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陈红强，彭 珏（博士生导师）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

      【摘要】政治关联是国内外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具有重要的经济后果。本文以2009 ~ 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系统地探讨了政治关联以及政治关联和政府控制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比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更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相对于建立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具有中央政府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愿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减弱效应，说明在政府控制的企业里，政治关联并没有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政治关联；政府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一、引言
“政商”关系是国内外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只要政府掌握着重要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权利，这种“政商”关系就会持续下去。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及绩效的影响上（Li et al.，2006；Chen et al.，2005；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转型经济的资源配置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相对于政府控制的企业来说，非政府控制的企业在获取资源分配上的地位始终处于劣势，这就使得非政府控制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政治关联，以获取更多的政府支持和公共资源。
可见，政治关联在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企业中有着不同的重要性，其对企业的行为决策自然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我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和政府控制及其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便成为亟须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文献回顾
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在国内外都是普遍存在的，正如Faccio（2006）的调查所示，47个国家中就有35个国家存在着政治关联，这一比例高达74.5%。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不论是政府主导型的还是市场主导型，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政府当局的影响，如经营资格审批、税收征管、国家法律法规的推行等。当前国内外对于政治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政治关联对企业的行为与绩效的影响。Li et al.（2006）、Chen et al.（2005）、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研究发现，当政府干预越大、财政赤字越大、地方产权保护越弱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越落后的时候，企业就越有动机建立政治关联。国内外已有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获取国家的贷款（Dinc，2005；Firth et al.，2009）、有更低的税负和获得更多税收优惠（Adhikari et al.，2006；吴文峰等，2009）、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行业（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Faccio et al.，2006；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此外，多数研究表明，企业的政治关联能够提升企业的价值（Jayachandran，2006；Cooper et al.，2008）。
近年来，关于政治关联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既有文献关于政治关联对于企业信息披露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集中于研究政治关联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司茹（2013）研究发现：政治关联显著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但影响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显著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吴克平和于富生（2013）发现，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显著高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且这种影响在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蒋卫平和王赛（2014）进一步将政治关联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结果发现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与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与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呈负相关。
另一方面，集中于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Su和He（2010）研究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了维护产权和建立政治关联会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慈善活动。贾明和张喆（2010）的研究也证实了企业会更多地参与社会慈善活动以建立和维护政治关联。与没有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慈善活动（李四海，2010）。张萍等（2012）以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的履行呈正向关系，并且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这种正向关系越强。王成方等（2013）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的政治关联对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显著差异，并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干预程度的强弱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显著影响。衣凤鹏和徐二明（201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此外他们还发现，市场化进程能够进一步地增强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正向作用。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对于政治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政治关联对企业的行为与绩效的影响上。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将政治关联引入企业信息披露领域来展开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两大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政治关联这一新视角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但是研究的程度还不够深入。如：一些学者从社会责任的某一方面展开研究，但并不能代表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虽有学者从社会责任整体出发研究（张萍等，2012；王成方等，2013），但大多研究分析不够深入。
有鉴于此，本文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①既有文献鲜有研究不同的政治关联类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本文将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研究不同的政治关联类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②现有文献虽然将企业控制性质考虑了进来，但其对社会责任主要采用虚拟变量进行度量，这并不能反映企业社会责任质量的高低。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社会责任评分总额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指标，研究在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的企业中，其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有无差异。③现有文献大多将企业控制性质进行分组回归以研究政治关联在不同控制性质的企业中的影响差异，并不能直观地反映企业控制性质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将建立政治关联与企业控制性质的交叉项，研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信息披露能够降低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公司能够通过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大量能发挥“信号”作用的信息，以减少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公司价值 （Healy & Palepu，2001）。而承担社会责任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一个企业是否披露信息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信息披露所带来的收益是否能够超过信息披露所花费的成本。因此，一个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并有可能因此而获得积极的社会效应时（如消费者的认可、投资者的青睐、银行贷款的便利等），就很难不去做相应的披露（Toms，2002）。
Manuel和Lu"cia（2008）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总结为两大类：合法型动机和资源型动机。合法型动机主要是从企业被动履行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当有明确的政策法律、法规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时（如保护环境、安全生产、保护员工权益等），企业为了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预期就会承担社会责任，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树立企业遵纪守法的公民形象（Gray et al.，1995；Patten and Crampton，2004）。而资源型动机主要是从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角度出发，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周围的环境（如满意的员工、忠诚的消费者、投资者和债权人以及政府的支持等）。企业为了获取生存与发展的资源时，就会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与政府、投资者、消费者、供应商、债权人以及员工等保持良好的关系，进而吸引优秀的员工，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增加企业有价的无形资产（Hasseldine et al.，2005；Toms，2002）。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在追求企业绩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应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仅仅只依赖股东的资源投入，还要依赖员工、供应商、消费者、政府以及社区的资源投入，因此企业在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时也应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更加重视政府这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根据资源依赖理论，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当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利时，企业为了降低资源分配的不确定性，会更加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以获得政府的好感（Su & He，2010；李四海，2010）。此外，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促进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施加的压力，如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期望。这些都能提升企业制定和实施社会责任策略的效率，最终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得更好，以树立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最终提升企业价值。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1：
H1：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当前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府在资源的分配过程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政商”关系并未完全分开（Detomasi，2008）。企业有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之分，其中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占到70%（Chen et al.，2005），二者在获取资源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政府控制的企业“先天”拥有获取资源的优势，申请政府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无须动用政治关联，那更没用动机去主动建立政治关联（潘越等，2009）。即使存在着政治关联，也是被动接受的（王文庆、吴世农，2008）。非政府控制的企业为了谋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希望能够和政府控制的企业同等享受资源的分配与获取，因而妥善地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便成为非政府控制企业的重要的经营战略决策之一。目前，非政府控制的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的主要途径就是企业高管主动出击，需要获得政治身份，如需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或者是聘请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人到公司任职（如董事长或总经理）。通过政治关联的建立，非政府控制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参与政府决策制定的机会，进而为企业获取更多的资源，最终增加企业的经济价值。如前所述，政治关联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融资便利等。主动建立政治关联，必定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由于政府承担着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职能，为了维持良好的“政商”关系，分担政府的“忧愁”，非政府控制的企业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责任活动，如雇佣员工、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和保护环境等。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具有政治关联的非政府控制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要比具有政治关联的政府控制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要好。
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政府仍然在市场资源的配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也存在着差异，中央政府或国务院各部委掌握的资源配置权高于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因此政治关联给企业所带来的利益大小将取决于政治关联级别的高低（潘越等，2009）。相对于与地方政府建立关联的公司而言，当与中央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时，融资的便利性、政策扶持等好处能为公司带来更大的利益，从而公司参与社会责任的水平也就越高（贾明等，2010）。进一步，我们把高管的政治关联细分为两种类型：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由于不同的政治关联类型所受到的公众关注度有所不同，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也不相同。近年来，“两会”颇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关注，而作为“两会”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自然而然地受到各界关注。社会责任是近年来“两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企业高管面对社会公众的关注和压力，使得高管所在企业也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责任活动，以满足社会大众的“诉求”。同时，身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就比较强，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责任活动。而对于聘请已退休、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人员到企业担任高管的企业而言，由于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已退出政治圈，他们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会减少，并且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也会大大下降，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聘请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会降低。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3、H4和H5：
H3：政治关联级别越高，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也越高。
H4：相对于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与中央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更高。
H5：相对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更高。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计
1. 被解释变量。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在量化企业社会责任时主要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采用内容分析法，自行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另一种方法的就是运用专业机构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前一种度量方法在2009年之前被大多数学者使用，主要是由于当时很少有机构统一进行社会责任评价，缺乏相对权威可靠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机构等）开始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统一的度量，并发布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本文采用润灵公益事业咨询机构（RLCCW） 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分结果作为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质量高低的替代指标。评分越高说明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信息披露得越充分，其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越高。高质量的社会责任报告可以反映企业在行为决策中更愿意、更积极地参与社会责任活动，承担社会责任。
2. 解释变量。 政治关联（PC）：现有文献对于政治关联的度量主要有5种方法（石晓乐等，2009）。其中，虚拟变量方法已经普遍应用于企业政治关联问题的研究（Faccio，2006）。此外，有一些学者在运用虚拟变量度量政治关联的同时，也对政治关联的级别进行赋值（贾明等，2010）。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用虚拟变量来度量企业是否建立政治关联，同时对政治关联的级别进行赋值，考察不同级别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政府控制（STATE）：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并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性质进行界定。如果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控股，则定义为政府控制的公司，STATE取值为1；如果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不是国有控股，则定义为非政府控制公司，STATE取值为0。
3. 控制变量。参考国内外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本文选取以下几个控制变量：①公司规模。一般来说，规模越大的公司往往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程度越高，来自外部的监管压力和舆论压力也越大。同时规模越大的公司越有能力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国内外大多数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都支持公司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正相关这一结论（沈洪涛，2007）。②财务杠杆。本文采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公司的财务杠杆。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财务杠杆越高的公司，股东、债权人、管理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越大，代理成本越高，因此越需要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指出，保持公司与相关利益者之间良好的关系，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保持公司的经营稳定性，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可以认为，拥有高比例的资产负债率的企业更有可能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③公司盈利能力。本文以总资产收益率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Preston & O"Bannon（1997）认为，公司为承担社会责任所能采取的行动受到公司资源的约束。一般而言，只有盈利好的公司才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时为了将其与不承担社会责任或承担社会责任较少的公司区别开来，这些公司会选择自愿披露较多的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由此，本文预期，盈利越好的公司可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④公司治理。本文主要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这些变量来衡量。⑤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不同的行业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程度不同，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也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认可和提倡。本文详细的变量定义见表1。     
（二）模型构建
本文以润灵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机构提供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得分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公司政治关联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其他控制变量。通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1）来检验假设H1：
CSR=β0+β1PC+β2SIZE+β3LEV+β4EPS
+β5TOP1+β6BOARD+β7POND+β8PLU+
􀰑CONTROLS+ε     （1） 
本文以润灵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机构提供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得分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将政治关联分解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加入其他控制变量，通过构建如下模型（2）来检验假设H5：
CSR=β0+β1PCWY+β2PCZF+β3SIZE+β4LEV+β5EPS+β6TOP1+β7BOARD+β8POND+β9PLU+􀰑CONTROLS+ε    （2） 
本文以润灵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机构提供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得分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政治关联级别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加入其他控制变量，通过构建如下模型（3）来检验假设H3：
CSR=β0+β1PCJB+β2SIZE+β3LEV+β4EPS+5TOP1+β6BOARD+β8POND+β9PLU+􀰑CONTROLS+ε      （3） 
最后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政府控制变量和交叉乘积项STATE∗PC，用来检验政府控制变量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构建如下模型（4）来检验假设H2：
CSR=β0+β1PC+β2STATE+β3STATE∗PC+β4SIZE+β5LEV+β6EPS+β7TOP1+β8BOARD+β9POND+β10PLU
+􀰑CONTROLS+ε    （4）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从2008年开始，我国相关监管部门要求部分上市公司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控制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9 ~ 2012年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同时，为了排除样本公司中的异常值，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本文在上述选定的样本基础上按照如下原则进行了样本的进一步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观测值；②剔除ST、PT上市公司的观测值；③剔除高管数据缺失和相关财务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企业。经过以上筛选后，最终选取了330家年上市公司，样本观测值总数为1 320个。
数据来源方面：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评级得分总额取自于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级得分数据库；政治关联数据是基于国泰安数据库中高管资料手工整理得到；其余相关控制变量取自于国泰安金融研究数据库（CSMAR）。
本文的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工具主要使用EXCEL 2010和SPSS 20.0共同完成。
五、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被解释变量来看，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评级得分的均值为35.113分。由于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的最高得分为100分，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较低。CSR的标准差为11.943，说明不同上市公司之间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主要解释变量来看，政治关联（PC）的平均值为0.279，说明大约有27.9%的上市公司建立了政治关联，其中与中央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公司占38.5%，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公司占61.5%，政治关联级别的平均值为2.973，表明大部分公司与地方政府建立了政治关联。进一步从建立政治关联的公司来看，其中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占65.6%，政府类政治关联占37.7%，说明当前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联的主要途径是董事长或总经理积极参与竞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采用聘请政府官员的建立政治关联的公司相对较少。政府控制的均值为0.736，表明近70%的上市公司都是由政府控制的。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情况见表3（限于篇幅，本文列出主要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情况）。                       
如表3所示，政治关联解释变量PC与被解释变量CSR的相关系数为0.096，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预期假设H1很可能通过验证。其中，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CSR在5%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而政府类政治关联虽与社会责任CSR正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比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能更好地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预期假设H5很可能通过验证。政治关联级别与社会责任CSR在1%的水平下正相关。中央（地方）政府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系数为0.087（0.054），并且在1%（10%）的水平下显著相关，步预期假设H4可能通过验证。政府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在1%的水平下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说明政府控制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起着积极的表率作用。
（三）实证检验及回归分析
1. 非参数均值检验。由表4按照政府控制分组后企业社会责任CSR均值及均值比较T检验可知，政府控制组与非政府控制组CSR均值在1%的水平下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表明政府控制的公司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存在着不同。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控制的公司不仅要受到证监会的监督，还要受到国资委的监管。而证监会和国资委对政府控制的企业都发布了明确的社会责任披露规范指引，鉴于合法型动机而使得其社会责任披露明显高于非政府控制企业。此外，政府控制的企业大多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不仅承担着经济发展的使命，还肩负着政治责任，在国家积极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政府控制的企业更能起到表率作用。在有政治关联样本和无政治关联样本中，政府控制组中均值比较T检验在1%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非政府控制组中均值比较T检验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无论是政府控制的公司还是非政府控制的公司，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均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政府控制组中政治关联的存在使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均值减少，而非政府控制组中政治关联的存在使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均值增加，说明具有政治关联的非政府控制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要比具有政治关联的政府控制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要好，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2。

表5是按照政治关联类型分组后企业社会责任CSR均值及均值比较T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样本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均值有正向的显著差异，但政府官员类样本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均值无显著差异。这说明相对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水平更高，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4。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政治关联和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中央政府政治关联的存在比地方政府政治关联的存在能更好地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即相对于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与中央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更高，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4。

2. 回归结果及分析。表6列示了模型（1）和模型（2）的具体回归结果。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具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形象，以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1。在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而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是由于高负债率的企业面临着较高的财务风险，为避免到期无力满足债权人的诉求的风险而更不愿意将债权人的利益用于社会责任活动中。模型（2）将政治关联进一步细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结果发现，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却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与企业社会责任呈负向关系。这一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4。一般而言，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都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存在感，并且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作为一种“群众呐喊”的传递机制，受到广大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为了回应这种无形的预期，在实际工作表现中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责任活动。而政府官员可能由于退出了政治圈，受到的社会关注度减弱，在没有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下，是否参与社会责任活动更多是取决于企业的成本效益原则。
表7列示了模型（3）和模型（4）的具体回归结果。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政治关联级别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也越高，从而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3。政治关联级别越高，越容易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同时政治关联级别越高，与政府建立关系所带来的收益越大，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诉求”和“回报”政府给予的资源利益，公司便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责任活动。模型（4）考虑了政府控企业对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再一次证明了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具有正向作用，政府控制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政府控制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起着表率作用。但是，政治关联与政府控制的交叉乘积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政府控制的企业降低了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设H2。其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6结论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六、研究结论
企业社会责任是当今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已有的研究主要从社会责任履行动机和社会责任履行后果来展开研究。在社会责任履行动机研究方面，主要从外部法律制度环境以及内部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特征出发。
本文就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政府控制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本文以润灵公益事业咨询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评分结果作为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质量高低的替代指标，在手工收集公司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数据基础上，基于2009 ~ 201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数据和政治关联数据，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细分政治关联类型后研究发现，代表委员类的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仍存在着正向影响，而政府官员类的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具有负向影响；政府控制降低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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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研究”（编号：10XGL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