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王 凯1（副教授），马俊丽2，3，胡 薇1
【作者单位】
1.贵州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贵阳550003；2.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0065；3.贵州财经大学西部现代化研究中心，贵阳550025
【摘 要】
【摘要】基于企业视角从发展底线与生态底线出发，建立利益相关者模型，以贵州省18家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两条底线”政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发现：由于民众的社会责任及生态保护意识不足，“两条底线”政策在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社会慈善等方面经营决策上影响不明显。因此，应积极发挥企业与社会两大关键力量，构建三要素循环运行机制，制定出针对性制度加强引导。
【关键词】两条底线；企业绩效；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27-0052-7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希望贵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当前贵州省把坚守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作为基本纲领，将“两条底线”理念有效在全省范围内贯彻执行，这一理念成为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点。
一、基于企业视角的“两条底线”政策机制分析
贵州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同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两条底线”政策可推动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在落地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所取得的实际成效如何，受到研究者们的密切关注。杨和英（2015）发现，67.39%的民众认为对贵州实施“两条底线”政策的效果“一般”，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王振东、肖启佑（2015）认为，在实施过程中，政策执行者们片面地认为生态保护增加了生产成本。诚然，在生产过程中，改善生产工艺、购置污染处理设备乃至淘汰落后产能，的确会增加经济成本，但如果不综合考虑，无视生态环境，短期的经济增长将难以抵消未来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
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杨和英（2016）指出，越是落后的地区，其推动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会越高。对于贵州而言，其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占GDP比重增幅以及投资总额增幅在国内都是最大的，环境治理费用高昂并不意味着放弃发展，而是应寻求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点。林科军等（2016）指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强调环境、效益及质量的前提之下，贵州省经济增速应保持在合理范围，这便是所坚守的经济发展“底线”。根据走访调查笔者发现，不仅普通民众存在上述看法，部分政府官员出于地区经济增长、政绩考察等因素的考虑，也缺乏深入推动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且存在理解不透彻、不能较好把握平衡点的现象，这都构成了突破转型以实现发展的潜在阻力。
“两条底线”政策是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现有研究成果易忽视企业的基本需求。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发展离不开企业经营，生态保护也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企业的经营目标必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生产成本、客户需求以及地区经济水平都是企业经营考虑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关于“两条底线”的研究大多以政府视角为主导，集中在主管部门如何制定相关政策、如何推行管理改革等方面，对于“两条底线”政策的实现效果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史军伟（2012）指出，在传统经济发展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过渡的进程中，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在缓解环境资源问题中都存在一定不足，企业社会责任正是实现目标的第三种重要力量。“两条底线”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目标，还应当注重生态保护，在其经营发展中构成两条推进路径。而这两条路径之中的生态意识与发展意识所面向的不同群体，可以视作企业的利益相关方。企业在环境形势愈发严峻的当前，一定要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从而满足利益相关方的各类需求。因此，应依托地区经济，引入利益相关者针对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展开研究，让政策制定者了解企业需求，有的放矢，在达到生态保护目标的同时制定出符合利益需求的制度与政策。
二、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从“两条底线”的基本要求出发，企业承担各类社会责任是为了能依据持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对有限资源的应用进行统筹，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根本目标。“利益相关者”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在斯坦福研究中心正式引入，该理论认为，企业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彼此间所订立的“契约”参与企业决策，从而满足各自需求。
上市企业作为证券市场的基石及各产业内优秀企业的代表，其经营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省内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并且其财务指标数据容易获得，有利于开展研究。本文以利益相关者为切入点，以贵州省内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剖析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投入的相关指标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探讨利益相关者满足度与企业绩效的合理优化途径。
（一）国内外研究概述
Ansoff（1965）认为“理想的企业目标必须平衡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需求”，该观点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陈昆玉（2002）指出，利益相关者理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英美国家公司治理模式中产生明显影响，促进了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欧美国家得到了广泛研究，而国内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如杨瑞龙和周业安（1998）结合国企改革开展了利益相关者分类研究，将其划分为银行、国有资产局、债权人、工人及管理人员等。袁冶（2010）以家电企业为例，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满足度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利益相关者理论也被拓展运用到项目管理、生态保护与商品定价等领域。如常宏建等（2014）指出，项目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核心内容便是对群体间的合作关系进行协调管理。龙开胜等（2015）在开展生态补偿研究中指出，利益相关者属性、类型及其行为响应差异，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补偿制度以及地方政府偏好等深层原因紧密相关。
可见，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各领域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这也为本文开展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该目标是保证企业长期发展的基础条件，这与满足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需求并不冲突，因此应当在提高经济效率、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差异。
（二）企业利益相关者分类
以发展底线与生态底线为基础，并分析上市企业利益相关者满足度与企业绩效间的相关性，可从两点出发：一是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研究；二是各利益相关者群体如何影响企业经营。
首先，政府管理行为与政策倾向既会对由企业采购、生产与销售等所组成的“有形价值链”产生影响，又会影响收集、整理及分配市场信息资源的“虚拟价值链”。其次，企业寻求发展，通常以供应商提供的原料为起点，由股东、债权人提供资金，组织员工从事经营活动，与合作伙伴共同维持及扩大企业规模，最终由消费者实现价值增值。最后，企业是社会成员，不仅要面对产生直接市场行为的消费者与组织，还需与一般公众及组织发生非直接交易，而这些组织尤其关注企业在保护生态多样性、环境保护及经济援助等方面的表现。在企业经营中，无论是做出产业升级决策还是经营转型决策，都将对利益相关者产生全方位影响。
本文结合企业经营情况，从“两条底线”的要求出发，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流程，构建贵州省上市企业利益相关者分类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模型以企业行为为基础，将生产与经营按照内外二阶段进行划分，以此区分利益相关者群体。此外，一定数量的利益相关者在整个流程中对企业产生影响，根据其与企业构成关系的形式、交易方式的差别，又将其划分为直接相关与间接相关。直接相关特指一些个人或组织，如果企业没有个人或组织持续性的参与与投入，便难以维持。而后者则并不与企业直接发生市场交易行为，但其将受到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同样通过自身活动管理与约束企业，例如媒体、环境保护组织、政府等。
三、利益相关者满足度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以上述模型为基础，通过指标选取，基于CCER数据库构建面板模型进行定量研究。研究的目标为：一是检验贵州省内企业绩效与利益相关者满足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二是分析行业间利益相关者满足度是否存在过量或不足；三是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现状，以“两条底线”的要求为基础，制定出针对性措施。
（一）研究指标选取
1. 供应商。周转率代表资金款项结算周期的长短，越快则供应商所获便利越多，本研究采用应付账款周转率（AP）作为测量指标。
2. 债权人。作为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企业经营应对债权人承担规避借贷风险与资金到期偿付的责任，因此选用资产负债率（DR）作为测量指标。
3. 股东。选用资本保值增值率（ER）作为测量指标。股东作为企业经营的主要投资者，作用巨大。该指标越大，意味着所有者权益越大，企业资本保全性越好。
4. 员工。员工作为企业正常经营的基础要素，应关注其对企业的忠诚度以及其能否持续改善企业经营业绩，因此以职工支付比率（CP）进行测量。
5. 客户。客户满足度使用企业销售及相关服务所得净利润率（CS）来衡量，其能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该指标越高，则表明客户与企业间的关系维持得越好。
6. 合作者。本文研究对象的目标客户不仅包括个体消费者，还应包含合作机构。以上市企业益佰的产品为例，由于药品的自身特性，终端消费者在产品选取上具有一定刚性需求以及被指导性，因此其与合作者（如药房、医院等）关系较为稳定。企业对这类利益相关者满足度可由应收账款周转率（AR）来反映，其周转率越高，则说明合作者支付货款越快，利益相关者满足度越高。
7. 政府。以合法经营为前提，企业通过足额纳税等方式改善自身经营地位，从而提升政府这一利益相关者的满足度，选用资产纳税率（AT）来衡量。该比率越高，表明对相关税法及法规遵守情况越好，得到政府的支持与关注也越多。
8. 社会。当前社会及媒体组织对企业的关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日趋明显，选取社会公共费用支出率（SS）进行综合测量，而社会公益支出数据主要通过上市企业的新闻报道以及财务年报获取。
9. 企业绩效。上述各指标变动均会影响资产收益，因此选取资产回报率（ROA）进行测量。
此外，考虑到不同企业间利益相关者满足度受经营业务、规模以及行业领域等因素的影响，引入营运资金占资本比率（WR）作为模型控制变量。
（二）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以在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贵州辖区内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虑部分数据的缺失与企业上市年限等因素，最终基于CCER数据库选取了18家上市企业2004 ~ 2015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这18家企业分别为（以简称及股票代码表示）：中天城投（ZT：000540）、黔轮胎（TL：000589）、振华科技（ZH：000733）、高鸿股份（GH：000851）、南方汇通（NF：000920）、航天电器（HT：002025）、久联发展（JL：002037）、黔源电力（QY：002039）、天成控股（CZ：600112）、国创能源（GC：600145）、赤天化（CT：600227）、红星发展（HX：600367）、盘江股份（PJ：600395）、贵州茅台（MT：600519）、贵航股份（GQ：600523）、益佰制药（YB：600594）、中航重机（ZJ：600765）、贵绳股份（GS：600992）。
（三）模型设计
面板数据为时间序列与截面混合数据。首先对样本进行协方差分析检验，判定其符合变系数模型，在横截面上的个体影响相互存在差异，需针对其可能存在的随机影响和固定影响两种情况进行判定。然后进行随机效应分析，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其P值小于0.05，拒绝零假设，表明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不能满足随机效应模型的基本假设。综上，本研究将建立时点个体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来探讨贵州省上市企业利益相关者满足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其中，xit为k×1阶回归向量列向量，yit为因变量，αt可反映时期变化因素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βi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列向量，Ci为模型常数项，t为样本观测时期，N为样本数。基本形式如下：
yit=Ci+αt+xitβi+εit
i=1，2，…，N；t=1，2，…，T
为了尽量减少不同微观因素间的干扰，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LS）以Cross进行加权估计。此外，考虑到利益相关者满足度对企业绩效具有长期影响和滞后性，添加AR项进行修正，模型最终建立如下：
ROAit=Ci+αt+β1iERit+β2iCPit+β3iDRit+
β4iCSit+β5iARit+β6iATit+β7iSSit+β8iAPit+β9iWRit+εit
四、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结果分析
通过Eviews 7.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估计，部分结果如表2、表3所示。
根据表2、表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贵州省上市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满足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R2为0.966594，调整后R2为0.945168，说明其相关程度较高。D.W.检验值为2.975966，表明模型拟合与设定较好，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F统计量为19.37903，P值近似于0小于0.05，表明变量的整体解释性较强，这说明利益相关者满足度是影响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再由不同企业的系数估计值可知，大部分为正并且P值小于0.05，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正向影响。
2. 从企业个体固定效应（Cross）截距项结果得出，ZT、CT、HX、NF、HT、GQ等5家企业的截距项最大，表明上述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满足度对企业绩效的改善相比其他企业而言更加明显。而时期（Period）截距项系数自2004 ~ 2015年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自身社会责任感在不断增强，利益相关者满足度对企业绩效的提高效应愈发明显。
3. 不同企业测量指标的系数有正有负，这说明在维护利益相关者关系的过程中存在不合理现象，应有针对性地调整策略。其中：指标为正则说明持续提升该类利益相关者满足度，即可有效改善企业绩效；负值则说明企业对于此类利益相关者的当前收益小于投入成本，产生了一定负效应。
4. 本研究选取样本企业的主营产业各不相同，涵盖房地产、建筑、制造、采矿、信息技术等产业，行业的不同，经营理念的差异，使得同一企业的不同指标系数、不同企业的同一指标系数间都存在较大差异。这表明企业对各类利益相关者群体存在满足过度或满足不足的情形，其投入产出效率不一致，若进行合理调整可以进一步改善企业绩效。
上述分析为模型的整体分析，个体企业层面将以振华科技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二）以振华科技为例
企业振华科技（ZH：000733），其前身系20世纪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贵州规划建立的军工电子基地，现属国家520家重点企业和国家120家试点企业集团之一，其主营产品为通信整机及新型电子元器件两大类。
表4统计参数显示，政府的满足度指标相比各利益相关者较大，该研究结果反映了现实情况。因为ZH公司存有军工背景，政府政策倾斜与扶持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企业发展与绩效提升。此外，ZH企业对债权人、员工、股东、供应商、客户的指标系数均为较小正值，说明企业当前的投入合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部分群体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对其进一步加大投入对于提升企业经营业绩的作用并不明显。如需在这五种利益相关者之间选取改进目标，可以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从高到低依次投入，能获得较为理想回报的应是股东及客户。而衡量指标中AR的系数为负值，说明当前ZH公司对于合作者的企业战略未产生正向积极效应，或者企业对其利益转移支付过多，使得成本大于收益。
此外，ZH公司的社会指标的估计值为0.134064，但是其t统计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利益相关者模型中企业需要面对的社会关系包含NGO组织、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等，上述结果能否说明社会群体的满足度与企业绩效无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认为这一结果恰好能够反映现实中贵州省ZH公司与社会群体的经营关系状况。
首先，在长期的经营中，ZH公司尚未形成主动履行自身社会责任的理念，在管理生产中，对于与媒体、社会组织以及社区群体间保持良好关系的投入意向不足。其次，ZH公司作为省内老牌国企，其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相对滞后，在维持社会关系中缺乏针对性，使得投入难以达到预期产出目标，因此其企业管理流程依然具有较大改进空间。最后，ZH公司的产品涉及范围较广，而本研究数据选取从完备性考虑，仅选取至2015年，因此只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内民众的生态意识。事实上，民众对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具有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国内大部分民众生态支付意识不足，因此其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约束有限，在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社会援助等方面经营决策的影响也不够明显。
随着近年来社会舆论对于环境问题、社会责任问题的愈发关注，民众对于企业经营行为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要想逐渐提高企业绩效，企业需要进一步强化自身形象，满足社会需求，提高核心竞争力。而如何充分利用企业资源、改善经营关系、对社会满足度有的放矢地投入，正是其关键所在。
五、“两条底线”政策的三要素循环机制
通过对贵州省上市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间由于其经营范围不同，依然存在部分企业利益相关者满足度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明显的情况。这也反映出贵州省上市企业受到传统经营模式的长期影响，虽然具备一定规模，但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层面上，也存在动力不足、产业转型不积极的情况。然而，即便是其他实证结果显示良好的企业，在部分关系生态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满足度测量指标上也存在着需要调整的问题。因此，应适度引导企业经营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使企业充分发挥其在“两条底线”政策贯彻落实中的推动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选取企业作为三要素循环机制运行的主要对象，以生态保护为基础，针对性地提出能有效促进三要素机制良性循环的策略。通过企业、政府及民众关键三要素的相互联动，可共同构建和谐统一的循环运行机制。
由图2可知，只要“两条底线”政策稳定实施，企业、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就能发挥作用并产生联动作用。首先明确顶层设计的中心思想，在此指导下政府通过管制措施、政策引导、补贴支持等手段驱使企业通过研发创新、引进先进技术、产业升级等举措进行反馈；政府对于社会民众生态意识的培育、宣传手段的引导也至关重要；民众则通过自身感受反馈给政府，以提升管理水平。其次，企业还通过自身所提供的产品以及服务功能来影响社会民众的消费观与生态观。最后，社会民众层面，在拥有了良好生态观的基础上，既可以监督企业的生产工艺与产品标准是否符合要求，也可以通过消费行为与舆论行为影响企业生产决策的制定。
由此可见，循环运行机制是关系到“两条底线”政策能否整体统一、有效落地的关键。而对于贵州省而言，其经济欠发达的状况较为突出，因此应以生态保护为基础，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成长性决定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贵州地区的经济崛起也应着眼于促进当地企业发展上，而生态多样化的保护也离不开企业在产生经营中的研发支持与产业升级，企业在“两条底线”政策循环机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单元，其经营绩效的好坏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宏观经济环境下资源是否得到了有效配置。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有必要掌握省内企业的经营现状，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
“两条底线”政策要想达到顶层设计的预期目标，既需要政府管理水平进一步升级以给予有力支持，也需要企业进行研发支持与产业升级，同时社会民众的良好生态意识是“两条底线”持续贯彻的内在动力。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基于企业视角建立企业利益相关者分类模型，以贵州省内18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各利益相关者满足度是影响企业绩效指标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障“两条底线”政策稳定实施的三要素循环机制，并以其中的企业要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期望能够以生态保护为基础要求，通过新的观察视角针对性地提出有效促进三要素机制良性循环的策略。
（二）建议
1. 政府应重视企业经营，注重政策引导与管制。在“两条底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政府在加强管制、制定约束政策的同时，不应忽视企业自身经营发展的需求，并明确企业对于拉动地区经济、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作用。因此，应以生态保护为基本要求，督促引导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淘汰落后及污染工艺，对于企业发展与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与新的问题，要进行综合分析。对于企业的合理要求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急需的过渡性产业，要通过政策倾斜、产业补贴及技术支持等宏观调控手段，积极帮扶企业持续推进生产研发创新，增强贵州省上市企业对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与参与性。此外，还应当加大宣传力度，丰富手段，全方位地培育整个社会的生态意识，拓宽企业经营的监督渠道。
从发展方面来看，中央政府对贵州省的经济扶持与政策倾斜是企业发展壮大的独有优势，企业应加强与科研机构以及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推动贵州省科技研发能力提升。上市企业应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以筹集资金，增强竞争意识，改善产品质量，并积极推动收购兼并等资产重组活动，促进企业间相互合作，运用有效手段持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力争打造成龙头企业。
2. 社会民众应关注企业，培育企业生态意识。普通民众与社会组织对于企业而言，是企业产品与服务所面对的重要利益群体，是企业赖以长期生存的根本。民众不仅可以通过环境条件的变化来监督企业的生产行为，还能够调整自身消费习惯及行为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及产业调整，推动企业生产供给侧升级。现代企业的发展经营离不开社会群体及媒体舆论的持续关注，企业与社会组织间沟通的滞后显然不可取。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飞跃发展，企业不能限于通过传统媒体渠道进行沟通与合作，各式各样新媒体的出现也值得跟进与关注。贵州省企业需改善经营观念，在与社会民众的沟通过程中，不仅应当关注宣传，还应丰富交流互动的形式，如支持环保行动、关注社区福利、社会慈善捐助等。企业需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来进一步向社会表明：企业发展具有拉动地方经济、改善社会环境的积极作用。
3. 参照行业经营现状，科学分配有限资源。本文选取了贵州省18家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样本业的主营产业与业务各不相同，涵盖房地产、建筑、制造、采矿、信息技术等产业。由前文振华科技企业的例子可知，不同行业的企业在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履行社会责任时，其所产生的效果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大多是由行业差异、规模差异以及客户群体的差异等导致的。政府在“两条底线”政策推行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建立系统的反馈机制，观察不同因素所带来效果上的差别。另外，政府管制也受到人员配置、资金分配、政策约束等资源的影响，本研究可以提供参照以进一步细分。通过对不同行业进行实证分析，不仅政府可以对有限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分配，及时调整现有政策与支持形式，企业也能够根据经营状况有效分配自身资源。
对振华科技的案例研究显示，其企业经营绩效在政府指标层面受到显著影响，而在社会指标上受到的影响不大。对于这类行业，地方乃至中央政府应当积极通过政策引导，使企业在经营理念上与顶层设计思路保持统一。企业应通过自主研发、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污染排放等手段积极调整或适应发展的新要求。而政府可以建立完善的跟踪监督机制，面对企业转型初期所产生的成本问题，除通过转移支付、降低税负、产业补贴及制定行业标准来提高企业产品与服务竞争力外，针对社会指标影响不足的情况，还应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手段，提升社会与民众的生态意识；通过新闻媒体、社会舆论以及消费者行为等路径，加强社会与企业两者的互动与联通。
4.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推动企业发挥重要作用。现代企业作为经济个体，具有独立性，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目前贵州省上市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意识不足，国内对于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督制度与机制还在逐渐完善，部分企业依然会认为履行社会责任会使经营成本增加，从而在贯彻执行“两条底线”要求的过程中动力不足。这类企业没有意识到虽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确需要一定投入，但从长期的企业经营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来看，其所获得的综合收益必将远大于成本支出。进一步加强市场培育，逐步强化企业经营理念，是促进企业进一步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途径。此外，企业还应加大研发投入，开发新型产品，改进生产技术工艺，在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保证产品质量。而对于生产资料的来源，则需要拓展获取途径，尤其是一些资源消耗型企业，需努力维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企业应坚决遏制唯利是图的短视行为，自身要注重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使之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直接动力，实现长期有效的可持续发展，这也与“两条底线”顶层设计的思路相符。
主要参考文献：
Donaldson T.， Preston L. E.．The stakeholder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 Concepts，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1）．
陈昆玉，陈昆琼．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评介［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陈宏辉，贾生华．企业利益相关者三维分类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4（4）．
常宏建，张体勤，李国锋．项目利益相关者协调度测评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4（1）．
林科军，陈芳，聂婕．为贫困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闯出新路［J］．现代商贸工业，2016（25）．
纪建悦，刘艳青．利益相关者满足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我国家电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科学，2010（9）．
龙开胜，王雨蓉，赵亚莉等．长三角地区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响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8）．
史军伟．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6）．
王振东，肖启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试论两条底线的辩证关系［J］．清江论坛，2015（3）．
王凯，陈文汇，刘俊昌．利益相关者视角：自然资源利用与中医药产业发展［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3）．
梅雨．企业收益协调分配：现实选择与理论必然［J］．财会月刊，2017（1）．
杨瑞龙，周业安．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19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