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毕文静，许纪校（副教授）

【作者单位】
河海大学商学院，南京211100

【摘　　要】

   【摘要】结构性成本动因是指决定企业基础经济结构的成本动因，主要包括规模、整合、地理位置、技术、学习与溢出以及多样化等，这六种结构性成本动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企业成本。通过建立结构性成本动因的资源分配模型和基于低成本、差别化两种战略的结构性成本动因控制模型发现，在可利用资源一定的前提下，企业应根据自身发展战略综合考虑不同结构性成本动因的影响，合理分配企业资源，实现企业成本最小化和价值最大化。
【关键词】结构性成本动因；资源分配；成本控制；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34-0010-4一、问题提出
结构性成本动因是指决定企业基础经济结构的成本动因，主要包括规模、整合、地理位置、技术、学习与溢出以及多样化六个影响因素。
1. 规模。企业规模对成本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体现的。学术界对于规模经济是否存在尚有一定争议，但一般观点认为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引起产品单位成本的降低。目前很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行业的角度，如电信业（Changi Nam，2009）、支付处理行业（Christine和Wilko，2009）、汽车行业和钢铁行业（付强，2008）、高等教育业（鲁雁飞，2008）、粮食作物生产（许庆，2011）、福利行业（Chungyu Chen，2012）、海水养殖业（王大海，2014），实证分析表明在这些行业中规模经济确实存在。由于生产活动的“不可任意分割”和“附加利益效应”，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会引起内部协同效应和集成效应的增强，进而使得产出增长比例可能远远大于投入增长比例，此时便产生了规模效应。但是，规模效应是在不超过某些效应因子阈值的前提下存在的，如果企业规模过大，便会导致组织层级过多，信息传递路径延长，指挥和协调变复杂，代理成本和管理费用增加，从而产生“X非效率”。
2. 整合。整合是指企业从现有业务出发，向行业两端延伸，有效地连接原料供应、渠道销售和客户，进行企业业务范围的纵向扩展。对于一些强产能约束的行业，如石油行业、钢铁行业、通信行业以及网络行业，许多大公司都进行纵向整合实现上下游一体化经营，提高产业集中度。通过以企业内部交易替代市场交换，有效地减少市场变化对企业的影响，降低交易成本。
整合使市场交易内部化，一方面降低了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使内部组织变得更复杂，增加了管理成本。根据威廉姆森的研究，在企业整合中，影响交易成本最主要的因素为资产专用性。假设企业M2是企业M1的渠道商，M1通过M2分销的产量为Q2，其余产量Q1由其他渠道销售。M1对M2的资产专用性程度θ=Q2/（Q1+Q2），θ越大，表示M2对M1的价格谈判优势越大，M1越容易被M2套牢，交易成本Ct便会越大，即Ct（θ）是θ的增函数。因此，如果M1对M2进行前向整合，则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由于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整合时双方在业务、人员方面越容易互相接纳，因此管理成本Cm会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θ的增大而减小，即Cm（θ）是θ的减函数，当M1对M2进行前向整合时，所发生的管理成本相对较小。整合所带来的成本的变化△C取决于交易成本降低额△Ct与管理成本上升额△Cm之间的差额，即△C=△Ct（θ）-△Cm（θ）。
3.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是影响企业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理位置会影响固定资产建造成本、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税负以及公用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在西方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背景下，很多学者对服务业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Desment和Fafchamps（2006）通过对法国里昂服务业的研究指出，市场容量和供需方之间的关系是决定服务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由于服务业对成本的依赖性较小、对支付能力要求相对较高，大多服务业企业集中在大都市、城市网络中的节点城市和门户城市；轻工业和中等工业企业为同时满足降低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协调供需方关系的要求，偏向于选择郊区；传统制造业企业成本中原料和能源投入成本所占比例最高，因此多数企业选择接近于原料和能源产地。宣烨（2013）认为企业区位选择主要通过市场容量以及与周边市场距离带来的交易成本对企业成本产生影响，并指出东部城市企业看重市场规模而中西部地区企业重视交易成本。
4. 学习与溢出。企业开展某项活动时其单位生产成本会随着经验的学习和积累而不断降低，这就是学习曲线。学习曲线是指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工人的熟练程度会逐步提高，从而减少直接人工成本，其数学表达式为：
Y=aX-b，b=-[lgClg2]
其中：Y为平均单位直接人工（工时或成本）；a为企业生产第一件产品所需的直接人工（工时或成本）；X为累计产品产量；b为学习率指数，0[<b<1]；C为学习率，即产量加倍后与加倍前的累计平均工时之比。
总人工表示为：L=Y·X=aX（1-b）。总人工曲线随着累计产量的增加而以递减的比率增加，前期增长较快，后期逐渐平缓。因此，学习曲线是变动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呈现非线性变动趋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学习不只是内部经验的积累，也可从外部寻找一些有价值的学习机会，产品的改进、新技术的引进大部分是通过外部学习触发的。同时，在与外部进行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可能是由于示范、模仿和传播而产生，也可能是由于市场竞争（如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前向、后向联系）、网络的无偿共享以及人力资本的流动而产生。
5. 技术。产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它以部门平均成本为依据，受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约束。只有当单位个别成本低于部门平均成本时，该单位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一席之地，而技术是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优化个别成本的关键。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公式为：劳动生产率=产品生产量/劳动时间消耗量。一方面，技术可以作为独立的成本动因对成本产生作用，技术可以提高单位的生产能力，不仅节省产品生产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降低劳动时间消耗量，而且产品的总量也会相应增加，因此个别单位的技术投入可以为本单位产品创造更多的价值（劳动时间消耗）和使用价值（产品总量）；另一方面，技术可以影响或者改变其他成本动因作用于成本，如技术的创新和改造可以提高产品质量，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率，降低材料消耗等。总之，技术的投入可以使企业的个别成本优于部门成本，获得超额利润。
6. 多样化。多样化对成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范围经济上，当企业涉及两项或两项以上的业务时，投入的成本可以在多项业务间分摊，降低单位成本，产生范围经济。除固定资产外，企业进行多项业务还可以共享无形资产，如企业商标、技术、销售渠道等，且无需因物理结构或者构造形态的改变而分担无形资产成本。另外，企业的多样化经营可以使技术开发产业化，避免知识外溢到企业经营范围之外而使企业在更宽的领域分担研究成本。Lewellen（1971）提出多元化企业的债务水平和公司价值更高，而且涉及业务范围越广，利润波动率越小。多样化经营还可以改善财务资源的配置，进行多样化投资，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市场萎缩时可以及时退出。但是，多样化所带来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新进入行业的成本投入和经营风险、巨额资金的支持等都是企业进行业务多样性选择时应当考虑的。
二、结构性成本动因资源分配模型
上述六种结构性成本并不一定在企业内同时存在，而成本的降低是多重成本动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条件制约下，企业可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并且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企业，可有效利用的资源较多，反之则较少。当可利用的资源确定以后，企业就会根据各方面的需求来决定如何分配这些资源。具体包括：企业的长期目标，如企业战略和经营使命；企业的短期目标，如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等；企业对完成目标所需资源的估计。如果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所需的资源和能力超过企业总量，就会影响到企业任务的执行和目标的完成。因此，企业应当尽量选择对价值活动产生较大影响的成本动因，结合企业规模、整合、地理位置、技术、学习和溢出以及多样性等制定出资源分配策略，决定在各个结构性成本动因上投入的资源、资金和人力的多少，做出最适合企业战略的反应。建立结构性成本动因的资源分配模型如图1所示：

1. 整合、多样化和规模的分配。企业规模扩大的原因可能是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也可能是进行上下游整合或者进入不同的行业。根据鲁梅尔特（1974）的研究，产业内利润率的分散程度是产业间的4 ~ 6倍，企业间的绩效差异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核心能力，因此企业进行相应扩张的主要依据是自身的核心能力和所掌握的战略资源可以与目标行业决定经济租金的关键要素相互重叠，从而在有限的可供分配资源条件下，企业可以继续扩张原有生产能力，实现规模经济，或进行价值链的整合渗透，发展互补性资源，或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业务多样性。
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无论是业务整合、规模扩张或多样化经营均能够提升企业经营业绩，但对于提升的幅度，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方芳（2003）认为规模扩张对企业绩效提升效果最佳，纵向整合后企业绩效呈明显上升趋势，多样化经营使企业绩效呈恶化趋势。郭永清（2000）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多样化经营对提升企业经营有明显效果，纵向整合前后经营状况变化不大，而规模扩张会使公司经营恶化。密福德·格林研究表明，纵向整合后企业绩效是整合前的3.6倍，实施多样化经营后企业绩效是实施前的2.1倍，规模扩张后企业平均每年利润是扩张前的1.3倍。干春晖（2004）认为纵向整合后企业的平均超额累积收益（CAR）均值最高，与规模扩张和多样化经营的 CAR 值差异显著，但后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冯根福（2001）的研究结论与前两位学者的结论相反，认为纵向整合后企业的绩效并不理想，在第二年后呈快速下降的趋势。范从来、袁静（2002）从行业的成熟度出发，认为处于成长性行业的企业进行规模扩张后绩效最好，处于成熟性行业的企业进行纵向整合后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处于衰退期行业的企业规模扩张后的绩效最差。
2. 技术和规模的分配。技术因素和规模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可以降低企业成本，但有时两者之间也会相互对抗。技术只有和市场相结合才能真正带来盈利，但引导消费者认同新产品、开拓新市场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由于新技术的不稳定性、高风险性以及实现产品化所投入的高成本，在市场前景未明的情况下，企业往往不愿成为市场的先行者，特别是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现有业务投入的大量沉没成本和资产的专用性使得其无法退出而只能继续扩大现有规模，比较典型的便是柯达和诺基亚的衰落。企业资源在技术和规模之间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对短期竞争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的重视程度，企业的良性发展应当是技术带动规模、规模促进技术的动态循环。
3. 多样化和学习与溢出的分配。学习的过程会消耗时间和资源，即产生学习成本，王学信（2003）认为理性的学习者追求的目标是学习的个人收益等于个人成本，学习成本是企业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的关键，可以为企业战略的制定提供可靠依据。刘洪伟（2005）将学习成本按来源划分为“工具、设备、组织和知识交易”所产生的费用。刘鹏（2013）将学习成本进一步细分为获取成本（技术引进成本和技术交易成本）、吸收成本（培训费用和设备引进）、改进成本（营销调研费用和研发费用）。值得注意的是，学习成本的计量比较复杂，其组成部分很难在财务报表中得以充分体现。
若企业的业务多样化程度较高，为维持竞争优势，企业需要在多个技术领域都达到行业的平均水平。学习的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和累积性，当学习对象与已有知识相关时，学习效果最好；学习对象与已有知识差异越大，学习的困难越大，所耗费的时间越长，机会成本便会越高，同时，由于未知的事情增多，为消除和防范这些未知所产生的费用便会越多，知识交易成本越高。因此，企业业务多样性的程度越高，学习成本必然越高。
4. 技术、规模和学习的分配。经验的取得大致可分为干中学和研中学。干中学是指学习可以从不断重复的经验中积累得来，规模的扩大对学习产生增量影响；研中学的学习机制是指技术开发不仅可以产生新的信息，还可以提高组织对信息的学习和吸收能力。Kahouli（2011）将研发因素和规模因素提炼出来，并利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由累计产出、规模效应以及研发支出三因素共同作用的学习曲线：
[Y=aX-bK-cQdi=1nPeii]
其中：Y代表平均单位直接人工（工时或成本）；a为企业生产第一件产品所需的直接人工（工时或成本）；X为累计产品产量，b为干中学弹性系数；K为研究开发的投入，c为研中学弹性系数；Q为企业规模，d为规模效应弹性系数；Pi为第i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共考虑n种要素投入；ei为要素价格弹性系数。值得注意的是，单位成本的下降是多种内生、外生因素动态作用的结果，学习曲线只是一种经验曲线，而不是必然产生作用的自然规律，如何在干中学和研中学之间进行分配，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
5. 地理位置和学习与溢出的分配。企业定位主要是从地理位置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两方面考虑的。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不仅为争夺某一区域稀缺的资源，还有从知识溢出中获益的动机，同时还要克服关键知识流向非授权的竞争对手的离心力。学习与溢出具有局域性特点，受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的限制，往往会吸引处于模仿和学习阶段的企业向知识溢出主体靠近，形成集聚现象。集群内的企业容易从具有知识势差的企业获取研究成果从而降低独立研究成本，企业将地址选择在更容易获得知识溢出的地点时，不仅可以减少R&D成本，还可以促进知识流动，激发创新产出。但是，对于一些具有一定规模、有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和高素质人才的企业而言，它们往往从知识溢出效应中获益较少，反而更容易遭受知识损失的风险，因此它们更容易选择独立在集群之外，防止核心技术的外泄以及高质量人才的流失。可见，由于学习和溢出效应而引发的企业地理位置的选择实质上是一种逆向选择的过程。这一逆向选择与企业的规模有关，主要体现在企业对补充性资源的需求程度，大部分的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规模较小的企业在选址时往往会考虑从知识溢出效应中获利而选择集聚，规模较大的企业由于自身的创新程度较高，可以内部化某些行为，属于知识溢出方，因此在选址时往往定位于知识集群之外。
此外，地理位置和学习与溢出之间的分配与企业的成本敏感度密切相关，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如从事产品研发、市场开发等的企业具有较低的成本敏感度，往往更加关注知识的溢出效益，成本容易被忽略。
6. 技术和学习与溢出的分配。通过学习来获取和应用新知识是企业降低成本的关键途径之一。学习对技术能力的创造、改进和提升是建立在企业拥有显性或者隐性资源的基础之上，只有当企业内部的无论是技术性的还是科学性的知识存量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才具有获取新技术后通过学习转化为竞争力的能力。学习可以提高技术存量、质量以及运作能力，从而提升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而企业学习能力又可以通过其他方面能力的提升得到体现。企业现有能力和条件对学习路径选择和学习效率提高具有重要影响，学习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作用机制以人员、设备、信息以及组织管理等因素为载体，共同对企业的成本产生影响。
由于技术势差的存在，溢出效应难免存在。知识溢出的主体意味着有更多的知识存量，一般有着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它们同样是知识接受的主体，可以从更多的渠道学习和接受知识。新技术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因此企业可以利用生产集聚、开发联盟、人才流动和非正式交流等方式进行学习模仿，减少技术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企业间相互学习的应该是异质的技术，技术间的异质程度与溢出知识的接受程度之间呈反比关系，如果异质程度过大，则不利于企业间的交流学习。
7. 整合和地理位置的分配。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如R&D、自然资源以及集聚效应等。地理位置相近的企业之间的整合可以形成一种“非交易下的相互依赖”，同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周边市场的规模以及交易成本，因此企业在进行上下游整合时，不仅要考虑资产专用性程度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还要考虑地理位置所带来的交易距离引起的交易成本。
三、结构性成本动因控制模型
竞争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为顾客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使企业能赢得某种优势并战胜对手。企业为获取竞争优势通常采用两种典型战略：低成本战略和差别化战略。为实现低成本战略，企业往往会通过采用集中和控制的方式来实现业务的标准化和流程化，因此往往更关注规模扩张和纵向整合。而技术的创新和业务的多样化则更加有利于差别化战略的实施。同时，一些成本动因，如规模、技术、学习与溢出是企业内部成本控制的基础，而另一些成本动因，如多样化、地理位置、整合则会延伸至组织及其外部环境。企业可以通过控制不同的成本动因实现战略目标，因此笔者构建了基于两种战略的结构性成本动因控制模型，如图2所示：

图2中，纵轴代表控制和适应性，横轴区分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不管采取何种竞争战略，其目的都是为了拥有两种基本的竞争优势——低成本和差异性。一般来说，成本动因控制最基本的目标是通过改变成本发生的基础条件，以实现降低成本的目标。因而对于采用低成本战略的企业，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总成本比竞争对手要低。差别化战略核心是如何实现差别化，在不影响差别化的前提下，企业要通过控制成本动因尽可能降低差别化成本。规模的扩张往往能够促使企业实现标准化和流程化，纵向一体化的整合可以将原材料的供给和营销渠道纳入企业的体系，这些都有助于企业集中化和一体化战略的实现；技术的创新和多样化业务的涉猎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差别化战略，分散经营风险。另外，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战略，都离不开组织内部的学习与知识的溢出，而企业的区位选择对单位成本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企业资源一定的条件下，企业应当根据自身发展战略，选择成本控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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