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李 歆（教授），左 燕
【作者单位】
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重庆400054
【摘 要】
【摘要】本文从盈余管理风险的程度、方向和属性出发，将2008 ~ 2014年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审计师是否能针对不同程度、不同方向和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做出差别反应。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的企业产权性质背景下，盈余管理风险对审计意见出具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盈余管理程度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风险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大于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同时，国有产权性质的存在弱化了高风险盈余管理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甚至出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盈余管理风险；终极产权；审计意见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02-0088-6一、引言
审计意见是审计师职业判断的结果。当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审计范围受到重要限制时，审计师将会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盈余管理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对利润的修饰和操控，这种修饰和操控造成了会计盈余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错报风险（Francis和Krishnan，1999）。基于谨慎性原则，审计师会通过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来降低因被审计单位的盈余管理而可能增加的错报风险和潜在的处罚威胁。
审计意见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报表是否存在重大错报是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主要但并非唯一的因素，审计师的独立性也是审计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然而，审计独立性会受到经济利益、关联关系、外界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完善，行政干预使得审计独立性可能受到影响，导致审计师在审计意见决策中可能会受到企业背景的影响。
本文以2008 ~ 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盈余管理的程度、方向和属性三个维度来研究不同风险水平的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的终极产权下审计师对不同盈余管理的容忍程度是否有差异，以确定审计师在审计意见决策过程中是否能够遵守审计职业道德要求，在面临外部压力时是否能够保持审计独立性。
二、文献综述
关于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现有的研究主要有相关和不相关两种不同的结论。Ferdinand和Judy（1998）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越大的企业，通常获得的审计意见类型越差，即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在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关系的研究上，Francis和Krishnam（1999），李维安、王新汉和王威（2005），白宪生和田新翠（2012）等选取了与Ferdinand不一样的衡量指标，但都得出了与Ferdinand和Judy（1998）相同的结论。张长海和吴顺祥（2010）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盈余管理方向（即向上盈余管理和向下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向下的盈余管理，审计师对向上的盈余管理更易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而李东平等（2001）以存货和上年与当年的应收账款的差额作为盈余管理的替代指标，研究结论证实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并不存在相关关系。Marty But和Michael Willenborg（2004）以可操纵应计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替代指标，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
企业产权性质与审计意见类型关系方面，廖义刚和王艳艳（2008）研究发现，对于终极产权层级较高的客户，审计师为了保护自身的声誉会加大可承受的风险来适当调整审计意见。尽管郑军、林钟高和彭琳等（2010）认为审计师不会因为企业有政府背景而改变审计意见的类型，但对于前一期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企业，政府背景可以帮助上市公司实现对现任审计师审计意见的购买。吴昊晏和李凤（2012）、宋升和王爱国（2014）认为，相比无政府背景的企业，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较小，但在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中，终极产权层级与审计意见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企业产权对其绩效的影响是政治关系对经济影响的典型表现之一。当终极控制人不同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会有所差异，从而间接影响着审计师审计意见的发表。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审计师在审计时可能因为利益关系，或企业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会降低其诉讼风险，调整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容忍度，从而调整审计意见。刘继红（2009）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审计师会对进行向上盈余管理的企业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而这种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杜兴强等（2010）、张长海和吴顺祥（2010）等研究发现，对于相同的盈余管理，终极产权层级越高的企业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同时张长海和吴顺祥（2010）还认为，终极控制人性质对盈余管理程度和审计意见关系的影响会随着盈余管理方向的不同而不同；与向上盈余管理相比，终极控制人对向下盈余管理程度和审计意见的关系影响较小。
通过回顾已有文献，我们发现有两点不足：第一，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关系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但众多研究仅限于盈余管理的程度或方向，对盈余管理的属性关注不够，研究还不够系统全面；第二，已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产权性质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但研究没有涉及企业的产权性质是否会影响审计师对盈余管理的风险判断，进而体现在其审计意见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的研究将一定程度地填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盈余管理是指上市公司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对应计利润进行的“操纵”或“管理”，盈余管理不仅会扭曲公司的真实业绩信息，而且可能掩盖未来的业绩增长趋势，其存在违背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财务报告质量。独立审计的作用之一就是对这种背离会计信息真实、可靠性的行为进行评价，以降低信息风险。作为资本市场中保护投资者重要机制的外部审计，其基本职能是验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随着审计师行业的发展和审计准则的完善，与审计相关的诉讼活动频繁地增加，审计师越来越谨慎，其职业道德也不断提升，从而他们通常能够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随着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推行，审计师的风险意识日益增强，面对各种出于特定目的的盈余管理，其所带来的错报风险和潜在处罚威胁会影响审计意见的确定。因此，盈余管理所带来的风险越大，对被审计单位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高。盈余管理按照其程度、方向和属性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不同种类的盈余管理产生的信息风险也会有所差异。
从程度来看，盈余管理程度的高低表明了企业对会计信息的操纵程度，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表明企业对盈余的操纵程度就越大，相应地其信息风险也就越高。从属性来看，盈余管理可以划分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和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是指管理人员为了获取私利、改变契约结果、从资本市场上获取额外收益来满足监管者的要求等进行的盈余管理；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是一种旨在传达企业价值相关性信息的盈余管理。相对于基于真实历史数据的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出于对未来事项（比如坏账、贷款损失准备、折旧或摊销等）的主观判断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应计数额不确定性程度更高，因此潜在错报风险更大。从方向来看，盈余管理可以划分为向上盈余管理和向下盈余管理，向上盈余管理以调高利润为目的，向下盈余管理以调低利润为目的。
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会产生不同的风险。投资人可能会因为投资失败而责备或申讨企业管理层或审计师，却不会因不恰当的审计意见类型错过了投资机会而起诉审计师。一般来说，依赖审计报告的投资人在对高估企业利润的审计师的诉讼中更容易获胜（徐浩萍，2004）。再者，因为向上的盈余管理更能符合管理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更容易在会计准则上找到合理的解释，使得审计师很难去证明企业进行了不当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向上的盈余管理与事后的审计诉讼风险关系更加密切（Subramanyanm，1996；Heninger，2001）。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高风险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
H1a：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
H1b：向上的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
H1c：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
企业产权性质会影响其会计信息风险。从企业方面来看，当前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是财政部，国有企业由于其规模大、行业影响力强，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能够施加一定的影响，使其盈余管理行为难以被识别。另外，我国正处于发展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还一定程度地存在。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的特殊性，其政治游说能力更强。在国有企业，被审计单位与委托人“合一”的情况比较严重。当管理层在审计意见方面与审计师产生分歧时，被审计单位与委托人“合一”情况下的管理者能对审计师施加重大的影响，从而对审计师的独立性产生威胁，弱化了职业道德规范对审计师的约束作用。当企业由于盈余管理而被出具不好的审计意见时，其管理者能够说服政府对此进行解释。一些地方政府出于个人、部门或地区利益的考虑，可能暗示甚至命令审计师对国有企业出具不实的审计报告。从会计师事务所方面来看，企业与政府有密切联系，可能会降低不实会计信息的诉讼风险。同时，审计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面对政府压力和“政治关系”所带来的利益，审计师的道德决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职业道德约束也就被渐渐弱化。在国有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时，审计师往往会有更大的容忍度。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风险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关系会被削弱；
H2a：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会被削弱；
H2b：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会被削弱；
H2c：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向上的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会被削弱。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 ~ 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按如下原则剔除数据：①金融类公司；②数据缺失的或存在明显错误的公司。根据上述原则，共得到13002个观测样本。为剔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本文所涉及的公司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从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2005 ~ 2014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审计快报中获取部分补充资料，涉及终极产权和盈余管理属性的数据由笔者手工整理。本文采用Stata12.0数据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变量选择与界定
1. 盈余管理的度量。
（1）盈余管理程度：本文以修正Jones模型估计的可操控应计利润（DA）的绝对值来替代盈余管理程度。具体估计模型为：
ETAi，t/Ai，t-1=α1×（1/Ai，t-1）+α2×［（△REVi，t-△RECi，t）/Ai，t-1］+α3×（PPEi，t/Ai，t-1）+ξi，t （1）
DAi，t=ETAi，t/Ai，t-1-α1×（1/Ai，t-1）-α2×［（△REVi，t-△RECi，t）/Ai，t-1］-α3×（PPEi，t/Ai，t-1） （2）
其中：ETAi，t表示公司i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用公司净利润减去经营性现金流量得到；Ai，t-1表示公司i第t-1年末的总资产；△REVi，t表示公司i第t年与第t-1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差；△RECi，t表示公司i第t年与第t-1年的应收账款净额之差；PPEi，t表示公司i第t年末的固定资产净额。
（2）盈余管理方向（ABSEM）：当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利润为正时，表示向上的盈余管理，ABSEM=1，反之ABSEM=0。
（3）盈余管理属性（IEM）：本文通过间接推定法分离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首先采用修正Jones模型估计出全部样本公司的可操控应计额，然后在此基础上分离出报告盈余分布处于“保牌”、“配股”、“增发新股”阈值区的公司，并将该组公司定义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样本，其他为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样本。当公司进行机会盈余管理时IEM取1，否则IEM为0。
2. 其他变量。根据以往相关的研究（CliVeLennox，2002；章永奎和刘峰，2002；薄仙慧等，2011），本文将公司规模、总资产周转率、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审计费用、年度和行业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变量代码\&变量含义及说明\&被解释
变量\&审计意见\&OP\&非标准审计意见为1，标准无保留意见为0\&解释变量\&盈余管
理方向\&ABSEM\&当操纵性应计利润为正时为1，否则为0\&盈余管
理程度\&DA\&修正Jones模型估计的可操控应计利润绝对值\&盈余管
理属性\&IEM\&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为1，否则为0\&终极产权\&SOE\&最终控股权为国有的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年末总资产自然对数\&总资产
周转率\&TAT\&被审计公司销售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
收益率\&ROA\&被审计公司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资产
负债率\&LEV\&被审计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审计费用\&INFEE\&被审计公司本年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年度\&YEAR\&年度哑变量\&行业\&IND\&行业哑变量\&]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假设1，建立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的Logistic回归模型一：
OP=β0+β1DA+β2TAT+β3SIZE+β4LEV+β5INFEE+β6ROA+β7YEAR+β8IND+ε （1）
OP=β0+β1ABSEM+β2TAT+β3SIZE+β4LEV+β5INFEE
+β6ROA+β7YEAR+β8IND+ε （2）
OP=β0+β1IEM+β2TAT+β3SIZE+β4LEV+β5INFEE+β6ROA+β7YEAR+β8IND+ε （3）
为检验假设2，建立盈余管理、终极产权与审计意见的Logistic回归模型二：
OP=β0+β1DA+β2DA×SOE+β3TAT+β4SIZE+β5LEV+β6INFEE+β7ROA+β8YEAR+β9IND+ε （4）
OP=β0+β1ABSEM+β2ABSEM×SOE+β3TAT+β4SIZE
+β5LEV+β6INFEE+β7ROA+β8YEAR+β9IND+ε （5）
OP=β0+β1IEM+β2IEM×SOE+β3TAT+β4SIZE+β5
LEV+β6INFEE+β7ROA+β8YEAR+β9IND+ε （6）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 ~ β9为系数；ε为残差项；DA×SOE是盈余管理程度DA与企业终极产权SOE的交互项。
整理模型（4）得到：
OP=β0+（β1+β2SOE）×DA+β3TAT+β4SIZE+β5LEV+β6INFEE+β7ROA+β8YEAR+β9IND+ε由于SOE=1表示终极产权为国有的上市公司，SOE=0表示终极产权为非国有上市公司，因此若β2显著为负，则意味着在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对审计意见发表的影响系数（β1+β2）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的影响系数β1，即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关系会被削弱，H2a得到证实。同理，若模型（5）、（6）的β5显著为负，则H2b、H2c得到证实。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按年度列示了各行业样本量。从表2可以看出，本文的样本分别来自13个行业。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中，OP的均值约为0.047，可以看出在样本年度多数企业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约有49.05%的企业进行了向上的盈余管理，进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企业约占16.87%，此外，终极产权为国有背景的企业约占53.01%。
（二）相关性分析
表4列示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从表4可以看出，DA×SOE交叉变量与变量本身DA和SOE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7和0.526，ABSEM×SOE交叉变量与变量本身ABSEM和SOE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66和0.523，IEM×SOE交叉变量与变量本身IEM和SDE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19和0.305，说明这些交叉变量与变量本身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而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都小于0.5，说明除DA×SOE、ABSEM×SOE和IEM×SOE交叉变量与变量本身外，其他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的共线性关系。本文利用将变量逐步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方法解决了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此外，交叉变量间存在共线性也属正常现象。
表4还显示，盈余管理程度DA与审计意见OP显著正相关，与H1a相一致。盈余管理方向（ABSEM）与审计意见（OP）显著负相关，与H1b不一致。终极产权与审计意见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表明国有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小。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5列示了模型（1） ~ （6）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自变量盈余管理程度（DA）与审计意见（OP）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与本文的H1a相符。
盈余管理属性（IEM）与审计意见（OP）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相对于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而言，审计师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大，H1c得到验证。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盈余管理方向（ABSEM）与审计意见（OP）负相关，但不显著，说明审计师对向上盈余管理和向下盈余管理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概率不存在差异，H1b没有得到支持。这可能是因为，尽管向下盈余管理能够在会计准则上找到合理的解释，并在实务中成为企业的一种“粉饰小技巧”，但随着职业素质和道德的提升，审计师能够识别这种“障眼法”，并将其与向上盈余管理等同为存在其他潜在风险的信号，因此更谨慎、更敏感（张长海和吴顺祥，2010）。
表5的模型（4）、（5）、（6）显示了盈余管理、终极产权与审计意见之间的相关关系。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DA与OP显著正相关，支持了H2a，同时DA×SOE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会被削弱，H2a得到了证实。
从模型（5）的结果可以看出，ABSEM与OP存在弱的正相关关系，盈余管理方向与终极产权的交叉变量（ABSEM×SOE）与审计意见负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向上的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会被削弱，H2b得到了证实。
从模型（6）的结果可以看出，IEM与OP显著正相关，支持了H2c，盈余管理属性与终极产权的交叉变量（IEM×SOE）与审计意见（OP）呈负相关关系，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会被削弱，H2c得到了证实。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测试。在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基础上，本文另以修正的 Jones 模型为基础，经过上一期业绩调整的方法，计算异常应计项目（可操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风险的替代变量；将审计意见按严重程度排列为无法表示意见、保留意见、带说明段无保留意见和标准无保留意见，分别赋值4、3、2和1。显然，盈余管理风险越高，审计意见的严重程度越大。对于终极产权，前文分为有政府背景（赋值为1）和无政府背景（赋值为，我们将以政府干预作为其替代变量，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性质把上市公司分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企业，分别取值为 2、1 和0。
将盈余管理风险、终极产权和审计意见重新回归，结果与前文中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风险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正相关关系会被削弱的结论基本一致，即终极产权级别与审计意见严重程度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终极产权级别越高，对盈余管理和审计意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削弱得越强。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8 ~ 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盈余管理的程度、方向和属性三个维度研究了不同风险水平的盈余管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终极产权层级下审计师对不同盈余管理的容忍程度是否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审计师能够识别不同盈余管理的风险差异，并对高风险的盈余管理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大。具体而言，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被审计单位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相比，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大。
2. 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受到终极产权差异的影响，即在既定的盈余管理情况下，终极产权为国有的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几率比其他公司更小。程度大、向上及机会主义行为等高风险的盈余管理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受到国有产权的削弱，说明审计师在出具报告时，可能受外界压力或“自利”动机的影响，其执业过程中应保持的独立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威胁，从而根据企业的政治背景对审计意见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二）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将来的企业发展方向、审计活动的开展、政府和法律部门的改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目前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可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改进：
1. 提高法制水平。政府资源能够对企业施以强大的干预力度，我国正在深化改革阶段，应有效地结合市场作用和政府有效调控，充分发挥“有形手”和“无形手”的强大作用。国家应该制定更加详细的法律制度对各个领域进行监控、管理，只有进一步加大力度，才能有效地利用其政治效应来引导经营，使市场信息更加透明化、公开化，以此来构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达到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目的。
2. 提倡公平竞争，促进社会资源合理流动与配置。由于过去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企业占有比例较大，其在人力、物力等资源上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审计师对其能够容忍较高的风险。而终极产权层级较低的企业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因为不同层级控制产权的企业处于不平等的市场地位，就难于平衡它们的市场地位和经营效果。要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就要更加完善市场法则，做到公平竞争，来提高其积极性。只有两者相协调，才能共同完善市场秩序。
3. 提高审计质量，促进企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在一定的风险水平条件下，审计师应提高审计水平，识别财务舞弊和风险，强化审计质量。在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上，监管部门责任重大，应奖惩分明。监管部门有必要根据审计师的审计意见来评估企业经营的合理、合法、合规性，同时审计师也要坦诚接受和配合监管部门的监督，强化审计师终身责任制和谨慎意识。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能指导监管部门对企业经营效果的合规、合法性进行评估，并且审计师的行为也应受到监管部门的约束，在审计风险与终身责任制的双重制约下，不断提高其审计服务质量与审慎程度，从而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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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重庆40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