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王 菲1，2（副教授）

【作者单位】
1.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郑州450044；2.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河南新郑451150

【摘　　要】

    【摘要】本文将财务管理效率区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分别以改进型DEA和二次相对效率DEA估计的效率进行度量，同时将DEA Malmquist算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效率的反映。在此基础上，考察了2009 ~ 2015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效率悖论”的存在性问题以及产权制度的影响性问题，结果发现：我国上市银行存在显著的“动态效率悖论”现象，且产权制度越是多元化，其对两类效率的偏离影响效果就越大。在分析了我国上市银行存在“动态效率悖论”的原因后提出建议：改变传统商业模式与思维方式，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强化治理结构建设与审慎提高外资参与度。
【关键词】上市银行；效率悖论；数据包络分析；财务管理效率；技术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1-0065-6一、引言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核心产业，其地位与作用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货币的流通能够显著降低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并提高交易效率。同时，金融产业亦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杠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工具组合优化配置流通中的货币资源，以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与健康。此外，金融产业具有中介属性，对国别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和产品竞争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并已成为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强化政治关系的重要纽带。因此，金融产业的运营效率越高，货币资金的融通渠道就越顺畅，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就越有效，对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激励也就越显著。
当前，全球经济依旧深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而表现出增长乏力的态势。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受制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新常态。为积极应对挑战，我国政府提出了通过对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对内执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来促进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宏观经济发展思路。毫无疑问，金融产业特别是银行业在此次改革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其自身的改革较其他产业的改革更为关键。鉴于此，我国国家总理李克强曾在2015年和2016年的不同场合指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商业银行也要围绕市场需求，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等的能力”“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在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亦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常态：一是行业盈利增速放缓，主要受到利率市场化、同业竞争加剧以及商业模式变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是行业监管日趋严格，政府将在监管方面更加注重完善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理、强化内部控制与激励业务创新；三是实施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走向过度衰退；四是以创新驱动为主，在这一发展方式的转变中，金融生态和市场主体都将更趋多元化。基于此，我国银行业必须精准定位并以治理结构（特别是产权结构）、商业模式、渠道布局、产品服务、管理与技术水平作为提升创新能力的着力点。由此可见，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产业的主体，其财务管理效率与技术效率是决定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进一步地，考虑到我国银行业多数为国有或国有控股性质，其财务管理效率和技术效率是否存在背离现象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二、文献评述
“效率悖论”问题是伴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而出现的，是指国有企业中低财务管理效率和高技术效率并存的现象，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于1995年提出，之后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和引用。对其原因的权威性解释主要包括以下五种：一是世界银行（1995）认为，市场竞争性的增强在倒逼企业提升生产技术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行业平均利润率，加之产权制度的长期缺失或改革滞后，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财务状况（李利英，2007；张维迎，2010），并最终造成两类效率的不一致；二是Yoshio Wada（1998）认为，国有企业财务盈利能力的低效率源于其较高的管理成本和融资成本；三是林毅夫等（1997）、刘元春（2001）、李培林等（2007）提出的国有企业社会负担过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具有“社会稳定器”这一宏观公共职能，这是产生悖论的根源所在；四是张宇和卢荻（2007）等认为宏观经济外部环境恶化引起了财务管理效率不佳，而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则提高了技术效率；五是赵昌文（2012）提出的多因素致因观点，包括国有企业的重资产属性、行业属性、非经营性资产较多、规模过大、改革滞后等。
在“效率悖论”的具体研究方法方面，大多数学者对财务管理效率的测度直接选择相应的财务指标进行统计性分析（张晨和张宇，2011；王罗汉和李钢，2014），而对技术效率的测度多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马荣，2011；魏峰和荣兆梓，2012；洪功翔和董梅生，2012；洪功翔，2014；明雨晴和刘竹林，2015）。也有学者基于国有企业效率应当是一种综合效率的理念，构建了包括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在内的综合性指标评价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熵权评价法等进行效率评估（宗寒，2011；陈波和张益锋，2011；郝书辰等，2012；伍旭中和冯琴琴，2015）。另外，刘小玄（2004）、张晨和张宇（2011）等使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作为测量技术效率的方法对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分析。
关于我国银行业的效率研究，现有研究文献十分丰富（Berger，1997；Yao，2007；Fu和Heffernan，2007；王兵和朱宁，2011；何熙琼和张福华，2013；丁玮，2015；李鸣迪，2015；段永瑞等，2016；郑雪琳，2016；郑惠龄，2016），并且大多得到了一致性的结论，即：改革开放提升了商业银行的绩效，且股份制治理结构比国有制治理结构更具有效率性。此外，也有学者提出是否考虑外生性因素会对银行效率产生较大影响，且外资参股与IPO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在长期与短期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相关文献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尽管存在一些有关我国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效率悖论”问题的讨论，但鲜有以银行业为对象的类似研究，特别是产权性质对银行业两类效率偏离影响的研究更是十分罕见，故对银行业中此两类效率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其次，现有文献在利用DEA技术时多侧重于从静态财务指标视角和动态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结合分析，却忽视了财务管理效率的动态提升，这种分析维度的缺失可能致使研究结论产生偏离。因此，本文将在创新性地区分静态财务管理效率和动态财务管理效率的基础上，从动静结合的独特视角定量研究我国上市银行的财务管理效率与技术效率的发展差异以及产权性质对此种差异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1. 测度模型选择。目前，关于企业层面的效率测度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指标体系设计和测度方法选择的差异性上。从估计技术角度区分，主要有非参数和参数两种前沿效率测度技术，其中，前者以DEA为代表，该技术是由Farrell（1957）首次提出，并经过Fried和Lovell（1994）、Tavares（2002）和Cooper等（2004）的拓展而最终形成的投入 — 产出框架下的效率评估方法；后者则以SFA为典型，它又基于随机扰动项的影响力假设具体分为确定性方法和随机性方法。尽管DEA由于忽视随机扰动因素的作用而在效率测算的稳定性方面较SFA弱，但DEA的约束限制较少，灵活性较大，具体表现为：①不用对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预设定；②只要样本数量充足，不受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的维度限制；③数据处理过程不需要考虑指标的量纲差异且不受主观性因素干扰；④模型易扩展且适用于多产出约束。因此，考虑到本研究样本的有限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拟采用DEA及其扩展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DEA的前沿效率界面主要有不变规模报酬（CRS）效率边界（Charnes 等，1978）与可变规模报酬（VRS）效率边界（Banker，1984）两种，它们也被分别称为CCR模型和BCC模型（或C2GS2模型）。这两类不同假设前提下的模型之间的联系可简单概括为：CRS条件下的综合技术效率（TE）可以被分解为VRS条件下的纯技术效率（Pure Technology Efficiency，简称PTE）与测度VRS相对于CRS 的偏离程度的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简称SE）的乘积，而全要素生产率（TFP）则被分解为综合技术效率（TE）与技术进步率（TC）的乘积。
2. 研究逻辑框架。在实际应用中，由于DEA分析过程可能面临分析对象存在较多综合技术效率为1（DEA有效）的问题，故为了解决有效的DMU的排序问题，可以采用改进型DEA方法，即在传统DEA模型的基础上，仍然分别针对各个DMU赋权，但是从其全变量线性组合约束条件中剔除被评价的DMU变量。本文将由改进型DEA测算的综合技术效率称为相对效率，当存在多年度的相对效率时，以相对效率的均值作为各DMU的静态财务管理效率的反映，因为该指标是基于分析对象既定的客观基础条件差异而进行的测度，且本质上属于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为目标的资源管理配置效率问题。为了从动态角度说明财务管理效率的提升，可以采用DEA二次相对效率测评方法，它最早由冯英浚和李成红（1995）提出，其核心是将初次DEA测算的不同年度的各DMU综合效率序列分别视为新的投入序列和产出序列，进而观察测评对象的努力程度差异，并将此差异作为财务管理效率的反映。最后，有关技术效率的测度指标问题，可以基于面板数据采用DEA提供的Malmquist算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TFP），并以之动态地说明样本期间技术效率的变动情况。以上研究逻辑如图1所示。

四、实证研究
1. 指标选择与数据统计性分析。本文选取2009 ~ 2015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工商银行（GS）、建设银行（JS）、农业银行（NY）、中国银行（ZG）、交通银行（JT）、招商银行（ZS）、中信银行（ZX）、兴业银行（XY）、浦发银行（PF）、民生银行（MS）、光大银行（GD）、平安银行（PA）、华夏银行（HX）、北京银行（BJ）、宁波银行（NB）、南京银行（NJ）。同时，确定了总资产（亿元）、员工人均薪酬（万元）、银行员工数（人）三个投入类指标以及年末不良贷款率（%）、净息差（%）、净资产收益率（%）三个产出类指标。由于年末不良贷款率为逆向指标（指标值越小越好），故在计算效率的过程中将使用年末非不良贷款率（1-不良贷款率）作为替代。以上指标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和各银行年报（限于篇幅，原始数据略）。
从备选样本银行的性质来看，共有5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8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3家城市商业银行，除民生银行为私人控股企业外，其余银行均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从规模情况来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的资产规模与银行员工数相当，属于大型企业范畴，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则规模较小，其他银行规模适中。从财务情况来看，各家银行的净息差、净资产收益率差分别在逐渐缩小，但年末不良贷款率与银行规模呈现同步变动趋势。此外，从上市银行财务的时序变动情况来看，年末不良贷款率呈U型变化趋势，净息差基本保持稳定，除兴业银行和平安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表现为逐渐恶化态势外，其他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呈倒U型变动，并且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员工人均薪酬波动性较大，其他银行的员工人均薪酬则呈上升态势。
2. 实证结果分析。在DEA的内部算法选择方面，首先基于可变规模报酬假设的投入主导型BCC模型，对2009 ~ 2015年的16家上市银行以多阶（MULTI-STAGE）算法进行效率的截面数据分析，其DMU的数量符合Soteriou和Zenios（1998）以及 Dyson 等（1998）提出的样本容量应当至少大于投入指标与产出指标的乘积这个一般规则。由DEAP软件所输出的2015年16家上市银行传统DEA效率的评估结果见表1（其他年份的效率评估结果略）。
由效率评估结果可见：首先，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在样本期间始终保持了DEA有效，兴业银行除2013年和2015年外都实现EA有效，建设银行在近4年中都为DEA有效，北京银行在2009年、2011年和2012年均为DEA有效，平安银行和工商银行都有2次为DEA有效，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和华夏银行各出现1次DEA有效，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在样本期内未实现DEA有效，其中中国银行综合技术效率水平逐年递增，中信银行和光大银行综合技术效率波动较强，浦发银行综合技术效率水平多数年份保持低位；其次，在2011年之前，引起非DEA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效率低下，而近些年来的非DEA有效的原因则是纯技术效率的相对低下；再次，样本期间各银行效率的差异和变动趋势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即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及城市商业银行综合技术效率整体水平较高，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综合技术效率整体水平较低；最后，除个别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发展阶段外，其他银行中规模报酬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的银行数量基本相当，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上市银行的发展已经接近饱和甚至出现了规模扩张过度的情况。
进一步地，采用改进型DEA方法解决存在较多DEA有效而无法排序的问题，并求解出各商业银行的静态财务管理效率，应用Lindo 9.0软件，规划问题的求解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2009 ~ 2015年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静态财务管理效率存在明显异化现象，效率最高的是南京银行，效率最低的是浦发银行。就整体而言，城市商业银行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静态财务管理效率最高，其排序均进入前十名，除兴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分列第五位和第十位外，其他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静态财务管理效率水平位次较低。该结论与前述传统DEA的效率分析结论基本一致。
将2009 ~ 2015年期间16家上市银行的综合技术效率分别作为投入序列和产出序列进行二次DEA分析，求得的动态管理效率见表3。

由表3可知，2009 ~ 2015年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动态财务管理效率水平较为接近，其效率的离散程度较静态财务管理效率有所收敛；效率最高的是平安银行，最低的是中信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动态财务管理效率相对较高，除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和光大银行外其余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动态财务管理效率相对较低。
为进一步测算这16家上市银行的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将该16个DMU的样本期数据交叉混合并基于Malmquist算法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结果见图2。

由图2可知，在同一年度中，16家上市银行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比较稳定，故其综合技术效率差异不大，但是各银行的技术进步率却明显低于综合技术效率，受此影响，绝大多数的上市银行在样本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出现了负增长；在不同年度中，除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在少数年度出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增长外，其他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基本稳定在0.8 ~ 1的区间，表明这些银行在样本期间的技术效率都出现了负增长，且平安银行的技术效率波动性最大。对比来看，中信银行的平均技术效率最高，宁波银行的平均技术效率最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变动的差异较小，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变动的差异较大。
如前所述，“效率悖论”是指企业的财务管理效率和技术效率偏离的现象，因此，为验证我国上市银行是否存在这一悖论，本文将16家上市银行的静态财务管理效率、动态财务管理效率与技术效率绘制于图3。

由图3可知，样本期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技术效率与静态财务管理效率偏离现象不明显，但是却明显存在相对较低的动态财务管理效率和相对较高的技术效率并存的现象，且此种“效率悖论”具有典型的“俱乐部”特征，即：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与动态财务管理效率偏离程度远小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为说明产权属性差异对“效率悖论”的影响，本文引入反映产权制度的虚拟变量DS和DG（基础类别定为城市商业银行），同时生成技术效率与动态财务管理效率的偏离度序列ED，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有关虚拟变量的定义和回归结果如下所示（括号内为t统计量）：
[DS=1 0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非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
[DG=1 0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非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
ED=0.12-0.113×DS-0.039×DG
     （5.79）    （-4.29）    （-2.58）
上式的统计结果表明各估计参数显著异于0，且方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具有约60% 的解释力度。由上式中变量参数的大小与方向可发现：城市商业银行对两类效率偏离的扰动最大，存在严重的“效率悖论”，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两类效率偏离的扰动次之，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对两类效率偏离的扰动最小。
五、主要结论及原因分析
1. 主要结论。通过对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9 ~ 2015年间的财务管理效率与技术效率进行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重要结论：首先，财务管理效率应当区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前者主要从存量视角揭示被评价对象的资源配置与生产效率，其目标是使投入产出比达到最大；后者则主要从增量视角揭示被评价对象的资源配置与生产效率的变动状况，其假设是造成这一变动的原因为财务管理效率。其次，静态财务管理效率与动态财务管理效率的估计结果都一致认为，样本中多数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效率相对较低，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财务管理效率却相对较高，且各银行的静态财务管理效率较动态财务管理效率波动性更大。再次，基于DEA Malmquist算法的技术效率测算结果说明了技术效率退化是16家上市银行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波动差异较大，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技术效率波动则较为平稳；最后，我国上市银行在样本期间存在显著的技术效率与动态财务管理效率偏离的现象，且产权制度越是多元化对两类效率的偏离影响就越大。
2. 原因分析。对上述结论产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商业银行经营职能的单一化是引起低财务管理效率的根本因素。我国银行业在当前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框架下的功能过度集中于支付清算，使得整个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处于低位运行的常态，加重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负担。另外，在银行业尚未完全对外资开放以及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承担较多政策性功能的情况下，股份制商业银行即使在技术创新方面占据绝对优势，还是难以突破体制藩篱并从根本上对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强有力的冲击，甚至会出现诱使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向体制回归“官本位”的倾向。
第二，银行规模过大和预算软约束是制约两类效率提升的直接因素。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的过度膨胀，使其无法与现实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相匹配，这种失衡会同时恶化其财务管理效率和技术效率。而且，公有制主导体制下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财政兜底使它们之间竞相开展恶性价格竞争，这抑制了商业银行的效益增加，并在客观上令商业银行的技术创新动力有所弱化，最终致使两类效率低下。虽然竞争力的增强使得以传统业务为主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动态财务管理效率提升空间十分有限，但其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却会因制度红利而日趋明显，故“动态效率悖论”在此类银行中显现出来。
六、政策建议
基于前述讨论，本文认为解决我国上市银行的“效率悖论”问题应该重点采取以下措施：
1. 改变传统商业模式与思维方式。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将自身定位于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而非单一的信用中介机构，在有效实施风险管理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拓展新兴业务，改变以利息净收入为主的传统商业模式，扩大无风险的中间业务特别是创新性表外业务的占比。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利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发展“互联网+”技术的两大契机，通过在战略沿线的分支机构布局加快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并打造适应自身客观条件和发展需要的互联网金融模式。
2. 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供给侧”改革的具体要求，积极面对市场中的新业态和新技术，摒弃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坚持集约化发展方向，从追求规模和速度的外延竞争向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内涵发展转变，着力推动我国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
3. 强化治理结构建设并审慎提高外资参与度。政府应当基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做好各类商业银行改革的顶层设计，重点是与我国商业银行一起推进事业部制改革和所有制结构改革，并完善信息化、激励与约束机制等建设。此外，政府还应适时加快提高外资参与我国上市银行业务的范围与程度，这不仅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我国商业银行有效竞争并增强其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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