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聂建平

【作者单位】
西安外事学院财务管理系，西安710077

【摘　　要】

     【摘要】选取我国2009 ~ 2015年沪、深A 股重污染行业的172家样本企业为对象，研究其在我国控制大气污染的相关措施不断出台的背景下，是否会为规避政治成本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结果发现：我国重污染企业会因为政治成本进行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难以获取政府补贴，政治成本更高，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更加明显。
【关键词】政治成本；真实盈余管理；重污染企业；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26-0037-6一、引言
近年来，雾霾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密切关注，自从北京2011年“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我国空气质量日益恶化，特别是华北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为了控制大气污染程度的进一步恶化，2012年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3年2月，环保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在重点控制区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自2015年1月1日开始，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实施，对大气污染治理有了更具针对性的规定；同时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其中对企事业单位的处罚取消了最高限制。面对国家如此多的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的出台，重污染企业政治成本上升，这些企业是否会为了规避政治成本而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呢？
盈余管理最先由Sclipper（1989）提出，他认为管理层为了谋取某种利益，会有目的地操纵财务报表的披露。Healy、Wahlen（1999）最早将盈余管理分为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前期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应计盈余管理研究为主。而计量模型由Roychowdhury（2006）提出，他认为，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会对企业的现金流量产生影响，对企业的营运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安然事件后，美国于2002年推出了划时代意义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应计盈余的操纵实施了更多的限制，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在逐年增多（Cohen等，2008；Cornett等，2009）。我国学者更多的是针对应计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如张晓东（2012），曾月明、刘佳佳（2016）等。
本文基于2011年雾霾事件对我国重污染企业政治成本的影响研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可以验证政治成本对我国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不但为真实盈余管理提供新的研究思路，而且为我国政府进行空气污染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假设提出
自从2011年“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我国立法机构加快了对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和法律修订，并且在政府监督和税收政策方面进行了改革，重污染企业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顺应国家政策导向，则政治成本逐渐加大。刘运国、刘梦宁（2015）研究发现，在“PM2.5爆表”事件后，相比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进行了显著向下的盈余管理。重污染企业为了减轻自身的压力，将很有可能通过向下的真盈余管理行为降低财务报表的利润。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影响立法机构在制定法律法规时考虑社会稳定和企业利润，创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即使未能得到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至少可以减轻政府部门对企业的严格监管，甚至由于企业利润微薄，可以博取政府部门的同情（Konigsgruber、Windisch，2014）或者获得政府部门财政补贴，同时有可能少缴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雾霾事件的发生，加大了重污染企业的政治成本，致使这些企业进一步加大向下的盈余管理程度。
“政治成本假说”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验证“规模假说”，验证规模越大的公司是否越受到外界的关注、政府的管制。相对于小规模的企业，规模越大的公司政治成本越高，企业越有动机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特意隐瞒公司的真实利润，来降低本企业的政治成本。这个假说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对“规模假说”在我国是否适用进行进一步验证。 由于过去30年里我国重污染企业主要以牺牲环境、资源和生态为代价持续高速增长，越庞大的规模越容易使自身建立在破坏环境之上的财富积累在目前构建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下备受关注，因此在“PM2.5爆表”事件后，规模越大的重污染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越高，越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由于应计盈余管理受到了诸多限制，所以企业更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降低企业的业绩，从而来减轻或者规避高昂的政治成本。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政府越重视环境治理，相对于规模小的企业，规模越大的重污染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越高，越会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
雾霾天气的出现致使政府进行越来越严厉的大气环境治理。基于我国特殊的政治和制度原因，重污染企业有70%左右都是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它们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如解决就业、调整经济结构、维持社会稳定等，其经营并非以盈利为唯一的目标，受到政府的保护比较多。因此，一旦面临政府的管制，非国有企业很可能首当其冲，是政府管制的重点对象。这使得两类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不同，从而导致两类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差异性。在政府大力加强大气环境治理和监督的时候，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的地位，面临的政治成本增加要小于非国有企业，从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弱。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相对于国有污染企业，非国有污染企业由于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有更强的向下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 ~ 2015年沪深两市A股六大重点行业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主要研究2013年环保部《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规定的重点控制区域内的六大行业，包括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和化工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样本按以下标准进行了筛选：①ST及∗ST公司有可能因为别的动机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因此予以剔除；②剔除数据缺失及期间退市的上市公司；③研究中需要对样本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和连续追踪，且部分指标需要前一年的数据，因此剔除2008 ~ 2015年新上市的公司。依照上述选择原则，本文获得181家有效样本企业、1267个观测值，所用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采用STATA 12.0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真实盈余管理程度（Rearn）。本文借鉴李增福（2011）的研究构造了一个衡量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综合指标。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常用的真实盈余管理手段，主要是对生产、销售和酌量性费用的控制，用异常生产成本（Abrod）、异常现金流（Abcfo）、异常酌量性费用（Absga）来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其中，Rearn=Abrod-Abcfo-Absga。考虑Rearn的方向，先得出盈余管理是正还是负，正数表示向上的盈余管理，负数表示向下的盈余管理，对正的予以放弃，对负数取绝对值，绝对值越大表示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回归模型借用Roychowdhury（2006）提出的模型：
[ProdtAt-1]=α0+α1×[1At-1]+α2×[StAt-1]+
α3×[△StAt-1]+α4×[△St-1At-1]+εt （1）
[CfotAt-1]=α0+α1×[1At-1]+α2×[StAt-1]+
α3×[△StAt-1]+εt    （2）
[SgatAt-1]=α0+α1×[1At-1]+α2×[St-1At-1]+εt   （3）
以上公式中：Prodt为生产成本总额，即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Cfot为当年经营现金净流量；Sgat表示操纵性费用，取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At-1为年初总资产，St为当年的营业收入总额，△St代表本期和上一期营业收入的差值，对模型（1）、（2）、（3）进行回归得出这三个方面的正常值，然后取它们各自的残差代表异常值，即异常生产成本（Abrod）、异常现金流量（Abcfo）和异常酌量性费用（Absga），代入公式得到真实盈余管理程度Rearn，正的表示向上的盈余管理，和本文无关，对于留下的负数取绝对值得到AbsRearn。从表1可以看出2009 ~ 2015年每年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取绝对值的情况。2011年10月底才出现“PM2.5爆表”事件，所以2011年真实盈余管理并不严重，2012年国家开始重视对大气污染的控制，致使这些重污染企业政治成本提高，企业增加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特别是2015年达到了最高（0.1724），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对大气污染治理有了更针对性的规定，监督也在加强，导致企业进行了更大程度的向下的盈余管理。

2. 解释变量。年份（Year），由于我国雾霾指数没有公开性，借鉴Key（1997）的研究，2011年10月后政府对大气环境治理出台了一系列的控制措施，致使企业的政治成本急剧发生变化，因此设定虚拟变量，将2009 ~ 2011年设置为0、2012 ~ 2015年取1，对两组数据分别进行检验，来验证假设1；公司规模（Size），采用公司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是否为国有企业（Nature）是对于假设3中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区分，将国有企业设定为1、非国有企业设定为0。
3. 控制变量。企业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有很多，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参考杨玉娥（2016）对真实盈余管理动机的分类，对企业其他的一些主要动机进行控制。企业债务过多或者为了扭亏有可能会进行向上的真实盈余管理，控制企业的债务契约动机（Debt）和扭亏为盈动机（Loss）；企业为了增发新股，有可能进行向上或者向下的盈余管理，控制企业增发新股动机（Snnet）；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衡量公司业绩的指标，与真实盈余管理有很大的关联性，因此控制营业收入增长率（Roa）；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意味着权利受到较少的相互牵制，控制两职合一（Dual）。具体变量的定义见表2。

（三）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研究重污染企业政治成本上升是否导致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在借鉴以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具体如模型1、模型2及模型3所示：
1. 构建模型1用于检验重污染企业面临政府加强对大气污染方面的监管后，是否会引起这些企业加大向下的盈余管理，模型如下所示：
AbsRearn=β0+β1Year+β2Debt+β3Loss+
β4Snnet+β5Roa+β6Dual+ε    （模型1）
2. 构建模型2来检验规模不等的企业在政治成本上升时与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模型如下所示：
AbsRearn=β0+β1Size+β2Debt+β3Loss+
β4Snnet+β5Roa+β6Dual+ε   （模型2）
3. 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构建模型3检验其是否会加大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模型如下所示：
AbsRern=β0+β1Nature+β2Debt+β3Loss+
β4Snnet+β5Roa+β6Dual+ε （模型3）
依据假设1，政府在2008年后更重视产业升级，重污染行业加大了监管力度，2009年开始企业为了避免政治成本上升而进行了一定程度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从2012年开始政府更加重视大气污染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实施了严格监管，促使企业政治成本继续上升，导致企业加大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因此预测模型1中虚拟年度变量的系数β1为正数，并且2012年以后比2012以前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大；根据假设2，规模越大面临的政治成本越高，更导致企业进行向下的真实盈余行为，因此预测模型2相关系数为正；根据假设3，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监督更为严格，政治成本上升得更多，自然就导致向下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越多，因此预测模型3的相关系数β1为正，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更为明显。
四、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AbsRearn）平均值为1.149，标准差为0.038，最大值为1.872，可以看出所选样本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符合本文的预期假设；年份（Year）平均值为0.612；公司规模（Size）最大值为29.119，平均值为23.931；是否为国有企业（Nature）均值为0.697，因为所选样本国企占多数，所以相对来说公司规模较大；债务契约动机（Debt）平均值为0.581，负债情况符合我国国情；增发新股动机（Snnet）平均值为0.441，可以看出不少企业有再融资需求；营业收入增长率（Roa）均值为0.061，相对于整体上市公司偏低，是因为这些企业大部分属于传统行业，并且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国家经济转型的影响；两职合一（Dual）的平均值为0.271，说明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企业并不多。
（二）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如表4所示，所选样本的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AbsRearn）与政治成本虚拟变量年份（Year）的相关系数为0.037，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假设1一致；企业规模（Size）与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AbsRearn相关系数为0.044，同样在5%的水平上显性正相关，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向下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假设2得到了初步的验证；政治成本的另一个虚拟变量是否为国有企业（Nature）与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AbsRearn）的相关系数为0.081，但并不呈显著相关性，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控制变量债务契约动机（Debt）和扭亏为盈动机（Loss）与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AbsRearn）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71、-0.025，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负债率越高，越倾向于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企业如果是亏损企业的话，往往出于扭亏动机而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增发新股动机（Snnet）与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AbsRearn）的相关系数为-0.101，同样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当企业有增发新股动机的时候，会进行向上的盈余管理；营业收入增长率（Roa）越高，越容易致使企业获得利润，企业为了减少政治成本，会进行相应的盈余控制，因此可以看出营业收入增长率（Roa）与其相关系数为0.223，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两职合一（Dual）与企业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AbsRearn）系数为0.036，显性正相关，说明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时，更容易产生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三）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拟合程度并不是很低，但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或许是因为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AbsRearn）是通过计算回归得到的，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偏差。本文把模型一的年度虚拟变量分成了两部分进行回归，对比其结果，因为我国2011年10月出现“PM2.5爆表”事件，我国对治理大气污染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督也是在2012年开始严格起来的，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年度虚拟变量（Year）的相关系数为0.0284和0.0404，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是正相关关系，说明自从2008年国家关注大气污染开始，企业为了降低政治成本，就进行了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2011年10月后，国家开始更加重视大染污染的防治，重污染企业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为严重，假设1得到了验证。

在模型2的回归结果中主要看企业的规模大小（Size）与重污染企业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可以看出两者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172，说明重污染企业越大，所面临的政治成本就越高，越促使企业进行向规模下的真实盈余管理，假设2得到了验证。
表中的最后两列，是把所有的重污染企业样本按是否为国有企业（Nature）进行分类回归的结果，比较非国有企业是否比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政治成本而进行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从表中可以看出非国有企业的相关系数为0.0274，国有企业的相关系数为0.0210，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相关，但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系数要大，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高，这有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还承担了比非国有企业更大的社会责任，相关的监督和检查部门对于国企没有非国有企业那么严厉，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国有企业管理团队毕竟面临的是国有资产，对于政治成本上升的敏感性不如民营企业，本文的假设3通过了验证。
从5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面临债务契约动机（Debt）、扭亏为盈动机（Loss）、增发新股动机（Snnet）的时候，会进行向上的真实盈余管理，它们的相关系数都显著为负；营业收入增长率（Roa）与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收入越高，利润有可能越多，面临的社会关注度越多，导致政治成本上升，为了减少社会关注度或者为了得到国家财政补贴，企业会产生更大程度的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Dual）与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并且都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两职合一加剧了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上述回归结果，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借鉴相关学者（Jones，1991；郭婉，2014；刘运国，2015）对盈余管理的分析方法，采用Jones模型得出这些企业的操纵性应计利润DAit，更换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变量AbsRearn。为了减少误差，首先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是否会产生多重共线性，所有的Vif均值都在1 ~ 10之间，因此回归过程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显示操纵性应计利润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系数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本文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六、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重视产业升级以及2011年北京“PM2.5爆表”事件后府加大了环境污染执法力度等致使重污染企业政治成本上升这一研究背景，以沪、深两市2009 ~ 2015年181家企业为样本，检验了政治成本上升与重污染企业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在2011年底“PM2.5爆表”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政治成本急剧上升，重污染企业进行了程度更大的向下的真实盈余管理；相对于规模小的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越高，向下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两者所面临的社会责任不同，非国有企业面临的政治成本更高，向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高。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控制大气污染的措施会加大企业的政治成本，促使企业通过盈余管理行为来减少或规避政治成本。
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一方面，政府应该坚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我国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各种立法和监管措施，对重污染企业的政治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企业为了发展，必须加大研发投入，进行产业升级，实施切实的环保措施。另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重污染企业的监管，不管是对国有企业还是对非国有企业都应该加强监管，特别是对大规模企业更应该监管，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投入更多环保资金，促使企业与政府和社会大众利益趋于一致。

主要参考文献：
Healy P. M.， Wahlen J. M.．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ds Setting［J］．Accounting Horizons，1999（4）．
Cohen D. A.， Dey A.， Lys T. Z.．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and Post-Sarbanes-Oxley Period［J］．The Accounting Reviews，2008（3）．
Cornett M. M.， Mcnutt J. J.， Tehranian H.．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arning Management at Large US Bank Holding Companie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9（4）．
张晓东．政治成本、盈余管理及其经济后果——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08（8）．
曾月明，刘佳佳．我国重污染企业的政治成本、盈余管理与政府补助——基于“PM2.5爆表”事件背景［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
刘运国，刘梦宁．雾霾影响了重污染企业的盈余管理吗？——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考察［J］．会计研究，2015（3）．
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基于我国2007年所得税改革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1（1）．
Key K. G.．Political cost incentives for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1997（3）．
杨玉娥．股权激励对真实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例［J］．财会通讯，2016（21）．
Jones J. J.．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1（2）．
Schipper K.．Com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J］．Accounting Horizons，19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