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林 欣（副教授）

【作者单位】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 广州 510665）

【摘　　要】

      【摘要】银行动态拨备制度可以减少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是重要的反周期工具之一。西班牙和部分南美国家在次贷危机前后分别实施了这种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在对动态拨备制度的设计目标和类别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三个不同国家的做法进行比较，评价其优劣。通过研究发现，以下两种方法可以更好地发挥动态拨备制度的效果：一是尝试找到结合现有动态拨备制度优点的新的混合制度；二是将动态拨备与其他宏观审慎工具配合使用。
【关键词】银行   动态拨备制度   国际经验

一、引言
2007年的次贷危机爆发后很快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迅速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地的银行业陷入了困境。银行的资产枯竭，盈利能力受到严重打击。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型银行走向破产，不少银行仍苦于挣扎。而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会带来不良后果和危害。另外，危机也表明，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能够激活其与其他金融联系而放大经济周期。所以，降低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成为政策制定者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银行需要提高吸收冲击的能力，从而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动态拨备作为一种工具，可以减少银行的顺周期性。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和危机中，西班牙、哥伦比亚、秘鲁等国纷纷引入动态拨备制度，以保护其银行体系免受信贷风险的急剧增加。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印度，其央行2012年3月发布的一份工作论文中提出引入动态拨备的可行性，立刻引起了其国内会计专家和银行家的极大关注。一些监管当局和学者所提出的相关概念的分歧基本上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宏观经济触发规则应用到动态拨备的累积上，二是有关如何累积和释放动态拨备。但不可否认，银行动态拨备制度有助于解决目前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提取中的顺周期问题。
国际上已有西班牙和一些南美国家将此付诸实施，效果也较好。所以本文将从实践的角度对这些国家的经验加以分析和总结，为完善我国贷款损失拨备政策监管框架提供借鉴。
二、动态拨备制度的设计目标及类别
（一）动态拨备制度的设计目标
动态拨备的目标在于根据经济周期来平滑拨备努力，但拨备多少是个问题，可根据拨备和信贷比率，顺着经济周期获得大体水平的拨备，该拨备数量位于信贷和不良贷款量之间。
动态拨备制度一般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起作用：其一，如果出现系统性风险，它能够创造一个能提供保护的缓冲；其二，它能够伴随经济周期更均匀地分担监管负担，以减少金融体系内在的顺周期性。因此，动态拨备是一种在理论上设计用来顺着周期平滑拨备的工具，是处理银行体系顺周期性的一种宏观审慎工具。通过对贷款组合中信贷损失的早期监测和覆盖，使得银行可以在经济向好时期构建缓冲器以在不好时使用。动态拨备的反周期本质增加了单个银行和整个银行体系的弹性。而且，该系统是透明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有义务披露提供银行间可比的信息。
动态拨备制度并不是另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即使它可能增加借贷成本，但其在抑制借贷周期方面并没有用，仅仅覆盖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贷款账目的信用风险。所以，政策制定者应当主要关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而不是靠拨备制度来控制信贷周期。另外，动态拨备能够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重要的审慎工具。反周期的缓冲应该有助于加强每个银行的清偿能力以及增加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动态拨备也应当完全透明，以避免盈余管理。
（二）反周期拨备的类别
动态拨备制度是反周期拨备的一种，它与其他类别的反周期拨备制度关系密切。反周期拨备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1. 经济周期累积制度。西班牙的动态拨备制度于2000年开始应用，并于2005年前后进行修改以适应国际会计标准。其建立的一般拨备用以引起新贷款中的预期损失延伸至一个给定时期；跨周期的平均拨备在期末用于扣除期期间内专项拨备后的贷款存量。
乌拉圭在2001年采用了对西班牙制度稍加修改的版本。该制度导致一个非常高的动态拨备缓冲（是不良贷款的6倍），其在2011年导致对公式进行彻底检查，引入α参数并试图将拨备率与预期损失结合起来。重要的是，动态拨备现在只针对良好贷款，这一点在秘鲁和西班牙也一样。
2. 基于触发的附加费制度。许多制度规定只在繁荣（衰退）时期累积动态拨备，由使用与宏观经济的或金融发展相关的触发规则决定。秘鲁的动态拨备制度最早于2000年引入，2008年做了修改，由固定成分的和由触发规则激活的额外变量成分的双层一般贷款损失拨备构成。
2008年玻利维亚也引入了相似的反周期制度，并逐步采用了27个多月。动态拨备仅覆盖零售贷款组合，分别是抵押贷款和微信贷贷款的1.5%和1.6%，消费者贷款的2.3%。一旦充分形成，如果它们已经连续六个月经历了专项拨备与总贷款之比的增加或减少，银行将会停下（恢复）其动态拨备基金。这种银行特定的触发可以与秘鲁实行的与宏观经济发展相关的触发规则制度进行对比。
3. 预期损失拨备制度。预期的跨周期贷款损失拨备是一种更纯粹的预期贷款损失的方法，且与巴塞尔协议II 的原则大体一致。例如，墨西哥2011年实行的制度，从包括对特定贷款和债务人特征的回归导出消费者和抵押贷款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也是以不同的方式估计。
另一个智利2011年引入的反周期拨备制度采用了更简单的预期损失模型，相比墨西哥而言，智利的制度更容易操作，因为其要求银行仅将不同的客户划分在一个子类别下。另外，银行可以自愿做出反周期拨备。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哥伦比亚，它可以看成是基于触发的动态拨备制度和预期损失拨备制度的组合。自2007年以来，它要求银行积累反周期拨备，除非有关银行的拨备的四个阈值和信贷增长相交。专项拨备的累积基于预期损失，既根据贷款的级别又根据贷款的类型。
三、动态拨备制度的国际经验
虽然动态拨备制度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引起极大关注，但其早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陆续开始付诸实施了，主要是在一些西语国家，如西班牙、哥伦比亚和秘鲁等。
（一）西班牙
西班牙的动态拨备制度于2000年中期开始推行，在2004年进行过修订，使之符合国际会计准则。该动态拨备是差异化的，银行根据其贷款增长情况、损失形成的速度以及贷款风险分类来确定当期应提取的动态拨备，会计上将其作为一般准备的组成部分。
西班牙2004年版的动态拨备制度下的总拨备是由实际发生的专项拨备和一般拨备组成，公式如下：

其中：[0≤α≤2.5%]；[0≤β≤1.64%]；[gene_pro]是一般拨备；[spec_pro]是专项拨备。
具体而言，[α]代表潜在损失，是由西班牙银行业1986 ~ 1998年间的数据来确定的贷款总体损失的长期平均估计；[β]代表整个贷款周期或商业周期的平均专项准备，它是每类贷款组专项准备的历史平均值。资产被分为六种不同类型，[α]的范围从0% ~ 2.5%，[β]的范围从0% ~ 1.64%。另外，对一般准备还设立上限值来防止动态拨备的过度累积，不超过贷款潜在风险暴露的125%。由累积而来的拨备成为一般基金，其[α]设定在0.33%到1.25%。
由于2004年许多机构非常接近上限，所以从一般基金中释放了140亿欧元，这些被释放的拨备并不是作为利润而是作为储备。2004年的改革虽然具有创新性，但仍受到质疑，包括是否操之过急，是否需要给累积过程设置上限等。
2007年，西班牙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迅速上升，专项拨备从2007年中到2010年底增加了10倍，2009年初的总的拨备信贷比已经超过了2004年的最大值。2009年的改革着手于两个方面，一是缩短不良贷款中预期损失识别时间，二是更恰当地使用抵押作为测算损失的严重性。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对西班牙的储蓄银行影响很大，直接导致一系列合并的产生。因此，2010年总拨备与信贷比增加到5.7%，这引起了人们对反周期机制的质疑。
2012年，随着危机的深入，拨备的性质发生显著改变，尤其是贷款损失拨备的现行框架需要重新评估并加以改革，不过需要考虑近两年所引入的临时措施以及欧盟的会计框架。鉴于危机中所积累的经验，需要修正和校准动态拨备的参数。2012年12月，西班牙已经向欧委会、欧洲央行等提交相关的政策文件以进行磋商，主要是关于拨备框架的修正。
西班牙动态拨备制度并不是基于预期损失模型，而是基于银行贷款损失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使用后顾式模型，通过分析历史信息来设定动态拨备的充足水平。然而原则上银行可以由西班牙央行授权来使用其自己的数据和模型，但目前为止没有银行被允许这样。因此，动态拨备的模型都是由西班牙央行提供的，从西班牙中央信贷登记机构（SCCR）获得的信息来校准参数。而每年银行被要求损益表包含覆盖已发生损失的专项拨备和基于历史信贷损失信息的一般拨备。
（二）哥伦比亚
2007年，哥伦比亚对商业和消费者贷款采用了动态拨备的模型，因为这两类贷款占了总贷款组合余额的90%。银行监管当局对商业和消费信用风险实施参考模型。尽管每家银行能够使用其自己的风险模型，但必须获得监管当局的准许，目前所有的银行都使用参考模型。不过，该模型在2010年进行了修改。下面具体分析2010年的制度。
2010年4月当局对该制度进行改革，使其朝着从高度相机抉择型向以规则为基础的机制转变。对商业和消费贷款而言，单个拨备分为两部分，即顺周期和反周期，并且没有一般要求；对贷款组合中的其余部分（尤其是住房贷款），延续单个和一般拨备的旧体系，一般拨备设定在信贷总量的1%。
监管当局使用历史数据，计算两种风险场景A和B，场景B的风险更高一些。该计算的输出是两个违约概率矩阵，包含每种类型信贷和借款者的违约概率。而拨备是基于预期损失的，可用下式表示：
P=OVL×PD×LGD
其中：OVL是贷款余额的价值；PD是违约概率；LGD是违约损失。
在2007年的制度下，监管当局决定每年所应该使用的矩阵来计算单个拨备。在经济增长和信贷增长高的时期，矩阵A用来决定单个拨备的累积，矩阵B用来计算更具风险情形下的拨备，所以反周期拨备就是更具风险情形下的拨备与单个拨备的差。在低增长时期，矩阵A用来计算单个拨备，而不存在反周期拨备的累积。
在该体系所使用的2007 ~ 2010年期间，监管当局在经济下行期间也可以运用相机抉择，即决定何时银行能使用反周期拨备来补偿单个拨备的增长。由于没有规则决定状态的变化或者拨备的使用，这就取决于监管者的相机抉择水平，该制度因引入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受到批评。
而2010年4月的改革引入了明确的规则。反周期拨备受两种情形制约，即激活或者冻结，基于以下四个指标：①基于单个拨备变化的投资组合恶化指标，即△pro=（prot/prot-3）-1≥9%；②基于复苏的拨备扣除和利息收入比率的有效性指标，即PNR/InC≥17%；③基于复苏的拨备扣除和总财务利润比率的稳定性指标，即：0≤（PNR/MFBa）≤42%，其中MFBa为折旧和摊销前的经营利润加上信贷和租赁组合复苏的拨备扣除；④信贷组合的增长，即：△CB=CBt/CBt-1）-1<23%。
这些定义的指标用来预测周期的下行期。对于每个指标而言，存在一个精确的参考值，若大于或小于该值会导致触发累积模式的暂停。在默认的情形下，如果四个指标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达到，机构受制于反周期拨备的累积，这也对应周期上行期。如果四个指标连续三个月达到，机构将进入冻结阶段，在此累积的拨备将被用完，这也对应周期下行期。
这四个指标中的最后一个与西班牙拨备制度中信贷增长的概念可以大体对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哥伦比亚的制度比西班牙的更苛刻，因为默认情形将会是累积模式，而且第三个指标要求很高，使得机构的理解是仅仅处于实际困难的银行将被允许使用拨备。但是，哥伦比亚对累积基金并没有明确的限制，这与西班牙的情形不同，但它的限制是隐含在每种类型贷款矩阵A和B的系数值中。
所以，2010年的改革表明哥伦比亚拨备规则的深刻变化，即从相机抉择转向基于规则的制度。不过，该拨备制度既复杂又严格。另外，该制度的复杂性在于其反周期成分与每项贷款相关，而不是像西班牙那样包含在一般拨备中，这一特点与维持专项拨备的税收抵减目的相关。哥伦比亚的拨备制度在经济较好时期效果较好，而对于经济较差时期低质量信贷拨备要求过于严格。也就是说，在经济相对快速增长时期引入的这项制度能否适合危机时期，还有待时间考证。
（三）秘鲁
2003年后秘鲁经济走出20世纪90年代危机的阴影，开始迅速增长，尽管其原先依靠出口导向，但本轮繁荣却依靠私人投资和消费拉动，这也引起了信贷的快速增长。这一时期对各种类型客户的信贷增长率都很高，尤其是高风险的微企业和消费者这类客户。在此背景下，与南美其他国家相比，尽管秘鲁的信贷与GDP之比仍然相对较低，但秘鲁当局开始考虑引入经济周期调整的拨备作为工具，既可以缓和信贷扩展，也可以产生缓冲器效果。2008年，秘鲁的GDP增长率高达9.8%，信贷增长率为36%，在此背景下，引入了对一般拨备的变化，部分地将银行在过去两年所累积的自愿拨备变成永久拨备。
周期拨备被激活和冻结是根据自动机制的。这个制度在2008年11月开始被激活10个月，直到2009年9月其被冻结，并且在2010年9月再次被激活（持续12个月直到2012年中期）。从2008年12月开始，一般拨备率取决于债务人的类型，即商业的、微企业的、消费者的或抵押的，并且不是同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拨备率旨在惩罚那些更具风险的，即历史上表现出更高不良贷款率的那些贷款。另外，周期性拨备也被引入，主要旨在缓和信贷增长率并减少最终的消费者过度负债的可能。2010年1月，秘鲁监管当局采用了新的拨备规则，将原先的贷款四种分类拓展至八类，目的在于在每种信贷类型中增加贷款的同质性，这有利于所做评估的精度，从而增强风险管理能力。
具体而言，秘鲁的动态拨备制度建立在基于GDP增长的一套规则上。周期性拨备是一般拨备的一部分，因此与个人贷款没有关系，这一点与哥伦比亚的体系不同。当周期性拨备被激活，一般拨备就会增加，但是增加的程度在2008年和改革后的2010年不一样。额外的一般拨备率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期的数据，因此需要在压力情形下加以校准。在经济衰退时，规则被冻结而且一般拨备率减少。不过，尽管额外累积的一般拨备不能直接作为利润被分配，如果有可能使用它们覆盖其他规定的拨备，这样会降低银行在周期下行期间的拨备努力。因此，在经济形势差的时候，它们可以平滑周期，对银行利润有间接的好处。
秘鲁的动态拨备制度基于GDP而不是基于信贷的原因与其国情相关。根据秘鲁银行保险基金监管局的研究，GDP是先于信贷三个季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贷增长并不是一个预期未来银行损失的好变量，这也削弱了应用该变量作为领先指标的适用性。还有一个原因是，基于GDP的规则是系统性的，这意味着激活并不依赖银行的行为，而是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因此，该机制对银行的影响是非对称的，结果可能是一家更审慎的银行将不得不增加其一般拨备。
四、银行动态拨备制度国际经验的比较分析
根据对实行动态拨备制度的三个国家的相关体系内容及其改革路径进行分析后，下面将其进行对比，以期能够找到有关动态拨备制度的共性特征。
1. 三个国家的拨备制度在激活和冻结机制方面存在区别。理论上看，这三种制度都属于基于规则的，不过不同国家各自对规则的理解和把握不一样，表现在规则的定义和实际执行方面。以西班牙为例，在动态拨备制度实行初期，它的规则是基于经济上行阶段来调整，而在2009年的改革中，将其改为下行期调整，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一些更严格，而有一些则被放松，对特定的机构还是有较大影响。这本身就不完全符合规则的理念，只是西班牙认为其在不同阶段带有浓厚的规则色彩而已。所以，即使是基于规则的制度，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会有相机抉择的成分。
2. 在计算拨备量时所选用的变量不同。西班牙是基于信贷，而秘鲁则是基于GDP，哥伦比亚则是基于一套复杂的指标，包括不良贷款、信贷增长、效率和稳定四个指标。西班牙和哥伦比亚是基于具体机构的表现，秘鲁则是基于整个系统的，整个系统的激活或冻结机制是常事。
实际上，找到一个针对所有银行的共同方法是很难的，因为银行是异质性的。所以，非针对特定机构的制度会导致以同样的方法对待异质性的机构。在西班牙和哥伦比亚所使用的特定机构的制度框架下，一些银行可能增加一般拨备，而另一些则可能减少。秘鲁的制度是作为整个系统被激活的，虽然对各机构的影响取决于其投资组合的风险度。这意味着一个机构失去市场份额，或实行更审慎的借贷政策将仍被迫以超过正常水平进行拨备，原因仅在于GDP增长超过某一特定阈值。
那么，基于系统的和基于特定机构的制度究竟孰好孰坏呢？西班牙的制度可能会对获得市场份额的机构带来惩罚，虽然它们更有效。而秘鲁的制度则会对更审慎的机构带来惩罚，秘鲁的制度对小型和本地机构有一定的偏见，这些都会带来异议。而GDP作为总体变量的选择也带来一些问题。一般而言，信贷作为总体变量与银行行为关系更紧密更直接，而GDP似乎并不是一个与银行体系有直接影响的变量。另一方面，存在金融深化的秘鲁和哥伦比亚等经济体当中，高信贷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金融业过剩，也可能是健康的金融包容性导致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秘鲁的制度可能更适合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
另外，三种制度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也不同，并存在差别。信贷是银行统计的，因此更容易被央行和监管当局使用，而GDP则由统计机构计算。秘鲁的GDP是由其央行计算，每月度发布一次。不过，这一例外可能会引起对数据可信度的质疑。这也是为什么秘鲁使用GDP指标的重要原因。
3. 在特定拨备和一般拨备可以抵消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西班牙的制度中，这种补偿原则上是自动的，虽然无论对机构还是监管当局，在经济下行期的一般拨备使用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相机抉择余地。制度的基准是试图沿着经济周期努力达到固定的总拨备。而在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制度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基准，银行仅在繁荣时期要求更多的拨备，并不需要任何实际参考。哥伦比亚的默认情形被设立在累积模式，与基于状态改变时四个严格定义的指标一起，这些意味着一定的非对称性，并引发一些有关该机制在经济下行时期是否适用的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对这三个实行动态拨备制度的国家以时间为线索进行详细的分析，包括该制度引入的背景，在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改革要点，我们知道其存在共性的同时更多的是不同。例如，相比其他两种动态拨备制度而言，秘鲁的制度更具以规则为基础的特征，也更加稳定；哥伦比亚的制度最初时完全是相机抉择的，但向着以规则为基础在转变。这表明所有的监管者更喜欢致力于可预测的行为，但并不是所有制度都经得住调整。另外，秘鲁选择用GDP代替信贷作为重要变量，表明该制度允许金融深化。GDP有其优势，至少在一些国家会作为信贷的领先指标，但GDP指标也有缺点，即其并不是一个银行的变量，也不是对拨备有直接影响的变量。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包括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经济体都采用了动态拨备制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我们需要区分应用尚不清楚。不过，至少有两点启示可以加以深入研究：
1. 可以考虑构建优势互补的新混合制度。不同特征的动态拨备制度各自都有优势和挑战，那么是否可以考虑结合各自优势的混合制度，设立能够动态化地存在于大多数国家的直接的一般贷款损失准备呢？西班牙的制度有着如下特征，即允许抵消与周期变化无关的异质性损失，因此它并不能确保覆盖一个系统性事件。考虑到这个局限性，Jiménez和Saurina（2006）一直是西班牙动态拨备制度的支持者，他们建议可以采取一个可替代的反周期拨备，这种拨备与信贷增长和其周期值的偏离相关，如与宏观经济变量有直接的关系。
另一个规则是以宏观审慎为中心，因为它既将拨备的累积和信贷增长联系起来，又能够控制信贷增长。识别信贷增长和其周期均值的偏离的参数将导致对下行损失良好的覆盖，而这比直接基于专项拨备的实际中的规则要更难。
因此可以提出一个混合制度，在实际的西班牙规则中加上宏观审慎触发，旨在确保仅在经济下行期损失可以被抵消。直到触发被激活，银行才被允许获得其动态拨备直接来对下行时期外的异质性损失进行覆盖，如一般拨备的增长贡献不能是负的，因此在经济衰退前的一般拨备的周期性贡献为：

 智利监管当局利用Wezel等（2012）所提出的这种新的混合制度对2008 ~ 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所获得的效果较好，其所计提的拨备基金处于西班牙制度和智利制度所计提拨备之间。不过，这种混合制度所采用的触发机制增加了其使用的复杂性。
2. 银行动态拨备制度与其他宏观审慎工具的配合。银行动态拨备制度是一种宏观审慎工具，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用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南美是动态拨备制度实行得最多的地区，也取得了不少经验。南美各经济体在2003 ~ 2011年间的相关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他宏观审慎工具存在部门性的和有针对性的性质特点，但这些工具在跨周期方面并不活跃。正是这个原因，宏观审慎工具应该结合使用。
Wezel等（2012）的研究认为，当被进行正确校准时，动态拨备可以作为一种可靠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减少银行拨备和盈利的顺周期性及其违约概率，从而也支持经济下行期的信贷供给，并且限制宏观经济与金融的互动效应。
需要注意的是，动态拨备并不是处理借贷业务中顺周期性的捷径，也不是解决银行体系脆弱性的速效对策。虽然对一些国家的实证证据表明动态拨备可以显著抑制信贷增长，但其并不是被设计用来阻止信贷激增的，因为如果这样做，银行就要求有相当高的动态拨备率，这样会挤出高逆向风险特征的新的边际借款者，如没有付款记录、不稳定就业和低价值抵押品等。如此高的比率很可能超出预期损失，也会与会计标准不一致。西班牙的制度体现了动态拨备不可能阻止银行过多地向存在内在风险的经济部门贷款，即使在边际上，也可能是治标而不治本。
而且，动态拨备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校正过度风险暴露，因为其最多在中期表现出其有益效果。实际上，通过在下行期稳定银行利润并将资本保持在最低要求之上，动态拨备可以被认为防止迅速纠正行动。因此，银行监管者应该超越整体利益，并寻求通过应用巴塞尔协议Ⅱ或增加其他宏观审慎工具来纠正失衡。
最后，动态拨备不能完全将银行资本从周期效应中隔绝开，因为其没有解决风险加权资产的顺周期变化，这种变化遵循时点方法（point-in-time methodology）而不是一个更可取的经济周期方法（through-the-cycle approach）。而且，尾端事件无法纳入，因为动态拨备是基于预期损失。这些情况证明除了动态拨备还要使用反周期资本缓冲。
在宏观审慎的工具箱中，动态拨备承担某些独立的角色。大多数其他工具如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等是在寻求缓解系统性风险。动态拨备并不直接限制冒险行为，而是寻求限制在经济下行期这样的风险暴露所导致的后果，这将对保护金融稳定性有积极作用。因为这种限制性和间接性的特点，动态拨备需要同其他更直接强调特定银行风险的宏观审慎工具相互补充来使用，在此，也可能会要求更低的动态拨备率。试图使用多种工具的监管者应该在设定动态拨备参数时做出判断，通过量化其他宏观审慎工具对投资组合风险的影响来实现最佳效果。
【注】本文受广东省自科基金项目（编号：S201201000
8811）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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