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乔贵涛1（博士），刘玉俭2

【作者单位】
1.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山东淄博255012；2.山东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山东淄博255000

【摘　　要】

  【摘要】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外部审计作为降低代理冲突、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治理机制，能够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不同特征（规模和行业专长）的审计师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存在差异，因而选择不同特征审计师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同影响。以2008 ~ 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选择较大规模事务所审计师和行业专长审计师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并且提升企业价值作用的大小顺序依次为选择国际四大、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
【关键词】审计师选择；规模；行业专长；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30-0109-7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然而，各利益相关方的目标并不完全与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一致。如何修正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偏差，进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当前，对企业价值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独立审计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否通过不同特征审计师的选择影响企业价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现有文献考察了审计师选择在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价值中的传导作用，还进一步考察了审计师选择在投资者认知影响企业价值中的调节作用（雷光勇等，2009），但尚没有文献直接考察审计师选择如何影响企业价值。随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的实施，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高质量审计服务的供给方，是否会对企业价值产生直接影响？行业专长审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是否也对企业价值产生了积极影响？上述影响是否具有长期的效应？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文献概述
企业价值最大化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目标，因此能否持续创造价值也成为衡量一家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志。然而，由于现代企业中代理冲突及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给企业价值创造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如何降低委托代理双方的代理冲突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提升企业价值，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导致管理者有动机在企业经营中利用某些机制（如关联交易等）做出损害企业价值的决策。“掏空观”认为，控股股东通过管理层利用关联交易手段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从而损害企业价值。Claessens等（2006）对1994 ~ 1996年9个东亚国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为集团控制且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较高时，其市场价值较低。Jiang等（2010）发现，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借款比例越高，企业未来的经营绩效越差，企业越有可能陷入财务困境。
代理冲突只是为相关利益方获取私利、损害企业价值提供了动机，而信息不对称则为这种动机创造了条件，因而信息不对称也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低质量的会计信息。大量研究表明，会计信息质量不仅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还会影响债务资本成本。
审计是提高信息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制度安排，同时也是对企业管理层的一种监督机制，审计质量必然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雷光勇等（2009）考察了审计师选择在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价值中的传导作用；雷光勇等（2015）进一步考察了审计师选择在投资者认知影响企业价值中的调节作用。然而，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审计师选择对企业价值的直接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是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及控股股东的存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第一类代理冲突）、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第二类代理冲突）的代理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由于代理冲突的存在，代理人在行使代理权的过程中，很可能是基于自身利益而非委托人利益进行决策。例如，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的过度在职消费、非效率投资和非理性并购等，大股东利用关联交易等“壕沟”效应进行的利益输送等。代理人上述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会直接侵蚀了企业的资源（如过度在职消费和关联交易的利益输送），降低了企业价值；另一方面，降低了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效率（如非效率投资和非理性并购行为），降低了企业未来创造自由现金流的能力，从而损害了企业价值。
财务报告是委托人获取代理人履行受托责任的主要信息渠道，而代理人为了掩盖自己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必然对财务报告进行粉饰，造成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投资者视角来看，如果其获取的企业财务报告信息可靠性较差，则未来面临的投资风险必然较高，从而会提高对该企业的期望报酬率，最终导致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上升、企业价值降低。对于代理人粉饰财务报告的行为，外部审计的信息功能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
外部审计的信息功能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发现和报告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的错报，并对财务报告出具鉴证报告，可以提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Jenson和Meckling，1976）。财务报告可靠性的提升，必然会降低投资者的信息风险，从而降低其期望报酬率，进而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提升企业价值。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对关联交易的审计、对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关注、对合规性的关注等均发挥了监督功能，从而降低了代理人（包括经营者和控股股东）追逐个人私利和控制权私利的可能性，最终提升了企业价值。
然而，审计师并非是同质的，不同特征审计师的信息功能和监督功能存在很大差别。审计发挥信息功能的关键取决于审计质量。审计质量是审计师发现并报告客户重大错报的联合概率，发现重大错报的概率取决于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而报告客户重大错报的概率则取决于审计师的独立性（DeAngelo，1981）。
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由于其较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由大规模事务所审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较高。而高质量会计信息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因此，选择大规模事务所审计师应当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同时，大规模事务所审计师由于其较高的独立性，能够对被审计单位经营者追求个人私利、控股股东追求控制权私利的行为进行更加有效的监督，从而有助于被审计单位改善经营决策的效率，最终通过提高企业未来获取自由现金流的能力来提升企业价值。在目前我国审计市场构成中，“国际四大”作为高质量审计服务供应商的提供者，具有较高的市场声誉，因此，选择“国际四大”进行审计，其提升企业价值的效果应当更加显著。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选择大规模事务所审计师进行审计能够提高企业价值。
根据竞争战略理论，发展行业专长是审计师采取集中化竞争战略的一种方式（陈丽红，2010）。通过发展行业专长，审计师可以针对客户的特殊需求提供专业化服务，以获取准租的流入，从而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Mayhew和Wilkins，2003）。一方面，行业专长审计师拥有行业特殊知识和专业技能，其通常只为特定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因而能够有效地识别被审计单位财务报告中的错报。同时，由于行业专长审计师持续在人员培训、技术方法和内部管理控制方面进行了专门投资，一旦发生审计失败，行业专长审计师将会承担大量的投资损失，因此，行业专长审计师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经行业专长审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要高于非行业专长审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可见，聘请行业专长审计师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投资者的期望报酬率，最终提升企业价值。另一方面，行业专长审计师在提供财务报表审计服务过程中，由于对经营者和控股股东有较强的监督能力（对在职消费、投资决策、融资决策等的监督），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冲突，使得代理人能够以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进行决策，从而提高企业价值。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非行业专长审计师，选择行业专长审计师进行审计能够提高企业价值。
四、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 ~ 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了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②剔除部分财务指标缺失的上市公司；③剔除了样本期内被ST的上市公司。通过上述筛选，本文共得到12208个企业样本数据。由于非效率投资的计算以及后续回归分析需要运用滞后一期的数据，因此2008年的数据仅作为计算非效率投资和回归分析滞后数据使用。为了降低异常值对数据统计分析的不利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分别在1%和99%位置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全部来自于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和万得咨讯金融数据库。
2. 企业价值的度量。本文选择托宾Q衡量企业价值。托宾Q是企业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当前对市场价值的计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非流通股股份的市场价值用净资产表示，另一种是将非流通股股份的市场价值用流通股股份的市场价值表示。本文将这两种市场价值分别称为市值A和市值B。账面价值主要是采用总资产表示，根据总资产中是否考虑无形资产和商誉的价值，账面价值可以分为包含无形资产和商誉价值的账面价值A和不包含无形资产和商誉价值的账面价值B。因此，托宾Q的值（分别以TQA、TQB、TQC、TQD表示）就有以下四种结果：TQA=市值A÷账面价值A；TQB=市值A÷账面价值B；TQC=市值B÷账面价值A；TQD=市值B÷账面价值B。
笔者认为，非流通股股份的市场价值采用流通股股份的市场价值进行计算是有待商榷的，如果二者等价的话，就不会存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对价补偿了，因此，采用账面净资产来计算非流通股股份的价值更合适。账面价值包含无形资产和商誉价值的计算方法似乎更为合适，因为企业价值更关注未来，而无形资产和商誉在企业未来经营绩效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本文以TQA作为主回归模型中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以TQB作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3.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模型设定。借鉴王鹏和周黎安（2006）、刘行和李小荣（2012）、黄蓉等（2013）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1）对H1进行实证检验：
TQ=β0+β1Big+β2Size+β3LEV+β4Growth+β5Top1+
β6SOE+β7Occupy+β8INDE+β9IND+β10Year+ε （1）
在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模型（2）对H2进行实证检验：
TQ=β0+β1SP+β2Size+β3LEV+β4Growth+β5Top1+
β6SOE+β7Occupy+β8INDE+β9IND+β10Year+ε （2）
（2）变量定义。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价值，以托宾Q（TQ）作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分别为事务所规模（Big）和审计师行业专长（SP）。事务所规模主要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进行分类。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事务所按照排名分别划分为国际四大（Big4）与非国际四大、十大（Big10，将国际四大和国内事务所混合在一起进行划分）和非十大、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DBig10，将国际四大剔除）。审计师行业专长借鉴Zeff 和 Fossum（1967）的计算方法，采用特定审计师在某一行业中的客户数值占全部审计师在该行业的客户数值来衡量审计师行业专长，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公式（3）中，MSik为i审计师在k行业中的市场份额；[i=1JikASSETSijk]代表i审计师所在k行业以某一指标计算的客户数值之和，本文中该客户数值为总资产平方根之和；
                 代表k行业全部客户数值之和。借鉴蔡春和鲜文铎（2007）的做法，当行业市场份额大于10%时定义为行业专长审计师，SP取1，否则SP取0。
控制变量主要是在借鉴王鹏和周黎安（2006）、刘行和李小荣（2012）、黄蓉等（2013）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如下对企业价值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特征因素：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增长率（Growt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产权性质（SOE），大股东占款（Occupy），独立董事比例（INDE）。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本文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TQA的均值为1.95、中位数为1.56，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的特征。国际四大Big4的均值为0.06，表明以客户数衡量的国际四大市场占有率为6%左右；十大Big10的均值为0.51，表明将国际四大和国内六大混合在一起之后，市场占有率上升到51%，说明国内大规模事务所的客户数量相对国际四大要多得多。审计师行业专长SP的均值为0.18，表明由行业专长审计师审计的客户占到18%左右的比例。
2. 相关系数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看，TQA与国际四大Big4、十大Big10、审计师行业专长SP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615、-0.0380、-0.0586，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系数方向与本文的假设相反。这表明审计师选择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仅仅通过相关系数分析很难得出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
从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看，绝大多数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高度相关，表明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还是非常合理的。从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看，虽然绝大多数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但其相关性水平的绝对值均低于0.5，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单变量分析。本文还对被解释变量在不同规模事务所之间、行业专长与非行业专长审计师之间进行了单变量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非国际四大与国际四大、非十大与十大、国内非十大与国内十大、非行业专长与行业专长之间的均值差异与中位数差异均是显著的，但差异的方向与本文的预期相反，上述结果与相关性分析中的大部分结果也是一致的，表明审计师选择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仅仅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无法得出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因此，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价值因素的前提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4. 回归分析。
（1）审计师规模与企业价值。为了检验H1，本文分别对国际四大与非国际四大（回归1）、十大与非十大（回归2）、国际四大与国内十大（回归3）、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回归4）之间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表5为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回归1中，国际四大Big4的回归系数为0.41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选择国际四大事务所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而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企业选择事务所由非国际四大转换为国际四大后，企业价值平均可以提升0.419；回归2中，十大Big10的回归系数为0.083，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选择十大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而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选择事务所由非十大转换为十大后，企业价值平均可以提高0.083。从回归1和回归2中系数值的大小比较来看，相对于选择十大，选择国际四大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作用更明显，表明国际四大在发挥信息功能和监督功能方面效果更显著。回归3中，国际四大的回归系数为0.310，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相对于国内十大，选择国际四大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价值，而且企业选择事务所由国内十大转换为国际四大后，企业价值平均提升0.310，这进一步表明回归1和回归2中的系数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回归4中，国内十大的回归系数为0.078，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相对于选择国内非十大事务所，选择国内十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而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企业选择事务所由国内非十大转换为国内十大后，企业价值平均提高0.078。从上述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选择国际四大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选择国内十大，最后是国内非十大。上述结果充分证明了H1。

为了考察审计师选择对企业价值的长期影响，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滞后一期规模变量回归系数仍然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回归结果仍然表明选择国际四大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最显著，其次为国内十大，最后是国内非十大。上述结果仍然支持了本文的H1，表明选择大规模事务所进行审计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长期效果。
（2）审计师行业专长与企业价值。为了考察选择行业专长审计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对行业专长审计师与非行业专长审计师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回归1是当期选择行业专长审计师的回归结果，变量SP的回归系数为0.048，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选择行业专长审计师进行审计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由非行业专长审计师转换为行业专长审计师后，企业价值平均提升0.048，上述结果微弱地支持了本文的H2。回归2是对行业专长审计师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变量SP的回归系数为0.05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H2。
5. 稳健性检验。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审计师选择并不是随机的，大规模事务所审计师和行业专长审计师更有可能选择企业价值比较高可靠的会计信息和传递更积极的信号，也倾向于选择大规模事务所审计师或者是行业专长审计师进行审计，审计师选择的这种非随机性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因此，本文借鉴Chaney等（2004）、陈小林等（2013）的方法，利用Heckman二阶段回归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可知，事务所规模和行业专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没有发生显著改变。
（2）以TQB作为企业价值的代理变量。本文利用TQB指标作为企业价值代理变量对上述结果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的回归结果可知，事务所规模和审计师行业专长变量的回归系数未发生显著改变，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建议
选择能够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审计师，一方面可以通过审计的信息功能，降低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委托代理双方的冲突，促使代理方以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进行融资和投资决策，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审计的监督功能，减轻过度在职消费、不公允的关联交易等对企业价值的损害，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选择国际四大、十大、国内十大分别相对非国际四大、非十大、国内非十大均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选择国际四大相对国内十大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这表明选择规模越大的事务所进行审计，越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价值。从对提升企业价值作用的大小来看，选择国际四大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企业价值，其次为国内十大，最后是国内非十大；选择行业专长审计师相对非行业专长审计师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进一步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战略的实施，提升大规模事务所的社会声誉，从而促进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提升。其次，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实施行业专长战略，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服务水平，从而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最后，增加企业在选择会计师事务所方面的自主权，利用市场的甄别功能，充分发挥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在企业价值提升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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