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童娜琼（博士），岑 维（博士），谢思东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深圳 578055）

【摘　　要】

      【摘要】当地独立董事比外地独立董事更了解当地企业的运营状况和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可以更好地起到监督管理层决策的作用；但也可能因为地域关系，当地独立董事和管理层更加亲密，从而未能发挥监督作用。本文利用2008 ~ 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独立董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聘用当地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和大股东控制权较高的公司中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因此，本文认为监管机构和广大中小股东应鼓励公司聘任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以抑制盈余管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关键词】当地独立董事；盈余管理；公司治理

一、引言
独立董事制度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Klein，2002；Peasnell 等，2005；胡奕明和唐松莲，2008），而独立董事是否具有财务背景则是其发挥监督公司盈余管理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Xie等，2003；龚光明和王京京，2013）。已有研究表明，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能显著降低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要求上市公司聘任独立董事①，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独立董事。
然而，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只有在具备信息优势时才能发挥业务专长和监督作用。相比外地独立董事，当地独立董事更具备信息优势。已有研究证实，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会减少应计盈余管理（杜晓旭，2009；杨继伟等，2011；江维琳等，2011；龚光明和王京京，2013；彭青和陈少华，2013）②。但也有研究发现，随着监管的进步和投资者识别应计盈余管理能力的提高，应计盈余管理的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公司开始倾向于采用真实盈余管理（Cohen等，2008；Cohen和Zarowin，2010；Landsman等，2012）。而相比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的未来业绩影响更大（Kim和Sohn，2013）。因此，研究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对于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本文利用2008 ~ 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独立董事地域特征角度，研究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和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探讨这种关系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1. 根据现有研究，盈余管理分为两大类：基于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即应计盈余管理）和基于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即真实盈余管理）（Healy和Wahlen，1999；Roychowdhury，2006；Osma，2008；Gunny，2010；Cohen和Zarowin，2010）。虽然应计和真实两种盈余管理方式都会改变公司利润水平，但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主要影响财务报表层面，而且存在后期“回转”效应，并不会对公司实际经营业绩产生影响。Kim和Sohn（2013）认为，相比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对企业的未来业绩影响更大，投资者对它的风险溢价也更多，股权资本成本也比较大。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Landsman等（2012）均指出，随着监管的完善和市场投资者识别应计盈余管理能力的提高，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公司的盈余管理手段会越来越隐蔽，并倾向于进行真实盈余管理。Graham等（2005）在调查中得知，某财务主管如是说：通过真实活动管理盈余，对外可以解释为只是公司的合理经营活动，因此更容易应对外部审计的质疑。Cohen等（2008）发现，实施更加严格监管的SOX法案之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有所下降，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在逐步提高。
与国外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我国学者同样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应计盈余管理共同存在，并且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的公司在随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会受到影响。李彬和张俊瑞（2009）运用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减少费用支出来提高净利润水平的方式，会损害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造成公司业绩上下波动。刘启亮等（2011）对我国2007年实施新会计准则前后两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检验发现，除了运用应计盈余管理来调节利润，有些公司还同时选择真实盈余管理来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这种情况在2007年之后尤为明显。真实盈余管理除了影响报表利润，还会对公司经营状况造成实质性影响，通常会引起公司未来的业绩产生波浪式变化。Bhojraj等（2009）检验了公司进行真实盈余操纵以超过分析师预测的行为，结果表明，虽然这些公司通过减少酌量费用增加了短期利润，但长期业绩受到影响。 Gunny（2010）研究发现，公司用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实现盈利目标的行为与之后的资产回报率正相关。因此认为，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可以用来预测公司未来业绩水平。Cohen和Zarowin（2010）研究公司增发前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及后果，发现增发之后除了应计项目回转导致利润下降外，前期的真实盈余管理也会导致实际经营业绩下滑，并且后者的负面影响比前者更为严重。
而在抑制盈余管理方面，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制约盈余管理。Dechow等（1995）和Beasly（1995）均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财务造假的可能性越低。Klein（2002）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越高，异常应计越低。Peasnell等（2005）的实证检验表明，外部董事比例越高，正向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但负向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不会提高。Chen等（2006）针对中国公司财务欺诈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能够抑制管理层进行财务欺诈的倾向。Osma（2008）对英国公司的实证检验表明，独立董事能够识别并限制管理层通过减少研发支出进行真实盈余操纵的倾向，管理层减少研发支出虽然会提高公司短期利润，但对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国内张炳才（2011）和李燕媛（2012）等经过研究，均发现独立董事制度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盈余管理。
2. 研究独立董事抑制盈余管理的文献发现，财务背景会影响独立董事的监督效果，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对盈余管理的监督作用更大。Xie等（2003）的检验表明，拥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对盈余管理的手段更加了解，能显著抑制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王兵（2007）对2002 ~ 2004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单纯看独立董事，他并没有提高公司盈余质量，但是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则可以显著提高盈余质量。胡奕明和唐松莲（2008）考查了2002 ~ 2006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与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占比较高时，公司应计盈余信息质量较好。
另有研究表明，由于沟通成本不一样和信息不对称，独立董事与企业之间的距离也会影响独立董事的监督效果。Masulis 等（2012）认为，相比异地董事，当地独立董事拥有以下优势：①考察公司经营情况的时间成本和花费较低；②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③董事熟悉当地的市场环境、法律制度、会计制度等。Jenner 等（2013）研究认为，外国风投机构因与国内目标投资公司距离较远，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同时无法拥有当地市场的社交网络，因此外国风投机构虽然专业能力强、投资经验丰富，但并不会使创业投资退出的成功率更高。
国内研究文献方面，杜晓旭（2009）、杨继伟等（2011）、江维琳等（2011）、龚光明和王京京（2013）、彭青和陈少华（2013）等通过实证研究均证实，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能减少应计盈余管理。那么问题是，相比有财务背景的外地独立董事，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能否更有效地抑制真实盈余管理呢？ 
从上述国内研究可以看出，一方面，当地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明显的属地优势和信息优势，并且当地独立董事会更加注重本地的声誉，因此会对公司进行审慎监督。另一方面，中国素来被称为“关系社会”，缺乏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执行。因此，当地独立董事存在与CEO等高管合谋的可能性，反而会降低独立董事监督的有效性（Cohen和Zarowin，2010；Hwang和Kim，2010）。Hwang和Kim（2010）研究发现，当独立董事和高管有社会联系时，高管获得的薪酬更高，薪酬和业绩的敏感性越差。而Masulis等（2012）研究发现，拥有外国独董的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较低，外国独董无法充分履行监督职能。
基于上述讨论，可以推断，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有可能抑制真实盈余管理，也有可能未能抑制真实盈余管理。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有助于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水平。
H1b：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未能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水平。
3. 中国资本市场有两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由于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两种企业的管理者所面临的经营目标和经营压力也不同。通常，国有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政府干预（郑红亮，1998；Liu和Lu，2007）。现有研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的盈余管理存在差异的观点并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国企的盈余管理动机弱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可能把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国企在融资方面受政府特殊待遇，缺乏操纵盈余以达到IPO、增发标准的动机，也很难因亏损退市，缺乏避亏动机（雷光勇和刘慧龙，2006；孙亮和刘春，2008；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但也有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比非国有企业更强。首先，国企的董事会监督能力有限（刘继红，2009），因此盈余管理无法受到有效制约；其次，为争取政府支持，国有企业有动机调高利润，但因制度约束大、应计盈余管理空间受限，因此国有企业可能主要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进行利润操纵（顾鸣润等，2012；李增福等，2013）。
已有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会造成严重的代理成本，而较低的公司治理水平又使管理层受到的监督和制约有限，以致各种治理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杨继伟等（2011）的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的正相关性在国企中更为显著。顾鸣润等（2012）研究发现，产权性质显著影响了公司治理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李增福等（2013）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环境会限制机构投资者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国有企业不完善的制度安排和公司治理环境会对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造成负面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受到削弱。
4. 代理成本也与股权结构密切相关。在股权高度分散的资本市场如美国市场，由内部人控制产生的经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可以认为是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市场如欧洲、亚洲市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会产生第二类代理成本。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很高，并且高股权集中度主要来自第一大股东的股权（Chen等，2009）。Wind数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超过35%，即使在民营企业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也超过了30%。2012年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10%的上市公司超过95%。
集中的股权结构会产生“隧道效应”，即大股东掏空公司利益、侵害中小股东权益。李增泉等（2004）研究发现，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程度与其持股比例呈倒U型关系，其持股比例较低时，掏空动机会随着控制权的增加而增加；而当其持股比例高到一定程度时，其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已经高度一致，掏空动机会降低。宋力和韩亮亮（2005）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有助于减轻第一类代理成本，大股东可以解决分散股权下的“搭便车”问题，对管理层发挥监督职能；随着股权集中度和控制权的进一步提升，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产生了第二类代理成本，大股东寻求私有控制权收益的动机大为增加。
以往研究证实，盈余管理是大股东掏空公司利益的一个必要手段。Liu和Lu（2007）研究发现，“隧道效应”是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动机。王丽丽和高琦（2008）研究发现，为了掩饰掏空公司利益的行为，大股东会有意粉饰报表，以免引起市场注意。
综上可以认为，较高的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会削弱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第一大股东控制权较高时会被削弱。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真实盈余管理是基于Roychowdhury（2006）的衡量模型演绎所得出的结论。Roychowdhury（2006）的模型着重考虑了三种盈余操纵方式：①降价促销；②减少酌量费用，包括广告支出、研发支出、SG&A；③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这三种盈余操纵方式会影响公司单位销售收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生产成本和酌量费用，而综合考虑这三种盈余操纵方式对财务指标的影响，可以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
式（1） ~ 式（3）用于估计正常经营活动现金流（CFO）、正常生产成本（PROD）和正常酌量费用（DISEXP）。模型中每一项都除以年初总资产，以消除不同公司间的规模差异。
CFOt/Assett-1=α0+α1/Assett-1+α2Salest/Assett-1+α3（∆Salest）/Assett-1+εt （1）  
PRODt/Assett-1=α0+α0/Assett-1+α2Salest/Assett-1+α3（∆Salest）/Assett-1+α4∆Salest-1/Assett-1+εt （2）  
DISEXPt/Assett-1=α0+α1/Assett-1+α2Salest/Assett-1+εt （3）  
估计正常生产成本的式（2）是建立在式（4）、式（5）的基础上的。式（4）用于估计正常主营业务成本（COGS），式（5）用于估计正常存货变化量（∆INV）。生产成本为主营业务成本和存货变化量之和，目的在于消除不同存货计价方法之间的差异。即：
COGSt/Assett-1=α0+α1/Assett-1+α2Salest/Assett-1+α3（∆Salest）/Assett-1+εt （4）  
∆INVt/Assett-1=α0+α1/Assett-1+α2∆Salest/Assett-1+α3（∆Salest）/Assett-1+α4∆Salest-1/Assett-1+εt （5）  
在Roychowdhury的模型中，酌量费用是广告费用、研发支出、SG&A的加总。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科目与美国有所不同，本文借鉴我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李彬等，2009；李增福等，2013），使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来衡量酌量费用。通过对以上模型进行分行业分年度回归，可以得到经营活动现金流（CFO）、生产成本（PROD）和酌量费用（DISEXP）的正常水平。再通过实际值减去估计值可以得到异常值。即：
REM_prod=Actual PROD-Normal PROD （6）  
REM_cfo=Actual CFO-Normal CFO （7）  
REM_disexp=Actual DISEXP-Normal DISEXP （8）  
公司为实现盈余目标，可能会同时使用降价促销、减少酌量费用、过度生产这三种方式。为了衡量这三种方式的综合效果，我们参考李增福等(2013)的方法构建REM_proxy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
REM_proxy=REM_prod-REM_cfo-REM_disexp
 （9）  
正向真实盈余管理表现为更高的生产成本、更低的现金流和更低的酌量费用，因此正向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REM_proxy也越高，负向真实盈余管理则反之。
为衡量包括正向和负向在内的盈余管理程度，本文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对综合衡量指标REM_proxy和三个分项指标REM_cfo、 REM_prod、REM_disexp均取绝对值。即REMPROXY =|REM_proxy|，REMPROD=|REM_prod|，REMCFO=|REM_cfo|，REMDISEXP=|REM_disexp|。
REMPROXY、REMPROD、REMCFO、REMDISEXP是四个用于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被解释变量。
2. 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是否同城，即SameLocation，当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同城（即公司拥有当地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时，SameLocation取1，否则取0。
3. 虚拟变量。本文采用以下两个虚拟变量作为调节变量：①企业股权性质（SOE）虚拟变量，当公司为国有企业时取1，否则取0。②大股东持股比例（TOPSHDUM）虚拟变量，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当年所有公司持股比例中位数时取1，否则取0。

4. 控制变量。我们主要设计了以下公司治理变量：①董事会规模（BSIZE）。当公司董事会规模较大时，高管层与董事之间、董事与董事之间更难抱团勾结，因此预期能对高管形成有力制约，抑制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杜晓旭，2009；杨继伟等，2011）。②两职兼任（DUALITY）。当董事会主席兼任公司CEO时，董事会独立性下降，因此两职兼任情况下，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高（姜成会和郑家秀，2013）。③董事会会议频率（MEET）。杜晓旭（2009）认为，董事会会议频率越高，则越能促进公司问题的解决，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而杨继伟（2011）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频率与应计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过高的董事会会议频率往往释放出了公司经营有问题的信号。④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公司受到的监管越多，盈余管理倾向会降低（程书强，2006；Koh，2007；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
另外，我们还设计了以下公司基本面变量：①公司规模（SIZE）。通常，大规模公司内部控制更完善，同时容易受到外部监管，因此会降低盈余管理程度（胡志磊和周思维，2012）。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公司规模越大，真实盈余管理操纵的空间会越大，越倾向于用真实盈余管理代替应计盈余管理（李增福和周婷，2013）。②资产负债率（LEV）。资产负债率较高公司的盈余操纵动机更强（胡志磊和周思维，2012）。③总资产回报率（ROA）。资产回报率较高的公司的业绩水平较高，因此盈余管理动机与资产回报率较低的公司存在显著差异（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李增福等，2013）。④经营利润增长率（OPG）。李增福等（2013）发现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与成长性负相关，成长性越低的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烈。
最后，根据研究需要，我们还设计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用以控制各年度的差异和行业间差异。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表1所示。
（二）回归模型
借鉴李增福等（2013）的研究方法，本文构建模型1来检验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即验证H1a和H1b是否成立。即：
REMi,t=α1+β1SameLocationi,t+∑βhCorporate Governance Control Variablesi,t+∑βjFundamental Control Variablesi,t+∑βmYear Dummyi,t+∑βnIndustry Dummyi,t+εi,t
 （模型1）  
式中：因变量REM代表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各个衡量指标（REMPROXY，REMPROD，REMCFO，REMDISEXP）；主要自变量为SameLocation，用以衡量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是否同城；其他为控制变量。若回归系数β1显著为负，则H1a得到验证，说明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能够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若回归系数β1并不显著异于零，则H1b得到验证，说明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并不能影响真实盈余管理。
为检验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是否依存于公司所有权性质，即验证H2是否成立，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REMi,t=α1+β1SameLocationi,t+β2SameLocation×SOEi,t+β3SOE+∑βhOther Control Variablesi,t+εi,t
 （模型2）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进了SameLocation和SOE的交互项，旨在检验SameLocation对REM的影响是否依存于公司所有权性质（SOE）。根据H2，我们预期交互项系数β2显著为正，说明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与企业性质有关，其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受到削弱。
模型3是用来检验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是否受股权集中度的影响，验证H3是否成立。即：
REMi,t=α1+β1SameLocationi,t+β2SameLocation×TOPSHDUMi,t+β3TOPSHDUMi,t+∑βhOther Control Variablesi,t+εi,t （模型3）  
根据H3，预期交互项SameLocation×TOPSHDUM系数显著为正，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被削弱。
四、样本、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筛选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基础样本为2008 ~ 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准确性，我们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了技术处理：①剔除金融行业，因为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差异太大；②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③在分行业分年度回归中，若某行业一年的数据量<30，则予以剔除。最后得到7 052个样本观测值，涵盖11个行业。
所有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 11.0。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除虚拟变量外的所有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二）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因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综合指标REMPROXY的平均值为0.001 9，中位数为0.031 3，表明超过50%的样本存在正向的真实盈余管理。另外三个分项指标中，REMPROD均值、中位数均明显高于REMCFO和REMDISEXP，说明在我国，生产成本操纵是真实盈余管理的主要形式。自变量SameLocation的均值为0.43，说明样本中43%的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的工作地点和上市公司在同一个城市。
从表2还可以看出，股权性SOE，均值为0.506 4，即样本中约有51%是国企，表明国企在上市公司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SH，均值为0.363 3，说明大股东平均持有36%的股权，中位数为34.52%，反映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董事会规模BSIZE，均值和中位数均为9，说明大部分公司有9位董事会成员；两职合一指标DUALITY，均值为21.37%，表明在21.37%的样本中，CEO同时兼任董事会主席；一年中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MEET，侧面反映董事对公司经营的参与度，均值和中位数均为9；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均值25.91%，中位数为19.5%，说明机构持股一般在20%左右。
五、回归分析结果
（一）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
下页表3列示了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模型1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对于四个代表真实盈余管理的因变量：SameLocation的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REMPROXY综合衡量了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回归结果支持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降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结论。从分项指标来看，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异常生产成本、异常CFO、异常酌量费用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H1a得到支持。
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看，董事会规模对REMPROXY作用不明显，但是对异常CFO有抑制作用；两职兼任情况下，REMPROXY程度更高，符合预期，表明两职合一时CEO无法得到有效监督；董事会会议MEET越多，REMPROD显著下降而REMCFO显著增加，表明董事会会议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不一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对REMPROXY没有显著影响，但对REMCFO有显著抑制作用。而四个公司基本面指标都对REMPROXY有显著影响，其中SIZE、OPG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LEV、ROA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和以往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胡志磊和周思维，2012；李增福和周婷，2013；李增福、林盛天、连玉君，2013）。总之，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抑制了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支持H1a。

（二）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表4列示了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和产权性质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因篇幅所限，加上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和表3类似，故此处省略了控制变量的结果）。在因变量为REMPROXY的回归结果中，SameLocation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SameLocation和SOE的交互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能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但这种抑制作用在国企里弱于非国企。对于因变量REMPROD、REMCFO和REMDISEXP，交互项不显著。这说明国企对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监督作用的削弱并不限于某一具体操纵手法上，而体现为综合性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回归结果支持了H2，表明国企环境的综合治理水平依然较低，受行政干预过多，不利于当地独立董事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国企复杂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削弱当地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表5列示了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和股权集中度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同样因篇幅所限，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TOPSHDUM是基于大股东持股比例构建的虚拟变量。从表5可以看出，SameLocation的系数都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都能抑制真实盈余管理。交互项SameLocation×TOPSHDUM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的抑制作用会被削弱。这一结果与H3的预期一致。而分项指标REMPROD、REMCFO和REMDISEXP回归结果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表明大股东对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的抑制作用削弱是综合性的，并不限于某一种操纵手法上。

表4和表5的结果表明，具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会受到产权性质以及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这与H2、H3一致。这一结果说明，国企不完善的制度安排和公司治理环境会对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造成负面影响。另外，大股东持股比例太高也会阻碍独立董事发挥监督职能和抑制作用。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本文进行了稳健性分析：
1. 现有文献尚未证实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的公司更加倾向于聘用当地独立董事的假设。为谨慎起见，本文拟控制这个内生性问题。由于很难找到解释变量SameLocation的合适替代变量，我们采取将自变量滞后一期的方式，对3个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稳定。
2. 规模较大的公司能够通过真实活动操纵盈余的空间更大，同时其治理制度也更加健全、受到更加严格的市场监管。而规模较小公司在以上方面则与大公司表现出相反的特点（李增福和周婷，2013）。因此需要检验不同规模公司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是否稳健。按照样本公司资产规模是否大于当年所有公司资产规模中位数的标准，将样本分为大公司组和小公司组，并进行分类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大公司组还是小公司组，SameLocation对REMPROXY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表明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在大公司和小公司都能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
3. 负债率高公司和负债率低公司盈余管理倾向会有所不同。为了偿还债务或者满足融资时的特定利润要求，负债高的公司有更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Roychowdhury，2006；胡志磊和周思维，2012），因此需要检验不同资产负债率公司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是否稳健。按照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是否大于当年所有公司资产负债率中位数的标准，将样本分为高负债组和低负债组，并进行分类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高负债公司还是低负债公司，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都能对真实盈余管理形成有效抑制。
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指标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因为样本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
我国上市公司同时使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手段操纵利润，而独立董事尤其是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能够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发挥抑制作用。本文从地域特征角度，深入研究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能否充分利用同城带来的信息优势抑制上市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通过对2008 ~ 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能够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由于我国公司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即大量公司拥有国企背景、大股东控制权较高（一股独大），本文的研究表明，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对真实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在国企环境下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对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的干扰越大，这与大股东有可能产生代理成本的理论观点一致。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能降低董事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帮助独立董事更好地了解公司情况，有助于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因此监管机构和广大中小股东应鼓励公司聘任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以抑制盈余管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从而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监管政策的改进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
注：①独立董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2001。
②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杜晓旭（2009），杨继伟等（2011），江维琳等（2011），彭青和陈少华（2013）等研究并没有讨论独立董事的财务背景，而是讨论了独立董事的当地异地性。但是根据国泰安数据的定义，这些研究中的变量“独立董事与其所任职的上市公司处在同一城市”其实应该是“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与其所任职的上市公司处在同一城市”。因此本文假设这些研究已经包含了“有财务背景的当地独立董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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