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钟娅红，徐凤菊（博士生导师），张怀进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武汉430070

【摘　　要】

      【摘要】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目前我国国有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那么，国有资本混合度、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本文基于2012 ~ 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探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而国有资本混合度能够调节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国有资本的存在抑制了高管在职消费，减少了代理成本。本研究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和高管在职消费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国有资本混合度；在职消费；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18-0009-6一、引言
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改革一直备受关注。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作为隐性薪酬普遍存在，它也是国企高管薪酬改革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由人社部等制定的《中央部门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在2015年10月已经通过审核，该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对国企高管的公务用车、办公用房、业务招待等职务待遇设定“红线”。
公司制下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经营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目标不一致，作为“内部人”的经营者会利用一切条件占有企业资源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职消费是经营管理者实施自利行为的主要方式。管理层过度在职消费会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侵占企业资源，损害企业利益。如何实现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均衡，一直是实务界和理论界探讨的重要议题。本文拟基于国有资本混合度约束视角来研究国企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分析国有资本混合度是否能调节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很多，而针对国有资本混合度调节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则较少。
（一）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
国内外学者对在职消费没有统一的定论。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在职消费产生于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并将在职消费定义为“过度”豪华的办公室以及“私人”飞机等非货币性的消费。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认为在职消费表现为非生产性和事前非效率性的经济性质，在职消费是经理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管理资源的过度性耗费。陈冬华（2005）根据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情况，率先提出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产生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的约束。另有学者认为，国企薪酬管制问题致使高管的货币薪酬过低，在职消费成了货币薪酬的替代品（赵文红和李恒，1998；黄郑州，2010）。
本文认为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是管理层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发生的各种隐蔽性费用，其中包括公务用车、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等。在职消费虽然能提高管理层工作的积极性，但同时也会侵占国有企业资源，减小企业价值。
近几年来，对于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基于代理理论，Alchian和Demsetz（1972）、Jensen和Meckling（1976）、卢锐（2010）等学者认为高管在职消费会给企业带来负面的经济效果，会降低企业价值。我国政府作为第二级委托人对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实施了管制，剥夺了管理者进行薪酬谈判的权利，在显性激励不足的情况下，管理层会更大程度地追求在职消费。部分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会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罗宏、黄文华，2008；纪伟，2008；周俊仁等，2010；陈冬华，2015）。
（二）国有资本混合度与在职消费
国有资本混合度是指企业国有资本的混合程度，其在衡方式上等同于国有股持股比例。当国有股持股比例增加时，国有资本混合度降低。对于在职消费的实证研究大都基于公司治理，即主要研究管理层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公司治理因素与在职消费的关系。鲜有学者研究公司股权特征特别是国有资本混合度即国有股比例与在职消费的相关性。
罗进辉和万迪昉（2009）从股权结构和股权制衡角度分析，认为在具有股权制衡结构的上市公司中，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水平会比较低。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当企业同时具有多个大股东时，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会由于股权制衡的存在而降低，因为任何一个大股东都不能单独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进行控制（Pagano和Roell，1998；Gomes和Novaes，2005；Maury和Pajuste，2005）。我国的股权特征与西方存在一定的差异，赵晓慧、卢欣笙（2015）以2003 ~ 2012年的10010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公司价值与国有股持股比例之间呈U型关系。
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呈非对称的U型关系，国有股对企业绩效的总体负面影响是有限的（田利辉，2005；李佳宾和蒋伟，2011）。田利辉（2005）认为，当政府持股比例增加成为控股股东时，政府股东为了实现企业经济、政治效益的最大化，会在一定程度上付出更多的成本来监督约束经理层的不良行为，这将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李超（201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国有股持股比例与在职消费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资本混合度降低会导致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在职消费程度降低。
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罗宏、黄文华，2008；周俊仁等，2010；陈冬华，2015）。现有文献大都研究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而鲜有文献研究国有资本混合度下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回顾以往研究，对在职消费的主流解释为代理理论。在职消费所产生的代理成本远远超过了其所带来的企业绩效增量（Jensen和Meckling，1976；Hart，2001），这表明管理层会利用在职消费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而不是提高企业绩效。张仁德和韩晶（2003）、罗宏和黄文华（2008）从代理理论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在职消费问题，他们均认为“所有者缺位”以及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监督会导致在职消费程度加剧。
周俊仁、杨战兵等（2010）通过对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管理层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在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均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只是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罗宏和黄文华（2008）、陈冬华（2015）等学者研究发现，我国政府作为第二级委托人对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实施管制，使得管理层提升对隐性在职消费的追求，致使国有上市公司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企业控制权逐步下放到高管手中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存在多级委托代理链，造成了“所有者缺位”的现象，同时缺乏完善的约束机制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在显性激励不足的情况下，在职消费成为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主要代理成本之一，具有较高的代价，且超出其产生的激励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对于国有资本混合度下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李超（2012）将研究样本按照企业性质进行分类回归后发现，国有企业中国有股持股比例与在职消费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股混合度的降低能够抑制在职消费所产生的负向影响。田利辉（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重即国有资本混合度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非对称的U型关系，国有股股东会借助政府干预来监督经理的行为，以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绩效。
当国有企业具有多个大股东，国有资本混合度提高即国有股比例降低时，企业普遍存在着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现象，该现象容易导致所有者和经理人的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代理问题，多个大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控制难度较大，代理成本较高（陈冬华、梁上冲，2010）。很多人对民营化企业的经营效率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国有股持股比例增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当国有资本混合度降低即国有股持股比例增加，国有股股东成为上市公司的相对控股股东时，政府股东们会对其所在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并愿意付出更多的治理成本来加强对经理层的监督，从而实现其政治经济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管理层在升迁动机的带动下，会合理有效地利用公司资源为企业创造价值。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混合度的降低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在广泛借鉴国内外在职消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沪深A股2012 ~ 2014年国有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新企业会计准则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因此选择2012年以后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能够避免因会计政策变更而产生的数据统计差异。研究样本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中实际控制人为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以及国资委的企业，所有的样本数据都来自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以及新浪财经网站。
为使分析结果更加可靠，本文对收集到的样本进行以下筛选：①剔除ST或∗ST的样本公司；②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③剔除金融类样本公司；④剔除数据异常的样本公司。经过上述处理，最后共获得904个观测值，其中2014年305个、2013年299个、2012年300个。本文运用Eviews 6.0数据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
（二）变量的选取
1. 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学术界对企业绩效指标的衡量主要有财务指标和市场指标。综合国内外研究文献，本文选取每股收益（EPS）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被解释变量。每股收益的数据计量采用国泰安数据库中的每股收益，即“净利润本期值/实收资本本期期末值”。每股收益作为评价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企业的成长潜力以及盈利能力，在我国企业绩效评价中应用较广。
2. 解释变量。
（1）在职消费（NPC）：由于在职消费的隐蔽性以及可获得性，国内外学者们对在职消费的度量方法各不相同。陈冬华和陈信元（2005）、罗宏和黄文华（2008）用公司年报附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的八大明细项目来衡量在职消费。虽然现有年报并没有披露在职消费，但在职消费程度能用年报中的管理费用来进行度量（Johnson,2005；罗进辉和万迪昉，2009）。考虑到管理费用中的办公费、差旅费以及业务招待费所占比重较大，管理费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近似度量在职消费。
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观点（Ang等，2000；李增泉，2005；熊风华，2011；徐宁和王卯，2013；王爱国和徐向珍，2015），以两种方式来衡量在职消费。一是用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来衡量在职消费，该方法可以消除企业规模带来的偏差。二是用管理费用中扣除管理人员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计提坏账准备等不属于在职消费的项目，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衡量指标，该方法用于稳健性检验，使实证结论更具有可靠性。管理费用率越大，说明企业的利润被组织或管理层消耗得越多，也说明在职消费程度较高。
（2）国有资本混合度（STATE）：本文用国有股持股比例来解释国有资本混合度。国有股持股比例是指国有股权占全部股票的比例，其中国有股包括国家股和国家法人股。国有股持股比例越大，国有资本混合度越低，政府股东为了获得政治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会增加对企业的优惠政策，付出更多成本以监督企业高管的不良行为，高管的在职消费程度会有所降低。因此本文预测，在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混合度的提高会抑制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
3. 控制变量。
（1）公司规模（SIZE）：公司规模用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陈冬华（2005）研究证实，企业在职消费的程度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企业的规模越大，管理层可以运用的资金也就越多，表现出来的在职消费程度就越高。本文预测，企业规模的扩大会促进企业管理层在职消费程度的提升。
（2）财务杠杆（LEVEL）：本文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财务杠杆。田利辉（2005）通过研究发现，财务杠杆的提高使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规模上升，经理层可支配的现金流也相应增加，高管在职消费的可能性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增加，企业绩效随之降低。陈冬华（2005）通过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对管理层的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本文预测，财务杠杆比例的提高能够使企业在职消费的程度加剧。
（3）营运能力（MARG）：企业的营运能力用营业毛利率来衡量。营业毛利率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原动力，营业毛利率越高，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市场上的发展空间越大，企业竞争力越大，企业绩效越好。
另外，本文还引入了行业虚拟变量（IND）。
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如表1所示：

（三）研究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检验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构建模型（1）来验证假设1：
EPS=β0+β1NPCi+β2SIZEi+β3LEVELi+β4MARGi+∑IND+ε （1）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国有资本混合度以及交叉乘积项NPC×STATE，用来检验国有资本混合度能否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通过构建模型（2）来验证假设2：
EPS=β0+β1NPCi+β2STATEi+β3SIZEi+β4LEVELi+
β5MARGi+β6NPC×STATE+ε （2）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为了了解样本的总体情况，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表2我们可以看出，在职消费（NPC）整体水平保持稳定但其均值较小，2012 ~ 2014年的均值分别为0.0804、0.0803、0.0847。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三年营运能力均值也较小，说明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金额较大。这就使得在职消费即使金额较大，其在职消费程度也不一定很大，也即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掩盖了在职消费的增长，致使其均值较小。
在描述性统计结果中，在职消费（NPC）在2012年、2013年、2014年的最大值分别为0.8155、0.7370、1.2236，最小值分为0.0030、0.0026、0.0022，这说明我国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存在很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所研究样本中国有资本混合度不同。
（二）相关性分析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相关性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在职消费（NPC）与企业绩效（EPS）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1。企业绩效（EPS）与国有资本混合度（STATE）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国有股持股比例的增加即国有资本混合度降低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作用。企业绩效（EPS）与财务杠杆（LEVEL）显著负相关，与企业规模（SIZE）以及企业营运能力（MARG）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三）多元回归分析
基于2012 ~ 2014年总体样本，本文将各年的样本数据代入模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2013年、2014年的Adj-R2值分别为0.3493、0.1905、0.2323，F值分别为41.1312、18.5311、23.9996，且分别在1%、5%、1%（双侧）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本文的回归效果较好，设计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能较好地反映被解释变量的变动情况。
在表4的线性回归结果中，在职消费变量2012 ~ 2014年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0%、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2.1824、
-0.9383、-0.5508），从而支持假设1。这说明国企的在职消费程度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在职消费程度的加大会显著降低企业绩效。从2012 ~ 2014年在职消费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逐年降低，这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2年12月颁布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改进了国企高管的工作作风，降低了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程度。
接下来，将各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后，分别代入模型（2）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验证假设2，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2013年、2014年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中Adj-R2值分别为0.1931、0.2391，F值分别为12.882、16.921，且都在1%（双侧）水平上显著，说明加入国有资本混合度STATE和在职消费与国有股比例的乘积NPC×STATE后，模型（2）中的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能较好地反映被解释变量EPS的变化。研究期间内，NPC×STATE显著正相关的情况占半数以上，2013年、2014年的NPC×STATE分别在%、5%（双侧）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分别为5.0712、4.8866，这意味着在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混合度的降低即国有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调节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假设2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在上述回归的基础上变换在职消费的度量方式以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李增泉（2005）、王爱国和徐向珍（2015）的观点，将管理费用扣除管理人员薪酬、固定资产折旧、计提坏账准备等不属于在职消费的项目后，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2012 ~ 2014年的F值均在1%（双侧）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变换后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能较好地反映被解释变量EPS的变化，在职消费（NPC）的系数三年分别在1%、1%、5%（双侧）的水平上显著，支持假设1，说明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程度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同时，在职消费的系数从2012年到2014年逐年降低，也再次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2年12月颁布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改善了国企高管的工作作风。
从表7可以看出，交叉项NPC×STATE在2013年和2014年的系数分别为20.2166、35.5935，且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验证了假设2，说明在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混合度的降低即国有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调节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沪深A股2012 ~ 2014年904家国有企业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 国有企业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在职消费作为代理成本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大于管理层的激励作用所带来的企业价值增量。从2012年到2014年，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逐年降低，说明我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2年12月颁布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对改善国企高管的工作作风有一定的作用。
2. 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混合度的降低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在验证假设1的基础上，引入国有资本混合度与在职消费的交叉项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国有企业中国有资本混合度降低即国有股持股比例增加能够抑制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这也说明国有资本混合度的提高并不一定给企业绩效带来负向影响。当国有股控股时，政府股东会增加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为了实现企业的经济、政策效益会付出更多的成本来监督经理层的不良行为，从而降低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损害。该结论可为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高管薪酬改革提供新的视角。
（二）对策建议
1. 国企改革中应建立健全高管在职消费监督机制。通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代理成本会降低企业绩效。因此，国企改革中应建立更加全面的高管在职消费监督机制，制定高管在职消费的管理条例。对高管的公务用车、办公用房等设置标准与红线，严禁公款走访，规范高管出差活动，精简会议活动，控制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同时，借助2.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要控制国有资本混合度。国有资本混合度的降低即国有股持股比例的增加可以抑制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因此，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为了混合而混合，在引进社会资本提升企业竞争力时，应注意避免国有资本混合度的过度提高，保证国有股权比例处于相对控股地位，让政府股东愿意付出更多成本来监督控制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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