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霍 杰（博士）
【作者单位】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宁波315100
【摘 要】
【摘要】在对四次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产业重新布局的基本规律，重新审视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背景下的中国产业转移的区域环境，并通过比较探讨了中国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内部和周边各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单位劳动成本差异明显，多地具备承接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劳动成本优势。但从区位环境综合评价角度看，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某些国外经济体不适合承接中国大规模产业转移，中国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进行国内转移较为合适。
【关键词】产业重新布局；产业转移；区位选择；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8-0115-9一、问题提出
产业重新布局是产业转移的直接结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这为中国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和东部地区产业升级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我们需要在尊重产业重新布局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做好中国有关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方面的工作。
当前，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产业转移迫在眉睫。徐滇庆等（2009）认为在考虑转移成本等情况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比较好的选择；而林毅夫（2013）认为应该将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工资水平更加低廉的非洲转移，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向东南亚和南亚转移。
早期的国外学者从比较优势、产品生命周期和跨国公司的视角研究劳动力成本、要素禀赋和需求等因素对产业转移和产业重新布局的影响（Akamatsu，1962；Kojima，1978；Vernon，1966；Dunning，1988）。近期国外学者更加重视从新经济地理学、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产业转移和产业重新布局（Krugman，1991；Ernst、Kim，2002；Gereffi et al.，2005；Görg et al.，2008）。
国内对产业转移和产业重新布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陈建军（2002）认为，中国现阶段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动力来自对扩大市场的需求、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营资源边际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企业成长的需要等。桑瑞聪等（2013）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312家工业上市公司2000 ~ 201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Logit和Tobit模型从企业微观角度研究中国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影响中国产业转移的决定性因素包括要素成本、市场需求、集聚外部性、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多淑杰（2013）在两要素投入视角下以契约理论为基础分析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技术水平、地区要素成本差异以及契约环境是影响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2. 产业转移对经济的影响。张少军和刘志彪（2009）在对全球价值链模式产业转移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依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专业知识的内生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完成产业升级。张琴（2012）基于1983 ~ 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越多，中国产业结构就越能够得以优化。
3.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重新布局。卢万（2010）认为，由于东部地区工资的上涨、土地资源的稀缺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竞争，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重新布局，向中部地区转移。李燕等（2010）通过计算1980 ~ 2007年中国各省产业就业的基尼系数和省区区位商，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地区集中，但随着东部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向中部转移的趋势。叶茂升和肖德（2013）在综合比较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纺织业的投资环境基础上，认为中国东部地区纺织业“向西内迁”将更具区位优势。
总体看来，国内外学者虽然对产业转移和产业重新布局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但大多是从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对产业重新布局的基本规律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仍缺少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选择向中国中西部转移还是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转移？政府应该采取哪些政策来促进中国的产业转移？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对此，本文将从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基本规律入手展开分析。
二、产业重新布局的基本规律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已经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国际产业重新布局。每一次产业重新布局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和特征，但背后也有一些共同的规律。
历史上英国首先完成第一次科技革命，建立起机器大工业的生产体系，成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工厂”。在19世纪前期和中期，仅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1/3到1/2。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国内土地和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供需矛盾日益凸显，英国逐渐开始向欧洲大陆的法国、德国和美国等进行产业转移，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产业重新布局。这次产业转移的承接国首先是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后来转移到美国。相对于欧洲大陆而言，美国承接英国产业转移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之后与英国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美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吸引了众多英国纺织、采矿、冶炼和钢铁企业，这奠定了美国成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世界工厂”的物质基础。
到了20世纪50 ~ 60年代，作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起国，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技水平，成为第二次国际产业重新布局的推动者。第三次科技革命导致具有替代关系的新产业诞生，这要求美国必须对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传统产业必须为新产业的发展让道。为了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家用电器、造船和汽车等产业，美国将其国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联邦德国和日本进行转移。而德国和日本作为第二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和联邦德国，虽然在战争中对美国的利益有所损害，但在美国实施冷战战略之后，日本成为美国与前苏联对抗的东亚地区前沿阵地，而联邦德国则成为美国与前苏联对抗的欧洲地区前沿阵地，向这两个国家转移产业、进行经济渗透，对美国来说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另外，日本和联邦德国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优秀的人才基础，能够迅速吸收、模仿和创新美国转移过来的技术。经过第二次国际产业重新布局，原联邦德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成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世界工厂”。
而到了20世纪70 ~ 8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的日本为了应对两次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日元汇率上升的不利影响，将其国内的纺织、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电子等行业陆续向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转移，这就是第三次国际产业重新布局。这一时期，亚洲“四小龙”拥有质高价廉的劳动力资源，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拥有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因此它们成为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为第三次国际产业重新布局主要承接国的亚洲“四小龙”在东亚地区迅速崛起，形成所谓的“东亚奇迹”。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快就面临生产能力迅速扩张与国内市场狭小的矛盾、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限制的矛盾、企业利润追逐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导致亚洲“四小龙”将纺织和钢铁等行业向东盟四国以及中国内地转移。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和欧盟进一步将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向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内地等转移，这就是第四次国际产业重新布局。
第四次国际产业重新布局与之前的三次国际产业重新布局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在这次产业重新布局过程中，全球经济体系在微观层面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基于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展和深化。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发生改变，导致其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外包，而只保留和专注于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过第四次产业重新布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第四个“世界工厂”。
以四次国际产业重新布局实践为基础，结合产业转移理论，可以总结出产业重新布局的基本规律：
1. 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动因。历史上各次产业重新布局可以说都是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对于企业来说，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目的。企业实现利润的手段无非两种：增加收益和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就需要开发新的市场和提高产品价格。在一个国家（地区）市场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同一行业内的许多企业纷纷打起了价格战，提高产品价格谈何容易，因此只能通过产业转移的形式向其他国家（地区）的市场进军。
2. 从边际产业和边际环节分层次渐进开始。从国际产业重新布局的实践来看，产业转移一般都是先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后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呈现出分层次渐进转移的特点。
3. 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梯度转移。世界各国和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是产业梯度转移的客观基础。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生产要素价格、市场需求和企业利润存在地区差异，而这些差异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地区劳动、土地和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生产能力提高，该地区市场趋向饱和，企业利润率趋于下降，这些都将使发达地区的一些产业或产品逐渐丧失比较优势，需要将处于或即将处于边际的产业转移出去，优化升级本地区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一部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拥有充裕的劳动、土地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生产能力的低下导致该地区市场远远未达到饱和，稀缺的资本导致企业投资的利润率比较高，再加上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发达地区的边际产业就会向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空间上的迁移，即发生产业重新布局。这种产业的空间迁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从而成为新的发达地区，也同样会面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市场饱和与投资利润率下降等问题，需要继续向新的生产要素价格低廉、市场广阔和投资利润率高的欠发达地区进行产业转移。
4. 取决于产业转移承接地的综合发展水平。应该指出的是，企业在选择产业转移区位时，不仅仅要考虑承接地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而且需要考虑承接地的政策、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法律制度、工业发展和技术研发水平等，即注重对承接地区位环境的综合评价。林毅夫（2013）认为非洲可以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出去的“蓝海”，因为那里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很低。这种看法道出了事实的部分真相，但不能代表事实全部。事实上，与向非洲地区转移相比，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比较高，单位劳动成本也比较高，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转移成本会低很多。显然，产业转移承接地的综合发展水平决定了产业重新布局的最终结果。
三、产业重新布局背景下的中国产业转移区域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外资，承接来自美日欧和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世界著名的经济咨询机构IHS（IHS Global Insight）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19.8%，制造业产值首次超过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值最大的国家。有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4.33万亿元，其中出口额13.84万亿元、进口额10.49万亿元，中国是世界第二货物贸易大国。
但随着制造业产值的快速增长，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升。2003年中国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2671元，到2014年上升到51369元，11年时间平均工资增长3.05倍，年均增长13.57%。其中，沿海地区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很快，特别是沿海的大都市工资水平上升更快，而西部地区工资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根据以前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经验，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从而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发生空间迁移（徐滇庆等，2009）。
由于中国具有大国经济的特征，地区之间的发展存在不均衡性，在东部沿海发展较快、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这导致中国对于产业转移区位存在两种可能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进行国内产业转移；第二种选择，就是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比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进行国际转移。
1. 基于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中国产业转移区域比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凭借较好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运输和国家的优惠政策，吸引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80%，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1992年，中国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1026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826亿美元，占全国的81%；中部地区115亿美元，占全国的11%；而西部地区85亿美元，仅仅占全国的8%。到2012年，中国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31406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25690亿美元，占全国的82%；中部地区3149亿美元，占全国的10%；西部地区2567亿美元，仍然只占全国的8%。
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土地价格不断上升，工人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虽然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力，但由于劳动力转移成本提高很多，自2004年以来东部地区反复出现“民工荒”。东部地区工人对工资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导致东部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逐渐丧失比较优势（刘新争，2012）。自1999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规划，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得以较快发展，人均收入较快提高，就业机会大增，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得以凸显。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工资水平较低（见表1），加上劳动力转移成本也较低，使中西部地区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区位（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故这里主要以制造业为例进行研究）。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3 ~ 2012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始终高于中西部地区，幅度在10% ~ 40%。
如果仅仅从劳动力工资水平角度考虑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劳动力工资水平较低、与中国地理位置毗邻的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以及劳动力成本非常低的非洲也是可供选择的区位。目前，中国向东南亚和南亚进行产业转移可供选择的国家主要包括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向非洲产业转移可供选择的国家主要包括赞比亚、苏丹、尼日利亚、南非、毛里求斯、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埃塞俄比亚等，部分代表性国家的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和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平均工资比较状况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在2003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还低于埃及和泰国，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迅速上升，在2004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已经超过埃及和泰国。在整个2003 ~ 2012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一直高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将表1和表2的数据结合起来，可以对2003 ~ 2012年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作一个比较。由于两个表的计算单位和统计来源并不一致，因此无法直接比较，这里采用一个间接的方法进行比较。先计算中国中西部地区、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埃及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与中国整体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比值，然后根据这个比值的大小判断制造业工资水平的相对高低。经过计算，中国中部、中国西部、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埃及的制造业相对平均工资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这六个地区中，2003 ~ 2004年泰国的制造业相对平均工资水平最高，印度制造业相对平均工资水平最低；但2005年之后，中国西部地区制造业相对平均工资超过泰国，成为六个地区中相对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地区，中国中部地区、泰国和埃及次之，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六个地区中相对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的两个地区。
2. 基于单位劳动成本的中国产业转移区域比较。当然，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拥有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成本（蔡昉等，2009；徐滇庆等，2009）。所谓单位劳动成本，是指劳动力成本（在实际计算中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数据不可获得，故用劳动力工资水平来代替）与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如果一个产业劳动力成本越低，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单位劳动成本就越低，这个产业就越具有比较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起，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拥有生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一方面是由于中西部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向东部地区，劳动力接近于无限的供给大大减轻了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通过教育培训持续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使单位劳动成本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从表4可以看出，在2003 ~ 2010年期间，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较高，但随着中西部对教育的重视、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政策的倾斜，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正在不断向东部地区靠近，从2011年起西部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就已经超过东部地区。
将表1和表4结合起来就可以计算出2003 ~ 2012年中国三大区域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计算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在2003 ~ 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低于中西部地区，但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从2008年起西部地区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已经低于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在2003 ~ 2012年期间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基本没有多大变化，从2011年开始单位劳动成本也低于东部地区。
表6给出了2003 ~ 2011年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和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从表6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不到10年的时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多，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邻国印度。为什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印度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①丰富的人力资本。与印度相比，中国更加重视教育，劳动力识字率远远高于印度；中国更加重视医疗投入，拥有更加健康的劳动人口；中国更加重视培训，拥有超过2亿的技术和熟练工人。这些原因都导致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远远高于印度。②规模经济的存在。中国的市场规模超过印度，各行各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相对而言也比较大，容易产生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③高度的劳动分工。中国市场规模的庞大不但容易产生规模经济，而且有利于社会分工的高度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如具有高度社会分工和专业协作特征的温州群狼模式，大大提高了温州企业的劳动生产率。④现代化的工业组织。通过“看中学”（learning by watching），港商和台商在内地建立的工厂提供了现代工业组织的示范，从而极大提高了中国工业组织的现代化水平。
从表6也可以看出，在2003 ~ 2011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始终低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2010年之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埃及，一直到2011年才超过埃及。
将表2和表6结合起来，可以计算2003 ~ 2011年期间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和中国的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计算结果见表7。从表7可以看出，在2003年，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还稍低于埃及，但2004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迅速上升，远远高于埃及。在2003 ~ 2011年期间，相对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始终比较高（印度2008年除外）。对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埃及，这三个国家不仅制造业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于中国（泰国和埃及2003年除外），而且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埃及2011年除外），所以这三个国家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远远低于中国。对于印度，虽然劳动生产率低于中国，但是工资水平也远远低于中国，所以自2003年以来，印度的单位劳动成本始终低于中国（2008年除外）。
在2003 ~ 2011年期间，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埃及、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六个地区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与中国整体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比值如表8所示。从表8可以看出，在2003 ~ 2011年期间，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制造业相对单位劳动成本最高（2003年西部地区除外），印度、埃及和泰国次之，印度尼西亚最低。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内部和周边各国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差异为代表的区位差异为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创造了条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既是自身经济结构调整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国际产业重新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产业向何处转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四、中国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
如前所述，企业在选择产业转移承接地时，不仅要考虑制造业劳动成本，而且要考虑基础设施、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其他区位因素，即需要考虑产业转移承接地的综合发展水平，故需要对产业转移承接地的区位环境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这一基本思想，本文构建了包括单位劳动成本、市场需求、基础设施、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内的产业转移承接地区位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前文提到的中国产业转移的各代表性区域的情况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问题。
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为了对产业转移承接地的区位环境进行综合评价，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的区位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这些指标及其所属关系和指标性质如表9所示。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中国通信年鉴和Hofstede网站（http://www.geert-hofstede.com）。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全面性、客观性和可比性等基本原则，最终确定以2010年数据为样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埃及的区位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2. 数据的预处理。在综合评价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主要包括逆指标和适度指标的正向化以及数据的无量纲化两个方面。
本文选取的区位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共有16个二级指标，其中制造业平均工资、企业开办流程成本和纳税项3个二级指标是逆指标，权利距离、个人主义、男性主义、不确定性避免、实用主义和沉溺6个二级指标是适度指标，其余指标都是正指标。
假定第i个指标xi为逆指标，那么采取如下方法对指标进行正向化：
xi"=1/xi （1）
假定第j个指标xj为适度指标，那么采取如下方法对指标进行正向化：
xj"=1/（1+|a-xj|） （2）
式（2）中，a是最合适的值，偏离a越大越不好。
由于原始数据的量纲不同，无法进行直接比较，这里对指标值使用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3. 指标权重确定和综合评价。目前对指标权重的确定主要有两类方法：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由专家根据经验和主观判断得到指标权重，经常使用的Delphi法和AHP法等都属于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是根据各指标在被评价对象中的实际数据按照一定的数学方法求得指标权重，经常使用的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等都属于客观赋权法。两类权重确定方法各有优缺点，由于本文使用的指标较多，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故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从而有效消除原始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在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之后构造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使用综合评价函数求出各承接地区位环境的综合评价值。
通过以下五个步骤得到各承接地区位环境的综合评价值：第一步，运用SPSS 22软件求出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以判定原始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是否适合使用主成分分析。研究发现，很多原始变量的相关系数较高，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比较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第二步，对标准化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并且累积方差贡献率超过85%的原则提取主成分，从而可以确定3个主成分。第三步，将因子载荷阵的第i列向量除以第i个特征值开根后得到第i个主成分函数的系数，由此可以得到主成分Fi（i=1，2，3）的表达式。第四步，计算各主成分值。第五步，以累积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构造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利用综位环境的综合评价值及排名结果（限于篇幅，中间步骤的数据省略）。
从表10可以看出，中国产业转移承接地区位环境的综合评价值及排名如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综合评价值分别为2.8552和2.5374，在六个区位中排在第一名和第二名，泰国、印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综合评价值分别为-0.9095、-0.9867、-1.6826和
-1.8138，在六个区位中排在第三名至第六名。相对于泰国、印度、埃及和印度尼西亚来说，虽然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和单位劳动成本偏高，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具有其他方面的优势，所以综合评价值较高。因此从区位环境综合评价角度考虑，目前中国中西部地区是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首选承接地，而非洲、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区承接中国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条件还不成熟。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产业重新布局是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动因的市场行为，其从边际产业和边际环节分层次渐进开始，表现为产业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产业转移承接地的综合发展水平决定了产业重新布局的最终结果。第二，在中国各地区及周边国家以劳动力成本为代表的生产成本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劳动密集型的边际产业和边际环节将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第三，中西部地区是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目前，东南亚、南亚等国还不是中国大规模产业转移的理想去处，非洲国家亦是如此。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为了做好中国有关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工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尊重产业重新布局的基本规律，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也发现，决定产业重新布局的主体是企业，决定因素是成本和收益。而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本身就是市场重新配置资源的结果。在过去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热衷于通过招商引资、筑巢引凤等手段在产业承接中发挥超过市场的主动作用，以实现通过引入产业资源拉动本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而达到快速拉高本地生产总值的目的。经验表明，产业重新布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决定性因素，如劳动力成本等不会因短期政策环境而改变。这提示我们在产业重新布局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部门要更加尊重产业重新布局的市场规律，把重点放在为企业松绑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上来，而不是以行政力量直接干预产业重新布局。
2. 以国内产业转移推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尊重市场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不能主动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机遇，相反，要根据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积极规划中国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工作，将国内的产业重新布局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规划。如前所述，人力资本是决定产业重新布局的关键性因素，而正是由于中国有众多的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有比较有效的工业组织，有规模经济下形成的劳动分工，才成为世界工厂。而现阶段，中国中西部地区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镇化发展空间很大，人力资本在国内的转移成本要远远低于向海外转移的成本。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历史发展情况各异，具备国内产业转移的纵深和梯度，因此应顺应中国东、中、西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现实，将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梯度转移。这是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最好方式。
3. 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从综合区位因素角度来看，目前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方面依然具有比较优势，但是这种优势需要由原来的低劳动力工资水平和低单位劳动成本优势转向由综合区位因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存在一些不利于产业转移的因素。如：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比较落后，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教育相对落后，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比较缺乏，雇佣高层员工成本高昂；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虽明有优惠政策，但暗地吃拿卡要；缺乏大的产业集群，产业集聚程度不高，规模经济效益小，产业前后关联效益低。这些因素的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近年来东部地区很少向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在科学评估区域功能和产业定位的基础上，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和协同发展的基本原则，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优化本地区投资环境，降低产业转移成本，以充分发挥中西地区的比较优势。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降低物流成本；真正重视高素质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降低企业雇佣成本；简化政府办事流程，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规划工业园区，做好相关配套建设，促进相关产业聚集。
4. 本着“慢半拍”原则处理产业转出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也必然会加速上涨，可以预见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将面临大规模向国外转移的问题。笔者建议本着“慢半拍”原则处理中国的产业转出问题。所谓“慢半拍”原则，就是说产业转移的最佳跨国承接地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比中国慢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产业转移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而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不多的国家的市场特点相近，民众的需求也相近，这样的市场环境最有可能形成合作和双边贸易。因此，产业转出的目的地不是成本越低越好，而是要按照产业重新布局的规律，进行逐步的梯度转移。就本文研究的地区而言，东南亚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差距最小，南亚次之，而非洲与中国经济发展差距最大，因此，东南亚地区更符合中国产业转移目标地要求，而本文的研究成果也支持这一“慢半拍”原则。
5. 以国民总收入取代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的总量指标。现行的政府考核指标不利于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新布局。虽然东部地区需要将当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从而“腾笼换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但在现行的官员晋升标准下，地方政府担心向中西部转移产业有可能导致本地区资金外流、经济增长减速等，于是就采取诸如降低土地使用成本和减免税收等手段挽留企业，对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持不鼓励的态度（李晓西，2009）。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笔者建议，用国民总收入指标取代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对东部地区发展成果进行考核。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国民总收入是指常住居民的初始收入的总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不同，国民总收入强调的不是生产规模，而是收入规模。对于东部地区来讲，尽管产业的转出会影响生产规模，但由于资金、设备等生产资源仍多数由东部地区所有，其国民总收入规模并不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因生产成本下降使得收入增加。因此，这一考核指标会为产业重新布局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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