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方 宏1（高级会计师），王永海2（博士生导师）

【作者单位】
1.武汉大学财务部，武汉430072；2.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武汉430072

【摘　　要】
   【摘要】文明时代的财富积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路径，即制度性财富积累和技术性财富积累。通过分析中国早期文明中财富积累的制度性要素，可以发现中国早期财富积累的基本路径严重依赖制度性积累，中国早期“国”是制度性财富积累的基本组织形式，因而是中国早期财富积累的基本制度安排。制度性财富积累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中国早期独特的理财思想脉络和内容，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早期理财思想中的基本关系，理民思想、地利思想和农时思想是中国早期理财思想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制度性积累；技术性积累；财富积累路径；理财思想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8-0079-3一、中国早期“国”的财富积累
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中国古代“国”的财富积累问题，而中国古代的国离不开“五帝”时期的“分封建国”，所以，我们把中国早期界定为“五帝”时代和夏时期。
中国古代的“国”应该是从“五帝”时代开始的。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五帝德》，“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的总称。黄帝征服蚩尤的涿鹿之战和黄帝征服炎帝的阪泉之战奠定了黄帝的天子地位，确立了黄帝与国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如果说此前所谓的“国”还只是“部落联合体”或“酋邦”，那么，自黄帝“封国”形式开始国便正式形成了。《史记·五帝本纪》言：“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据有关史料记载，“五帝”时期，特别是“五帝”后期的尧舜时期，“封国”已经比较盛行了。《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尚书·尧典》：“尧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中侯握河记》言：“尧所封，稷、弃、皋陶。”《考河命》：“舜爵赏有功，稷、弃、皋陶，益土地。”《孟子》亦言：“舜封弟象于有。”胡厚宣在论述中国早期分封建国问题时说：“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于前，五帝承之于后，而其制始备。”他还认为，“列土分茅，自有民始”（胡厚宣，2002）。三皇时期是否有分封一事，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五帝时期，特别是尧舜时期的分封，我国史籍中有相当多的记载，说明五帝时期分封建国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中国早期的国，史籍中有相当多的描述。《墨子·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国。”《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这些史料说明，在中国早期“国”的分布是比较广的，数量也很多，至少有万国之多，苏秉琦形容为“满天星式的分布”。
中国早期的国是在不断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五帝时期的财富积累已得到考古学的考证。通过对距今3000年前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遗址考证，发现早在黄帝时代，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晚期的115号窖穴保存着粟的朽灰，该窖穴容积近1立方米，“换算成新鲜小米当有一千余斤”。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个窖穴，容积约3立方米，“中间储藏粟的朽灰，如果换算成新鲜的粟，当有三四千斤。这类窖穴，在一个遗地中往往是成群分布的，只是多为空窖，不是万不得已，人们不会把粮食遗留下来任其腐烂”。 张学海在考察龙山文化遗址后说：“龙山文化聚落遗址一般都有相当数量的窖穴，穴壁都较光滑，底平整，有的还经烘烤、拍打或抹

的‘小型仓储’。这些加工规整、考究的窖穴至少有一部分用以储存粮食。三里河有一个大汶口文化的窖穴就曾遗存了1.2立方米的炭化粟，原来很可能是装满窖的，可作旁证。龙山文化有不少陶瓮、缸等大型容器，尤其城子崖遗址出土了容积约0.5立方米的大瓮，可能是用来存放粮食的。”由此可见，在龙山文化遗址中以窖穴方式储藏粮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大量的剩余，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超过了人们当年的消费水平。人们通过农业生产耕作积累财富，这是自黄帝时期开始“抚万民，度四方”的基本保证。
《汉书·食货志》言：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光具也。
农业耕作的财富积累还可以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窖穴中的粮食储藏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的稻谷储藏得到验证。考古人员在磁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灰坑，一二两期共476个，分为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几种。其中，长方形坑数量最多，计345个。考古人员断定这些长方形坑都是用来储藏粮食的窖穴，其他类型的坑属于居住遗迹。长方形窖穴坑壁垂直、规整，分布密集。这些窖穴一般长1 ~ 1.5米，宽0.5 ~ 0.8米，深为1 ~ 5米不等。在已发现的88个储存粮食的窖穴中，长方形有86个（一期67个、二期19个），其余两个为椭圆形坑。各窖穴中粟的现存堆积厚度不等，一般厚0.5 ~ 0.6米，较薄的0.2 ~ 0.3米，有相当多的堆积厚度在1米以上，有的窖穴堆积厚度达2.9米。由于粮食腐朽以后会下沉，体积缩小，现在的堆积当比原堆积薄得多。经计算，现存堆积厚度与原粮食堆积厚度之比约为5∶8。根据粗略计算，在88个储有粮食的窖穴中，堆积厚度为0.5 ~ 0.6米的约有40余个，占60%；1米以上的约有20个，占25%；2米以上的约有10余个，占15%。窖穴底部的平均长度为1.2米，平均宽度为0.7米，88个窖穴的堆积体积约为109立方米，折合粮食约为13.82万斤。有学者提出，这88个窖穴只是345个窖穴的一小部分，还有251个长方形窖穴没有发现任何储存物堆积，可能是其中储存的粮食已经被消费掉。由此可以推断，磁山时期农业耕作的收成是十分惊人的。
浙江余姚河姆渡聚落以生产水稻为主，在400多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普遍存在由稻谷、稻秆、稻叶混在一起的堆积物，其厚度从10 ~ 20厘米以及30 ~ 40厘米不等，最厚处达70 ~ 80厘米。严文明（1982）认为，这是谷物腐朽和长期自然下沉的结果，原先的厚度当在1米以上。据初步测算，这里发现的稻谷堆积物如换算成新鲜稻谷，当在10万公斤以上。
二、中国早期财富积累的制度选择
1. 管子等对于财富积累与农业耕作之间关系的论述。摩尔根在论述人类早期农业耕作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时说：“随着时间的前进，继之而起的是土地的有组织的耕作，这种耕作有利于使家族与土地结成一体，使之成为生产财富的组织。” 关于农业耕作与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管子有精辟的论述。
《管子·治国》言：
昔者七十九年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疆，兵疆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疆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又言：
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则难变俗易习，敺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贪，人贪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
农业耕作为人们积累财富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仅仅有农业耕作并不能保证耕者有其食，织者有其衣，也不能保证国富民安。因此，必须建立一套从农业耕作中积累财富的制度、规则和方法。
《汉书·食货志》言：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2. 五帝时期针对财富积累建立的基本制度。五帝时期开启了中国早期从农业耕作中积累财富的“资财之道”，这就是为适应农耕经济条件下财富积累需要而建立的、以国这种组织形式为核心的基本制度，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规定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其中，天子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诸侯是接受天子委托占有土地，劳动者向诸侯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获得使用土地的权利。
（2）基于人与土地的基本关系规定了天子、诸侯、劳动者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天子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从诸侯和劳动者身上获得剩余收益，诸侯凭借其对土地的占有权从劳动者身上获得剩余收益，劳动者凭借其对劳动力的所有权获得一部分剩余收益。天子、诸侯、劳动者之间的剩余收益分配关系是中国早期财富积累制度的主要内容，其中，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剩余收益分配关系是实现财富积累的主导因素，因而是这种制度的基本内容。
（3）国是实现财富积累的基本制度安排，是联结天子、诸侯、劳动者三者之间关系的基本组织形式，国的基本目的是实现财富积累，因而是实现财富积累的基本权力中心。
（4）维系人与土地的基本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规则是礼制，其规定了财富积累必不可少的程序。因此，中国古代的礼制在财富积累中起着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5）国在实现财富积累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同时，为了更有效地积累财富，国在国人中强制推行自己的意识，并把自己的意识强制作为国人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
（6）农业是中国早期财富积累的基本来源，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贸易并不是中国早期财富积累的重要源泉。
三、中国早期财富制度性积累的理论分析
张光直（1999）根据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提出了财富集中和财富积累的文明理解范式。他认为，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可以归结为财富的绝对积累和相对集中两个方面。文明的基础是财富在绝对程度上的累积，但是，仅仅有绝对程度上的财富积累还不足以形成人类文明。只有在社会进步到社会之内的财富相对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时候，少数人才有可能利用集中起来的财富和丧失财富的劳动力来制造和生产文明。
根据这种财富积累和财富集中的思维范式，在研究中国古史资料的基础上，张光直（1999）提出了反映中国古代文明特征的财富积累和集中法则：第一，在考古学上文明所表现出来的财富集中并不是借助生产技术和贸易的革新，而几乎完全是靠劳动力的增加而造成的，即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第二，作为政治程序占有优势地位这一项事实的重要表现是古代贸易的性质。在这种社会里面，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与政治有关的物资，而战略性物资的流通则是以战争的形式来实现的。第三，由于财富的集中是借助政治的程序而不是借助技术和商业程序实现的，因此，可称这类文明为连续性文明。第四，事实上现有的宇宙观及社会体系为政治程序提供了操纵的工具，操纵的关键在于社会与经济的分层。
张光直的观点对于理解中国古代财富积累制度以及归纳中国古代财富积累的制度依赖路径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任何文明的财富积累都必须建立在均衡的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之上，都需要一个相应的组织实现形式。张光直没有从深层次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土地关系中，寻找中国古代财富积累制度的原因，他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国这种组织形式的本质，以及其对于实现财富积累和集中的重要性。可以这样说，任何文明形式都有实现财富积累和集中的经济组织形式，正是因为中国古代存在国这样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才使得中国古代文明呈现连续性文明的特征。
从经济分析层面看，中国早期财富积累的制度依赖路径涉及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土地所有者与土地占有者对土地财富的边界确定及其治理关系；土地所有者与土地占有者对剩余收益的分配及其实现形式；劳动者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者获取剩余收益的形式；中国早期国的基本性质及其在财富积累中的地位和作用；市场交易的性质及其在财富积累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早期财富积累中财富的基本来源，包括农业、商业与手工业等部门之间的关系；礼制的性质及其在财富积累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理论问题有些是学术界长期关注并重点讨论过的问题，有些是在探讨中国早期财富积累制度时遇到的新问题，但都需要我们根据中国古代财富积累的制度依赖路径框架认识和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
王宇信，王震中等．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张学海．龙山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J］．农业考古，1984（1）．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J］．农业考古，1982（1）．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