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范群林（副教授）

【作者单位】
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重庆400054

【摘　　要】
   【摘要】伴随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的推进，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成为落实这一国家战略的微观选择。本文旨在探索企业在利益相关者压力的驱动下，文化科技创新路径的形成问题，并在此路径下，研究利益相关者压力、公众科技意识与作为中介变量的管理者解释间的相互影响。为此，本文运用企业文化科技创新选择实施情况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方法，验证了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公众科技意识在这一中介效应中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管理者解释；中介作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利益相关者压力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36-0036-5

一、引言
已有研究表明，外部的科技压力需要通过企业内部的努力才能转化为科技绩效，但这样的转化实施过程、彼此间的影响关系却鲜少得到细致描述。因此，本文拟对这样的转化、相互影响关系进行探究。利益相关者压力会影响企业对科技问题所做出的辨识与认知，而管理者做出视科技问题为威胁或机会的判断决定了管理者解释的构成。利益相关者压力以管理者解释作为中介，影响了企业对被动和主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选择。本文在整理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因素的数据之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检验了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与利益相关者压力、公众科技意识、管理者解释这些潜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假设。最终，验证了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中会发挥中介作用，而公众科技意识在这一中介效应中起到调节作用。这充分体现了管理者解释作为将利益相关者压力转化为企业主动科技管理行为的关键因素，对它的完善将是企业实施文化科技创新进而构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可行选择。
二、理论背景
1. 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文化科技创新包含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是通过文化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发展，二是通过解决科技问题推进文化创新。Andersson和Bateman（2000）认为，企业的科技意识水平会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首先，作为决策者的管理者所感知的压力直接影响其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然后，企业的科技意识、管理者的态度对企业科技决策起了重要的调节功能。为此，当企业成员的科技意识越强，特别是科技拥护者的决策高层所占比率较高时，企业选择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而这样的选择需要历经两个阶段：①针对已有的文化产品，企业被动采取科技手段，涉及昂贵的设备及技术，即被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选择采纳；②作为事前控制的科技创新被置于企业营运的全过程，企业自愿采取科技手段，即主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选择采纳。
基于企业科技管理的主动性来评判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可以透过Roome（1992）对企业的五大战略选择来体现。早期对影响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因素研究，多集中在被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选择。这一时期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机制影响。接下来，一些学者将中观角度的产业及集群引入文化科技创新研究，采用博弈论及实证研究方法，对不同规模企业选择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创新能力较强的大企业，通常采用自主创新方式，而小企业则更多选择模仿创新。当前针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的研究则大多通过实证或案例，聚焦于具体的管理实践以及文化科技创新整合于企业营运的管理过程。这样的研究大多关注科技或管理的选择结果，较少对选择行为的决策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而这样的决策过程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推广实施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构建都至关重要，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之一。
2. 利益相关者压力。随着科技问题成为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直接关联的诱因，将利益相关者压力置于文化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也日渐增加。利益相关者对科技属性的认知是其压力形成的重要来源，包括科技政策、回应公众科技关注的程度、科技自我规制等。而利益相关者压力在迫使企业针对科技问题进行决策时，开始重新考虑其战略立足点。鉴于此，实施主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成为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科技要求所做的努力。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所带来的差异对企业选择科技行为的主动性产生影响，并确保企业商业行动与决策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认知概念，并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认知展开深入研究。顺理成章，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管理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等就成为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研究的重要课题。很多研究从利益相关者与企业间的关系，或拥有的资源等出发，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更多关注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强度或合法性问题。本文则期望通过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相互作用，以突显作为认知变量的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共变关系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的影响。
3. 管理者解释。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是企业受多重压力综合驱动作用的结果，厘清其中所包含的繁复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管理者对科技与企业关系的解释。对科技问题的管理者解释包括三个自叙项目：①负面或正面的情绪瓜葛；②损失或获益的考虑；③感觉可控或不可控。具体而言，首先，如何内化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是相当重要的，企业面对科技发展问题，所做的反应就是实施文化科技创新，而管理者解释在这一行为的展开中所发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进而对文化科技创新认知的变化影响了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其次，视科技问题为机会还是威胁，决定了企业将运营中介入的科技属性是当作获得竞争优势的来源，还是成本增加的原因。再次，解决科技问题可能增加企业管理风险，管理者对风险具有可控或不可控的认知。管理者的风险规避态度决定了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选择。这也体现在企业的管理行为中，如企业如何管理科技信息及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
综上可知，以往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研究，较少从行为认知角度开展。针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研究则更偏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分析，当然也关注企业战略选择的主动性，但针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由被动向主动转化的研究并非主流。譬如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压力重要性的感知这种涉及认知心理的研究则更容易被忽视；管理者解释更多的是被列入行为意识的范畴，而缺乏对管理者认知的行为结果进行延伸研究。鉴于此，本文在检验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压力与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时，分别从三个方面对管理者解释进行衡量：企业对文化科技创新的态度、得失权衡以及实施的可控程度。笔者认为，视科技发展为机会的管理者解释在以上三个方面倾向于正向；反之，视科技发展为威胁的管理者解释则在以上三个方面倾向于负向。更进一步：第一，管理者对外部环境压力的辨识及认知就是高层管理者的科技认知，也可以说是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感知，以及对利益相关者重要性的管理认知；第二，管理者的认知应落实到企业的制度安排；第三，将管理者的认知传递给企业员工则是制度实施的具体行为。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研究构念模型如图1：

三、假设提出
1. 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管理者解释。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了企业对科技管理的选择，而包括培训在内的管理者解释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强化了这种影响。这样的相关关系得到了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的动态能力维度的支持，同时也通过相关实证研究得到了验证。利益相关者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员工作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常常是企业主动文化科技创新实施的接受者与执行者，对他们的培训得到了高层管理者支持，这也包含在将管理者的科技认知推广到企业员工管理行为的管理者解释中。管理者对科技发展的机会与威胁辨识认知，决定了企业是主动文化科技创新还是被动文化科技创新。管理者解释将利益相关者压力转化为企业文化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其中介作用不仅会催生新的经营理念与市场机会，还因为管理者解释这样的机制保证，使新知识被整合进已有的技术诀窍中，使文化科技创新得到战略性的实施。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利益相关者对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有促进作用。
H2：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压力与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2. 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与利益相关者压力、公众科技意识。事实上，利益相关者压力是一种公众科技意识的外在行为表现。从行为认知角度对利益相关者压力进行研究可知，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是一种共变且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公众科技意识在影响管理层科技认知的同时，与利益相关者压力一样，会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产生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相互影响对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有正向作用。3. 科技意识与管理者解释。企业管理者自身对科技问题的认知必然受到作为情景因素的公众科技意识的主流影响，因此，高层管理者对待科技问题的态度体现了其科技意识与认知，它们影响着管理者解释。而且，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互动与整合作为企业应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有效选择，自然形成管理者解释的重要内容。这样做在于善用多主体间的矛盾以追求合理的沟通协调机制，从而解决信息及权力的不对称。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公众科技意识在管理者解释发挥中介效用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四、研究设计及方法
1. 样本选择及处理。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设计了含35个题项的测度问卷，整个过程严格遵守信度、题项代表性、概念可操作性等原则，确保了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首先，通过对全日制在校大学生的初步调研，收回有效问卷96份，利用SPSS 21.0对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问卷的KMO值为0.736，Cronbach"s Alpha值为0.802。其中，Cronbach"s Alpha值基本都在0.8以上，表明总体的信度较好。利用主成分分析、正交旋转剔除部分不合适的选项，最终确定31个选项的问卷（其中包括5个基本情况的选项）。然后进行预测试，通过对企业的管理层、员工等的实地走访、邮件联系等方式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373份，回收有效问卷300份，有效回收率为80.4%，基本满足后期实证分析的样本量要求。由表1样本的基本信息可知，所选样本基本涵盖了不同的规模及行业企业，表明本研究具有广泛性。将数据导入SPSS 21.0，再次进行信度检验，得到总体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804，折半信度为0.837、0.882，均大于0.8，表明问卷有良好的信度。同时，各个测量维度的Cronbach"s Alpha值在0.8以上，表明测量指标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KMO检验的结果显示，各潜在变量的KMO值均超过0.7，因子载荷的数值也比较理想，体现了较好的效度。
2. 变量定义。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包括：文化科技创新的战略选择、文化科技创新过程、文化科技创新的实现机制及组织架构。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包括被动文化科技创新和主动文化科技创新，其将为企业带来科技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重增长。利益相关者压力作为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其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驱动，依赖于管理者解释发挥中介作用。而公众科技意识这一认知变量则成为影响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情景因素。对相关变量的指标测度如表2所示。
3. 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首先，分析了构念测量模型并估计了它们相关的因子载荷；然后，设定及检测代表假设的模型。管理者解释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中的中介作用路径模型，通过15个观察变量、4个潜变量进行测量。将SPSS 21.0的数据导入AMOS 21.0中，输出运算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见，初始模型的Chi-square/df为3.301>3，表明构建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有些不理想，需要修正模型。按照吴明隆（2013）总结的修正方法，增列企业科技管理实施（观察变量SIM）误差变量（观察变量e14）与科技认知推广（观察变量POM）的误差变量（观察变量e15）的共变关系，Chi-square/df为2.807<3，RMSEA为0.065介于0.06与0.08变通适配区间，其他的比较及简约适配度指标均基本处于临界值，接受虚无假设，表明数据基本达到拟合，优化了初始模型，最终的改进模型如图2所示，其标准化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见表4。

由图2和表4可知，各标准化路径系数都为正值，且都具有显著关系。首先，利益相关者压力、管理者解释及公众科技意识都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有影响。其中，管理者解释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显著，路径系数高达0.611；而利益相关者压力、公众科技意识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低于0.2，表明两变量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弱。其次，利益相关者压力及公众科技意识对管理者解释的影响显著，路径系数都远远高于0.5。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呈现一种共变关系，这样的相互影响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表现出正向影响作用，虽然其路径系数值相对较小。再次，各维度的观察变量与其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也都在0.5以上，说明各变量的测评选项具备高支持度。还需要说明的是，管理者解释的科技管理实施（观察变量SIM）误差变量（观察变量e14）与科技认知推广（观察变量POM）的误差变量（观察变量e15）也具有显著相关性，系数为0.22。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对科技管理制度的实施与科技认知的推广之间存在共似性，两者有极密切的相互影响。即科技认知向基层的渗入有利于制度的有效实施，而制度的有效推进又强化了员工对科技认知的转变。最后，利用AMOS 21.0效用分解功能，深入分析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便于对比变量间的作用效果。
通过计算，得出各潜变量的直接效果、间接效果与总效果（见表5）。通过表5可知，第一，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直接效应远小于以管理者解释为中介所得到的间接效应，因此，利益相关者压力需要借助管理者解释这一中介变量，使其对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总效应得以体现。第二，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直接效应大于以公众科技意识为中介而得到的间接效应，为此，公众科技意识并没有成为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中介变量。也再次证明，以上关于利益相关者压力与公众科技意识的相互影响是对文化科技创新行为有正向作五、结论及讨论
1. H1得到验证。促使企业实施主动文化科技创新，需要保持公众、媒体、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科技问题积极解决的强大压力。但这样的压力也需要得到企业股东等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推动，即利益相关者压力与管理者解释是正相关关系，管理者解释对文化科技创新具有极大影响。
2. H2得到验证。管理者解释在利益相关者压力影响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科技认知、落实管理者认知的企业科技管理体系，以及推广管理者认知至员工的制度实施等，由三者形成的管理者解释充分发挥了中介效应。将利益相关者压力与内化为企业选择文化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从而将利益相关者压力对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影响的总效应放大。
3. H3得到验证。公众科技意识与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共变且相互影响关系，也可以解释为两者间的相互强化。为此，对于企业而言，缓解利益相关者压力可以通过对公众科技意识的了解与改变来达成。又由于意识对行为的影响作用，公众科技意识也会影响个体管理者的科技认知及决策，进而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产生影响。检验发现，利益相关者压力与公众科技意识之间这样的相互影响对文化科技创新行为存在正向的影响作用。
4. H4得到验证。公众科技意识与管理者解释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管理者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管理层认知决定，而管理层认知的形成又受到公众科技意识的影响。根据认知心理学，公众的认知能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的感知和响应措施。Bayard B.和Jolly C.（2007）认为，对科技保护的认知影响着行为和态度，认知水平的提高将促使农民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创新科技，提高对科技保护的满意度。在这里，公众感知就是科技意识，响应措施就是利益相关者压力，企业作为拥有更多专业信息的主体，在培养公众科技认知能力方面，可以通过更多的信息公开、更多的沟通方式来参与。
5. 研究局限及改进。因为有关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管理者解释的理论体系尚在发展中，与经典理论的严谨性与成熟性尚有差距，所以本文在理论模型构建上稍显粗略。限于篇幅，虽然样本选择在行业与地区上都不算囿于一隅，但在结构方程的验证中，却未将它们作为调节变量或控制变量，使得研究不够深入与精准。未来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对管理者解释的中介作用展开深入分析：从管理机制层面，细化利益相关者压力内化为实施企业文化科技创新的驱动机制，从而为企业文化科技创新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机制保障；从行为决策角度，应对公众科技意识影响高层管理者的科技认知进而影响其决策过程展开研究，为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理论支持。除此之外，在未来研究中，还可以对企业文化科技创新行为的主动性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可以将文化科技创新行为进行多层次的划分，以对应管理者解释的三维度衡量，从而对主动文化科技创新行为与管理者解释的对应关系进行更透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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