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罗文剑（博士） 吕 华

【作者单位】
（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南昌 330031 南昌大学MPA教育中心 南昌 330031）

【摘　　要】

      【摘要】快速增长的行政成本给国家带来了巨大负担。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财政支出和城市化水平是推升行政成本的关键影响因素。财政支出每增加1亿元，政府行政成本就会增加1 350万元；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政府行政成本就会增加近174亿元。因此，要有效地控制行政成本，就必须强化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建立民本财政，重新定位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政府职能。
【关键词】行政成本   财政支出   民本财政   政府职能      一、引言
行政成本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向社会或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必须进行的行政投入或耗费的行政资源。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到底如何？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一直快速扩张，机构庞大而效率较低，浪费了大量资金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数据统计显示，1993 ～ 2011年间，行政成本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1993年的行政成本绝对量为615.76亿元，2011年攀升为17 442.54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0.4%。同期我国GDP、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的增长均低于行政成本增长：GDP从35 333.9亿元增长到472 881.6亿元，年均增长率仅15.5%；国家财政收入从4 348.95亿元增长到103 874.4亿元，年均增长率19.28%；国家财政支出从4 642.3亿元增长到109 247.8亿元，年均增长率19.18%。另外，从人均行政成本负担看，我国人均行政成本也在持续攀升，从51.96元跃增至1 294.58元，年均增长率19.56%，远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2.6%）。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两会”期间公布的调查报告称，从2005年到现在，我国行政经费仍然大约以每年1 000亿元的速度在递增。
持续快速增长的行政成本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恐怕不仅仅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还会危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影响国家的凝聚力与和谐稳定。因此，分析影响行政成本的主要“助燃”因素并提出控制行政成本的对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拟采用实证方法对推升政府行政成本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是假设政府行政成本（因变量）是多个影响因素（自变量）和误差项的线性函数，然后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以更准确地反映到底是哪些因素推高了行政成本，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变量的选择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构建
1. 变量选择。在我国，具体影响行政成本的因素到底有哪些？笔者通过文献查阅和向专家咨询核实，发现当前对行政成本影响因素的理解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张伟，2009）、财政收支状况（何翔舟，2009；范柏乃，2011）、物价（张雷宝，2008）、城市化（江克忠，2010）、政府规模（安秀梅，2008）、官员收入（胡联合，2009）、人民收入水平（董建新，2012）等方面。基于此，本文初步考虑对应选择GDP、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物价水平、城市化水平、行政人员数量、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增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等8个自变量作为影响行政成本的因素。
      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是投资、消费、财政支出等的总和，财政收入也是财政支出的天然前提，很明显这三个因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强行将它们纳入后面的模型解释，GDP、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三者之间必然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为此，先将数据初步在SPSS软件中检测，验证发现果然存在比较严重的共线性，尤其是GDP的方差膨胀因子非常大，考虑到行政成本是财政支出中的重要一分子，所以，这里将不得不剔除GDP和财政收入这两个影响因素，最后选择影响政府行政成本的其他6个因素。
2. 模型的构建。通过前面的分析，将财政支出等6个因素作为影响政府行政成本（因变量）的因素（自变量），以1993 ～ 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 ～ 2012）、《中国财政年鉴》（1992 ～ 2012）。
      政府行政成本（单位：亿元）、财政支出（单位：亿元）的值可以直接从年鉴中查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由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而得；行政人员数量（单位：万人）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就业人数表示；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增幅（%）由行政人员平均工资计算而得；物价水平以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1 978=100）来表示；城市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由此计算得出数据，并进行回归模型构建。
（1）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假设Y为行政成本，0为常数项，?茁1、?茁2、?茁3、?茁4、?茁5、?茁6分别为特定的待定回归系数，X1、X2、X3、X4、X5、X6分别代表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行政人员数量、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增幅、物价水平、城市化水平，?着为随机误差值。进而可以确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
Y=?茁0+?茁1X1+?茁2X2+?茁3X3+?茁4X4+?茁5X5+?茁6X6+?着
（2）各变量的简单相关分析。为探寻并影响行政成本的关键因素，先对行政成本与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行政人员数量、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增幅、物价水平、城市化水平这几个因素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行政成本Y与财政支出X1、行政人员数量X3、物价水平X5、城市化水平X6四个因素显著相关，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988、0.981、0.942和0.844，在α=0.01的条件下其相关系数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同时发现行政成本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X2、行政人员平均工资增幅X4没有显著性相关，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没有统计学意义，因此，不得不剔除这两个变量，保留其他四个变量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
（3）多元回归模型的确立。依据高斯—马尔科夫定理，将整理好的历年相关数据（Y、X1、X3、X5、X6）输入SPSS软件，采用自后淘汰法进行统计分析，每次从方程中淘汰一个自变量，实现对自变量的逐步筛选。
      通过自后淘汰法，采用进入水准PIN（0.05）、剔除水准POUT（0.10）对自变量进行筛选，见表1。

这说明，输入四个自变量后，采用自后淘汰法剔除了两个变量，最后筛选的结果剩下X1和X6两个自变量，根据SPSS的统计分析，得出各回归系数的估计量，进而整理得到估计方程：
Y=-5 329.455+0.135X1+173.849X6
三、模型检验与实证结果
1. 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表2显示了多元线性回归的拟合优度情况。模型3中，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复相关系数R为0.993，判定系数R2为0.985，调整的判定系数R2为0.983。R2接近1，说明回归线性的拟合程度很好，也充分说明了模型的有效性。也就是说，本模型的结果说明，行政成本98.5%的变动几乎都可以被该模型解释，拟合优度很高。

2. 显著性检验。表3显示了方差分析得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运用费歇尔准则（F检验）再对R2统计量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可知，模型3中，回归平方和2.63×108，残差497 501.554，检验的统计量F=528.563，F值足够大，拒绝F值为0的原假设，显著性水平P值（Sig）为0.000，P在0.01水平显著，这说明回归模型的总体估计效果显著，自变量X对因变量Y有非常明显的线性影响。

3. 回归系数检验与共线性诊断。表4列出了偏回归系数B及其标准误差、标准化偏回归系数、模型参数的t统计量观测值及其对应的概率、共线性容差、方差膨胀因子VIF。可以看出，对模型3而言，模型参数t统计量观测值都满足t＞3，说明主要参数的估计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系数为0的原假设，模型参数的检验有效。从自变量的共线性统计量来看，容差为0.166，方差膨胀因子VIF值为6.008，说明模型最后选择的自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模型总体上有效。四、结论
本文先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财政支出和城市化水平是影响政府行政成本的最重要因素。对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判定系数R方为0.985，说明行政成本98.5%的变动几乎都可以被该模型解释，拟合优度很高；对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P在0.01水平显著，也说明了回归模型的总体估计效果显著；对模型进行回归系数检验与共线性诊断，|t|＞3，显著性明显，方差膨胀因子VIF＜10，自变量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因此模型通过检验，总体有效。
从回归结果来看，财政支出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B=0.766，P=0.000，P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财政支出对行政成本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财政支出越多，政府用于行政性的支出就越多。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每增加1亿元，政府行政成本就会增加1 350万元。
从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化水平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B=0.242，P=0.005，P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城市化水平对行政成本也有正向的推升效果，城市化水平越高，政府用于行政性的支出就越多。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政府行政成本就会增加近174亿元。
五、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和城市化水平是影响行政成本的两个关键因素，而且它们对行政成本都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因此，根据研究的结果，要实现对行政成本的有效控制，首先应该强化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建立民本财政；其次要重新定位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政府职能。
1. 强化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建立民本财政。多年以来，我国的财政管理工作一直重收入管理，轻支出管理，导致财政支出的浪费与“挥霍”，行政成本很容易分摊更多的“蛋糕”。因此必须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建立民本财政。一是要推进财政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才能形成“鱼缸效应”，才能让官员谨微慎行，这是解决行政成本乱象的最佳切入点，也是控制行政成本快速攀升的首要前提。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与执行，改革财政预算制度，细化预算科目；完善监督制度，实现对行政支出浪费现象“零容忍”；加强政府绩效考核，将行政成本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等。三是要扩大公民参与范围，建立民本财政，在财政支出中要充分体现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现实民生，真正实现“钱为民所用”，真正让人民共享国家的发展成果。
2. 重新定位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政府职能。城市化离不开政府的作用，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极好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过多干预与介入，不仅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而且提升了政府行政成本。所以，必须重新定位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政府职能。首先，政府要做好公共服务的角色。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因此，政府必须扮演好公共服务者的角色，为城市化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只要城市发展没有出现明显的规模不经济效应，那么即便人口流动给城市带来了诸如交通、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压力，作为政府部门应该想方设法通过增加上述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其次，坚持市场化改革，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政府就要生产所有的公共产品或完全取代公共产品市场，而应该通过制度创新，推进市场化改革，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在这方面，美国的市场机制为主导下的政府宏观调控模式、英国政府的公用事业民营化、日本的租税特别措施等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
【注】本文受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1GL25）、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1年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D1108）资助。
主要参考文献
1. 孔繁河，蒋云根.转型时期我国行政成本的控制路径探微.中州学刊，2006；11
2. 魏雅华.中国行政管理成本全球最昂贵.金融经济，2011；5
3. 张伟等.区域财政行政支出的测算与公共管理创新.统计研究，2009；2
4. 何翔舟等.中国政府成本测度与治理：行政支出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09；7
5. 范柏乃等.中国省级行政区域行政支出与行政成本的实证研究.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