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彭定贇（教授），王玲玲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武汉430070

【摘　　要】

    【摘要】选取1995 ~ 2015年收入差距变化较大的重要时期，从全国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支出等收入再分配措施入手，研究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机制，并利用2007 ~ 2014年31个地区的数据，研究各地区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差距有逆向调节作用，而教育支出和农业支出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在地区层面，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支出、教育支出、农业支出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不尽相同，相同的再分配政策对一些地区收入差距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在其他地区则会扩大收入差距。基于此，提出建立与居民收入相符合的税收机制、居民平等享有基本社会保障权利、强化再分配收入调节功效的政策建议，以缩小收入差距。
【关键词】收入差距；再分配；调节机制；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F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4-0111-8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在城乡收入差距上，1990 ~ 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数由824元增加到14832.5元，城乡收入比由2.20增加到3.125。201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为31195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0772元，城乡居民的收入绝对差达到20423元，城乡收入差距在整体上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而在地区收入差距上，2002年北京市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12463.9元，而湖北省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6788.5元，收入差为5675.4元，到2014年北京市与湖北省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达到23679.57元，收入差距在扩大。在居民收入差距上，1999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392，而2015年的基尼系数为0.462，总体看来收入差距呈现上升趋势。由此可见，不论是城乡间还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均在逐年扩大，收入差距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绊脚石。
初次收入是依靠要素获得的收入，对其分配是依照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来进行的，不受外界政策的影响。受个人能力、资本和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各行业人员的初次分配收入有很大差距。在城镇工作人员中，2014年农林业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为28356元，而电力行业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达到73339元。初次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但并没有实现收入均衡。为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再次分配的介入，再分配主要是通过国家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政策，在政策实施对象中实现物资转移分配，使得收入达到相对的均衡。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一般从财政支出的不同方面和税收等再分配政策角度，通过理论证明和实证分析研究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利用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差距，通过对居民征收个人所得税、营业税、财产税等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而通过转移支付将财政收入施惠于民。孙静等（2013）通过分析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作用，认为税收可以扩大城乡间收入差距。徐建讳、李实等（2013）对2005年前后个税的收入调节效应进行测算，发现2005年后的税制扩大了收入差距。也有学者认为税收对收入差距的确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黄凤羽、刘畅（2014）计算了全国、城镇、农村居民的税前与税后基尼系数，结果表明税收对城镇居民收入的调节力度大于农村，整体上税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何立新等（2013）分析了我国2002 ~ 2011年间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认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与地区有关，东部地区的再分配效应要大于中、西部，所得税能促进高收入地区的收入公平。熊艳（2012）研究了税收负担率、所得税比例、消费税比例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具有逆向调节作用。以上对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机制的文献研究中，多数学者将农村和城市分开来研究，尤其是我国实行累进个人所得税制，收入越高，所得税的征收金额就越高，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使得所得税对城乡居民收入的调节力度不同。
不仅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差距，有学者通过研究财政支出的不同方面对再分配的收入调节作用，认为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也存在着逆向调节作用。雷根强、蔡翔（2012）利用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城市偏向的财政政策会扩大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筱欣（2013）认为现阶段我国财政社保支出存在质量低下、结构不完善等缺点，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袁竹、齐超（2011）认为，我国再分配调节机制没有正常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其原因包括再分配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运行的体制性因素。其他学者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国家的福利性财政支出的确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耿晋梅等（2015）对29个国家2008 ~ 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支出政策特别是社会福利支出对居民收入调节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洪源等（2014）对财政收支如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村倾向的财政支出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社会福利支出的确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而关于其他财政支出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存在不同的结论，可能是选取的数据以及收入差距的度量方法不同造成的。
在对再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权衡研究方面，陈丽华（2009）通过对再分配领域公平和效率的内涵及政府的政策选择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民收入再分配应立足公平，着眼效率。有学者通过对再分配不公平的原因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收入分配政策。如张海（2014）分析了我国收入再分配不公的原因，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着不同经济主体承担不同的改革成本、市场主体竞争起点不同和利益主体的政策倾斜等矛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潜在的原因，并提出了明确分配方向、突出分配重点和攻克分配难点等政策建议，以改变目前国家再分配不公的状况。通过对再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研究可以看出，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在注重公平的同时应兼顾分配的效率。
国外学者对于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也做了一些研究。Wu等（2006）的研究表明，城市税收政策对收入的调节效应大于农村地区，而转移支付制度在农村地区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Clomm（2001）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政策对收入差距调节功效更为显著。
以上文献将税收与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分别进行了度量与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城乡收入差距。而本文将再分配作为研究的重点，以研究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基于对收入差距有调节作用的个人所得税和政府的福利性财政支出来研究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机制，利用1995 ~ 2015年的数据，研究农业支出、教育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三项财政支出及个人所得税的财政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机制。根据研究结果，改革收入再分配制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达到控制收入差距的目标。
二、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机制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由于居民所拥有的初始禀赋如土地、要素等不同，初次分配即按生产要素分配必然会带来居民收入差距。再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实现高收入阶层多纳税，财政转移支付给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调节格局，实现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在收入分配上的相对公平，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1. 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分析。个人所得税是对居民个人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种税，个人所得包含了工资与薪金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资本利得，非劳动所得等方面。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净收入可以直接对收入进行调节。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是累进税率，免征额为3500元。个人所得税对收入的调节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第一，在所得税税率方面，通过对不同来源与性质的所得收入设定不同税率，实行差异化征税，从而产生不同的税负；另外，在所得税累进税率的作用下，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个人所得税税率就会不断提高，不同阶层的收入者使用不同的税率纳税，如工资、薪金所得适用7级超额累进税率，高收入者采用较高的税率纳税，低收入者则采用较低的税率纳税，这种设置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第二，在征税的费用扣除标准方面，国家对低收入阶层可以给予一定的优惠，低收入阶层可以少缴或者不缴税，以调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第三，国家利用转移支付手段，运用所得税形成的财政收入对发展落后的地区加大财政投入，缩小地区间的贫富差距。
2. 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对生活困难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群给予金钱或物质上的补助，如养老、医疗、就业补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是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包括社会保险支出以及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其中社会保险支出保障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资收入后仍能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为防备意外事故、突发疾病、失业等一些不可预见的风险，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是对按劳分配的初次分配不公作出修正，如通过发放农村低保、抚恤金等措施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使收入分配达到相对公平。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可以对居民的意外支出起到补偿作用，变相地提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使人们的收入达到相对均衡。
3. 教育支出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分析。教育背景差距影响个人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是人力资本理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实践能力以及身体状况都可能影响其人力资本的价值。人力资本需要通过投资形成，由于其投资收益率往往超过物质资本，在居民生存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教育改变的就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劳动者通过不同程度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实现自身素质、专业技能、技术等方面的提升，以发挥获得高额回报的潜力。而通过教育所获得的知识技能都与居民的收入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劳动者的收入。首先，高学历人群面对的工作选择较为丰富，更容易找到工资高、社会福利好的工作，而由此带来的社会保障水平如五险一金也更高，从而使得在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上均与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拉开了差距；再次，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拥有更好的关系网络、更多获取信息的途径，更易获得高收益，从而加大了与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最后，高学历工作者意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会选择加大人力资本的再投资，再次提高收入，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4. 农业补贴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分析。农业是社会经济的根本，但是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农民获取稳定的收入。农作物的增收是需要好的自然条件的，并且农作物回收周期长，带来农民收入的不稳定性。若农作物的价格只由市场供求决定，这会使得农产品价格过度地不稳定、农村投资低效率、农业低速发展以及农民收入低，使得农业发展受阻，降低农民收入及生产积极性。因此，各国政府都会加大对农业的保护，通过财政支出加大对“三农”的投资，保障农民增收、农业快速发展和农村建设。财政通过农业支出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的环境，为农民生产提供所需的支持，间接增加农民的收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包括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支持农村各项服务建设，如建立农业保险并给予保险费用补贴，开设农业技术培训班、加强农民技术培训，提升农业竞争力，以达到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完善农作物交易市场体系、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和农业经营质量的目的，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性。此外，有部分财政农业支出直接转移支付给了农民，如农业补贴等，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因此，财政农业支出可以间接或者直接作用于农民，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三、再分配对收入差距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根据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机理，本文选取泰尔指数度量收入差距，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支出、教育支出与农业支出四个变量作为度量再分配的指标，利用1995 ~ 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2007 ~ 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1）收入差距的度量。在有关研究文献中，学者们主要运用城乡人均收入比率、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等指标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差距。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来度量收入差距，泰尔指数计算公式为：
Teil=     ［[pip]×[yiμ]×ln（[yiμ]）］
其中：m表示将全国分为m个组；p表示全国总人口；pi表示第i组的人口；yi表示第i组的人均收入；μ表示全国人均收入。
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本文的泰尔指数计算中，将全国人口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组。其中，城市的人均收入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计量，农村的人均收入采用人均纯收入计量，全国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数。根据1995 ~ 2015年的样本数据，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到泰尔指数见表1。在这里特别指出，在2007年后国家对社会保障支出的统计口径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文中2007年后的社会保障支出数据是对社会保障和就业、就业补助这两个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的。
2. 再分配对收入差距调节作用的模型建立。本文用泰尔指数表示收入差距（Teil），再分配用个人所得税（TAX）、社会保障支出（SEC）、教育支出（EDU）以及农业支出（AGR）来表示。建立再分配对收入差距调节作用的模型为：
Teil=α+β1TAX+β2SEC+β3EDU+β4AGR+ξ
其中：α、βj（j=1，2，3，4）为待估参数；ξ是残差项，包含其他自变量未包括的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
3. 再分配对收入差距调节作用的主成分回归分析。
（1）变量间相关性检验。对于再分配的几个描述性指标，为检验其是否存在着多重共线性，利用Eviews 8.0计算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其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TAX）、社会保障支出（SEC）、教育支出（EDU）三者间的相关系数均达到0.8以上，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而农业支出（AGR）同其他三者的相关系数虽然没有达到0.8，但也达到0.6，可以认为农业支出与其他三者间也存在相关关系。根据相关性检验结果可以认为自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从理论上也可以进行解释，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通过税收来实现，然后通过转移支付手段将财政收入支付给居民，税收收入越高，国家对教育、农业、社会保障的支出相应就会越高。
（2）主成分分析求解模型。本文采用1995 ~ 2015年全国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支出、教育支出、农业支出的数据建立模型。在SPSS 17.0中，KMO值（用于测量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达到0.7以上，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p值小于0.05，均表明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SPPS 17.0计算，KMO值为0.843，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统计量观察值为81.917（p<0.05），均表明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一个主成分F就可以解释原解释变量86%的信息，得到F的表达式如下：
F=0.506×TAX+0.516×SEC-0.521×EDU-0.455×AGR
对收入差距（Teil）与再分配的关系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为：
Teil=0.151+0.004×F
将用TAX、SEC、EDU、AGR表示的F代入估计结果的表达式，可得全国收入差距与再分配指标间的计量模型为：
Teil=0.151+0.002024×TAX+0.002064×SEC-0.002084×EDU-0.00182×AGR 
从上式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差距存在逆向调节，与前文的调节机制相反。而教育支出与农业支出投入越多，泰尔指数就越小，即两者对收入差距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与前文的分析一致。
（3）实证结果分析。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存在逆向调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不透明的所得税征收环境，造成高收入者更容易发生逃税漏税行为。实物形式的福利、职务消费以及非正常收入的存在，更是体现了以货币形式征收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不公平。二是所得税的征收模式使得其收入调节作用有限。当前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是个人收支，而并没有考虑中低收入阶层的家庭收支状况，若一个家庭只有一个或极少数人员参加工作，尤其涉及家庭教育支出、老人赡养支出等，现有的个人征收方式会恶化家庭收支。三是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对收入的影响。高收入阶层更多地选择资产投资，其收入在通货膨胀期间能保值增值，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大多用于生活消费，通货膨胀会导致消费成本提高，这进一步扩大了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四是居民收入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仍以工资性收入为主，高收入人群则更多地持有财产性收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不利于中低收入人群，反而会扩大收入差距。
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是由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财政收入差距大造成的。我国东部地区年GDP达到万亿元以上，如浙江省2015年GDP为42886.5亿元，而西部很多地区的GDP只有几千亿元，如西藏2015年GDP为1026.36亿元。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落后地区，地方财政会充裕一些，政府可以在社会保障方面适当增加支出以提高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扩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另外，社会各阶层在政府社会保障支出中受益程度不同。干部阶层、农民阶层、个体经营者、工人阶层的政府财政支付受益额会有区别。政府在实施转移支付手段时存在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偏好，并没有做到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平普惠。
4. 各省市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地区收入差距（应枢廷，2011），为研究各地区的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本文以2007 ~ 2014年间31个地区的收入差距以及再分配数据为样本，利用Stata 11.0计算，KMO值为0.3左右，没有通过KMO、SMC检验，并不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可见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直接将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模型分析。
以收入差距为因变量，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支出、教育支出、农业支出为自变量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Teilit=ci+αiTAXit+βiSECit+λiEDUit+δiAGRit+εit
其中：下标it表示第i（i=1，2，…，31）个地区在t（t=2007，2008，…，2014）时期的变量；εit为残差；ci为各省市的个体效应，刻画省市间的异质性。为研究地区间的差异，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D1（D1i=1表示东部地区，D1i=0表示非东部地区）、D2（D2i=1表示中部地区，D2i=0表示非中部地区）。加入表示地区的虚拟变量后，模型表示为：
Teilit=ci+αiTAXit+α1iD1iTAXit+α2iD2iTAXit+
βiSECit+β1iD1iSECit+β2iD2iSECit+λiEDUit+
λ1iD1iEDUit+λ2iD2iEDUit+δiAGRit+δ1iD1iAGRit+
δ2iD2iAGRit+εit
利用Eviews 8.0对模型进行计算，首先对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以判断模型是否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5：

豪斯曼检验的原假设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由表5可以看出，拒绝原假设，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出，税收和教育支出在东中西部均会扩大收入差距，税收的逆向调节作用上文已分析，教育支出的逆向调节作用主要是教育支出利用的有效性不高，农村等贫困地区的教育支出并没有很好地被利用，教育支出更多的是投资到城镇地区，主要是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而在其他地区对收入差距存在逆向调节作用，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财政会充裕一些，政府有较多的资金运用到社会保障上，改善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缩小各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但会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农业支出在中部地区对收入差距存在逆向调节作用，在其他地区可以缩小收入差距。
为研究各地区福利政策、税收情况，采用2007 ~ 014年的统计数据，计算各地区人口、福利支出、税收收入占全国比重（31各省市）在8年间的平均值，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以看出，各地区间的税收与福利政策占比并没有与当地的人口占比相对应。以各地区人口比重为标杆，首先分析各地福利支出比重相对于人口比重的偏离情况，北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海南省、重庆市、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财政福利支出占全国的比重高于其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其中北京市、上海市较为明显。北京市人口占全国比重为1.46%，却拥有全国3.3%的财政福利支出。上海市拥有1.71%的人口，却拥有3.29%的全国财政福利支出。其余地区福利支出比例低于人口比例，其中山东省、海南省最为突出，海南省拥有全国7.05%的人口，可财政福利支出只为全国的5.33%。
从税收占比相对于人口比重的偏离情况分析，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税收收入占比高于其人口占比，其中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较为突出。北京市拥有1.46%的人口，税收收入却占全国的5.81%。上海市人口占全国的1.71%，但其税收收入占全国的7.07%。江苏省以其5.89%的人口，拥有9.68%的税收收入。其余地区税收收入比例低于其人口比例，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徽省、四川省较为突出，四川省拥有6.07%的人口，而其税收收入却只为全国的3.83%。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地区的福利支出和税收收入并没有很好地与其人口相对应。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等发达地区，拥有较少人口，却拥有较多的财政福利支出和税收收入，而西藏自治区、安徽省等欠发达地区，拥有较多人口，却拥有较少的财政福利支出和税收收入。可见受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影响，财政没有很好地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从而带来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
四、改善和强化再分配功能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对再分配的收入调节效应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在以全国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上，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差距有逆向调节作用，教育支出、农业支出可以缩小收入差距；②分别就各地区再分配对收入差距调节作用进行研究，相同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不尽相同。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项政策建议，以改善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作用，强化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的正向调节作用。
1. 建立公平合理的税收机制，缩小收入差距。为改变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状况，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改进现行的税收机制：首先，建立多税种共同调节收入的税收机制。各税种对居民收入的调节机制不一，需要综合考虑各种税收机制的调节功效，发挥这些税制的协调配合作用，增强税收调节收入的有效性。在利用税收调节收入时，既要考虑对中等收入阶层征收个人所得税、利息税等，也要考虑对高收入阶层征收遗产税、证券交易税等，更要考虑对低收入阶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实现对各收入阶层的收入调节。只有协调好各种税收机制，在调节对象和强度上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才能更好地对当期居民收入起到调节作用，缩小收入差距。
再次，制定相对透明的收入公开机制，建立切实可行的收入监测机制，加强对个人收入来源信息的掌握，实现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的多样化，做到不仅仅对工薪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实物性收入等也要实现征税，规范非正常收入，积极引导高收入阶层对个人财产的主动申报，强化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增大税务稽查力度，加大逃税漏税成本，加大逃税的惩罚力度。
最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要考虑教育支出、通货膨胀带来的居民生活消费负担等因素，实时对个人所得税做出动态化调整，根据纳税人实际生活负担，合理确定扣除标准。对于低于最低生活标准的低收入阶层要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甚至实行负征税，缩小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间的收入差距。
2. 消除居民在享有基本社会保障权利上的障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居民没有平等地享有国家实施的社会福利，从而带来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效应。为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差距的正向调节作用，需要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从而实现无差别地提供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建立全民共享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相对公平性，不断缩小这一制度在城乡、地区、不同收入阶层间的差距，通过相对水平的均等化实现社会保障人人共享。对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加大社会补助的力度，即在抚恤、社会救济等方面可以相对侧重于低收入阶层。在社会保险基金方面，建立与个人家庭情况和收入情况相适应的给付和缴费模式，如养老保险方面，针对不同收入阶层建立不同的保险金给付模式，逐渐缩小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最终实现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制度的城乡统一。
3. 改进教育支出模式，提升人力资本。教育能够增加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高收入。目前我国教育支出城乡差距大，并且具有城市偏向性。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大教育支出，缩小收入差距；一是在农村学校基本硬件设施建设上，国家可对农村教育增加资金的投入，用于建设农村的学校，丰富学校的硬件装备。二是增加农村的师资力量，农村教育不完善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师资力量与生源的不匹配，甚至在有些农村学校中有的老师一人教多门课程，教师能力有限，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政府可以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优秀教师去农村学校就职，提升农村学校教学质量。三是加大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资金投入，建立更多的学校，解决农民工子女读书难问题，补贴农民工的教育支出，逐步取消跨户籍上学障碍。合理有效地使用教育专项资金，提升教育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缩小收入差距。
4. 调整农业支出结构，提高农民收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对农业的支出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农业的投资效益，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强政府对农业支出的收入调节功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第一，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保障农民收入。农业生产有其一贯的规律，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具有较长的生产周期，使得农民收入充满不确定性。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单个农户无法负担，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资金投入，减少农民的支出，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增加财政在农业科技研究上的投资。我国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人工操作，机械化程度低，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支出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缩短农业生产的时间，加大土地的利用率，提高农民的收入。第三，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支出，提高农民的技能，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职业上，提高农民收入。第四，完善政府的农业支出结构。地方政府不仅要对投资见效快的支农项目进行扶持，也要对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支农项目进行大力支持，更要对基础设施差、 经济发展慢的落后地区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增强政府农业支出对农业收入的拉动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5. 发挥财政再分配功能，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各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再分配功能差距主要是由地区间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方面的差距造成的，为积极发挥财政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第一，加大中央政府对税收能力差的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财政困难地区的财政福利支付能力，使各地区财政福利支出达到相对均衡；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欠发达或落后地区建立专门的社保基金运营机构，设专人专项管理。政府应调整抚恤金和最低生活补助标准来丰富劳动者的福利保障，并改革和完善基本保障制度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第三，加大对落后地区劳动密集型项目的支持力度，提升当地经济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岗位供给，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企业转型、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第四，劳动、教育部门要完善对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培训工作，对急需劳动者的岗位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技能，从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第五，政府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资金流向落后地区，加大落后地区的招商引资力度，使得地区间金融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实现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的金融合作与交流，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通过对不同地区的不同财政状况给予相应的中央财政扶持，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从而缩小社会整体的收入差距。

主要参考文献：
孙静，王亚丽．税收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3）．
徐建讳，李实．个人所得税改善中国收入分配了吗——基于对年微观数据的动态评估［J］．中国社会科学，2013（6）．
黄凤羽，刘畅．个人税收对城乡加权基尼系数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4（3）．
何立新，袁从帅，王姜林等．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分析［J］．税务研究，2013（12）．
熊艳．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税收调节研究——基于基尼系数的计量模型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雷根强，蔡翔．初次分配扭曲、财政支出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3）．
王筱欣，鲍捷．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调节效应影响的实证研究［J］．商业时代，2013（14）．
袁竹，齐超．我国再分配逆向调节的成因及对策探析［J］．税务与经济，2012（1）．
耿晋梅，岳树民，岳希明．政府再分配政策调节居民收入作用的比较分析［J］．地方财政研究，2015（12）．
Luiz de Mello， Erwin R. Tiongson. Income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ve government spending［J］．Public Finance Review，2006（3）．
应枢廷，黄应绘．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探析——以重庆为例［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Ximing Wu， Jeffrey M. Perlof， Amos Golan. Effec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urban and rural
income inequality［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6（2）．
张海．我国收入再分配不公的原因及对策探析［J］．经济社会研究，2015（7）．
陈丽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权衡［J］．经济问题，2009（1）．
洪源，杨司键，秦玉奇．民生财政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