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郏宝云1（高级会计师），陆玉梅2（教授），彭荷芳2

【作者单位】
1.江苏理工学院财务处，江苏常州213001；2.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江苏常州213001

【摘　　要】

     【摘要】本文以江苏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整理了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政治关联数据，基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区分，并实证检验不同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各类社会责任行为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表现，但是影响力逐年减弱，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整体社会责任行为却没有显著影响。就不同类型社会责任行为而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员工责任、股东责任、债权人责任和公众责任具有正向作用，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政府责任和公众责任存在显著影响；政治关联对不同性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的影响也存在差别，其影响力随着政府管制的减少而削弱。
【关键词】政治关联；企业社会责任；异质性；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1-0038-6、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的人文发展状况呈现出不协调的逆态势（田虹等，2015），通过近年来发生的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苹果中国售后歧视事件、三鹿三聚氰胺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天津港爆炸事件等，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保障以及安全生产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政府部门、媒体、公众、员工、消费者、投资者、研究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并从各个角度以不同方式向企业施压。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大部分公共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高管政治关联作为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贾明和张喆（2010）根据卡罗尔（Carroll，1991）的社会责任金字塔定义，针对捐款这一单一社会责任维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更重视自身的慈善行为。由于灾后捐款行为具有一定偶然性，企业社会责任又是一个涉及经济、法律、伦理、环境等多因素的综合问题，对于多维度的社会责任行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有怎样的表现？本文拟采用江苏省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政治关联来源于英文“Political Connection”，最早出现于经济学家Fisman（2001）的著作中。Mc Millan和Woodruff（2002）指出，在转型经济体中，法律机制常常不健全，企业家不能完全依靠法律体系来获得私有产权保护。因此，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特殊的政企关系，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
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政治关联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国外，政府官员本身或其子女是企业的股东或高管就被认为具有政治关联。而我国自200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明确禁止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有涉商行为，即政府官员本人或其家属与企业建立的关系不属于政治关联形式。所以，国内一般以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曾经是政府官员作为政治关联的表现形式，并用其级次来衡量关联程度（胡旭阳等，2008）。本文也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
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不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张萍等（2012）对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社会责任履行呈正向相关关系，并且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关系越强。娄祝坤等（2014）研究发现，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影响显著，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影响不明显。冯延超（2011）认为，由于代表委员具有较高的政治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会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而对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由于这些政府官员现在已经退出政治圈，与政府的沟通、承受的社会压力等都明显减少，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有所下降。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的管制，这样有可能会削弱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正向影响，但随着政府管制的减少影响力会越来越弱。
假设1b：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不显著。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是应承担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总和（Carroll，1979）。现实中，不同企业在各类社会责任活动中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如“最具领袖气质的年度最佳雇主”万科集团，在汶川大地震当天仅捐款200万元；因员工跳楼事件而被贴上“血汗工厂”标签的富士康公司，在汶川大地震期间捐赠6000万元，多年来慈善投入总计超过12亿元。万科重视对员工的责任，富士康注重社会慈善事业，由此看来，由于追求的目标利益不同，不同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也会表现不一。贾明和张喆（2010）通过对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梁莱歆和冯延超（2010）的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雇员规模越大，薪酬支付也就越高。谷慧敏等（2013）对酒店业的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的环保和慈善责任正相关。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表现以及各维度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并且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假设2b：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表现以及各维度的影响不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江苏省是闻名全国的制造业大省，其制造业产业总体规模大、有活力、基础好。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全口径）装备制造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报告》显示，无论是规模实力还是区域综合竞争力，江苏省都稳居榜首（2015）。所以本文以江苏省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以2010 ~ 2014年度在沪深两市上市的江苏省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原始样本，研究所需数据均来源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其中，高管政治关联数据采集于年报中高管人员任职情况，股东人数、员工人数来自财务报告中的说明项，企业的捐赠和赞助总额来自财务报表附注中的“营业外支出”项目，其他财务数据则来源于三大报表中所对应的项目。数据处理与实证分析采用了SPSS 17.0和Excel软件。    
在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时，存在数据缺失、指标异常等情况的上市公司样本被剔除，最终得到有效样本611个，其中2010年123个、2011年121个、2012年121个、2013年128个、2014年118个。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1. 变量选择和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表现（CSRtotal）与各利益相关者责任评价指标
（Stakeholder）。关于社会责任总体表现，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通用有效的评价标准。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借鉴沈洪涛等（2011）采用的每股社会贡献值来度量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表现，并根据所研究行业的特点进行了适当调整，剔除了与环境污染相关的指标。
之后，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多维度对社会责任表现进行衡量，具体如下：①社会责任总体表现（CSRtotal）=（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应付职工薪酬变动额+财务费用+捐赠费用）/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②股东责任（CSRsto）=净利润/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③债权人责任（CSRcre）=财务费用/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④员工责任（CSRemp）=（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应付职工薪酬-上期应付职工薪酬）/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⑤政府责任（CSRgov）=（所得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⑥公众责任（CSRpub）=捐赠费用/期初和期末总股数的平均值。
（2）解释变量。由于代表委员和政府官员对企业的影响力不同，根据我国的制度特点，本文参照杜兴强等（2012）的经验，将政治关联划分为代表委员类（Dbdum）和政府官员类（Govdum）两类，并引入其级别——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级别（Dbjb）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级别（Govjb）分别赋值研究。若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是或曾经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赋值为1，否则为0；若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赋值为1，否则为 0。然后对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按级别赋值：科级 1、处级 2、厅级 3、部级 4，否则为0；对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按级别赋值：区县级1、市级2、省级3、国家级4，否则为0。
（3）控制变量。①公司规模（Size），使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行测量；②盈利能力（Roa），用净利润与期初和期末总资产平均值的比率进行测量；③公司成长性（Growth），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测量；④资产负债率（Lev），用期末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测量；⑤年度（Year），虚拟变量，当处于该年度时取1，否则取0。
2. 模型设定。为了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表现的影响，设定模型1和模型2。为了检验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各维度的影响，设定模型3和模型4。具体如下：
CSRtotal=α+β1Dbdum+β2Govdum+β3Size+
β4Roa+β5Growth+β6Lev+β7∑Year+ε  （模型1）
CSRtotal=α+β1Dbjb+β2Govjb+β3Size+
β4Roa+β5Growth+β6Lev+β7∑Year+ε   （模型2）
Stakeholder=α+β1Dbdum+β2Govdum+β3Size+
β4Roa+β5Growth+β6Lev+β7∑Year+ε  （模型3）
Stakeholder=α+β1Dbjb+β2Govjb+β3Size+
β4Roa+β5Growth+β6Lev+β7∑Year+ε    （模型4）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1 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可看出，企业社会责任整体表现的均值为1.308，最小值为-2.112，最大值为13.363，标准差为1.269，说明上市公司之间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存在着较大差异。社会责任各维度指标——股东责任、债权人责任、员工责任、政府责任以及公众责任的均值分别为 0.525、0.076、0.534 、0.171 和0.003 ，标准差分别为0.721、0.186、0.385、0.413 和 0.006，最大值分别为6.602、1.463 、3.218、6.458、0.046，最小值分别为-2.557、
-0.408、0.020、-0.084、0.001，各指标数值差距很大。这说明上市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会根据自身的需要有选择性地履行社会责任，即企业追求的目标利益不同，对不同性质的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也不相同。如果企业重视与股东和债权人的关系，则在股东责任和债权人责任方面就履行得比较好；如果企业重视社会影响力，则会在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更加积极主动等。从政治关联情况看，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比例占上市公司政治关联的32.2%，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比例为17.2%，说明江苏省制造业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联的比例比较少，且以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为主。另外，公司规模（Size）的均值为 21.495，表明上市公司规模都较大，公司规模越大，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财务业绩（Roa）、成长能力（Growth）和资产负债率（Lev）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异也较大，说明各公司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以及负债能力差异较大。

（二）回归分析
表2报告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总体表现的影响。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先对2010 ~ 2014年的所有数据进行回归，然后分别剔除2014年、2013年、2012年、2011年的数据再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符合实证的要求。由于篇幅限制，每个模型仅列出三组数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表现显著正相关，但是相关系数逐年减小，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随着政府管制的减少，上市公司对政治关联的依赖性会逐渐减弱，其影响力会越来越小。模型2 的回归结果显示，代表委员级别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表现越好，但相关系数也是逐年减小。与此同时，政府官员级别的系数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却无显著关系。以上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a和假设1b。
另外，在模型 1、2中，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公司成长性（Growth）、资产负债率（Lev）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表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规模大、收益率高、成长性好以及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会较好，这与已有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相符。
表3列示了政治关联对社会责任各维度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年度的数据都进行了回归分析和比较，得出的结论在各年度无差异，由于篇幅限制，只列示了2010 ~ 2014年的相关分析数据。
从各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股东和债权人责任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显著正相关，说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会促使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因为以业绩为目标的上市公司，主要还是看政治关联能否给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以及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低息贷款等。只有当社会责任投资有明确的回报时，企业才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Mc Willliams、Siegel，2001）。代表委员利用其拥有的无形声誉以及政治地位，给股东和债权人带来更多的额外收益，因此也促使企业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
在员工责任回归模型中，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及其级别表现出微弱的正相关性，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及其级别却表现出了负相关性。一方面说明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充分认识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因为一旦发生严重的劳资纠纷或安全责任事故，将会对其造成严重损害，并有可能危及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参政议政激发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感，从而促使其给予劳动者合理的薪酬待遇。但是，在企业内部，员工的力量又是相对弱小的，其利益和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所以相关性较弱。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门都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和审批权，地方政府官员更是拥有较大的权威，拥有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管理者只要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就能获得较多的资源，很少重视企业员工的要求，甚至职务级别越高，越易忽视对员工社会责任的履行。在政府责任回归模型中，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及其级别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及其级别表现出负相关性但不显著，说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政府责任的履行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各项制度不完善，企业与政府建立的良好关系是“互惠”的，即政府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后，会得到来自企业的税收收益，而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政策，从而更愿意主动去承担和完成一些政府希望的社会责任工作。这种互惠关系会受到官员级别高低的影响，级别越高政治影响力越大，带来的利益或价值也越大（贾明、张喆，2010），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没有显著的影响。
公众责任与两类政治关联及其级别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慈善捐赠、社区公益等方面都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并且官员级别越高，企业的公众责任履行得越好。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借鉴田虹等（2014）和万寿义（2013）的研究，在原来五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供应商责任和消费者责任两个维度的考察，其中，对供应商的责任用应付账款周转率进行定义，对消费者的责任用营业成本增长率进行定义。另外，对前面五个维度的指标进行了替换，分别用股东获利率、流动负债率、薪金支付率、资产税费率、社会捐助率测度企业对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和公众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并收集相关数据重新进行逐一回归，相应的回归结果无明显变化，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江苏省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 ~ 2014 年高管政治关联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实证检验了不同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总体表现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影响力逐年减弱，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的影响不显著。就不同类型社会责任行为而言，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股东责任、债权人责任、员工责任和公众责任等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对政府责任的影响不显著。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除对政府和公众责任有一定的影响外，对企业其他维度的社会责任均没有显著影响。同时，上市公司会根据自身的需要有选择性地履行社会责任，即对不同性质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是有差别的。企业如果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则会更注重履行对股东与债权人的责任；如果想获得较多的税收优惠，则会更重视对政府社会责任的履行；如果企业注重其外界声誉，则会更重视对公众责任的履行等。前面提到的万科重视对员工的责任、富士康注重社会慈善捐赠，就是因为各自追求的目标利益不同，所以导致社会责任行为具有差异。
毋庸置疑，在我国经济转型期，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关键性资源，肯定能够给特定企业带来巨大的好处。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高管政治关联对江苏省制造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行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们应该知道，企业最根本的职能是通过其产品和服务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依赖政治关联带来收益。随着中央大力打击腐败、减少政府管制、加强法制建设的重拳出击，企业家不会再去努力寻求所谓的“政治关联”，而是回归其基本职能，将重心放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上。政府部门也应该努力减少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机制，同时还要对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予以监督和引导，督促企业在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全面承担社会责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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