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李伯侨（教授） 王存军

【作者单位】
（暨南大学法学院 广州 510632）

【摘　　要】

      【摘要】我国银行业税制中间接税多、税负过重，扭曲了资金配置效率，本文认为，我国利率管制政策和高度依赖银行的社会融资结构，使银行易于转嫁税负并低成本扩张。互联网金融促进了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挑战了银行在信贷供给上的垄断地位和靠存贷利差赚钱的经营模式。因此，银行业税制需相应变革，借鉴国际税收惯例，并遵循税收中性原则 ，实行银行业“营改增”，简化税制并对银行信息化投入给予税收优惠，减轻银行综合税负。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银行业税制   营改增

互联网金融是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功能的新兴金融模式，包括第三方支付、P2P网络融资平台、众筹股权融资、以电商平台为基础的大数据金融、金融搜索和网络金融超市等模式。互联网金融实现了时间和资金的碎片化管理，中间成本低、操作方便、且无交易门槛，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作为直接融资方式，互联网金融改善了资本配置效率，但也加剧了银行同业竞争，使资本流动空前加速，促进了金融“去中介化”和利率市场化，给银行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一、互联网金融对我国银行业的挑战
互联网与利率市场化被认为是推动我国金融体系战略性改革的重要力量，互联网金融在发挥多数金融功能方面较传统金融更加有效率，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都会更低，其发展壮大，会有助于直接融资占比的提高和金融结构的优化。互联网金融是普惠金融，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作为直接融资平台会部分替代银行融资功能，加速金融脱媒。互联网金融与银行争夺存款、融资客户和中间渠道业务，产生的“鲶鱼效应”加剧了同业竞争和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冲击了银行的盈利模式。
1. 促进金融脱媒，抢夺银行资产。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迫使传统银行面对金融加速脱媒的局面，即近年来由于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以及互联网金融等形式的“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融资结构中人民币贷款占比持续下降，直接金融和金融去中介化趋势非常明显。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影子银行”体系和规模，加速了金融去中介化。
根据央行统计数据，2002 ~ 2011年间社会融资结构中银行贷款占比从91.9%下降到58.2%，2013年降至51.4%。作为直接金融工具，P2P、众筹融资等都绕开了银行，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商业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中介地位受到冲击。根据艾瑞咨询公布的数据，2013年新增P2P贷款680.3亿元，未来两年将保持100%的增速，2013年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各类支付业务的总体交易规模达到17.9万亿元，同比增长43.2%。而《中国P2P借贷服务行业白皮书2013》则显示，2013年P2P贷款规模已达千亿元。与传统金融行业相比，虽然P2P行业规模尚不大，但年增长速度超过300%。互联网金融来势汹汹，正在蚕食银行的市场。正因为动了银行的奶酪，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便受到传统金融机构的指责和反击。
互联网金融引起资金脱媒和渠道脱媒，切断了银行与客户的直接联系，进一步造成客户关系和信息脱媒。第三方支付对银行结算业务有替代性，因为第三方支付比传统银行支付手段更加快捷和高效，大量资金在银行体外循环，形成资金脱媒。依托互联网平台销售理财产品，比银行渠道更加便捷和高效，并使客户获得更加良好的体验，侵蚀了银行中间业务，形成渠道脱媒和客户黏性下降，致使存款搬家。如2014年一季度我国银行业存款搬家规模达9 400亿元，同期余额宝规模达5 000亿元，业内普遍认为，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是存款搬家的幕后推手。存款是银行最核心的业务，存款搬家限制了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和资产扩张规模，从而加大了流动性和期限错配风险。渠道和资金脱媒附带着客户关系和信息脱媒，因为互联网平台掌握了大量本应由银行掌握的客户身份、账户和交易信息，使得银行更加难以突破信息不对称的束缚，难以保证资本和风险定价的准确性。
2. 推动存款利率市场化，冲击银行盈利模式。“影子银行”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基本不受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和利率限制，因此在利率管制的金融体系中，“影子银行”利率被认为是能够反映资金借贷真实成本的市场利率。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部分，并基于透明、充分且对称的信息，互联网金融的借贷利率以市场机制形成，互联网金融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推手。
2005年、2007年在英国和美国，知名的互联网金融平台Zopa、Prosper、LendingClub相继诞生，而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几乎与世界同步，就在2007年诞生了国内第一家P2P信贷平台——拍拍贷。互联网金融率先在欧洲和美国诞生，但为何只在中国才具有颠覆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洲和美国基本上都是市场利率国家，而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2013年类余额宝互联网金融产品引起了存款搬家，颠覆了银行低息揽储高息转贷靠存贷利率差实现低成本信用扩张的生存环境，银行被迫上调存款利率，使银行的盈利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以余额宝为例，上市之初7日年化收益率超过7%，现维持在5%，是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的14 ~ 20倍和一年期定存利率的1.66 ~ 2.33倍（活期和一年定存央行指导利率分别为0.35%、3%）。互联网金融产品一般实行T+0的赎回模式，在高通胀形成银行存款负利率条件下，居民自然会选择互联网金融产品而不是银行存款。余额宝作为货币市场基金已累计分配收益75亿元，如果没有余额宝这些收益仍将归属银行，同期16家上市银行人民币活期存款增速显著下滑，利润增速与2013年相比下滑2.5个百分点。
互联网金融的高收益和期限利益以及普惠性引起了存款搬家，存款搬家产生的“鲶鱼效应”加剧了银行同业竞争。货币市场对存款的争夺提高了存款利率，资本市场对融资客户的竞争使优质客户贷款利率趋于下降，以市场供求为诱因的利率双向波动有力推动了利率市场化，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减少了金融扭曲。由于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和货币流通存在货币乘数效应，因而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出现数倍于存款负债的增加。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银行不再作为信用扩张的中介，资金流动脱离银行在体外循环。金融脱媒和存款搬家造成负债减少。而负债减少会导致资产增速和规模相应下降，银行盈利能力下降。传统金融体系的结构性扭曲造成银行对资金价格信号反应迟钝和融资成本高，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客户可以“用脚投票”，最终银行只能自身“割肉”，向利润开刀，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二、现行银行业税制亟须改革
现行银行税制显然已不能适应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冲击，具体表现为：银行业税制不合理，税负偏重，银行业的税收负担能力过度依赖利率管制政策。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大力进行银行业税制改革。
1. 现行银行业税制不合理。目前，银行业涉及的税种多达十几项（包括代扣代缴），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契税、土地增值税，教育费附加，其中主要税种是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见下表）。根据税收中性理论，对银行业征收流转税会扭曲货币资金配置效率。一直以来，我国社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过多过重的流转税负担会促使银行提高贷款利率，并通过资金流动转嫁给存款人和贷款人等银行客户。加之营业税不可扣除，其包含在融资成本中，从而干扰资本价格，不利于资本流动，扭曲资金配置效率，并从源头上加重宏观税负，违背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中性原则。因此，大多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荷兰、波兰、保加利亚、日本、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阿根廷等不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或者类似的税收，一些国家则对银行征增值税，但仅对非主营金融业务征税且税率较低，对于主营金融业务则免征增值税。如欧盟各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对银行信贷、保险、证券、共同基金等主营金融业务免征增值税（同时不能抵扣进项税额）。我国对银行征收高达5%的营业税，而且将所有利息收入（而不是存贷利息差额）和中间业务手续费收入全额作为税基，税基明显过宽，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和国际税收惯例，削弱了我国银行业在国际银行业中的竞争力和在互联网金融条件下的生存能力。
银行业税制不合理还表现在企业所得税上，银行一般风险准备金扣除比例过低，计提范围过窄，核销审批手续过繁。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5号）的规定，银行一般风险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为1%，且允许计提一般风险准备的资产仅限于贷款、抵押资产、贴现等债权和股权，不包括中间业务形成的表外资产，但保函、信用证等表外资产也是有潜在风险的银行资产。一般风险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过低、计提资产范围窄，不能完全覆盖风险，导致银行利润虚增、所得税多缴、资本充足率不真实和放大资产风险。
2. 银行业税负偏高。目前，银行业综合税负高于国内其他行业。从行业比较看，2005 ~ 2012年间，金融业的营业税与企业所得税累计年均增长33.5%，比工业、建筑业的主要税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超出了17.8和10.2个百分点；金融业税收增长力度分别为工业、建筑业的2.13倍和1.44倍。金融业实现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由2005年的3.9%上升至2012年的7.6%，提升了3.7个百分点和2.05倍。同期金融业税负不断上升，至2012年为29.25%，远高于交通运输业6.19%、住宿餐饮业6.41%和房地产业21.38%。在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内，银行显然负担了金融业税收的绝大部分。而银行业之所以能够承受较高的税负，是因为利率管制和垄断使银行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又以低息揽储的方式实现税收转嫁。
3. 银行业税收负担能力过度依赖利率管制政策。利率管制政策使实际利率偏低，表明对我国的储蓄行为存在较高的隐性税收，银行获得的隐性税收收入提高了其盈利能力，对融资的结构性垄断也使银行税收容易转嫁，二者共同提高了银行的税收负担能力。不合理的税制和高税负给银行带来的巨大成本可依靠政策红利和税收转嫁来对冲，但银行过度依赖利率管制政策和垄断型社会融资结构，一旦政策红利消失，税收负担会严重制约银行的生存和盈利能力。互联网金融的“鲶鱼效应”加剧了银行同业竞争，推动了利率市场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存贷差大幅缩小且波动幅度和频率扩大。
与此同时，民营银行的快速发展更使银行同业竞争趋于白热化。这都促使存贷款利率管制形成的归属银行的隐性税收红利将逐渐消失，不折不扣的税收收入效应会加重银行的税收负担。互联网金融推动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的自由竞争使税收替代效应得以显现。对银行贷款利息收入开征营业税引起的税收转嫁会提高贷款利息率，使部分企业选择直接融资方式而不是从银行贷款，银行业所得税也会提高贷款利率，减少贷款需求量。互联网金融使银行无法有效实现税负转嫁，不合理的税制和过高税负将严重侵蚀银行利润，银行业税制如不变革将成为其应对挑战的税法制度障碍。
三、银行业税制变革构想
1. 银行业税制变革的指导思想。
（1）要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税收中性是和税收效应相对应的概念，税收中性原则要求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应以税款为限，尽量不带来税款之外的额外负担，不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产生任何影响。税收不能扭曲价格、供求等市场信号，不能干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由于营业税等间接税无法扣除，因而容易产生重复征税和税收转嫁、对银行征收营业税干扰资本价格信号、有碍资本配置效率，违背税收中性原则。作为融资的源头，对银行征收过多的营业税等间接税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不但通过资本流动而扩散和放大，而且银行会通过资本流动转嫁税收，从而从根源上加重宏观税负。因此，银行业税制应尽量符合税收中性原则，不征或少征间接税。
（2）要符合国际税收惯例。金融业对微小利差的变动极其灵敏，对其征收很小比例的税也可能使资金流向不征税或低税率地区，造成本国利益损失。所以，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开曼、卢森堡等都实行低税率和宽松的税前扣除政策。国际上一般对核心金融服务（如银行存贷款）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甚至实行零税率，仅对直接收费项目征收增值税。而我国对银行征收营业税，且税率较高。因此，为维持和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银行业的税制应当与国际税收惯例一致。
2. 银行业税制变革的具体构想。
（1）简化银行业税制，对银行信息化建设投入给予税收优惠。建议取消银行业印花税和契税。这两种税收规模小、税收贡献率低，但却增加交易成本、压缩银行利润，取消这两项税收对全国财政收入影响不大，但能有效减轻银行税负，解决银行抵债资产业务中的重复征税问题。以抵押权为例，银行的贷款业务需缴纳营业税，但现行税制将设定抵押物权和抵押物变现视同销售不动产，在两个环节分别征收营业税、契税等。抵押资产变现后一般难以全额收回贷款本金，对该项交易重复征税扩大了坏账规模，对银行而言是雪上加霜和抱薪救火。因此，在抵入环节应放弃征收营业税和契税等。对该项交易征税应仅限于抵押资产的变现价值超过贷款债权的部分。
为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银行的信息化建设投入将大幅增加，因此对该项支出中包含的增值税应允许全额税前扣除，而对于该项支出的所得税税前扣除应给予扣除比例和期限上的优惠，以加速该项资产的折旧。
（2）试点进行银行业“营改增”。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已在全国展开，并已经覆盖了交通运输业等六大现代服务业，税法对同为现代服务业的银行业应当公平对待，否则“营改增”可能背离税收公平原则。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也符合国际上税收惯例，在开征增值税的国家，多数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而不征收营业税。
我国银行业“营改增”试点应借鉴国际税收惯例，国际总体趋势是对核心金融服务免税，甚至实行零税率。因此，我国银行业“营改增”在征税范围上应对银行金融中介服务和间接收费业务等核心金融业务免征增值税，仅对直接收费的附属金融业务征税。在课税方法上实行进项税额部分可抵扣免税法，即允许银行按一定规则抵扣进项税额，以减轻银行税负并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客户接受银行服务时的重复征税。在抵扣规则上实行按比例抵扣法，即允许抵扣的比例等于进项税额可抵扣项目的年营业额除以进项税额可抵扣与不可抵扣两个项目的年营业额之和。在税率上，应根据“营改增”试点中对现代服务业实行的做法，对银行业实行6%的税率。
（3）减轻银行综合税负。“我国银行业税负存在整体偏重的事实”，显著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在互联网金融和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下，银行业要稳健过渡和转型，保持和提升盈利能力，应当获得有利的税收环境。税收乘数效应也表明，银行业税负较重会导致国民经济整体更大的效率损失；反之税负每降低1个百分点也会带动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数倍增长。降低银行业税负既可提升银行的盈利能力，又降低了资本的价格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减轻银行业综合税负意义重大、迫在眉睫。
减轻银行业综合税负可从所得税着手。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与香港15%的税率相比仍有减税空间。现行一般风险准备金的扣除比例过低，仅为1%，且财税［2012］5号只执行到2013年年底止，建议在制定新的政策时，要适当提高银行一般风险准备金税前扣除比例，并允许根据不同类别资产的风险程度适用不同的扣除比例，让一般风险准备金完全覆盖风险资产，使银行业所得税负与资产风险状况相匹配。还应当扩大一般风险准备金的计提范围，突破现行税法仅允许表内资产而不准表外资产计提一般风险准备金和进行税前扣除的规定，允许计提一般风险准备金的资产范围扩大到所有风险资产。现行呆坏账核销适用收付实现制会计规则，且审批手续复杂，导致银行相当一部分呆账损失无法在税前及时扣除。例如，进入诉讼程序的权益极有可能变为呆坏账，但现行规则下，必须待诉讼程序终结才允许核销，使银行利润虚增、放大了风险。所以，应允许银行在诉讼程序开始时便预防性地在当期税前扣除该项权益，对该事项变审批为备案，以便于银行及时足额核销呆坏账。
总之，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冲击必然导致银行业税收的改革。限于篇幅，本文尚未对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如“营改增”如何由试点扩大范围、银行业“营改增”涉及中央和地方收入结构调整，需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配套改革等，这些有待今后进一步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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