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王洋帅1，陈 琳2，童纪新1（教授）

【作者单位】
1.河海大学商学院，南京211100；2.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南京210046

【摘　　要】
   【摘要】以2011 ~ 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由于预防性动机和承诺性动机的存在，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相比于国有企业，在客户关系不稳定且融资相对困难的非国有企业中，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激烈的行业竞争会加强非国有企业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非国有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好，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弱。
【关键词】客户集中度；现金持有量；产权性质；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5-0051-11

一、引言及文献概述
当前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市场环境复杂多变，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就需要与其上下游的利益相关者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大客户是企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的一种隐性资源，与大客户建立合作关系有助于企业稳定销售、降低成本、提升企业价值。但同时，客户集中度过高也会给企业带来新的隐忧和风险，增加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财务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关系也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的差异使得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现金在协调客户关系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已有的研究大多单方面地探讨制度环境这个宏观因素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或单方面地探讨客户集中度这个微观因素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而较少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本文将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客户关系相结合，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丰富我国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为非国有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和现金持有决策提供依据。
La Porta et al.（1999）从法律角度考察了全球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他发现投资者利益保护体系与代理问题有关，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和现金持有水平。Banerjee et al.（2008）的研究发现，关系专用型投资使得客户集中度高的企业面临着更高的财务困境成本，此时企业会通过降低债务水平或提高现金持有水平来应对财务困境成本的提高。Fresard、Salva（2010）进一步研究了美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他们发现由于美国资本市场比其他国家发达，其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价值相对较高。Patatoukas（2012）探讨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业绩和股票市场估值的影响，结果显示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的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股票投资回报率越高。Dhaliwal et al.（2015）研究了客户集中度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越高；若企业拥有相对安全的政府客户，则其权益资本成本相对较低。
在国内研究方面，张纯等（2010）研究了多元化经营中的代理冲突问题与制度环境是否存在关联，结果显示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存在严重代理问题的企业更可能出现企业控制人通过多元化经营手段谋求私利的现象。张敏等（2012）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即客户集中度越高，客户的议价能力越强，从压低产品价格，迫使企业在商业信用等方面做出让步，挤占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对企业业绩产生负面影响。郑军等（2013）研究了制度环境、关系网络与交易成本和企业价值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差，关系网络对节约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越明显。甄红线等（2015）以我国2006 ~ 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与非民营企业相比，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更有利于民营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徐虹等（2015） 的研究发现，企业的客户集中度越高，其管理层权力对股权激励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二、研究假设
（一）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客户集中度较高，表明企业对主要客户存在一定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给企业带来经营风险和现金流波动风险。Wang（2012）的研究指出，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会面临更高的财务困境风险。此外，企业也可能出于承诺性动机，为了向客户传递其财务稳健的信息，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作为对客户的一种承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上市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越髙，其现金持有水平越高。
（二）产权性质、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经济转型阶段，我国着力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支持非国有企业发展。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销售渠道较为畅通，能够获得财政补贴，能够优先分配各种稀缺资源等，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国有企业拥有较好的市场地位和抗风险能力。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条件较国有企业苛刻，融资约束大，融资渠道不畅通。因此，非国有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性更强，更可能对大客户做出一定的让步来保持稳定的销售份额，以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强。
（三）市场竞争程度、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市场竞争程度的不同，企业在产品市场上所面临的被掠夺的风险不同，对企业财务战略产生的影响也会不同。非国有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程度较高，其会持有更多的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现金，以应对潜在的客户流失风险。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非国有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现金持有水平与客户集中度的正相关性越强。
（四）制度环境、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地方政策、资源禀赋等差别，各地区的制度环境仍存在较大差异。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发达的要素市场能为企业提供更加畅通的融资渠道，减少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企业不再需要持有大量具有预防作用的现金，从而减少现金的持有成本。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非国有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好，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弱。
三、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
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相关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具体变量定义和说明如表1所示。
（二）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1 ~ 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和剔除：①剔除当年交易状态为ST、∗ST、PT的上市公司, 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异常，不具有一般性；②剔除当年发生增发、配股行为或者新上市的公司，这些公司短期内可能会有大量的权益性融资，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对研究产生干扰；③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这类公司由于其经营业务的特殊性，会持有大量现金；④剔除样本期间公司所处行业发生变更的上市公司；⑤剔除年报中未披露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金额或比例的公司以及其他变量缺失的公司。另外，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使用Winsorize进行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8414个。
（三）数据来源
客户集中度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年报所披露的“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金额合计占总销售额的比例”，经手工收集整理得到。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度环境数据来自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度报告》。其他相关财务数据和公司基本信息均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采用Stata 12.0进行数据处理与相关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
为检验以上4个假设，本文借鉴唐跃军（2009）、Jennifer（2013）的研究，构建以下4个模型：
Cash=α0+α1CC+α2ROA+α3TobinQ+
α4Cashsub+α5CF+α6Lev+α7Bdebet+α8Dividend+
α9Size+α10SOE+∑Year+∑Ind+ε （1）
Cash=α0+α1CC+α2SOE+α3CC×SOE+
α4ROA+α5TobinQ+α6Cashsub+α7CF+α8Lev+
α9Bdebet+α10Dividend+α11Size+∑Year+∑Ind+ε
 （2）
Cash=α0+α1CC+α2Comp+α3CC×Comp+
α4ROA+α5TobinQ+α6Cashsub+α7CF+α8Lev+
α9Bdebet+α10Dividend+α11Size+∑Year+∑Ind+ε
 （3）
Cash=α0+α1CC+α2Index+α3CC×Index+
α4ROA+α5TobinQ+α6Cashsub+α7CF+α8Lev+
α9Bdebet+α10Dividend+α11Size+∑Year+∑Ind+ε
 （4）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在进行统计分析之前对主要的连续性变量绘制了散点图，观察发现连续性变量均存在离群值。为了控制异常值对回归结果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型变量均进行了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后续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都是基于经过缩尾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
1. 现金持有水平（Cash）的均值为0.193，表明总体上我国样本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偏高。最小值为0.0002，最大值为1.532，标准差为0.256，说明我国不同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存在差异。2. 客户集中度（CC）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298和0.236，这说明企业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金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初步说明企业确实存在大客户集中的情况；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11和0.982，表明不同企业客户集中度的差异较大，部分企业完全没有大客户或者严重依赖大客户，存在较大的客户风险。产权性质（SOE）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均值为0.463，说明样本中国有企业占全部样本的46.3%。市场竞争程度（Comp）的最小值为0.024，最大值为0.373，均值为0.068，说明样本中企业的市场竞争程度总体较高。制度环境的4个分指标——政府减少干预指数（Gindex）、金融服务指数（Findex）、法制水平指数（Lindex）、社会环境指数（Sindex）的标准差分别为0.183、0.217、0.129、0.173，表明我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些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3. 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为0.04，中位数为0.035，可以看出有超过50%的企业总资产报酬率为正，但是整体盈利能力较弱。现金替代物（Cashsub）的最小值为-0.529，最大值为 0.520，差异较大，有些公司的现金替代物为负，这说明公司流动负债的金额大于公司除货币资金、短期投资之外的流动资产的金额。现金流量（CF）的最小值为-0.276，最大值为0.387，均值为 0.037，说明有超过50%的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为正数。资产负债率（Lev）的最大值为0.923，表明我国部分上市公司负债过半，存在一定的偿债压力，但其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457和0.456，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整体上负债水平合理。银行债务比例（Bdebet）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 0.867，均值为0.285，表明银行借贷仍是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主要方式。
（三）相关性分析
为了确定模型中不同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线性关系并避免在回归分析时解释变量之间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本文先对所有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3所示。
通过分析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 客户集中度（CC）与现金持有水平（Cash）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和相关系数分别为0.01和0.040，说明客户集中度（CC）值越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Cash）值越大，持有现金的动机越强，与H1的预期相符。
2. 制度环境的4个分指标（Gindex、Findex、Lindex、Sindex）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5，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在之后的研究中，模型中不会同时出现制度环境的4个分指标，以避免共线性对结果的影响。
3. 对于其他变量，由表3可以看出，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最大值不超过0.5），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
整体来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基本符合本文模型建立需要。考虑到相关性检验只是模型中相关变量的单变量相互关系的分析，并没有考虑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具体的结果还需要对模型进行回归做进一步的检验。
（四）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 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为了进一步验证前文的H1，本文对2011 ~ 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以研究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取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1）仅在模型中加入客户集中度变量，观察这一单独变量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关系，（2）和（3）是在（1）的基础上加入部分控制变量的结果，（4）是在（1）的基础上加所有控制变量的结果，以便验证回归结果的可信性。
表4第（4）列中调整R2值为0.286，F值为99.88，在1%的水平上显著，属于高度显著，说明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由回归结果可知，解释变量CC的系数为0.032，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由此可以证明H1，即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客户集中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预防性动机、承诺性动机）越强烈。企业会持有更多的现金以预防潜在的客户流失风险，减弱这种风险实际发生时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企业持有更多的现金也可以向客户传递其将保持财务稳健的信号，增加客户对企业的信任度，减少客户的投机主义行为。从表4第（1）列到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客户集中度（CC）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回归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进行多元回归之后，进一步进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来证明模型（1）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所有变量的VIF（方差膨胀因子）值都小于3，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2. 产权性质、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为探究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本文首先根据产权性质（SOE）将全样本分为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然后引入客户集中度与产权性质的交乘项（CC×SOE），按照模型（2）进一步进行回归。回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以看出，前两列是分组回归结果，两组回归模型的 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有效。在国有企业样本中，客户集中度（CC）的系数为0.016，虽然为正，但T值为1.034，不显著。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客户集中度（CC）的系数为0.038，T值为2.164，在5%的水平上显著。通过对这两组回归结果的比较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客户集中度提高时，其持有现金的动机更加强烈，更有可能增加现金持有量。
表6的最后一列是加入了客户集中度与产权性质的交乘项（CC×SOE）后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以看出，模型（2）的调整R2值为0.304，F值为105.88，在1%的水平上显著，属于高度显著，说明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交乘项（CC×SOE）的系数为-0.026，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产权性质（SOE）显著减弱了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即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有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能够缓解客户流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客户集中度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没有非国有企业那么大，因而国有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不强烈。由此可以证明H2，即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进行多元回归之后，进一步进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来证明模型（2）中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所有变量的VIF（方差膨胀因子）值都小于4，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 市场竞争程度、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表8列示了加入客户集中度与市场竞争程度的交乘项（CC×Comp）后模型（3）的回归结果。
由结果可以看出，模型（3）的调整R2值为0.324，F值为62.89，在1%的水平上显著，属于高度显著，说明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由表8可以看出，客户集中度与市场竞争程度的交乘项（CC×Comp）的回归系数为-0.93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中，激烈的行业竞争会强化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量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市场中供应商增多，客户的选择也增多，更换供应商的可能性增大，在双方的博弈过程中，客户的议价能力更强。出于承诺性动机，非国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主要客户的流失会大幅度降低非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其被竞争对手掠夺的风险，甚至因资金链断裂而陷入财务困境。因此，非国有企业会出于预防性动机，增加预防性现金储备，作为短期小额内源性融资以满足频繁的竞争活动需求。由此可以证明H3，即非国有企业所处市场的竞争程度越高，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越强。
进行多元回归之后，进一步进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来证明模型（3）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9所示。

由表9可知，所有变量的VIF（方差膨胀因子）值都小于4，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4. 制度环境、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为了检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本文将制度环境用四个指标来衡量，分别是政府减少干预指数、金融服务指数、法制水平指数和社会环境指数，检验其对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
　由表10可知，模型（4）的调整R2值为0.345，F值为69，在1%的水平上显著，属于高度显著，说明方程的拟合效果好，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表10的第二列是政府减少干预指数、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客户集中度与政府减少干预指数的交乘项（CC×Gindex）的系数为-0.071，T值为-2.654，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政府减少干预水平的降低（Gindex值增大），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响会减弱。
第三列是金融服务指数、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客户集中度与金融服务指数的交乘项（CC×Findex）的系数为-0.079，T值为-2.923，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index值增大），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影响会减弱。
第四列是法制水平指数、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客户集中度与法制水平指数的交乘项（CC×Lindex）的系数为-0.060，T值为-2.076，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法制水平的提高（Lindex值增大），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影响会减弱。
第五列是社会环境指数、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客户集中度与社会环境指数的交乘项（CC×Sindex）的系数为-0.061，T值为-2.094，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善（Sindex值增大），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影响会减弱。
以上为制度环境4个分指标的调节作用结果，证明了H4，即非国有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好，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越弱。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之后，进一步进行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来证明模型（4）各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11所示。由表11可知，所有变量的VIF（方差膨胀因子）值都小于3，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两个方面的稳健性测试：
1. 考虑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可能出现非线性关系，进一步在模型（1）中增加了CC的平方项（CC2），重新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2所示。客户集中度的平方项（CC2）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与客户集中度之间不是非线性关系，主要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2. 改变现金持有水平的度量方式。本文采用现金持有水平的另一种衡量方法：Cash1=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资产，重新对前面的4个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3、表14所示（由于篇幅所限，省略了制度环境、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回归结果），发现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主要结论没有发生变化。
综合分析上述稳健性测试的结果，本文的结论是比较稳健和可靠的。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现金持有的相关理论以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关系理论出发，总结了目前国内外关于客户集中度的研究现状，研究了公司客户这类非财务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并从产权性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制度环境等因素出发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证研究。本文以2011 ~ 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客户集中度、制度环境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之间的关系。具体的研究结果如下：
1.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客户集中度与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客户集中度越高的公司，其持有现金的动机越强烈，这说明公司的重要客户能够影响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企业持有大量现金是出于以下动机：一方面，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会出于预防性动机而持有大量的现金，以预防因大客户的流失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现金流波动风险以及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另一方面，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也会出于承诺性动机而持有大量的现金，以向客户传递其将保持财务稳健的信号，减少客户的投机主义行为。
2. 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国有企业因其具有有利的市场地位和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容易与客户建立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即使失去重要客户，也能获得政府的支持，借助政府的力量找到新的客户，从而降低其转换客户的成本，缓解主要客户流失所带来的不利冲击。所以，国有企业因主要客户流失而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较小，其持有现金的预防性动机不强烈。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条件较为苛刻，且生产销售更加依赖于大客户，其持有现金的预防性动机和承诺性动机更加强烈，更会因为较高的客户集中度而提高现金持有水平。
3. 非国有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其客户集中度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关系越强。因为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行业，非国有企业相互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非常激烈，主要客户的丧失会大幅度减少企业的市场份额，增加被其竞争对手掠夺的风险，甚至会导致资金链断裂，陷入财务困境，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加剧重要客户流失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处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非国有企业会增加预防性现金储备，预防潜在的客户流失风险。
4. 非国有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越好，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正向影响越弱。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为企业提供更为畅通的融资渠道，减少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处于良好制度环境中的非国有企业融资更为便利，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能力提高，因大客户丧失而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比制度环境差的地区的非国有企业低。因此，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非国有企业因客户集中度较高而持有现金的预防性动机降低，会减少预防性的现金持有量。
（二）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公司的客户（非财务利益相关者）的集中度会对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客户集中度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更加明显，由于市场竞争程度、制度环境不同，非国有企业的这种影响程度也不同。根据上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1. 企业应从自身实际状况出发，建立现金持有管理机制，加强对现金持有水平的管理，将现金持有量控制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现金是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持有现金可以满足企业日常经营需要，防范未来风险以及把握住投资机会，但企业现金过多也会增加持有成本。企业持有现金一方面要能防范未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降低企业因融资困难、资金短缺而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现金的大量闲置对企业获利能力的不利影响。
2. 非国有企业更应关注大客户的存在对其经营活动和财务决策的影响，树立“双赢”的指导理念，加强对供应链的管理。非国有企业可以根据客户对企业影响程度的不同，采取相应的策略，加强与客户的深度合作与交流，互利互信共赢，从而建立起长期、稳定、紧密的合作关系，减少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主要客户关系破裂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及其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3. 制度环境的差异会影响到企业在产品竞争市场上的表现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对非国有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的影响更大。政府应继续大力支持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为非国有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政府要继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市场化进程，努力缩小各地区的制度环境（政治、法律、金融、社会等方面）差异，减少外部不利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非国有企业的竞争环境更加透明，融资渠道更加畅通，从而提高非国有企业的资金利用率，分散关键客户集中带来的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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