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赵 语，杜伟岸（教授）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武汉430070
【摘 要】
【摘要】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对于巩固边疆安全、促进民族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理论上，金融供给规模通过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动两条途径促进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采用广西2008 ~ 2015年间1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就金融供给规模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金融供给规模、人口密度、人均GDP、产业结构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影响显著，由此应进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扩大金融规模、优化金融供给主体结构、实施精准金融供给等。
【关键词】金融供给规模；人口城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23-0118-6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城镇化是指农村居民迁入城镇就业并长期生活，转化为城镇居民并逐渐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实施人口城镇化，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现实路径，是在城镇化建设中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此前，我国在推进传统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少地方政府曾以盖楼、造城、铺路等房地产开发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而对人口城镇化重视不够，导致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已成为我国回归和升级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遭遇的突出问题。为此，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我国民族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东北边境地区，各民族已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散居的分布特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也显现出区别于东部发达地区的特点。加快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建设不仅有利于巩固边疆安全、促进民族和谐稳定，还有利于使更多民族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就业、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改革发展的红利，从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文化繁荣发展。除此之外，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对于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转型发展方面的新动能，继而推进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更好更快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率仅为32.8%，而同期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可见，提升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不仅是现实所需，而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这一目标视阈来审视，人口城镇化不仅涉及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口的城乡间迁移、相关产业的培育、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经济和社会建设方面，还包括城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构，这其中包括治理模式尤其是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治理工具和方式方法的创新，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与完善等。而金融作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也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尤其是在我国民族地区，金融体系的建设进程还相对滞后，这种情况下，金融有效供给的规模势必影响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演进。广西的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在全国各省区市居第一位，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8%。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人口约占广西总人口的34%。本文以广西14个市的数据为样本，研究金融供给规模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最后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通过系统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广西人口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提供思路，并为我国广大民族地区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撑人口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文献综述
金融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的关系一直以来颇受学者和实务部门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城镇化建设成为各地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后，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日益增多。不少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要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具体影响。谢金楼（2017）研究提出，金融效率与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反向关系，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对城镇化建设有正向促进作用。罗琼（2016）研究发现，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协整关系，其中政策性金融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社会水平发展。王伟等（2014）对城市化水平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交叉组合分析，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在各地显示不均衡，城镇化与金融的互动发展表现出阶段性。陈雨露（2013）分析指出，未来城镇化的发展必须依靠金融化才能满足其建设资金要求，城镇化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金融化必须着眼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需要。陈元（2010）认为，开发性金融可以缓解城市化资金约束。
2. 金融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陈志伟（2014）研究揭示，金融发展短期内显著促进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李宝礼和胡雪萍（2014）研究认为，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提高人口城镇化速度，改善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发展失衡的局面。
3. 金融发展对“两化”的影响。孙维仁等（2013）认为，在不同的工业化条件下，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工业化是城镇化的重大影响因素，金融效率对城镇化的影响明显。李科（2012）探究了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工业化相互促进机制，认为“两化”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只有充分发挥金融的功能，才能更好地为“两化”互动发展服务。
4. 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问题。周宇騉（2013）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自身优势和政策导向导致大量的资本涌入，其城镇化速度远远超过西南不发达地区。为了进一步缩小东、西部贫富差距，带动全国经济发展，金融支持对提高西南民族贫困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至关重要。杨元庆（2013）表示，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而且仅仅靠商业银行贷款、信托等渠道无法突破其融资瓶颈。赵蕊（2015）的实证研究发现，渝东南民族地区城镇化和金融发展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且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以上研究探索了影响城镇化的金融因素、金融发展阶段对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具体影响、工业化程度约束条件下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程度等，采用了多种方法，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在多种约束条件下就金融发展对经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有关影响进行了研究。但在经济新常态下，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考察分析金融供给规模对民族地区城镇化影响的研究仍相对较少，利用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考察，系统分析金融供给对民族地区推进人口城镇化影响的研究则更为少见。因此，本文尝试在这方面做些探索，以期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议。
三、金融供给规模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机制
人口城镇化过程中所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业转型升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民族地区往往是后发展地区，地方政府财力很难满足人口城镇化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资金供给规模不足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急需充分发挥金融业的资金融通功能和优势，扩大金融供给规模，为人口城镇化提供可靠而有力的资金保障。
金融供给规模通过产业发展、人口流动两个渠道影响人口城镇化。
1. 金融供给规模通过影响城市的工业化水平与速度，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需求产生影响。出于多种原因，第一产业在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城镇的第二、三产业集聚相对不足，劳动力需求规模小。2016年，人口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广西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3%、45.1%、39.6%，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上海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29.1%、70.5%，广西地区第二、三产业明显集聚不足，导致其人口城镇化需求不足。金融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王定祥等，2013）。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配置到哪里，物资、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就会在哪里集聚。金融供给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优化第二、三产业扩大生产所需资金的融资渠道、结构与规模，降低实体企业资金成本，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进一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改善就业市场，推动人口城镇化向前发展。因而，金融的供给规模通过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和规模来影响人口流动的方向，进而影响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水平。
2. 金融供给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人口向城镇流动。金融供给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满足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金融需求。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流向城镇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概括起来主要有：
（1）自身购买养老、医疗等“五险一金”社会保障的金融服务需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民族地区农村人口的保障主要还是依靠土地、家庭等要素，城市现行的“五险一金”社会保障体系仍然没有覆盖到民族地区的广大农村。农民进城后，产生了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覆盖新进城农民的金融服务新需求。
（2）自身购买房屋的贷款、子女享受城镇化教育产生的资金需求。一方面，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2016年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32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0359元。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进城前，自身的经济基础往往较为薄弱，进城后购买房屋又构成了刚性需求，首付比例一般较低，由此产生更为强劲的房产信贷新需求。另一方面，城镇人口子女的教育支出远大于农村子女，民族地区农民进城后子女享受层次相对较高的城市教育，将产生新的金融服务需求。
（3）家庭消费信贷（购置汽车等大件商品）所带来的金融服务需求。统计显示，2016年年末广西私人汽车保有量为378.12万辆，城镇人口为2326万人，车主大部分为城市人口，相当于平均每6名城镇人口拥有一部私家车，比例还在逐年降低，可以预期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进城后以家庭汽车为代表的消费信贷需求也将稳步增长。
（4）部分农村人口进城后自身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培训提高就业务工技能、自主创新创业等）。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进城，不仅是户口本上进得来，更为关键的是能在城市生存下去，这就需要通过培训提高就业技能，或者进行自主创业，二者一定程度上均离不开金融服务。
综上，从理论上看，金融供给规模通过产业发展、人口流动两条途径，最终影响人口城镇化进程（见下图）。
四、实证分析
1. 模型设定。为了能够在控制其他影响人口城镇化因素的前提下，集中考察金融供给规模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本文采取了构建线性模型的形式进行研究。这种模型将影响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均纳入其中，以避免因重要变量的缺失而影响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当然，在考虑多个因素的情况下，应避免多重共线性以及内生性等问题。对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就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对相互之间有较强相关性的变量进行了择优筛选。其次，在描述解释变量的数据指标选择上，也充分考虑且回避了相互之间具有多重共线性的风险。最终，本文以人口城镇化作为被解释变量，以金融供给规模为主要解释变量，构建了如下计量分析模型。其中，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人均GDP与产业结构。具体控制变量选取的依据在下文的指标描述中进行说明。
CZHit=β0+β1FDTit+β2RKSit+β3PGDPit+
β4CYJit+αi+λi+μit
具体来看，在该模型中，β为待估系数，下标i和t分别代表不同的城市和时间变量，α为未被直接观测到的空间特定效应，λ为未被直接观测到的时间特定效应，μ为随机误差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具体描述如下：
（1）CZH代表人口城镇化程度。结合人口城镇化对“以人为核心”的强调，以及相关统计数据的现实可得性，选择以年末的非农人口除以总人口数得到城镇化率来进行反映。
（2）FDT为金融供给规模指数。本文借鉴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 W. Goldsmith的方法，以银行的存贷款总金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该指数越大表明金融供给水平越高，资本流动性越大。根据前面的分析，这里提出金融供给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的假设。
（3）RKS代表人口密度。基于人口密度的概念，选择以每平方公里人口数来衡量。一般而言，适度的人口密度会带来城镇人口结构的改善，继而带来城镇化需求动力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可以从人口消费结构的角度来进行反映。李少林（2014）基于30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开展的研究就曾发现，人口密度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很多研究又发现，相比于东部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地区而言，当前多数欠发达的民族地区人口密度尚未达到“最优水平”。鉴于此，这里提出人口密度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的假设。
（4）PGDP代表人均GDP。鉴于相关统计数据的可得性，这里直接以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国内外经验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85（Henderson，2000），因此，这里同样提出人均GDP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为正的假设。
（5）CYJ代表产业结构。结合广西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发展实际以及数据的可得性，这里选择以当年工业生产总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而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产业结构依次从第一向第二、三产业转化，是非农产业不断提升的过程。而且张东等（2016）的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人口城镇化呈同向变动，满足经典理论假设，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效应最大。因此，这里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人口城镇化正相关的假设。
本文运用STATA 13.1软件，首先利用2008 ~ 2015年间广西1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FGLS（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在回归之前，通过应用F检验、豪斯曼（Hausman）检验，对模型具有哪一种效应进行了确定。然后将14个城市按照城镇化率增长幅度分为两类。其中，第一类为快速城镇化地区：柳州、桂林、贵港、玉林、贺州、来宾，贵港的城镇化率增长幅度更是达到了41.3%。第二类为城镇化速度比较平稳的区域，包括南宁、梧州、北海、防城港、钦州、百色、河池和崇左，其中河池的增长幅度较低，仅为11%。第二类中的南宁及桂西北的百色、河池、崇左等4市即是广西地区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之后分别对两类城市进行FGLS回归。
2. 数据说明。本文选取的数据均来自于近年来的《广西统计年鉴》，贺州、崇左、贵港等新设地市的部分数据缺失，均用均值差值填补，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首先，广西人口城镇化总体水平处于上升趋势，未曾出现逆转的现象。其次，从地级市层面看，不同城市的人口城镇化速度存在差异。个别城市出现部分年份的人口城镇化率降低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未被预期到的冲击（如2008年金融危机）使某些城市内的主导产业受到挫折，从而使人口流向其他地区。再次，广西金融供给水平快速发展。金融供给水平的均值为1.678，最小值为0.937，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这说明2008 ~ 2015年是广西的一个金融快速发展时期。同期，广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由2269.07亿元增至22793.54亿元，增长了9倍；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由1613.25亿元增至18119.30亿元，增长了11.23倍，表明资本流动性扩张的速度较快。最后，货币扩张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对人口城镇化的支持，表现在广西部分地市建成区面积的上涨幅度远小于金融供给规模的上升幅度。
3. 回归结果分析。从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见表2），不论是总体回归还是分类之后的回归结果均显著，说明模型是稳健的。需要指出的是，FGLS回归的可决系数没有意义，只要Wald显著即可。
先，金融供给规模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显著。一方面，回归分析显示，金融供给规模对人口城镇化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另一方面，从分类检验可知，金融供给对快速人口城镇化区域的影响大于对慢速人口城镇化区域的影响，这说明金融发展对人口快速城镇化的区域贡献更大。从城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其任务来看，在人口城镇化初期，因城镇化重点围绕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展开，因此政府投资在此期间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而且基础设施建设等往往因周期较长，所以扩张速度相对较慢。而当进入快速人口城镇化阶段后（可以视为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市场体系的建立、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为更主要的任务，这使得对金融的需求增加，故金融供给规模对快速人口城镇化地区的影响效果表现得更为显著。以玉林为例，2015年的人口城镇化率为46.5%，与2008年的35.3%相比上升了11.2%，年均上升1.6个百分点。以13.1万元/人为人口城镇化成本计算（是2015年该市人均GDP的5倍多），该市每年人口城镇化需要资金150亿元左右，占2015年全市GDP的10%，比当年全市的财政收入还高出10亿元左右，由此可见玉林的人口城镇化推进的资金缺口巨大，寻求金融支持的紧迫性更为明显。实践中，2015年年末，该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分别为1445.26亿元、843.68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了10.9%、12.8%，增速在全区14个地市中位居前列，进一步印证了金融规模的扩张对人口城镇化进程影响显著，对快速人口城镇化地区的影响则更为显著。
其次，在控制变量方面。
（1）人口密度对以人为本的人口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结合已有实证研究结果以及相关分析，证明在人口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本身具有聚集效应。城市由于开发更高层住宅、交通便利等原因，人口密度会持续上升，而相应的消费市场会吸引不同的产业进入，之后会带动劳动力市场发展，吸引乡村或其他地区的人口来此就业，形成良性循环。该循环会一直持续到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消失。
（2）人均GDP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显著，且为正向影响。一方面，一个地区的人均GDP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人均GDP较高的地方必然会有相对更具有吸引力的消费市场，居民拥有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吸引企业进入该地区，带来劳动力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人均GDP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城市内的工资水平，持续增长的人均GDP代表了工资水平的增长，较高的工资水平会吸引人口聚集于城市，尤其是对于高素质人才往往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3）产业结构对于人口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注意的是，这说明新型工业化建设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在传统城镇化建设中，工业的就业弹性比农业高。根据刘军丽（2009）的研究，在1978 ~ 2006年间，我国第一、二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分别为0.185、0.303。因此，可以认为在传统城镇化建设中，工业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传统城镇化、传统工业化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弊端不断显现，尤其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难以满足人口城镇化的建设需要的。很多研究发现，推进人口城镇化，更加需要的是具有高精尖等集约式内涵的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结合我国民族地区当前产业转型发展实际，现代工业发展水平的低下，无疑是制约其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五、主要结论和建议
1. 结论。本文运用2008 ~ 2015年广西1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以人口城镇化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口密度、人均GDP、产业结构为控制变量的实证计量模型，研究了金融供给规模对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得出了如下结论：金融供给规模的扩大为民族地区城镇化由中期向后期的迈进提供了资金方面的支撑，有利于加速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并且金融供给规模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口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对处于发展中期的人口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较大。与已有多数研究结论相一致，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民族地区，人口密度、人均GDP、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口城镇化进程有正向影响。
2. 建议。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论，对加快民族地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应根据各地区人口城镇化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在测度实际金融需求的基础上，合理扩大金融供给的总体规模。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是人口城镇化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应进一步加快贯彻落实中央有关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的系列举措，尤其要鼓励各级金融机构在整体金融体系改革的框架下，结合本地实际进行金融供给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为城市居民和民族人口聚居的村民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有效匹配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所面临的资金需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推进金融创新的过程中，要立足于各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阶段，对于那些处于人口城镇化初期的地区（贺州、来宾、崇左、防城港等），可在多渠道夯实政府投资基础的同时，重点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大力引进股份制银行、券商、保险、信托、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对那些处于人口城镇化中期的地区（梧州、北海、玉林、百色、钦州等），可在增加金融供给主体的同时，适度增加适应人口城镇化需求的金融产品服务；对那些逐步走向后期和成熟人口城镇化形态的地区（南宁、桂林、柳州等），则需重点增加金融供给服务，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以金融服务创新支撑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2）应推进金融供给向城镇化发展初期前移，不断优化金融供给的主体结构。一方面，相比发达地区，民族地区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相对不足，就业市场的改善也相对缓慢。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但不能对政府形成过度依赖，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很多地方政府财力总量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对于那些财政资金趋紧的地区，要注重重新唤起民营投资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主动参与人口城镇化，这将有利于加快社保、教育、医疗、交通、劳动力市场等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并且可以将原先政府占有的金融资源分配到民营企业以及新近进入城市的居民等有助于促进人口城镇化的要素中去。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城镇化的不断向前推进，要更为有效地扩大整体金融供给规模。为此，应采取实质性的举措优化金融供给的主体结构，在发挥各类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应有作用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民间金融如小额信贷等金融模式的规范化发展，通过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相关政策的引导，提高民间金融参与人口城镇化建设的动力。
（3）加强中观层面调控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同时提高金融供给的精准化、精细化。货币流动性的扩张于实体经济缺少反映，货币的乘数效应下滑，这是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很多地区所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金融发展对快速城镇化的地区或城市有更为显著的作用，所以省级、地市级政府应该对城镇化发展较快的地区有一定程度的侧重，在科学优化金融体系、保证合理金融供给规模的同时，着重加强金融、财政与保险机制的协调配合。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不同地区人口城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资金瓶颈及其所涉及的领域，结合不同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实际来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供金融供给服务，以此提高各级各地金融供给的精准化水平，提升金融支撑人口城镇化建设的效率。
（4）应稳步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金融供给的监管力度。由于虚拟经济本身的不稳定性，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更加多元化，金融创新衍生品日渐丰富，会增加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风险，这是很多地区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普遍性问题。而对于民族地区，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点，就是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通过强化对金融风险的预警、构建良好的监管机制和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等方式，在为民族地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保障的同时，保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同步协调发展，使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始终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避免因虚拟经济泡沫的膨胀而带来金融风险，进而影响到人口城镇化的持续稳定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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