种外部披露行为减少了财务报表可能存在的错报，审计师会依据分析师的预测来判断被审计单位的潜在风险，从而减少了额外的工作成本，不需很高的审计费用就能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
本文设计了模型（3）用以检验假设3：
LNAF=α0+α1Incentive+α2IAS+α3Incentive×IAS+α4SIZE+α5ROA+α6ICW+α7LEV+α8BIG10+∑βiYeart+∑γiIndustryt+εi,t （3）
根据假设3，预计分析师关注与高管激励性薪酬的交乘项（Incentive×IAS）与LNAF显著负相关，即分析师关注可以加强高管激励性薪酬与审计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这是因为企业被越多的分析师关注，被外部投资者监督得就会越彻底，即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的不良行为会受到外部分析师关注的制约。那么，审计师在审计时就可制定较高的重要性水平，且采取较少程序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即审计风险相对较低。
本文的变量定义具体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审计风险（LNAF）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16.589与12.003，相差不大，表明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成本基本类似，不存在较大差异。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Fraud）的平均值为0.1536，表明有15.36%的企业曾经被证监会处罚过，可见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缺陷的企业有一定比例。高管激励性薪酬（Incentive）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0.1461与0，存在一定差异，表明一些企业不存在股权激励，而另一些企业的激励性薪酬较多。同时，分析师关注（IAS）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平均关注度为2.982，而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5.8890与0，表明分析师并不是对每个企业都持关注态度。此外，公司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和资产负债率（LEV）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异较大，表明样本覆盖了不同类型的公司，有利于实证检验。内控缺陷（ICW）的平均值为0.1183，表明有11.83%的企业被披露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十大会计师事务所（BIG10）的平均值为0.3891，表明有38.91%的企业由排名前十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列示了高管激励性薪酬、分析师关注与审计风险的回归结果。研究显示，在模型（1）与模型（2）中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Fraud）与审计风险LNAF）均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行为的确能够增加审计师的风险，从而使审计师花费更多的成本收集审计证据。同时，模型（1）中高管激励性薪酬（Incentive）与审计风险（LNAF）显著负相关，表明管理层股票期权能减少财务报表舞弊，从而降低了审计师查不出问题的风险，即审计师使用较少的程序就能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该结果支持了假设1a。同时，高管激励性薪酬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的交乘项（Fraud×Incentive）与LNAF显著负相关，这表明管理层股权激励减少了财务报表可能存在的错报，从而减少了审计师额外的检查程序、工作时间及审计成本，即审计师的审计风险较低，因此可在较低成本下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该结果支持了假设1b。
在模型（2）中分析师关注（IAS）与审计风险（LNAF）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分析师关注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更加准确地披露信息，并帮助审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的时候获取更多审计证据，减少所面临的审计风险，支持了假设2a。分析师关注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的交乘项（Fraud×IAS）与LNAF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分析师的这种外部披露作用减少了财务报表可能存在的错报，审计师会依据分析师的预测来判断被审计单位存在的潜在风险，从而使审计师不需很高的费用就能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支持了假设2b。
在模型（3）中分析师关注与高管激励性薪酬的交乘项（Incentive×IAS）与LNAF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企业被越多的分析师关注，受到的外部投资者监督就会越彻底，即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的不良行为会受到外部分析师关注的制约。那么，审计师在审计时就可制定较高的重要性水平，且采取较少的程序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即审计风险相对较低。此外，模型（1）、（2）、（3）中的控制变量资产收益率（ROA）、十大会计师事务所（BIG10）与LNAF基本显著负相关，即公司资产收益率越高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越能降低审计风险。而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技术更高，更能降低审计风险。内控缺陷（ICW）与LNAF显著正相关，表明内控缺陷越多，公司经营或内部管理风险越大，审计师需要花费更高的成本来降低审计风险。
（三）进一步回归分析
根据审计风险的均值将样本分为高风险组与低风险组，表4是不同风险下的样本回归结果。研究发现，模型（1）的高风险组中，高管激励性薪酬（Incentive）与审计风险（LNAF）显著负相关，而低风险组不显著。这表明只有在高风险组，高管激励性薪酬越高，审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才越低。可见，只有高风险组的管理层股票期权才能减少财务报表舞弊，从而使审计师用较少的程序就能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同时，在高风险组，高管激励性薪酬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的交乘项（Fraud×Incentive）与LNAF显著负相关，而低风险组不显著。这表明高风险组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减少了财务报表可能存在的错报，从而减少了审计师额外的检查程序，审计师可在较低成本下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
模型（2）显示，无论是高风险组还是低风险组，分析师关注（IAS）都与审计风险（LNAF）显著负相关，分析师关注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的交乘项（Fraud×IAS）都与LNAF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分析师关注在两组中均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更加准确地披露信息，并帮助审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的时候获取更多审计证据，降低其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同时，审计师会依据分析师的预测来判断被审计单位存在的潜在风险，并将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在模型（3）中，高风险组的分析师关注与高管激励性薪酬的交乘项（Incentive×IAS）与LNAF显著负相关，而低风险组不显著。这表明只有当企业高风险经营时才会受到更多的分析师关注，从而被外部投资者监督。那么，审计师会依据分析师的预测来判断被审计单位存在的潜在风险，从而制定较高的重要性水平并采取较少程序来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即审计风险相对较小。
根据高管激励性薪酬的均值将样本分为高激励性薪酬组与低激励性薪酬组，表5是不同高管激励性薪酬下的样本回归结果。模型（1）的高激励性薪酬组中，Incentive与LNAF显著负相关，而低激励性薪酬组不显著，表明只有在高激励性薪酬下，高管薪酬激励越高，审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才越低。可见，只有高管薪酬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降低财务报表舞弊，从而审计师用较少的程序就能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同时，在高激励性薪酬组，Fraud×Incentive与LNAF显著负相关，而低激励性薪酬组不显著。这表明高激励性薪酬组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减少了财务报表可能存在的错报，从而在较低成本下将审计风险降到可接受的低水平。在模型（3）中，高激励性薪酬组与低激励性薪酬组的Incentive×IAS与LNAF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无论高管薪酬的激励水平如何，均会受到更多的分析师关注，从而被外部投资者监督。那么，审计师会依据分析师的预测来判断被审计单位存在的潜在风险，从而采取较少程序来判断财务报表的准确性，以减少审计风险。
根据分析师关注的均值将样本分为高关注组与低关注组，表6是不同分析师关注下的样本回归结果。模型（2）显示，高关注组的IAS与LNAF显著负相关，Fraud×IAS与LNAF显著负相关，而低关注组均不显著。这表明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更加准确地披露信息，并帮助审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的时候获取更多审计证据，降低其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同时，正因为分析师的高关注度，审计师才能更好地判断被审计单位存在的潜在风险。在模型（3）中，高关注组的Incentive×IAS与LNAF显著负相关，而低关注组不显著。这表明只有当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企业才会被外部投资者注意，审计师才会依据分析师的预测来判断被审计单位存在的潜在风险，从而降低审计风险。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财务报表舞弊视角研究了高管激励性薪酬、分析师关注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激励性薪酬越高、企业分析师关注越多，审计师所面临的审计风险越低。同时，高管激励性薪酬、分析师关注可以削弱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舞弊与审计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分析师关注可以加强高管激励性薪酬与审计风险之间的负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风险组中高管激励性薪酬更能显著降低审计风险，在高激励性薪酬组中高管激励性薪酬更能显著降低审计风险，在高关注组中分析师关注更能降低审计风险。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①审计师选择高管激励性薪酬较高的企业有助于降低审计风险。研究发现，高风险组中高管激励性薪酬更能显著降低审计风险，高激励性薪酬组中高管激励性薪酬更能显著降低审计风险。因此，审计师在选择审计业务时可选择高管激励性薪酬较高的企业，这样不仅能少收集证据，也能将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低水平。②提高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如果企业想要给利益相关者传递较好的信号，可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的方式来实现。因为这样不仅能降低审计风险，还能促使使用者更相信企业的审计报告。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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