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江小龙，苏德贵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510640

【摘　　要】
【摘要】 本文从政府资助视角对企业研发平滑研究进行重新审视，运用2007～2014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系统GMM的计量方法，对政府资助、现金持有与企业研发平滑三者进行了综合探析，并对研发活动的阶段性依据风险收益的特性进行了区分，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通过现金持有管理来平滑研发支出的现象；当期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有促进作用，而持续的政府资助则会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该调节机制最终对企业的研发活动产生平滑作用；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平滑效应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研究阶段的影响效应更为突出。
【关键词】 政府资助；现金持有；研发平滑；GMM分析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09-0014-7。如何保证企业研发活动的平稳与持续，国内外不同学者陆续对此问题做出了不同的研究。
最早由Brown and Petersen（2011）在研究企业现金持有管理时发现，美国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创新企业的研发投资并没跟随市场的波动发生较大震荡，而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增长态势，同时其与企业现金持有的变动方向有明显的逆向相关关系，最早的现金持有与研发平滑关系研究随即诞生。随后，Shin and Kim（2011）运用韩国创新中小型的企业样本进一步验证了企业现金持有可以作为一种平滑研发活动的手段，被管理者积极运用。
国内的学者跟随着国外的研究步伐，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鞠晓生等（2013）根据我国创业板公司样本，从内部营运资本的视角分析了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研发平滑的关系，杨兴全等（2014）则把现金持有、债务融资以及股权融资进行了综合的对比分析，探讨了不同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研发平滑管理的效果差异。
综上，鉴于企业研发平滑管理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话题，主流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外的研发企业情景，尽管国内学者对相关议题亦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探讨，但研究样本与研究区间都相对狭窄，更为系统全面的面板数据分析显得尤为迫切，同时影响因素更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亦为此提出研究的第一个环节。本文认为在大样本研究中，我国企业在动态的经济环境中会积极地运用企业内部现金流去平滑企业研发支出，其动机是为了防止高昂的研发活动调整成本，尤其对于我国工业上市公司而言，其研发团队的稳定以及研发动态都为外部投资者所密切关注，故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如下：
H1：动态面板情景下，我国工业上市企业会积极运用现金持有去平滑研发支出。
（二）政府资助与企业研发平滑
目前主流关于政府资助与企业研发的关系研究有两种研究范式：一是从宏观层面上探讨研发资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Dinopoulos，2007；安同良，2009），这种运用宏观资助数据与区域、行业等层面的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容易忽略企业个体的自主创新作用；二是从微观的视角探讨政府资助与企业研发投资策略的“诱导—挤出”关系（David et al.，2000；潘士远，2005；董雪兵，2007），这种研究范式过分强调静态研发投资的绝对投入量问题，忽略了研发动态平滑管理的重要作用。在

导—挤出”框架的学术争论中，学者们各执己见，Blank and Stigler（1957）、David（2000）、朱平芳和徐伟民（2003）、Lach and Hussinger（2002）等认为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有促进作用；无独有偶，Cohen and Nol（1991）、Wallsten（2000） and Ricardo（2002）研究发现，政府资助降低了研发产出效率，对企业R&D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存在差异很可能是因为诸学者对不同的研究样本在特定的研究区间内进行了相对静态的绝对量分析，未能长期动态地考查政府资助与企业研发的相关关系，对于实证研究而言，其大多基于静态的研发投资模型，随后更有学者质疑“企业研发投资是否越多越好”的观点（孙晓华、孙梦依，2013）。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政府资助在长期内已经成为研发企业必不可少的引导因素（李汇东等，2013），其在动态经济环境中对保障研发企业的平稳发展与增长起着长效保障的作用（臧志彭，2015），我们需要把政府资助整合于动态研发投资模型中，在长期相关关系中考查其与企业研发平滑的影响机制，挣脱传统静态的“诱导—挤出”框架。同时鉴于政府资助无偿性与直接获取有别于一般融资方式的特征，决定了其不能像一般的融资方式那样简单纳入研发投资模型当中。
本文认为，其对企业研发平滑的影响机理应该存在于一调节机制当中，从企业管理者的角度出发，理应与企业自有资金进行统筹判断，统筹自有的资金和获取的政府资助情况进而为研发平滑策略进行决策，即政府资助很可能并非单独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作用，而是会通过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发挥调节作用，进而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平滑效应。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政府资助会通过调节作用对企业现金持有与研发平滑的关系产生影响，缓和企业现金持有政策压力。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把研发投资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研究阶段以及开发阶段。对于研究阶段，其是一项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查，这个获取知识的过程是为了有助于后续的创新型活动，但由于这是一种探索性的阶段，因此其对未来创新活动的贡献不确定性较大，收益性也难以估量。相对而言，开发阶段则拥有更强的确定性，基于研究阶段已有的成果并加以运用，通过追加一定的投资以适应未来商业化的生产，由于开发阶段是基于一定的研究成果之上，其过程转化为最终的商业化产品的可能性一般较大。鉴于新会计准则对我国研发活动具有更详细的定义与披露要求，我们可以发现研发活动的两阶段在风险特征上拥有明显的差异，而现有的学术研究几乎都忽略了这个关键因素而笼统地把企业研发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研究。研究阶段是企业或组织寻找创新机会的重要途径（March，1991），而开发阶段则为增加企业迎合市场、贡献价值提供了便捷之道（He，2004）。
基于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性特点，我们可以知道，虽然研究阶段的不确定性较大，但倘若其过程使挖掘的创新机会成为了现实，其对企业价值的贡献是革命性的。Griliches（1986）指出，企业生产力的主要推动力当归功于研发活动的研究阶段工作，Mansfield（1980）、Czarnitzki et al.（2012）都支持研究阶段对企业价值的贡献更加突出的观点。结合融资渠道的匹配性问题，一般而言，风险和不确定性越高，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就会越高，对企业而言，也将面临更为巨额的融资成本问题。研究阶段的工作主要为开发阶段做准备，其基础性的资料和工作准备量相对都较为庞杂，由于探索式的研究与未来收益预期更难以匹配，故而也更难为投资者所青睐。
对于开发阶段，由于基于确定性的基础研究成果，试验研发的流程以及未来生产、收益的预期对于投资者而言更为明确，开发阶段所受融资约束程度则相应较低。如果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导致研究阶段的中止，这直接会中断后续的研发活动，对长期研究项目的积极性也会造成致命的打击，故研究活动对企业研发资金的需要更为迫切，融资约束情景下对企业内部流动性的要求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Kamien，1978；Czarnitzki，2012），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政府资助与现金持有的研发平滑效应对两阶段的研发活动都产生作用，其中研究阶段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
Jesen和Meckling（1976）曾提出代理理论，其认为企业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导致投资者要求公司融资时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作为对投资者的补偿，防止投资者利益被损害，这种额外的支出即前述融资约束定义界定的“内外融资成本的差异”。有鉴于此，我们得知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问题都会引发融资约束，而且融资约束现象在我国企业中相当普遍（饶华春，2009）。
一般而言，融资约束对投资（包括研发投资）的影响是消极的；另一方面，融资约束往往引致外源融资渠道受阻，企业不得不加强内部资金管理，加大现金储备来预防各种应急性的投资需求，正如Khurana（2006）指出，融资约束使企业的内部资金管理问题不再单纯取决于传统的机会成本与低收益的权衡，在融资约束情景下如何调整现金持有策略去保证未来的项目投资显得更为有价值。融资约束程度的差异会对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产生重要影响：Opler（1999）指出，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外部的融资成本也为之增加，此时企业更青睐于增加现金储备；Ameida（2006）结合实证分析指出，融资约束情景下企业有动机把经营现金流转化为现金持有，Han和Qiu（2007）通过对融资约束程度高低的研究样本分组分析，发现高融资约束的企业其“现金—现金流系数”显著为正，即当经营现金流存在压力时，企业会积极增加现金储备防范风险。
综上分析，在不完美资本市场中，由“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问题”引发融资约束迫使企业管理层更加积极地进行现金政策管理，从而构建以现金持有为代表的“资金缓冲池”平滑将来的研发投资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我们把融资约束情景、政府资助、现金持有与企业研发平滑纳入统一的情景中，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融资约束会对企业现金持有的研发平滑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对企业现金持有的研究支出平滑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开发支出平滑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同时三者的政府资助效应也会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动态研发投资模型：系统GMM估计
传统的静态投资模型仅关注当期的投资影响因素，忽视了投资的连续性特征，尤其对于研发投资，前期的投资额对后期的投资往往存在较为明显的惯性关系，本研究参考Bond和Meghir（1994）以及Brown和Petersen（2011）的做法，我们把动态研发投资模型进行了更系统的影响因素归类与整理，与传统静态投资模型有别，其形式如下所示：
RDj，t=β1RDj，t-1+β2RD2j，t-1+β3MarketBookj，t+β4Sgwthj，t+β5CashFlowj，t+β6Stkj，t+β7Dbtj，t+β8△CHj，t+dt+aj+vj，t （1）
对于模型（1）而言，我们预期RDj，t-1的系数为接近1大于0的显著项，其表征的含义为研发活动拥有较为明显的连续性特征，相邻区间的研发规模应该存在较高的相似性，而且整体的研发趋势是平稳上升的。对于平方项RD2j，t-1的系数β2预期则为负数，表示抛物线函数中平滑的特性，后续还有市账比、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等控制变量，其相关关系将在后文探讨分析。最关键的是企业现金持有变化量△CH的系数β8的预期应为显著负值，其表示企业现金持有的变化趋势与研发投资的变化趋势相反，即在资金充裕时，企业会运用现金持有这个“资金缓冲池”进行储备未来研发投资，当研发融资困难时，“资金缓冲池”会释放资金来满足企业研发投资需求，长期内体现为现金持有政策有效地平滑且保证了企业研发活动的平衡增长，即研发平滑。
（二）模型调整与设计
随着对企业研发平滑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的增多，学者对动态投资模型的设计也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本研究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做法，并考虑了企业的增长性，结合H1，设定本文第一个动态研发模型如下：
RDj，t=β1RDj，t-1+β2RD2j，t-1+β3△CHj，t+β4Assetj，t+β5CashFlowj，t +β6Stkj，t+β7Dbtj，t+β8TQj，t+β9Growthj，t+dt+aj+vj，t （2）
H2的研究中把政府资助的调节机制纳入了考虑范畴中，因此我们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政府资助以及其与现金持有变化量的叉乘项进行综合探讨，故调整模型如下：
RDj，t=β1RDj，t-1+β2RD2j，t-1+β3△CH j，t+β4Assetj，t+β5CashFlowj，t+β6Stkj，t+β7Dbtj，t+β8TQj，t+β9Growthj，t+β10Govassij，t+β11Govassij，t-1+β12△Govassij，t+β13△Govassij，t×△CHj，t+dt+aj+vj，t （3）
对于模型（3）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考查β10的显著性来分析政府资助与当期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叉乘项系数β13的显著性来分析政府资助是否有效地作为一种调节机制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并对企业研发平滑资产积极的效应。
为检验不同研发阶段的影响效应，考查不同研发阶段中政府资助与现金持有的研发平滑效果以验证假设3，设定以下模型：
Rj，t=β1Rj，t-1+β2R2j，t-1+β3△CHj，t+β4Assetj，t+β5CashFlowj，t+β6Stkj，t+β7Dbtj，t+β8TQj，t+β9Growthj，t+β10Govassij，t+β11Govassij，t-1 +β13Govassij，t×△CHj，t+dt+aj+vj，t （4）
Dj，t=β1Dj，t-1+β2D2j，t-1+β3△CHj，t+β4Assetj，t+β5CashFlowj，t+β6Stkj，t+β7Dbtj，t+β8TQj，t+β9Growthj，t+β10Govassij，t+β11Govassij，t-1 +β13Govassij，t×△CHj，t+dt+aj+vj，t （5）
其中，模型（4）是针对研究阶段设定的动态研发投资模型，模型（5）是针对开发阶段设定的研发投资模型，R和D分别是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
为了验证H4和H5，我们运用KZ指数法（Kaplan和Zingales，1997）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组研究以检验不同融资约束情景下相关影响效应的差异，具体如表5所示，同时由于融资约束后续分组检验与前述模型结果的分析结论基本一致，为了节省文章篇幅以及阐述的精炼，后续模型分组结果不再重复列示。
具体的参数定义见下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具有研发活动的2007 ~ 2014年工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做出以下筛选：①对于样本数据缺失的数据进行剔除，以研发、政府资助相关数据指标为基准进行匹配；②对不披露或者数据不明的财务样本进行剔除；③对ST、PT的样本公司进行剔除；④对于研发相关数据进行极端值1%的缩尾处理，在STATA12软件中进行WINSORIZE处理，控制极端值对研究的影响。
最终，得到1403家工业上市公司的6432个观测值。同时，本文采用的研发数据以及政府资助数据主要通过对上市公司定期披露年报的手工整理和筛选进行采集，其他公司财务数据则通过聚源数据库、CSMAR数据库进行收集整理，并严格按照上述标准进行依次筛选整理出最终研究非平衡面板数据。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2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①我国工业上市公司研发投资较资本性支出稳定，具体表现为研发标准差为0.0271，远低于资本性支出的标准差值0.4222，前者波动性较低。②我国工业上市公司对现金持有的需求较大，在资产占比上达到20%左右，都倾向于保留较为充裕的内部资金。③融资渠道较为丰富，而债务则为主要的融资来源，我国工业上市公司的债务资产比高达34%左右，而股权融资方面仅占3%左右，说明我国资本市场融资门槛仍相对较高，企业仍以债务融资为主导进行投资管理。④企业间的投资增长差异较大，行业、个体区别明显，体现为研究样本中托宾Q值以及营业收入的增长率标准误较大，分别为1.5与0.4左右。⑤政府资助整体相对平稳，波动性不强，已成为左右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一环，其标准误仅处于0.02的水平，同时统计均值亦有向研发投资靠拢的趋势。

除此之外，针对我国工业上市公司的运营状况以及融资结构，本文做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见表3）。

得出结论：①我国工业上市公司近年来研发投资呈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研发投资并没有受到外部经济环境波动的明显影响。②我国企业经营现金流受经济环境与宏观政策影响明显，体现为2009年暨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企业保证了相对高位的现金流状况，随后增速减缓，伴随着欧债危机对出口企业的冲击，现金流增长疲态渐显，最终于2011年出现了现金流-资产比的最低位，约为3.5%左右，此后，我国工业上市公司经营现金流处于小幅波动的状态中。③股权融资水平整体上升，债务融资结构相对稳定，但构成比例上仍以债务融资为主导，体现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有空间，目前融资门槛相对较高，随着其发展进程，债务融资结构亦有逐渐小幅下降的趋势。④政府资助与企业研发投资显现出相对一致的平稳增长态势，从2009年的0.0102增长至2014年的0.0142。综上可知，在诸多融资渠道中，政府专项资助以及企业债务融资显现出较为充裕的资金支持，经营现金流对企业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先支配优势，但其受宏观环境与政策的影响也较为明显，而政府资助的力度有待加强巩固，其不同融资渠道的相关关系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考查分析。
（二）回归结果
针对前文的假设，本文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可得到回归结果如表4：

1. 研发平滑管理现象较为普遍。模型（2）的分析结果指出RDj，t-1的系数0.621显著为正，这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因为研发投资活动有着持续连贯性，相邻的投资区间有着较为明显的承载关系，而且这个相关系数接近为1。而对于研发的平方项RD2j，t-1分析结果，其系数为-0.171显著为负，这与研发的调整成本是研发投入的凸函数的假定相一致，同时体现出后续研究中抛物线模型的平滑关系。现金持有变化量△CH的系数为-0.042且显著为负，这亦与前文的假定相一致，即企业运用现金持有去管理研发投资，其负相关的关系证实了企业现金持有的“资金缓冲池”效应，即“适时储备内部资金，需时提供研发资金”。债务资金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系数为-0.007，根据融资次序理论，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研发投资与低风险、筹措更为便利的内部资金相匹配，债务融资鉴于投资者有着定期还本付息的需求，后者与研发投资的匹配性相对较差，而且较高的财务杠杆会降低投资者对企业前景的预期，因此再现为债务融资与研发投资负相关的关系。而股权融资体系仍需完善，目前无显著相关关系。至此，H1得到验证。
2. 政府资助促进企业研发平滑管理，有效地调节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政策。模型（3）的分析中增加考虑了政府资助的相关影响机制，具体地，我们发现，当期的政府资助对我国工业上市企业有着积极的诱导作用，体现为政府资助（Govassij，t）的系数为0.011显著为正。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一般得到资助的企业会对外进行公示，投资者一般会看好这种资助信号，认为其研发项目较有前景，对于企业管理层而言，短期内也会积极为满足投资者的预期而进行更为高效的研发投资。而另一方面，政府资助的滞后项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预示着企业会运用资助资金进行动态的调整，不会持续过度地增长研发投资，同时，我们在调节交叉项的结果中也可知，政府资助有效地缓解了现金持有平滑研发支出的压力，具体表现为交叉项系数为负向显著（-0.007）。这说明政府研发资助政策短期内诱导企业促进研发投资，而在长期内则表现为通过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调节现金持有与企业研发平滑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政府资助已成为企业进行研发管理的最重要一环节（李汇东，2013）。因此，H2得到验证。
3. 我国工业上市公司更偏好利用现金流扩大规模投资而非研发投资。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表4的模型分析表中发现，不同的动态研发投资模型都呈现出企业经营现金流与企业研发投资负相关的现象，这与一般的研究结论相违背。纵观我们的研究样本，基于工业上市公司，其可能的解释为我们工业上市企业更乐意把经营现金流进行资产规模的扩张，而不是进行更高效持续的研发投资，这与我国整体科技研发水平相对低下的国情相吻合。因此，加强关键技术培育，提升国际研发创新竞争力势在必行。
4. 研究阶段较开发阶段的影响效应更为突出。在R模型与D模型即模型（4）与模型（5）的对比分析中，除了与此前类似的检验结果，我们还发现了政府资助对R模型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从Govassij，t的显著性系数0.042以及交叉项（Govassij，t×△CHj，t）的显著性系数-0.094得知，研发阶段对资金的需要更为迫切，研发企业更倾向于把资金优先作为研发阶段的平滑管理。研究阶段的投资无论对于内部资金抑或是政府资助，由于其可获得性相对最强，所以研发企业会优先从中获取资源，其次进行股权融资，而对于债务融资会选择回避，因为其对持续性的研究投资会产生负向的影响，由上述的研发模型中可知，债务融资渠道与当期研发支出都呈现显著负相关的结果，而股权融资并未呈现显著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增加一个单位的政府资助可以增加0.042个单位的研究支出，同时可以减缓企业原来现金持有0.094个单位的储备压力，H3得到验证。
5. 股权融资平滑效应明显，债务融资影响效应拥有双面性。我们在全模型的分析中发现，股权融资与现金持有变化量的交叉项系数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结论上体现了股权融资有效地负向调节了现金持有与研发投资的相关关系，即当股权融资处于高位时，现金持有的研发平滑效应则会降低，同样地，债务融资的交叉项也体现出这种积极的效应。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债务融资本身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为负，这说明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融资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缓解融资压力，调节企业内部现金持有政策有着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过高的财务杠杆也会左右企业的研发投资，保持良好健康的财务结构就成为企业管理层一重要议题。
6. 融资约束显著增强了企业研发平滑的管理动机。表5是融资约束分组检验结果。第一，研发投资变量的系数在融资约束偏高的样本组里明显增加（由0.6641增加至0.7652），说明当面临融资约束时，企业更加重视研发投资的连续性。
第二，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企业的研发平滑管理动机增加，现金持有的平滑效应更明显，这可以从现金持有变化量△CH的系数大小及其显著性中做出判断（融资约束更强的分组KZ=3时结果显示为-0.0984，融资约束较弱的分组KZ=0时结果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我国研发企业中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其投资规模等先天优势使得其获取的研发支持更为便捷，而无须可以为研发投资创建一条昂贵的现金平滑渠道。
第三，从增长性方面，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其增长性与企业研发显著正相关，而融资约束较弱的样本组并不显著。最后，融资约束较强的样本组同时呈现出政府资助显著诱导效应以及对现金持有的调节效应，而融资约束较弱的样本组不存在调节效应，这说明融资约束较强的研发企业更加有效地利用政府研发资助去平滑企业研发投资。由于研究支出与开发支出相关检验结果亦基本一致，文中暂无重复罗列相关结果，至此，H4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上述实证结果可能存在实证模型中选用的变量衡量以及模型设定存在偏差导致的检验误差，本文运用T-Q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鉴于篇幅问题，结果暂不列示。其中，基本的变量关系与前文模型基本一致，即企业普遍存在研发管理的现象，政府资助对研发活动的影响效应亦有所区别，同时鉴于企业性质与行业特征的差异，这种调节效应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托宾Q模型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实证估计结果基本相同，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工业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运用动态研发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探讨了分阶段研发情景下政府资助、现金持有与企业研发平滑的关系，我们发现：①运用现金持有进行研发平滑管理的现象在工业上市企业中较为普遍；②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资短期内体现为诱导效应，长期内体现为调整了企业现金持有政策，促进企业研发平滑作用；③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融资匹配性较高，债务融资则体现出缓解融资压力以及财务风险的双面性特征；④研发活动的研究阶段较开发阶段的风险特征以及资金需求特征更为明显，融资约束情景下企业自有资金以及政府资助对其的调节效应也更为突出。
研发是企业保持活力的根本，是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永恒话题，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复杂的融资情景下保证企业长期高效平稳的研发投资，进行研发平滑管理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结合动态研发投资模型，挣脱政府研发资助传统的“诱导—挤出”框架，从“平滑”的视角进行了不同情景下政府资助、现金持有与企业研发平滑的关系探讨，一方面为学术界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也为政府部门甄别被资助企业的实际研发效果提供了更科学的思路。
对于企业管理层而言，为保证企业研发活动的稳定发展，避免高昂的调整成本，需要搭建合理有效的研发融资渠道，保持科学合理的财务结构，迎合政府部门以及外部投资者的预期与需求，同时构建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协调全方位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使企业的长足发展得到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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