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徐 旻

【作者单位】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合肥230051

【摘　　要】

  【摘要】本文使用2006 ~ 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构建金融包容指标的基础上测算了31个省（市）的金融包容水平，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区分总体样本和地区样本，检验了金融包容、金融深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总体样本还是分地区样本中，金融包容水平的提升都能够显著减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金融深化显著减小了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则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金融包容；金融深化；城乡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1-0118-4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包容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在2009年G20峰会上，各成员国将金融包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 2010年G20峰会通过了九条“创新性金融包容原则”。2012年9月，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明确了“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的目标。2013年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将构建人人享有平等融资权的包容性金融体系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手段。
金融包容是指，在不存在价格和非价格障碍的前提下，人们（尤其是弱势、低收入群体）可以广泛获得金融服务的一种状态。金融包容就是要将无银行服务及银行服务不足的人群纳入正规的金融系统，使他们有机会得到储蓄、支付、信贷和保险等金融服务（世界银行，2008）。和金融深化不同，如果说金融深化代表金融发展的深度，那么金融包容则衡量了金融发展的广度，二者都是金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界普遍认为金融发展减少收入分配不公平存在两种有效途径。一种途径是，金融发展通过金融深化的信贷配置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居民绝对收入水平，由此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另一种途径是，金融部门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从而提高金融包容水平，进而有效缓解弱势群体的融资约束，增加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经济机会，从而减小收入差距（Galor等，2004；Jeong和Townsend，2007）。然而，由于金融包容数据的缺乏，大量文献仅从金融深化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加入了金融包容指标，研究金融包容、金融深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理论上来说，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一方面，Aghion和Bolton（1997）等学者提出，金融发展通过金融深化的信贷配置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居民绝对收入水平，由此减小收入分配差距。具体表现为：①经济增长可以为低收入者提供就业岗位；②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有助于缩小工人间的工资差距。然而，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最早基于库兹涅茨假说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由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还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金融部门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来提高金融包容水平，进而有效缓解弱势群体的融资约束，增加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经济机会，从而减小收入差距。
国外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也大多支持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小收入差距（Levine，2007；Akhter、Daly，2009）的观点。如Clark等（2006）对1960 ~ 1995年83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利于各国基尼系数的下降。Kim和Lin（2011）认为，金融发展消除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还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只有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金融发展才能有利于减小收入分配差距。相反，国内学者对我国案例的实证研究则大多支持金融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少部分学者发现二者为“倒U型”关系（王虎、范从来，2006；叶志强等，2011；余玲铮、魏下海，2012）。如乔海曙和陈力（2009）对我国县域金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也不同，论证了在我国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上述研究大多使用“私人部门银行信贷余额/GDP”或“M2/GDP”作为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然而，这些金融深化指标至多只能反映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张，只有当金融市场向缺乏合格抵押物以及信用记录的农民和低收入者开放时，经济社会的每个主体才能享有平等的金融权利。低收入者的经济机会的增加减小了收入差距，最终使穷人受益（Demirgnc-
Kunt、Levine，2008）。Beck等（2007）曾指出，良好的金融体系其参与者涉及面要广，否则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将导致缺乏合格抵押物以及信用记录的穷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国内外关于金融包容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研究并不多见。一些学者从理论分析的角度阐述了提高金融包容水平的重要性。Frost和Sullivan （2009）在报告中提出，金融服务和基础教育一样应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无差异、无歧视地提供给社会全体成员。在实证研究方面，Mookeee和Kalipioni（2010）最早使用65个国家2000 ~ 2005年的跨国数据分析了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及金融服务获得中存在的障碍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金融包容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但仍大多局限于理论分析。刘波、王修华和彭建刚（2014）首次对金融包容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使用2008 ~ 2012年湖南省县域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了县域地理单元的金融包容水平对人均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县域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然而，很少有学者使用省际数据研究金融包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现有文献的样本区域限制使得结论缺乏普适性。因此，本文将金融包容作为金融发展的广度衡量指标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 金融包容指标。本文在IMF金融包容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适用于我国的金融包容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本文参考Sarma（2010）的方法构建金融包容指数，并在参考Bittencourt（2012）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上述六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采用更传统的因子分析法计算各省份历年的金融包容水平。
2. 城乡收入差距、金融深化与其他控制变量。本文遵循传统研究方法（李志军、奚君羊，2012），采用城镇居民家庭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实际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和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同时，遵循金融发展文献中的标准做法，使用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作为金融深化的衡量指标。此外，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研究，首先控制各省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及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同时，由于陆铭等（2004）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文使用各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从长远来看，教育的发展会有助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各省开放程度、财政支农水平同样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选取的具体指标如表2所示。
因此，本文的基本模型设定为：
Gapi，t=C+β1Fdi，t+β2Fii，t+β3Xi，t+μi+ξi，t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时间；Gap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乡收入差距；Fd和Fi分别代表金融深化与金融包容水平，二者都是金融发展的重要维度；X为其他控制变量；μi表示与各省份相关、时间上恒定的未观测因素；ξi，t则为随机误差项。据，共279个。其中，商业银行信贷余额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金融包容指标则来自历年《中国区域金融年鉴》，其他数据则分别来自《中国劳动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等，具体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2006 ~ 2014年期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均值为3.0648，个别省份甚至达到4.89，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问题较为严峻；同时，我国金融包容水平还比较低，基于指数加总的金融包容得分显示，各省份平均金融包容水平仅为1.5167。
四、实证分析
本文从总体样本数据出发，采用静态面板模型考察金融包容、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考虑到我国长期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子样本，分地区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面板数据模型的处理方法主要有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种。由于本文的Hausman检验值为24.25，P=0.0021，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1. 总体样本面板估计结果。表4为总体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

其中，第（1）、（2）列单独考察了金融包容的影响，第（3）、（4）列则同时考察了金融深化、金融包容的影响。第（1）、（2）列的结果表明，在不考虑金融深化时，无论使用基于指数加总还是因子分析所得出的金融包容指标进行回归，金融包容对城乡收入差距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在其他变量不变时，金融包容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将减少0.002（0.168）个单位。加入金融深化的影响之后，如第（3）、（4）列的结果显示，尽管边际效应存在差异，但是金融包容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负面影响的结论保持不变。也就是说，金融包容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的信贷约束，从而使得原本“无银行服务”以及“银行服务使用不足”的人可以获得资金用于教育、培训、投资等活动，增加他们经济机会的同时减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表4第（3）、（4）列的结果表明，金融深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叶志强（2011）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原因可能在于，尽管金融深化可以通过信贷配置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有助于提高居民绝对收入水平来减小收入分配差距，然而当前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使得农村居民受益。缺乏合格的抵押物以及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落后使得城镇居民更易于获得银行贷款，从而降低了金融深化的“平等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考察其他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时可以发现，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并没有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反，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也有所提高。王征、鲁钊阳（2011）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嫌贫爱富”现象，容易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表4第（3）列的结果显示，教育发展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与城乡收入差距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白雪梅，2004）。这可能是因为短期教育回报率会随教育程度上升而提高，从而扩大收入差距，但是从长远来看，教育的发展会有助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减小，因此，当前的情况可能是阶段性的。另外，经济发展水平与贸易开放度则与收入分配不平等显著负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贸易开放度越大的地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也就越小，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创造了较多的工作机会，从而对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2. 分地区样本面板估计结果。由于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和总体样本分析中的情况并无太大差别，表5仅列出金融深化以及两种定义下的金融包容的系数。除第（2）列以外，（1）、（3）、（4）列的结果都显示，无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都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无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提高金融包容水平都有助于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和总体样本的分析结果一致。和总体样本以及中西部样本中金融深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果不同，在控制金融包容及其他控制变量以后，东部地区的结果显示，随着金融深化水平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所减小。这一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深化确实可以通过信贷配置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减小收入分配差距。这与余玲铮（2011）以及胡宗义、刘亦文（2010）的发现相一致，即金融深化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

五、结论
本文使用2006 ~ 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借鉴IMF金融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金融包容指标，采用指数加总和因子分析两种方法测算我国各省金融包容综合得分，检验了金融包容、金融深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总体还是分地区样本中，金融包容水平的提升都能够显著减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金融深化的作用则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金融深化显著减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则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我国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以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从长期来看，构建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加大对金融服务薄弱的农村区域的支持力度、扩大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提升使用水平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此，政府要通过适当放宽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组建社区银行、农村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方式提高我国的金融包容水平，从而使得更多的农村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Jeong H.， Townsend R.．Sources of TFP Growth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Financial Deepening［J］．Economic Theory，2007（32）．
王虎，范从来．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影响机制的研究——来自中国1980 ~ 2004年的经验证据［J］．经济科学，2006（6）．
刘波，王修华，彭建刚．金融包容水平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湖南省87个县（市）2008 ~ 2012年的经验数据［J］．当代财经，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