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邢 波

【作者单位】
西安培华学院通识教育中心，西安710125

【摘　　要】

  【摘要】本文选取西部十二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5 ~ 2014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优化对于区域反贫困的助推作用。研究发现，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银行金融中介尤其是中小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地位越重要，则本区域中小企业所能发挥的反贫困作用就会越大。未来应进一步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入手，实现对本区域企业自身素质的整体提升，显著发挥区域内中小企业的反贫困效应。
【关键词】地区金融结构优化；反贫困效应；中小企业；中小银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08-0118-6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如何在实现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有效缓解区域间收入差距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从目前贫困县分布情况来看，现有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西部民族自治区就占据341个，且云南省最多，其次为贵州省、陕西省和甘肃省；从贫困人口分布情况来看，其大都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扶贫开发成本较高的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意味着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能否首先成功实现区域居民的脱贫将直接影响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脱贫的本质就是通过居民收入的提升来保障其必要的生活支出，即居民收入的增加是脱贫的关键所在。更确切地说，居民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回报必须实现显著上升，这就必然涉及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经济发展状态的维持依赖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资源有限的约束必然引发各类资源包括金融资源的集中使用，表现为同一产业领域内行业的聚集。伴随生产规模扩大、资本供给增加而实现的产业化生产，凭借其独有的持续、稳定的市场资源和资本供给，可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并借此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资本多元化带来的价值增值为单一资源寻求价值增长提供了路径，使得不同资源的融合成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金融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其发展水平的提升与整体结构的优化直接影响着整体经济的增速和质量，且其凭借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更是直接影响着区域劳动力就业状况，而这将直接影响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拟从结构优化理论视角出发，剖析金融发展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收入的影响路径，进而为西部少数民族聚集区深化金融改革、提升区域经济发展速度提供理论参考。
二、民族地区金融结构反贫困效应的理论分析
从我国产业发展情况来看，农业曾一度是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工业与第三产业的缓慢增长更是凸显了农业的重要地位。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的辐射效应，农业产业发展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效应更为显著，其将更有助于缓解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现状。然而，我国学者章元等（2008）却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改变了我国传统的以农业为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为贫困农户提供更多且优于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并通过这一部分贫困农户的非农就业实现自身收入的上涨。林毅夫等（2009）更从我国劳动力现状和产业结构特征出发，指出资本这一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的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这就使得以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仍将是我国的优势产业，而贫困户又多为非熟练劳动力和半熟练劳动力，这就使得二者之间存在衔接的可能，即可以通过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贫困户更大范围的就业，进而实现区域收入的增长。
上述理论研究也表明，在扩大贫困户非农就业收入中，来自于中小企业发展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极为关键，其是吸纳广大非熟练劳动力和半熟练劳动力的“主要阵地”，但从中小企业自身发展来看，除获取其发展所需的外部市场外，更重要的是及时获取资金支持，而这直接取决于一国的金融结构。研究和实践已经表明，企业整个生产运营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对资本支持要求的严格性，这也是对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要求。发达的资本市场具有严格的交易制度和监督体系，在明晰交易双方权责的基础上保证交易的公平和信息的公开。产融结合的过程就是产业资本收购、兼并和整合的过程，有效的资本市场能够实现对资本的高效引导和科学匹配，能够通过畅通的信息传导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能够根据消费者的特性而设计专门的金融工具以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科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整合的多样性和阶段性导致了交易对象的多样性，此时能否实现对消费者多样性需求的满足成为融合能否继续的基本保证。
发达资本市场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借助多层次交易市场实现对不同交易对象的聚集，为产融集团发展和整合更多、更具活力的产业资本提供专业、高效的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满足了经济市场中科技产业、金融产业和相关产业发展的各种需求。更具体地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有限资源利用率的提升成为维持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超越合作程度的“融合”成为经济主体参与生产的新形式。金融资本的价值属性首先就决定其可以作为独立的要素参与生产，也可以通过与其他资源的彼此融合生成新主体参与生产。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稳定的生产运营，顺利完成商品交换以获得超额利润，企业对于资本的需求实现了要素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连结。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结构作为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重要外部因素，其能否实现对企业存续发展所需资金的持续供给将直接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实现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资本结构自然能促进企业发展能力的正向提升，其或是与科技结合转变为真正作用于产品的技术支持，或是与其他生产要素融合转变为可直接作用于企业发展的新生产要素，融入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以弥补因资源禀赋、积聚经济、转移成本差异而丧失的优势，为企业赢得更多的超额利润。而这也将反过来促进资本市场交易，使其更具活力，此时对于发展的渴求也会使得金融及其结构成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可见，企业可以通过与外部金融市场的彼此延伸而形成新的发展动力，在确保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方式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保证集团内技术、生产资料与资金供需的双重稳定和平衡，也使得企业可以凭借稳定的资本优势和持续的研发优势更好地规划投资领域、形成战略优势。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则带来产品供给的增加，可以满足更多的市场需求，使经济体系在更高阶段实现供需平衡。系统稳定性的维持则源于自身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劣决定了企业与金融融合的程度，这将直接影响企业未来的市场竞争力、发展潜力和发展速度。
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来看，其依然以银行为主导，这就导致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将仍然依赖于银行信贷。大型商业银行的国有性质又导致其在选择融资对象时更偏好于大型国有企业，对于民营中小企业在发放贷款时会提出更严苛的要求，加之自身容易遭受“软”信息约束，这均直接导致我国中小企业只能更多地依赖地方性中小银行融资。然而，目前能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贷款的地方性中小银行仅有300多家，远远落后于美国及亚洲其他国家。金融服务的有限性使得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严重受限，而这又将进一步影响其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进而影响贫困地区居民收入的有效提升。可见，实现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与金融结构间的最优匹配将直接影响我国区域反贫困的效率。
在明确了金融结构与中小企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可以确定的是一定存在与一国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相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该金融结构的存在能够实现对企业发展的有效资本支撑，进而实现对区域劳动力的有效吸纳，以及最终对区域居民收入的绝对提升，即实现中小企业反贫困的有效性。这也导致对于最优金融结构的探索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但新结构经济学却指出，有别于一般经济发展模式的通用性，最优金融结构的构建需要结合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间不存在彼此通用的最优金融结构，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必然导致彼此各异的产业结构，也就必然要求与本国产业结构相匹配的金融结构。只有建立与本国产业结构和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才能真正发挥中小企业的反贫困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所能发挥的反贫困效应决定于本区域的金融结构，即在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银行金融中介尤其是中小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地位越重要，则本区域中小企业所能发挥的反贫困效应就越大。
三、民族地区金融结构优化对区域中小企业反贫困效应的影响检验
1. 模型构建。通过对金融结构、中小企业以及区域反贫困效应的分析，构建三者间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povi，t=β1smei，t+β2（fsi，t×smei，t）+β3（bsi，t×smei，t）
+γ′Xi，t+ui，t+εi，t
其中，pov为反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程度的因变量，该变量的主要衡量指标为西部少数民族区域的农村贫困发生率，它等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与农村总人口的比值。sme则代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综合考虑数据的可搜集性，它等于该地区规模以上中小企业雇佣人数与规模以上企业总雇佣人数之比。fs表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结构。在许多国外的文献中，金融结构就是指融资结构，通常用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关系进行表示（Demirguc-Kunt，2011）。因此，在这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结构用银行贷款余额与股票总市值之比来测度。bs表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银行业结构。考虑到我国间接金融相对直接金融更加发达的事实，银行业结构可以理解为大银行和其他中小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关系（林毅夫，2003、2008），因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银行业结构用该区域中小银行资产总额占区域内银行类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表示。βi（i=1，2，3）与γ′为待估参数。u为非观察区域的反贫困效应。X则指除上述因素外的其他可能影响区域贫困程度的自变量，主要包括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依存度、通货膨胀率、城镇化水平以及基础设施。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获取，主要是借鉴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关于金融发展与贫困问题的研究，分别以银行存款、贷款和股票市值与GDP的比值为基础进行主成分分析，以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向量为权重对这几个比值进行加权，得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主要是应用区域人均GDP水平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涓流效应对贫困消除产生作用（Todaro，1997）；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区际贸易额与区域GDP的比值来衡量（张翠，2011），区际贸易依存对贫困消除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贸易激励区域产出从而给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通过收入的提高带来贫困消除的效果；通货膨胀率以CPI指数衡量，通货膨胀会带来财富的重新分配，通货膨胀水平提高会导致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消除贫困的作用；城镇化水平以区域城镇人口和区域总人口的比值衡量，城镇化推动了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贫困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通过提高收入来消除贫困；基础设施以区域公路里程与区域行政面积的比值来衡量，基础设施越完善，人民生产、生活越便利，从而有助于消除贫困。主要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

2. 数据来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率数据主要来自于该区域十二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相关的《民政统计年鉴》和2005 ~ 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区域中小企业雇佣人数与规模以上企业总雇佣人数之比则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整理所得。相关的金融结构、银行业结构数据则根据《中国金融年鉴》、《各地区金融运行报告》与Wind资讯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得到。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对于中小银行的界定，在此处专指除中国工商银行等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银行类金融中介。至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则主要根据2005 ~ 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整理得到，共得到数据观测值425个。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3. 实证检验。遵循面板数据模型一般估计方法对本文所构造的模型进行估算，可发现无论采取随机效应估计法还是固定效应估计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企业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和银行业结构这三个关键变量参数的符号均一致（具体见表3），但在稳健标准误差下进行统计推断则无法得出上述一致结果，即意味着中小企业发展水平、金融结构所对应的估计系数仅在随机估计法下显著，而银行业结构系数却仅在固定效应估计法下显著，这意味着组内序列相关检验显著存在，为确保模型估算方法的有效性，进一步对本文所构建的模型进行一阶差分估计，具体结果见表4。
4. 稳健性分析。通过表4可以看出，一阶差分估计下的稳健标准误差皆小于固定效应估计下的稳健标准误差，即一阶差分估计值相较于固定效应估计值而言更加有效。从表4还可以看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水平所对应的系数并不十分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小企业发展水平对于区域反贫困无助推效用，这主要是由于作为区域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问题主体的中小企业，其在各省份所表现出的贡献很接近，即各省份对应变量的差异极小，这进一步导致了其所对应的估计系数的较大标准误差，这反而印证了金融结构在区域反贫困方面的不可替代性。由于在模型测算中利用了一阶差分GMM两步估计量，Arellano-Bond（1991）指出了该方法下标准误差的严重向下偏倚的问题，因此，一方面，我们基于稳健标准误差展开统计推断（Windmeijer，2005）；另一方面，本文进一步进行了Arellano-Bond AR（1）、Arellano-Bond AR（2）、Sargan与Hansen检验，检验结果均为通过，进一步说明了模型中提取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这也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所能发挥的反贫困效应除与自身规模相关外，将主要决定于本区域的金融结构，即在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银行金融中介尤其是中小银行在金融市场的地位将直接决定中小企业的反贫困效应。中小型银行在金融市场所占比重越大，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效能越高，则中小企业在区域中的反贫困效应也会越高，反之本区域中小企业所能发挥的反贫困效应就会十分有限，由此也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资金的有效供给是其进行一切活动的必要基础。但由于不具备大企业的规模优势，其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过程中往往无法获得青睐，如何才能实现有效的外部融资必然涉及对金融市场结构的研究。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来自于中小企业的脱贫效应更为显著，扫清区域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障碍也就变得更为必要。
本文选择西部十二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2005 ~ 2014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优化对于区域反贫困效应的助推作用。研究发现，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其他因素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银行金融中介尤其是中小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越重要，则本区域中小企业所能发挥的反贫困效应就会越大。这就意味着贫困地区的发展尤其需要金融的配合，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刺激或引导实现区域金融结构的有效调整，使其与本区域中小企业发展相匹配，进而为贫困户增加非农收入提供更多途径，而这一增收路径的拓展又是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入手，实现对本区域企业规模和自身素质的整体提升。资本逐利性使其具备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资源价值也将通过资本化得以最终体现。发达国家正是基于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来实现将价值增值的一切资源均迅速资本化，以更快地获取超额利润。这就意味着，少数民族地区中小企业作为吸纳当地劳动力，尤其是贫困农村非熟练劳动力和半熟练劳动力的主力军，其自身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其劳动力吸纳能力，若不具备良好的信誉、健康的财务运行体系和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其在融资过程中同样会支付较高的成本，这将限制其未来的持续发展。
因此，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需要通过规范自身组织结构、有效监督财务运行来实现整体素质的提升并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以便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以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进而实现对区域经济发展和脱贫的带动效应。
其次，从政府层面来看，应积极实现与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的沟通交流，成为两者的“搭桥引路者”。应遵循资本逐利本性引导金融机构发现中小企业的利润回报率特征，通过对金融主动性的启发，使其实现融资技术或工具的创新，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资本支持，从而增加两者合作的动力。在此过程中，金融先导作用的发挥是解决产融结合瓶颈的关键措施，它依赖于金融机构的自愿、主动参与，这样对于金融机构行为的态度将直接影响金融能动性的实现。虽然金融抑制论（Financial Deepening）主张遵循市场规律，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干预和对金融体系构筑的操控，避免人为因素对金融发展产生的抑制效应，但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市场调节过程中依然存在不合理因素，而且由于市场运行过程中无序和混乱状态的不可避免，需要政府的管控以实现经济的动态平衡。因此，应遵循市场发展的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在供需关系的建立中实现两者的初始合作。而融合过程的漫长性和方式的多样性又决定了政府调控功能的必要性，只有在政府的调节下分步骤、有序地进行各领域在不同合适时机的不同程度的开放，才能保证经济发展过程的稳定和持续。
与此同时，由于自身资金规模等方面的限制，中小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融资服务时，往往因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信用担保而无法及时对其进行资金援助，导致中小企业错过发展机遇。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主动出面为本区域优质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这样既减少了中小银行的风险，又有效扶持了企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银行、政府、企业三方共赢。
再次，从市场层面来看，资本化就是资源参与经济活动并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将决定活动开展的最终结果。这里的经济环境主要指一国的市场运行机制：自由而充分的市场竞争实现了对企业的优胜劣汰，保证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健全的产权制度保证了交易的公平和交易双方权责的履行；完善的契约制度维持了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平稳发展。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竞争机制对企业自我调整和升级能动性的激发作用，以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同时通过竞争优势在价格上的体现，实现市场对价值的充分识别，以确保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在此基础上，才能通过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真正激发企业的创新欲望。
此外，资本化强调转换的可行和速度，这就涉及对转换载体的建设，即多层次市场的构建。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现状，应首先根据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专业的要素资本市场和知识资本市场，为各要素实现资本化提供专门的市场。
最后，从中小银行层面来看，其作为区域重要的金融中介应充分发挥服务于地方的优势，通过对区域企业发展的助推，进一步实现自我的同步发展。结合我国中小银行发展现状来看，其在搜集和处理中小企业“软”信息方面，具备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不具备的优势，可通过对中小企业“关系型贷款”实现自我业务范围与规模的有效扩展。这也就意味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银行应尤其关注当地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本区域内企业尤其是需要银行提供融资服务的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和企业所有者个人品质的深入了解，以便设计出更符合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

主要参考文献：
陈劲松．2011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2012年展望［J］．中国农村经济，2012（2）．
崔艳娟，孙刚.金融发展是贫困减缓的原因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1）．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9（8）．
高保中．中小企业发展制约因素的结构性影响：一种经验评判［J］．经济学家，2012（12）．
苏基溶，廖进中．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贫困关系的经验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研究［J］．财经科学，2009（12）．
张萃．中国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基于产业构成视角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5）．
刘坚．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成就与挑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期评估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