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邵际树（副教授）
【作者单位】
宁波大红鹰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宁波315175
【摘 要】
【摘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业银行“走出去”是一个热门话题。以2000 ~ 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分析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降低银行业绩，同时会降低银行的风险；中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提升银行业绩，同时会降低银行风险；小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降低银行业绩，同时会增加银行风险。
【关键词】跨境经营；银行业绩；银行风险；资产规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29-0122-7一、引言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布局，不仅可以加强我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合作，而且有利于我国人民币等资本的输出。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系统的核心，同样有责任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支持（赵忠滨，2015）。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跨境经营的方式“走出去”。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存在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可以输出国内过剩的资金，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资产配置，有利于提高资产配置效率。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有了一定的跨境经营经验，但主要跨境经营区域仍然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对成熟市场具有较好的了解，但是对新兴市场的了解存在不足。实际上，在“一带一路”范围内，不仅包括成熟市场，而且包括一系列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不仅经济欠发达，还面临着政局动荡、经济波动等问题。因此，在商业银行走向这些新兴市场的国家之前，既需要了解这些国家的国别风险，也需要了解我国已有商业银行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跨境经营业务的历史经验。
从我国“走出去”的商业银行来看，有很大一部分商业银行已经有多年跨境经营的经验，这些商业银行包括大型商业银行、中小型商业银行。但是，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由于自身实力、管理水平的差异，通常也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带来的业绩存在差异。那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到底应该是中小型银行先走出去，还是大型银行先走出去？
基于此，本文拟以2000 ~ 2015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为样本，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对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分析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是否会对银行业绩和风险存在异质性影响。根据分析结果，笔者将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走出去”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是一个热门话题。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来说，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对业绩存在异质性影响。例如，Boyd和Runkle（1993）、Cornett（2006）得到了一致的结论，他们认为资产规模异质性会使得商业银行在跨境经营中有异质性的业绩表现：与资产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相比，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在经营中面临破产的风险更低。Hernando等（2009）研究了1997 ~ 2004年间欧洲25个国家的商业银行的兼并业务，发现资产规模较大、经营业绩较差的商业银行会被国内商业银行兼并，而非跨境兼并。他们认为，由于受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约束，跨境兼并对商业银行业绩存在负面冲击。李广子（2014）同样指出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是研究商业银行跨境经营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规模大的商业银行在跨境经营中处于劣势地位，不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陈洪波（2017）以新兴市场中的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大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在风险管理上更具优势。理论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银行业绩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
对于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银行业绩影响路径的分析，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两项影响机制：第一，由于资产规模的差异使得商业银行在跨境经营中得到的政府支持存在显著性差异，该差异会反映在商业银行的业绩表现上（Jonghe等，2015）。例如，蒋涛等（2014）、蒋涛和李政宵（2016）、Beccalli等（2015）认为，由于大型商业银行面临大而不能倒的风险因素，使得监管部门会对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而更多的监管通常会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虽然面临了更多的监管，但当大型商业银行面临风险或危机时，也会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以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Laeven等，2015；Giannetti和Laeven，2012）。第二，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在跨境经营方面的经验存在很大差异，进而导致了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异质性业绩表现（Niepmann，2012）。Correa（2009）认为，由于商业银行的跨境经营经验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商业银行在跨境经营中的风险管理水平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了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业绩的差异。
上述文献中不同规模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于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成熟市场中商业银行的实证经验，部分分析虽然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但是依然无法代表我国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和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中的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导致我国不同规模商业银行的跨境经营对银行业绩的影响机制与现有文献研究结论不同。为此，根据现有理论分析结论，笔者对我国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与银行业绩、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提出如下三条研究假设：
假设1：大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降低银行业绩，同时会降低银行风险。
假设2：中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提升银行业绩，同时会降低银行风险。
假设3：小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降低银行业绩，同时会增加银行风险。
三、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我国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商业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参照陈洪波（2017）的做法，笔者分别建立了模型（1）和模型（2），并按照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分类对上述研究假设展开分析。
ROEit=α+β11CBit+β12logAssetit+β13CRit+
β14Ageit+β15EIRit+β16CPIit+ε （1）
模型（1）主要用来分析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银行盈利水平的影响。该模型中，主要关注参数β11的回归结果。当β11的回归系数为正数并且显著时，说明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显著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当β11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并且显著时，说明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显著降低银行的盈利水平；当β11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时，说明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并不会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
NPLit=α+β21CBit+β22logAssetit+β23CRit+
β24Ageit+β25EIRit+β26CPIit+ε （2）
模型（2）主要用来分析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该模型中，主要关注参数β21的回归结果。当β21的回归系数为正数并且显著时，说明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当β21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并且显著时，说明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当β21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时，说明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并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上述两个模型分别反映了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银行盈利水平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为了更好地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笔者按照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差异将商业银行划分为大型商业银行、中型商业银行和小型商业银行三组，并分别对三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分组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商业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机制。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Bankscope数据库中公布的我国商业银行数据以及Wind金融数据库中公布的我国宏观经济数据，以2000 ~ 2015年作为样本期间。本文主要的因变量为商业银行的业绩表现。参照Ali和Azmi（2016）、Saghi-Zedek（2016）的研究，采用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商业银行业绩表现的度量指标，采用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作为商业银行风险的度量指标。
本文主要的自变量为商业银行跨境经营。根据Bankscope数据库，笔者将商业银行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存在分支机构定义为跨境经营业务（CB）。其中，开展跨境经营的商业银行占总样本的17.6%。为了区分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参照Lin、Zhang（2009）的研究，根据商业银行总资产的33%和66%分位点对商业银行进行划分，分为大型商业银行、中型商业银行和小型商业银行。在本文样本中，大型商业银行的观测值为2716个，中型商业银行的观测值为1763个，小型商业银行的观测值为3110个。
为了控制跨境经营以外的其他因素对商业银行业绩的影响，本文还参照了Lin、Zhang（2009）、Ali、Azmi（2016）和Saghi-Zedek（2016）等的研究，在回归中加入影响商业银行业绩的因素。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层面的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这两个方面。其中，商业银行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第一，商业银行总资产的对数值（logAsset）。商业银行业绩通常会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而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祝继高等，2012）。因此，在分析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业绩的影响时，需要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进行控制。第二，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CR）。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体现了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随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水平通常会降低。其中，商业银行为AA+或者以上信用评级的，定义该变量为1，表示高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第三，商业银行的年龄（Age），以年度度量。商业银行经营的历史是商业银行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商业银行经营时间越长，在经营方面的优势就越大（李广子，2014）。此外，参照吴卫星等（2015）的研究宏观经济因素主要选取经济增长率（EIR）、通货膨胀率（CPI）。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从表1中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0 ~ 2015年间我国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均值为0.117，标准差为0.257。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均值为0.032，标准差为0.054。很显然，从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三项统计数值来看，本文主要变量中存在异常值。由于异常值对回归结果存在很大的影响，可能产生不稳健的回归结果。为了防止异常值对本文回归结论的影响，笔者将采用winsorize对本文中所有的连续性变量异常值进行处理，并利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为了防止本文因变量和控制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在表2中列出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矩阵。首先，本文选取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均和因变量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也为本文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提供了支持。其次，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大，显著性也不高。通常为了防止回归分析中自变量之间出现多重共线性，要求自变量之间不能出现过高的相关性。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小于0.5，因此在回归分析中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实证分析
本文将利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变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分别对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于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展开分析。
1. 单变量分析。笔者将比较分析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银行业绩以及银行风险是否存在差异，主要利用t检验来进行分析。在表3中列示了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业绩与风险的t检验结果。其中，（1） ~ （3）列分别显示了开展跨境经营业务的大型银行、中型银行和小型银行的业绩和风险的均值。（4） ~ （6）列分别显示了大型银行与中型银行、大型银行与小型银行以及中型银行与小型银行的银行业绩和风险之间的均值差异。
首先，通过比较表3中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业绩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第一，大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的业绩要显著优于小型商业银行，但是不如中型商业银行的业绩表现。第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的中型商业银行业绩显著优于小型商业银行业绩。
其次，通过比较表3中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风险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第一，开展跨境经营的大型商业银行风险与中型商业银行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显著低于小型商业银行的风险。第二，开展跨境经营的中型商业银行风险显著低于小型商业银行的风险。
通过单变量分析可以简单了解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在跨境经营的业绩与风险方面的关系。在商业银行业绩方面，中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优势最明显；而在商业银行风险方面，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均存在优势。但是，影响商业银行业绩的因素不仅有资产规模和跨境经营因素，同样还存在其他一些因素会对商业银行的业绩产生影响。
2. 多变量分析。在通过单变量分析得到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后，笔者将进一步采用多变量回归分析对本文的假设展开分析。表4中列示了2000 ~ 2015年间我国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商业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其中，第（1）、（2）列分别列示了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业务对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第（3）、（4）列分别显示了我国中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第（5）、（6）列分别列示了我国小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业务对银行业绩的影响。由于不同规模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对银行业绩和风险表现出了异质性，将分别对三组样本进行分析和讨论。
从表4中第（1）列可以看出，当大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该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会显著降低0.328个单位，说明大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显著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表4中第（2）列显示，大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当大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会显著降低0.068个单位。总之，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降低商业银行业绩，同时会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假设1得到验证。
从表4中第（3）列可以看出，当中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该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会显著增加0.546个单位，说明中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显著提升银行的盈利能力。表4中第（4）列显示，当中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会显著降低0.041个单位，说明中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总之，中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提升商业银行业绩，同时会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假设2得到验证。
从表4中第（5）列可以看出，当小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该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会显著降低0.223个单位，说明小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表4中第（6）列显示，当小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会显著增加0.063个单位，说明小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总之，小型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降低商业银行业绩，同时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假设3得到验证。
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在2000 ~ 2015年间我国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在跨境经营中对商业银行的业绩表现出了异质性影响。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降低商业银行业绩，同时降低商业银行风险；中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提升商业银行业绩，同时降低商业银行风险；而小型商业银行来跨境经营会降低商业银行业绩，同时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
该实证结论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业银行“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顺序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政府部门可以鼓励中型商业银行率先“走出去”，大型银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在“走出去”中的经验和风险管理水平为“走出去”奠定了一定基础。另一方面，中型商业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率先“走出去”也可为小型商业银行后续“走出去”提供借鉴。
3. 稳健性检验。为了增加不同资产规模商业银行的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业绩和风险影响机制的稳健性，笔者还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由于在本文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样本中，我国商业银行既在发达国家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也在发展国家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经营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在发达国家银行业市场中，银行业市场发展较为成熟，市场竞争较为激烈。而在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业市场中，银行业发展历史较短，市场成熟度不高，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较低。那么，我国商业银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将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发达国家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较大，从而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的业绩表现较差；而在发展中国家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将面临较小的市场竞争压力，从而可能带来商业银行较好的业绩表现。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开展跨境经营时，商业银行的跨境经营业务对商业银行业绩可能会产生差异性影响。
基于此，需要对商业银行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开展跨境经营的样本分别进行讨论。表5为剔除我国在发达国家开展跨境业务样本后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在新兴市场开展跨境经营业务时，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依然对银行业绩表现出了异质性。其中，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降低商业银行业绩，同时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中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提升商业银行的业绩，也会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对于小型商业银行来说，跨境经营会降低商业银行业绩，同时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
第二，通常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经营业绩选择是否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当商业银行业绩表现较差时，商业银行可能选择并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以求改善较差的经验现象；当商业银行业绩较好时，商业银行可能会继续维持经营现状，而选择不开展跨境经营业务。那么，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与商业银行业绩之间会存在内生性。即商业银行跨境经营既会影响商业银行的业绩，商业银行的业绩也会影响商业银行选择是否开展跨境经营业务。
为了解决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与商业银行业绩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引入两阶段模型。首先，采用商业银行是否选择跨境经营作为第一阶段，并利用第一阶段估计出商业银行是否开展跨境经营业务。第一阶段的回归模型如（3）式所示。其次，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中估计出的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业务代入本文中的模型（4）和（5），其中PCB为模型（3）中因变量的估计值。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依然对银行业绩表现出了异质性，结论依然成立。
CBit=α+β1logAssetit+β2CRit+
β3Ageit+β4EIRit+β5CPIit+ε （3）
ROEit=α+β11PCBit+β12logAssetit+
β13CRit+β14Ageit+β15EIRit+β16CPIit
+ε （4）
NPLit=α+β21PCBit+β22logAssetit+
β23CRit+β24Ageit+β25EIRit+β26CPIit
+ε （5）
第三，本文的样本中同样包含了金融危机期间的样本，而金融危机对商业银行的业绩存在很大的负面冲击。Giannetti、Laeven（2012）指出，金融危机不仅影响商业银行业绩表现，而且对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选择同样也存在显著的影响。那么，本文之所以得到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业绩具有负面冲击的结论，可能是因为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商业银行对开展跨境经营业务选择的影响，而不是开展跨境经营业务会导致更差的业绩表现。
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因素对本文实证结论的影响，笔者剔除了2007 ~ 2009年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样本，并利用非金融危机期间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表7中的回归结果显示了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对银行业绩表现出了异质性的结论依然成立。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布局，不仅可以加强我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合作，而且是有利于我国人民币等资本输出的重要载体。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系统的核心，同样有责任为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支持。那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到底是中小型银行先“走出去”，还是大型银行先“走出去”？基于此，本文结合2000 ~ 2015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不同商业银行规模在跨境经营中对商业银行业绩与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降低商业银行业绩，同时会降低商业银行风险；中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提升商业银行业绩，同时降低商业银行风险；而小型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降低商业银行业绩，同时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进一步地，本文还分别针对商业银行在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开展跨境经营的样本、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剔除金融危机期间的样本三种情形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在“走出去”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业务有序“走出去”。政府部门可以鼓励中型商业银行率先“走出去”，然后，大型银行再“走出去”。一方面，中型商业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在“走出去”中的经验和风险管理水平可以为“走出去”奠定一定基础。另一方面，中型商业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率先“走出去”也可为小型商业银行后续“走出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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