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王媛媛，王利晓（副教授）
【作者单位】
西安翻译学院商学院，西安710105
【摘 要】
【摘要】将2003 ~ 2011年中国持续经营的全出口型企业作为加工贸易企业的替代样本考察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是抑制我国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对外资加工贸易企业的贸易增加值率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同时，随着加工贸易企业对外源性融资依赖程度的加深，其贸易增加值率受到外部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也更为明显。此外，政府补贴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促进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增长。
【关键词】融资约束；贸易增加值率；加工贸易；政府补贴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24-0118-6一、引言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提升和全球生产分工网络的持续深化为我国更深层次地融入国际贸易活动并实现出口产品的技术赶超提供了契机。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证明了借助全球生产分工网络是发展中国家提升价值链地位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增长（Manova和Yu，2012）。同时，在国际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以及贸易活动不断趋于自由化的经济环境下，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常常是在多个国家协同合作的方式下实现的，传统贸易测度方法已难以客观准确地反映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实际收益。
二、文献回顾
自2008年以来，WTO和OECD一直致力于计算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数据。到了2011年，它们认为关于全球价值链具体分工数据的测算已发展成熟，贸易增加值也由此提出。目前国内关于贸易增加值率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测度与描述统计。高敏雪和葛金梅（2013）通过对我国全出口型企业增加值的测算为出口贸易增加值的测度提供了微观基础，同时其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率从1999年的21.1%增长至2008年的24.22%。王岚（2013）将贸易增加值的测度方法与Hummels等（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进行了比较，并揭示出贸易增加值统计的严谨和先进。周琢和陈钧浩（2013）的研究结果显示，外企出口活动中创造的贸易增值大多被外商所占有，中国从其出口贸易中获得的真实收益仅占较少部分。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对各国对外贸易的巨大冲击反映出融资体系与国际贸易活动的密切联系。Bilir等（2014）的分析结果显示，具有较高信贷利率的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量明显降低，这种现象在外源性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世界银行关于各国投资环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是融资约束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大多出口企业往往由于外部融资约束无法对研发创新提供足够的资金投入，从而被长期锁定在贴牌生产、简易加工装备等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融资约束已成为制约中国出口贸易竞争力进一步增长的关键因素（齐俊彦，2011）。因此，从融资约束视角讨论我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的提升对加快产业技术升级以及提高价值链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众多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体现出融资体系的完善对贸易增加值的积极作用。Kletzer和Bardhan（1987）以及Feeney和Hillman（2004）的理论研究均表明金融信贷部门是影响一国外源融资依赖程度较高行业贸易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而具有高技术、高收益以及高风险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发展初期往往需要金融信贷的支持。齐俊彦（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一国金融市场融资体系的发展能够通过解决逆向选择问题来促进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水平的提升，进而提高一国的出口贸易增加值率以及竞争力。冉光和等（2011）发现，我国资本市场融资效率的提高能显著扩大出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的份额，增强出口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成熟的信贷体系对具有较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包群和张雅楠（2010）的支持。当然，不仅仅是在贸易增加值的提升方面，宏观融资环境对整体出口贸易的活跃和成长的促进作用同样得到了众多研究的支持，比如Manova（2013）、Svaleryd和Vlachos（2005）以及Beck（2002）。
随着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以及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基于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目前关于微观层面的融资约束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二元边际方面。如Becker等（2012）认为在体制成熟的金融市场中，出口企业能够通过丰富有效的外部融资渠道获取克服出口固定成本的资金，进而实现出口产品种类和规模的扩张。阳佳余（2012）和Mannva（2013）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基础展开研究，结果也表明高效的融资体系以及宽松的融资环境能够明显扩大企业的出口二元边际，并有效推动一国的出口结构趋于合理和平衡。
综合以上分析，目前国内企业层面的出口贸易与融资约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口二元边际方面，而在出口贸易增加值方面鲜有涉及。因此，本文借鉴阳佳余（2012）以及Li和Yu（2009）对融资约束代理指标的构造方法，从企业内部融资约束、外部融资约束以及商业信贷约束三个方面实证考察和分析融资约束对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的面板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advaluei,t=α0+α1fini,t+α2cvi,t+yeari,t+industryi,t+
εi,t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advaluei,t表示企业i在t年的出口贸易增加值率；fini,t表示企业i在t年所面临的融资约束。 本文同时设定了若干控制变量cvi,t：①全要素生产率（tfp），使用Levinsohn和Petrin（2003）半参数回归方法计算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克服OLS回归过程中的选择性偏差以及内生性；②资本密集度（kl），用“固定资产与员工人数之比”来表示；③员工薪酬水平（wage），测算公式为“（企业应付工资+应付福利）/员工人数”；④企业成立年限（age）；⑤外资介入（fdi），用企业实收资本中的外商资本所占比重来表示；⑥补贴收入（subsidy），本文将补贴收入设定为虚拟变量，获得补贴取1，否则取0。yeari,t和industryi,t分别表示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用以控制年份的变动以及行业差异带来的非观测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测度
1. 贸易增加值率。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测算公式如式（2）所示：
贸易增加值率=（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中的国外价值）/出口贸易总额 （2）
出口总额中的国外价值无法直接获取，需要通过国内出口企业的生产消耗来测算，这就涉及出口企业增加值的计算，其测算公式如下：
企业生产增加值率=（企业总产出-中间品投入）/总产出 （3）
将式（2）和式（3）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出口贸易增加值其实就是企业生产增加值的延伸，如果企业的产出全部用于出口，同时其中间投入全部来自进口，那么式（2）的贸易增加值率就等价于式（3）的企业生产增加值率。因此，需要找到能够通过计算企业增加值率来获得贸易增加值率的这样一组样本，显然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样本最为合适。
受到数据可获性的限制，我们无法获取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详细指标，但是考虑到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绝大部分属于全出口型这一实际情况，可以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重合，本文选取的全出口型企业样本可以看作是比加工贸易稍加宽泛的样本。同时，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中由国内提供的中间投入几乎等于零，因此用全出口型企业增加值率作为加工贸易增加值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借鉴高敏雪和葛金梅（2013）的测度方法，本文以全出口型企业为样本，将企业的增加值率作为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贸易增加值率。
加工贸易增加值率=企业增加值/企业总产出=（企业工业总产值+应交增值税-中间品投入）/企业总产出
2. 融资约束（fin）。①内部融资约束（ifin）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资金的流动性对其融资能力的影响，借鉴孙灵燕和李荣林（2011）的做法，本文以企业现金流占总资产的比率作为内部融资约束的代理指标，计算公式为：现金流比率=（产品销售收入-中间品投入-应交所得税）/资产总额。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的内部融资约束越小。②借鉴Li和Yu（2009）的做法，以企业的利息支出占固定资产的比重作为衡量其外部融资约束（efin）的代理变量，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以及融资成本越大，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越严重。③商业信贷约束（tfin）在本文中用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中的应收账款比重来表示，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越有能力成为商业信贷的资金提供方，其具有更小的商业信贷约束（阳佳余，2012；王永进和盛丹，2013）。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3 ~ 2011年持续经营的出口企业，以保证研究对象的可比性和连续性。关于样本的时效性，一方面，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更新至2011年，同时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大多截至2009年；另一方面，本文样本具有一定跨度和数量，能够平滑掉一些异常，从整体上反映一段时间的状况和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加工贸易的经济环境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结论对过去和现在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制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本文剔除了“利息支出”、“现金流”以及“应收账款”为负的样本，最终得到3934家全出口型企业，以此作为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替代。
通过表1可以发现，我国全出口型企业的数量、全部企业中全出口型企业比重以及出口企业中的全出口型企业比重在2008年之前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但是从2008年开始有所下降。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很可能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大量中小型出口企业停业甚至破产，这也进一步反映了融资约束与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初步回归结果的分析
根据样本数据分布的特征，本文运用OLS进行估计，同时运用2SLS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1）列展示了全样本的初步估计结果。考虑到目前我国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和信贷政策可能存在明显差异，本文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集体企业来分别检验融资约束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加工企业贸易增加值率的影响，估计结果如（2） ~ （4）列所示。
可以看出，外部融资约束以及商业信贷约束对贸易增加值率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外部融资约束（efin）的估计系数在全样本以及外资企业样本中显著为负，而在民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样本中，外部融资约束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相比于我国的民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外资加工贸易企业的贸易增加值率受到外部融资约束的影响更为显著，对银行贷款依赖程度的提高明显抑制了外资加工贸易企业贸易增加值率的提升。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外资企业具有较大规模的项目投资，随着利息支出占固定资产比重的提高，企业面临的银行债务压力也随之增加，从而抑制了外资企业为提高产品附加值而增加要素投入的行为；另一方面，相对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本身所面临的外部融资需求程度较小，加之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着银行信贷歧视，其更多地依靠自身现金流以及商业信用来筹集投资资金，从而出现外部融资约束未对我国民营企业产生明显影响的情况。商业信贷约束指标的估计系数在民营和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样本中均显著为正，意味着以应收账款为代表的商业信贷能够对中国的民营和外资加工贸易企业的贸易增加值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内部融资约束方面，不论是在全样本还是分样本中，企业内部现金流规模的增加均能够显著地提高加工贸易增加值率，这反映出通过保持内部充裕的自由现金流实现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持续增长是我国所有加工贸易企业的共同特征。
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全要素增长率的估计系数在不同分组中均显著为正，表明生产率的提升是提高我国加工贸易增加值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有效途径。从全样本范围看，随着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我国加工贸易增加值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在根据企业所有制类型分组之后，资本密集度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结合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外资企业占据大多数的基本事实，可以认为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仍未摆脱依靠廉价劳动力、为国外做简易加工的阶段。员工薪酬水平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个观点，说明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人力成本的增长并非由于高层次人才的增加，可能更多是由于通货膨胀或其他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所致。在全样本以及外资企业中，企业成立年限与加工贸易增加值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我国民营和集体企业中，该指标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相对于我国的民营和集体企业，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更容易接触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能够随着生产经营时间的延长而通过技术溢出以及学习效应提高产品附加值；外资流入对外资加工贸易增加值率显著的推动作用可能亦是这个原因。此外，尽管我国每年收到政府补贴的企业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从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补贴对我国外资加工贸易企业的贸易增加值率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而在我国民营和集体企业样本中，补贴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从贸易增加值方面来看，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现实作用与实施补贴的初衷似乎背道而驰，其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并未合理运用贴收入，反而过多依赖政府补贴来增加净利润。
（二）加入补贴与融资约束交叉项的结果分析
施炳展等（2013）认为我国对出口企业持续广泛的补贴能够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明显影响，同时补贴作为企业的一项现金流入，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文加入补贴与企业融资约束的交叉项以进一步分析补贴如何通过影响融资约束来作用于贸易增加值率，结果如表3所示。
从全样本范围看，补贴可以通过缓解加工贸易企业的内外部融资约束以及商业信贷约束来促进贸易增加值率的提高。进一步根据企业所有制分组之后的估计结果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比如在民营企业样本中，补贴对贸易增加值率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的内部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而在外资企业中，补贴可以同时通过提高现金流充裕度以及商业信贷能力来缓解融资约束，进而能够对加工贸易增加值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在集体企业中，补贴则未能对其贸易增加值率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情况既可能与企业样本数量较少有关，也有可能是由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所致。除交叉项之外的变量的回归结果均与表2基本一致，同时也体现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这里不再赘述。
（三）融资依赖程度与贸易增加值
Rajan和Zingelas（1998）根据行业的外源性融资依赖程度将制造业分为三大层次：外源性融资依赖较强的行业、外源性融资依赖中等的行业以及外源性融资依赖较弱的行业。如果加工贸易企业的贸易增加值率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那么对于外源性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外部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于贸易增加值率的推动作用是否更加显著？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在外源性融资依赖程度不同的行业中外部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影响差异，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1）、（3）和（5）列展示了基本回归结果，（2）、（4）和（6）列展示了加入补贴与融资约束交叉项的估计结果。
分组之后的基本估计结果显示，外部融资约束的缓解对外源性融资依赖高的行业的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对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是提高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有效途径。相比之下，在外源性融资依赖中等的行业中，外部融资约束与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估计结果仅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影响程度明显低于外源性融资依赖高的行业，同时估计系数的绝对值也要小于外源性融资依赖高的样本。而在外源性融资依赖较低的行业中，外部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结合我国目前外源性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以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居多的基本事实，改善我国银行信贷环境、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高技术含量行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加工贸易增加值率，而且能够有效改善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内部融资约束以及商业信贷约束代理变量的估计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充裕的现金流以及良好的商业信贷能力是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关键因素。
在交叉变量方面，外源性融资依赖较高的行业中，尽管补贴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增长，但其能够通过缓解内部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商业信贷能力来促进企业贸易增加值率的提高。对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中等的行业，其中加工贸易企业获得的补贴收入并未对贸易增加值率产生明显影响，同时补贴与融资约束的交叉项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补贴可能未能显著地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对贸易增加值率的作用也不够明显。相比之下，可能是由于补贴收入削弱了企业提升经营生产能力的动力，且我国外部融资依赖较低的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我国外源性融资依赖较低行业的加工贸易企业的贸易增加值率明显受到了补贴收入的抑制作用。但是该样本中补贴收入与内部融资约束交叉变量的估计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可以借助补贴收入对企业内部现金流的补充作用来提高我国外源性融资依赖较低行业的加工贸易增加值率。以上分析表明，在通过对企业实施补贴来缓解企业信用约束的同时，也需要企业自身更加合理地运用补贴资金，以更大程度地发挥补贴对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积极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3 ~ 2011年中国持续经营的全出口型企业作为加工贸易企业的替代样本，通过构造企业面临的不同层面的资金约束指标来考察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企业融资环境以及融资能力的改善能够有效地推动贸易增加值率的增长。从整体来看，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在提高贸易增加值率的过程中受到企业自身现金流、外部融资环境以及商业信贷能力的显著影响。但在区分企业所有制之后发现，相对于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对外资加工贸易企业贸易增加值率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同时，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贸易增加值率将随着企业的外源性融资依赖程度的加深而受到外部融资约束更为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尽管补贴收入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实现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提高，但其自身对企业贸易增加值率的直接抑制作用也不容忽视。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目前我国金融信贷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繁琐的申请、报批手续以及对信贷对象的歧视，因此金融机构需要适当给予小型企业以及外源性融资依赖程度较高并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企业一个公平透明的融资环境。其次，企业的商业信贷能力对其贸易增加值率具有积极影响的前提是应收账款能够在预期时间范围内收回，这就要求建立合理有效的商业信贷体系，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的坏账准备，从而缓冲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再次，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自身也需要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保证企业拥有充裕的内部现金流。最后，政府在对企业实施补贴的同时更需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管，通过制度建设抑制企业对补贴收入的依赖，激励其更加合理有效地运用补贴资金，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补贴对加工贸易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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