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唐铁球（副教授）
【作者单位】
1.嘉兴学院商学院，浙江嘉兴314001；2.宁波大学商学院，宁波315211
【摘 要】
【摘要】本文基于出口专业化以及多样化视角，考察了中国金融信贷发展与出口贸易的关系。通过构造出口专业化、出口水平多样化以及出口垂直多样化三个指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层面的金融信贷发展对全国以及各区域出口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金融信贷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出口专业化，而出口多样化却随着金融信贷发展出现某种程度的下降。进一步的分地区研究显示，我国金融信贷发展与出口专业化、多样化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最终，本文结合现实背景基于金融信贷视角提出了协调发展我国出口结构的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信贷；出口专业化；出口多样化；动态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36-0066-8一、引言
伴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以及不断开放的对外贸易活动，近年来中国的出口贸易不论是在规模还是在结构方面均表现出强劲的成长态势。在1985年，中国出口总额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不及一半，而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已突飞猛进至95.1%，表明我国的出口贸易已成功实现了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反映出我国出口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良好趋势。同时，我国出口产品的多样化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钱学锋和熊平（2010）运用UN-Comtrade贸易数据，测算出中国与11个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商品种类在1995 ~ 2005年之间增长了大约1009种。但不得不承认，我国区域之间的贸易发展水平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比如，通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的整理发现，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工业部门出口的行业（4位数）平均数为331个，相比之下，同年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业部门出口行业（4位数）的平均数分别仅为165和92。
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各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巨大冲击提醒了我们不能忽视金融信贷环境对国际贸易活动的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出口规模和结构与金融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已得到众多学者的检验与分析（邱斌等，2014；盛雯雯，2014）。同时，在出口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的经济趋势下，出口专业化以及多样化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作用已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证实（刘修岩和吴燕，2013；于津平和邓娟，2014；姚耀军和董钢锋，2013）。基于对上述事实的观察，我们不禁思考：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愈演愈烈，中国的金融信贷发展对出口专业化和出口多样化哪个更有利？
二、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出口贸易的结构和规模与金融信贷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但很少基于出口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考察出口贸易与金融信贷发展的关系。通过大量金融信贷发展与出口贸易活动的相关文献，我们已能从中发现和体会到金融信贷与出口专业化、多样化的紧密联系。Kletzer和Bandhan（1987）首次将金融因素加入H-O模型并指出，一国较高的金融信贷效率以及宽松的融资环境有利于形成更高水平的专业化生产。Beck（2002）以及Svaleryd和Vlachos（2005）运用多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一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能够显著地推动工业制成品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张，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专业化或者多样化水平自然也随之提高。随后，Becker和Greenberg（2007）基于多个国家行业异质性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一国金融信贷体系的进步能够有效地激励那些出口固定成本较高行业的出口行为，因而有助于出口部门种类的扩张。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评估结果指出，中国是融资约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相对落后的信贷环境和制度。包群和张雅楠（2010）运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比较优势的形成。齐俊妍等（2011）通过理论模型推导以及实证检验发现，可以通过缓解生产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问题来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进而提高一国出口产品的专业化程度，完善一国融资体系。类似的，顾国达和郭爱美（201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明显提升了我国出口产品复杂度以及专业化水平。
除了对基于宏观视角的金融信贷环境与出口活动之间关系的考察，近年来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也支持了信贷体系的改善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出口参与、进而影响地区出口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这种观点。Berthou（2010）、Becker et al.（2013）以及Manova（2013）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完善的金融信贷体系有助于降低企业在出口活动中面临的成本门槛，实现地区出口二元边际的扩张。过于严格的金融信贷体系对一国出口贸易的抑制作用同样得到了Bilir和Davin（2014）的证实，他们对美国月度进口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具有较高信贷利率的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交易量明显降低，出口规模的大幅下降意味着其出口专业化或者多样化水平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在国内方面，中国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资金约束已是不争的事实（陈琳等，2012；韩剑和陈艳，2014）。因此，金融信贷环境的整体改善能够有力地推动我国企业出口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有助于提升那些深受金融约束部门的出口专业化或多样化。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信贷约束对出口的影响主要基于出口规模、出口概率以及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等视角，而关于出口专业化以及出口多样性方面与信贷市场发展的直接关系鲜有涉及。那么在信贷约束能够对我国出口规模以及结构产生明显影响的现实背景下，金融信贷市场的进步将会如何影响我国出口专业化以及多样化？在我国区域之间金融信贷和贸易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的现实背景下，各区域的信贷体系对出口专业化以及多样化的作用又有何差异？鉴于此，本文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丰富和深化我国信贷约束与出口贸易关系领域的研究。
三、模型设定以及变量描述
（一）模型设定
依据上述金融信贷对出口行为的作用机制并借鉴孙少勤和邱斌（2014）的计量模型，本文的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extradei,t=β0+β1fasupporti,t+β2termstructurei,t+β3finsizei,t+β4openi,t+β5investi,t+β6techi,t+β7roadi,t+β8govi,t+φi,t+εi,t
其中，被解释变量出口贸易结构extradei,t包含了hi,t、hdivi,t以及vdivi,t三个方面，分别代表省份i在t年的出口专业化、出口水平多样化以及出口垂直多样化水平。解释变量fasupporti,t、termstructurei,t以及finsizei,t分别代表省份i在t年金融机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程度、信贷期限结构以及信贷总额相对于地区生产总值的规模。同时，本文还设定了若干控制变量，其中invest表示地区固定投资情况，用以控制资本积累产生的影响，tech体现了各省份的研发创新能力。另外，本文还设定了部分反映政策、地理以及制度的常见变量，具体包括了open、road以及gov。其中open表示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road体现了地区的交通情况，gov反映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二）变量测度
1. 被解释变量。
（1）出口专业化指标（hi,t）。目前多数文献常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出口专业化程度（刘修岩，2013；邵军，2011），这一指标本来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后来逐渐被用于测度某个变量的分布特征，其取值介于0和1之间。借鉴刘修岩和吴燕（2013）的做法，本文采用如下公式计算赫芬达尔指数：
在此公式中，xi,j,t表示地区i的工业行业j在t年的出口值，Xi,t是指地区i在t年的工业行业出口总额，Ni,t表示地区i在t年进行出口的工业行业（4位数）数量。hi,t越接近于0，表明出口专业化程度越低；越接近于1，说明出口专业化程度越高。其中，行业出口额与地区出口额均通过对1999 ~ 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整理获得。
（2）出口水平多样化指标。借鉴Herzer和Nowak-Lehnmann（2006）的研究，本文分别采用各地区进行出口的4位数工业行业数量的自然对数以及各省份出口总额中制造业出口所占比重来衡量出口水平多样化（hdivi,t）和出口垂直多样化程度（vdivi,t）。
2. 解释变量。在目前我国信贷体系以银行为主导的现实背景下，同时考虑到地区信贷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从金融机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持程度、信贷期限结构以及信贷总额相对于生产总值的规模三个方面来衡量区域金融信贷市场发展，以求更加全面地考察其对出口专业化以及出口多样化的影响。
（1）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fasupporti,t）。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还面临着较高的出口固定成本，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信贷难易程度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出口决策，进而改变地区的出口结构。因此，本文用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内贷款比例来衡量该指标，比例越高，表明地区的信贷发展程度越高。
（2）信贷期限结构（termstructurei,t）。相比于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有助于增强企业在较长的生产经营周期中的风险承受能力，因而可能影响到我国各省份出口专业化以及多样化水平。因此，本文以各省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中的中长期贷款比例作为体现金融信贷期限结构的指标。
（3）信贷规模（finsizei,t）。本文以地区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各省份的金融信贷规模，该数值越高，表明地区的金融信贷整体规模越大。
3. 其他变量。
（1）经济开放水平（openi,t）。地区经济开放水平是影响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开放水平。
（2）固定资产投资（investi,t）。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的贡献度也在不断增加。本文采用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3）研发创新水平（techi,t）。创新能力是提升出口产品工业增加值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研发创新能力的增加，出口结构（包括出口专业化以及出口多样化）也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本文运用各省份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来衡量研发创新能力，并对其取自然对数来减少异方差的影响。
（4）交通设施（roadi,t）。完备的基础交通设施有助于促进要素以及人力资源的流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地区的要素结构并影响其出口比较优势。本文以各省份的人均公路以及铁路的里程数作为体现基础交通设施的代理变量。
（5）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govi,t）。相比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较高程度的政府干预。为了考察各地政府的经济干预对出口专业化以及出口多样化的影响，本文引入一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
以上解释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金融统计年鉴》，被解释变量出口专业化则通过对1999 ~ 2009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获得。另外，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差异以及数据的缺失，本文未将我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西藏相关数据纳入研究样本。最终，研究样本包括了我国30个省市1999 ~ 2009年的面板数据。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对全国样本中的变量进行了简单的统计性描述。可以看出，我国西部地区的出口专业化水平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其原因可能在于我国西部的自然资源以及农产品等少数出口产品种类占据了其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因此西部地区的赫芬达尔指数较高。但这种较高水平的出口专业化背后蕴含着我国西部地区可能过多地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获取短期的经济收益，存在遭受“资源诅咒”的风险。在出口水平多样化以及垂直多样化方面，我国东部地区的出口产品种类以及结构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则处于最低水平。此外，我国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与东部地区相当，且明显高于中部地区，这可能是受益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扶持，导致我国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中具有较高比重的银行贷款。在信贷期限结构以及信贷规模方面，西部地区同样领先于中部地区，仅次于我国东部地区。总体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的金融信贷发展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金融信贷水平则相对落后。
为了克服变量之间的内生性，本文采用Arellano和Bover（1995）提出的系统GMM估计方法。具体而言，系统GMM在对变量进行估计的过程中，不仅使用了Arellano和Bond（1991）所提及的在对变量一阶差分之后得到的工具变量，还将变量一阶差分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而能够最大程度地克服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同时，为了避免不同金融信贷指标之间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将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信贷期限结构以及信贷规模变量分别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且对比不同视角下信贷发展对出口专业化以及多样化的影响差异。
（二）全国范围的回归分析
表2列示了基于全国范围的系统GMM回归结果，其中（1） ~ （3）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出口专业化，（4） ~ （6）列以及（7） ~ （9）列的被解释变量分别是水平多样化和垂直多样化。从中可以发现，不同视角的金融信贷发展水平对出口专业化的影响不尽一致。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回归系数为0.781，并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比例的增加有助于提高我国出口专业化程度。类似地，信贷期限结构以及信贷规模指标的回归系数显示，中长期贷款比例的增加以及贷款总额的提高均能够显著提升我国的出口专业化水平以增强我国的出口贸易竞争力。此外，相对于信贷规模指标，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以及信贷期限结构的估计系数具有较高的数值，因此，针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供给以及中长期贷款的增加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出口生产，尤其是对于具有高新技术特征的制造业，可以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出口专业化水平。这也意味着在扩张金融信贷规模的同时，应当注重信贷效率和结构的优化。
相对于出口专业化，我国出口水平多样化则随着金融信贷发展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出口水平多样化方面，代表金融信贷对固定资产投资支持的指标、信贷期限结构以及信贷规模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的信贷资金更多地用于专业化生产方面，即为了避免开拓新产品的海外市场所带来的风险，企业往往会将所获资金继续投资于原有的出口产品，进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种类趋于集中。
在出口垂直多样化的估计结果中，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和信贷期限结构指标的估计系数尽管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以及中长期贷款的运用对制造业出口比重的提升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信贷规模的增加反而对出口垂直多样化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贷款资金的配置效率低下或者贷款企业将资金更多地用于国内市场的投资，意味着单纯扩大贷款规模并不能有效地提高我国出口垂直多样化，还需注重信贷资金的合理配置以及信贷期限结构的优化。
与此同时，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还提供了另外一些有用的信息。首先，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出口专业化水平，并显著提高出口水平多样化和垂直多样化水平。其次，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出口专业化以及出口水平多样化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影响：外资利用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地增加出口部门的种类，但同时也明显降低了出口专业化水平。此外，研发创新能力对出口水平多样化显著的推动作用表明科技创新是增加我国出口拓展边际的关键因素。最后，政府财政支出对出口专业化以及多样化的影响不同可能是由于财政支持对象的差异所致。
（三）分区域的回归分析
1.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不同区域的金融信贷发展对出口专业化水平的影响及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信贷期限结构以及信贷规模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金融信贷整体发展水平的改善均能够显著地提高出口专业化水平。而且，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已基本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升级，因而金融信贷市场的进步强化了东部地区的出口竞争力。而我国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可能正处于由初级产品以及低附加值产品向具有较高价值含量的工业制成品的升级阶段，因此适当地将金融资源向高新技术产业倾斜可能会加快中部地区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刘修岩和吴燕（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出口专业化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应当继续发挥金融信贷发展对出口专业化的推动作用。
相比之下，衡量金融信贷发展的三个指标对我国西部地区出口专业化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对于西部地区，我国东、中部地区的资本市场化程度较高，信贷制度也相对完善，出口企业能够更为高效地获取生产经营所需要的资金。而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远远不及东、中部地区，高效融资渠道的缺乏导致有限的资金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事实上，我国西部地区的出口专业化更多地体现为其依靠本地资源禀赋建立的比较优势。因此，在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应该注重西部出口贸易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移和发展，以避免遭遇“资源诅咒”。此外，相对于东、中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的金融信贷服务以及信贷制度环境均明显滞后，导致其难以为出口贸易，特别是为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出口专业化生产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同时，文中部分控制变量对出口专业化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之间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比如经济开放水平能够对东、中部地区的出口专业化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西部地区的估计数则为正，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东、中部地区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等效应，激励了企业对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而在我国经济开放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外资的进入并未对出口专业化产生明显的影响。随着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增加，我国东部地区的出口专业化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在我国出口企业集中的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更多的是用于克服出口的固定成本门槛，因此在实现行业出口拓展边际不断提升的同时，导致出口专业化水平受到了出口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另外，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早已具有发达便利的交通设施，因此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交通设施的改善并未对出口专业化产生显著的影响。政府经济干预程度对出口专业化的影响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呈现完全相反的作用，这可能也是由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差异所致。
2. 出口多样化又可以分为出口水平多样化和出口垂直多样化，其中出口水平多样化的提升有助于抵御国际经济环境波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出口垂直多样化程度的加深在一定程度上是制造业出口产品生产效率以及出口产品结构改善的体现，有助于提高贸易竞争力。我国区域金融信贷水平对出口部门种类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可以看出，在我国不同地区，金融信贷发展对出口水平多样化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无论是固定资产的信贷支持还是信贷期限结构和信贷规模，我国东、中部地区的出口水平多样化明显受到了金融信贷发展的抑制。结合表3，这种结果可以理解为东、中部地区的信贷资金更多地被用于出口专业化生产方面，减少了出口部门在开发新产品方面的资金投入。同时，金融信贷发展的不同指标对西部地区出口水平多样化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我国西部地区的信贷体系和环境建设相对落后，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导致信贷市场对地区出口多样性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我国西部地区的出口行业种类相对单一，出口贸易以缺乏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为主，企业获得的信贷资源更多地被用于专业化生产方面。表3中西部地区的估计系数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事实。
表4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为我们展示了另外一些有用的信息。在经济开放水平方面，其对东部地区的出口水平多样化均能够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这种影响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外资利用的重心和效率的差异所致。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能够明显丰富出口产品种类，优化出口结构，而这在西部地区的情况恰恰相反，原因可能在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以种类较为单一的初级产品为主，对出口贸易的固定资产投资更多的用于强化原有的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从而抑制了出口产品种类的拓展。研发创新能力对出口水平多样化的积极作用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得到了体现。与出口专业化相比较，东部和西部地区出口水平多样化则明显受到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负面影响。
3. 为了进一步考察金融信贷发展对出口多样化影响的区域差异，本文同时从出口垂直多样化视角考察了不同信贷水平指标影响的区域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
东部地区的金融信贷发展水平对出口垂直多样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信贷规模的估计系数为-2.258，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我国东部地区信贷规模的扩张抑制了出口贸易中制造业所占比例的提升，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以及信贷期限结构则与出口垂直多样化表现出不够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金融信贷的发展并未促进东部地区出口贸易中的制造业比重，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制造业密度以及出口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信贷资金可能更多地被用于出口专业化方面的生产；另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具有较多的金融点以及相对成熟的信贷服务体系，制造业也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扩张阶段，随着服务贸易等其他贸易的快速成长，金融信贷资金被更多地分配于新兴行业，抑制了传统制造业出口规模的提升。与出口水平多样化相比，中部地区的金融信贷指标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信贷支持以及信贷期限结构均能够对中部地区的出口垂直多样化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信贷规模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总体来看，我国中部地区金融信贷发展有助于提升其出口垂直多样化水平。类似表3和表4的结果，我国西部地区的金融信贷发展未对出口垂直多样化的提升带来明显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运用FGLS方法对样本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为了节省篇幅，表中仅列示了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并将不同层面的金融信贷指标估计结果置于同一列中。对比前文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表6中各样本中估计系数的正负方向以及显著性与系统GMM估计结果大体一致。比如从全国视角可以发现，中国金融系统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支持、中长期贷款比重的增加以及金融贷款规模的提高均能够显著地强化出口专业化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口部门的种类则随着信贷规模以及中长期贷款比重的提升呈现明显的缩小趋势。与此同时，金融信贷整体规模的扩张对出口贸易中制造业出口比重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此处不再重述。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金融与国际贸易活动联系日趋紧密的现实背景下，金融信贷发展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出口规模以及出口产品结构方面，随着出口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出口结构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金融信贷发展对地区出口专业化以及多样化的影响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实证结果显示，衡量金融信贷发展的不同指标对出口专业化、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存在差异。首先，从全国范围层面上看，不同层面的金融信贷发展均能够显著地强化我国的出口专业化水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口水平多样化却随着金融信贷发展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张显著地降低了我国出口垂直多样化水平。进一步的分区域研究结果表明：①金融信贷体系的进步能够显著提高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出口专业化水平，而这种作用在我国西部地区不够明显；②相比于出口专业化，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出口水平多样化与金融信贷发展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③金融信贷发展在推动我国中部地区出口垂直专业化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出口垂直专业化却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抑制；④金融信贷发展尚未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出口专业化和多样化水平产生明显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我国东部地区往往是高技术含量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密集区域，充分发挥金融信贷体系对专业化生产的促进作用是提升我国出口产品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在进一步充分发挥金融信贷对我国西部地区出口专业化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西部地区出口产品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型和升级，以避免遭遇“比较优势陷阱”。
其次，相比于出口专业化，出口多样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稳定以及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各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应当更加注重对出口生产经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支持，并适当地将金融资源用于新兴制造业出口经营以及制造业的出口拓展边际方面，通过更加有效的金融资源配置来提升出口多样化程度，以对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不仅如此，各地区应适当地将部分金融资源向新兴出口行业以及工业制造业倾斜，争取实现在出口专业化不断强化的同时，出口多样化水平也得到改善。
最后，各地区除了根据出口专业化、多样化与金融信贷发展的关系做出恰当的金融改革，还需要根据具体的出口贸易发展规划针对经济开放水平、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政府的经济干预行为等那些能够影响地区出口专业化以及多样化的多种经济行为和制度做出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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