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刘 宏（博士生导师），刘东丽
【作者单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70
【摘 要】
【摘要】产业内附加值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的直接表现，基于目前我国出口产品以其低附加值在全球价值链（GVC）中处于低端环节，以及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速较快这两个事实，本文选取1985～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以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解释变量，以国内产业附加值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上述三个变量做多元回归，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均对国内产业附加值呈正效应影响，即国内的研发资本存量每提高1%，可促使产业附加值增长0.44%；另外，我国OFDI存量每提高1%，将带动产业附加值增长0.39%，即我国通过OFDI可以获取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带动我国在GVC中的升级。为推动我国技术获取型OFDI，本文从政府、企业等层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对外直接投资；国内产业附加值；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08-0120-6一、引言
一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源于技术进步和创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基于全球价值链（GVC）的分工。建立在发达国家中的企业主要专注于GVC的高附加值部分，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其技术水平以及要素禀赋等方面的不同，被锁定在GVC的低附加值部分。我国企业的价值链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支配，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能生产或提供附加值很低的产品或服务，很难实现GVC的升级。目前我国在这种国际分工状况中处于明显劣势，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来改善。“以市场换技术”愿望的破灭导致我国不得不努力实现“转型升级”。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我国取消外贸企业税收优惠等一系列超国民待遇就可以得到印证。
目前我国产业发展过程技术滞后、创新不足，而且通过吸引外资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目标并没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迫切需要通过实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Technology Sourcing OFDI）来不断缩小科技差距，培育我国生产方面的技术优势，以弥补我国自主研发能力的不足，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进而实现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升级，提高我国参与GVC的所得与福利。通过向技术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可以提高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从而获得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带动我国技术进步和在GVC中的升级。
我国在2012年首次成为排名世界第三的对外投资大国，此后，我国OFDI规模继续保持增长，在2013年蝉联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再创新高，我国OFDI总规模达1160亿美元，比2013年增加了15.5%，仍居世界第三位。尽管2014年中国没有成为净对外投资国，但2014年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两者的差值相较于2013年的274.16亿美元已缩减至167亿美元，约减少了39.09%。
2005 ~ 2014年我国OFDI的流量和存量规模如下图所示（根据历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布数据整理和计算）：
2013年，商务部再次对《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修订，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办法》的修订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境外投资更加快捷便利，促进了我国OFDI的规模增长和结构改善。然而，我国的OFDI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高技术行业的投资规模占比很小，技术寻求型投资还处于起始阶段，同时我国的OFDI绩效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还有较大差距。另外，我国还要解决放开企业对外投资限制后，投资风险防控和企业投资行为规范等问题。现阶段，我国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为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及DFDI能否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奠定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我国OFDI规模不断扩大这一背景下，以及我国迫切需要进行GVC升级这一需求下，能否通过OFDI获取东道国技术溢出并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从而实现我国的GVC升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时，基本都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用“TFP”表示）来衡量技术进步的程度和状况。TFP描述的是一个去除了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后的“余值”，但是这样度量的“余值”存在计算误差，而且包含了一些没有识别的因素导致的产出增长，因此它对于技术进步的衡量并不准确。此外，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该生产函数用于解释如今复杂开放环境下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本文中，笔者将附加值统计体系创新性地应用到对外投资研究中，选取产业内附加值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该指标不仅是技术水平的直接体现，而且是一个能充分体现我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指标，该指标还能体现出我国在GVC中所处的位置，从其数值可以直观地了解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是否处于价值链的主导地位。
本文对国内三大产业的产业内附加值进行加总处理，并通过查找数据资料得到我国的OFDI存量以及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本文所有数据截至2014年，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基于我国力求从价值链的低端向上不断升级这一视角，探究我国通过OFDI能否获取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以提升我国的科技水平，从而进一步讨论OFDI能否带动我国在GVC中的升级。
二、文献综述
1. 全球价值链理论。价值链治理（Value Chain Governance）一词是由Oerem（1994）提出的；Gereffi（1999b）阐述了全球商品链理论；Humphrey和schmitz（2000）提出了价值链治理的定义；Baldwin（2006）将运输成本的下降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这一过程概括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两次“解绑”：第一次解绑出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第二次解绑则发生在生产者之间； 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12）的研究同样对生产中不同环节的外包成本进行了区分，并进一步考虑了规模经济效应，以解释禀赋结构和技术水平相似的国家间的分工格局；Costinot等（2013）则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价值链上的分工决定因素。
国内很多学者如张辉（2004、2006）、郭亮（2007）、梁军（2007）、邬关荣（2007）、卜国琴（2006）等研究了GVC下各地区的产业升级模式。陈爱珍等（2011）研究了决定我国装备制造业在GVC中所处位置的因素；廖泽芳（2013）以WTO-OECD附加值贸易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地位进行了分析；鞠建东（2014）将价值链结构测度方法与实际数据相结合，对当前GVC上各国所处的位置进行了定量描述。
2.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Kogut和Chang（1991）最早研究了OFDI的技术获取动机，认为开展OFDI的一个重要动因是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 （2000）以美国、日本等13个OFDI大国为样本，研究证实了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获取其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可能性；Bitzer和Kerekes（2009）以及Dierk Herzer（2010）的研究均得出不同国家之间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
国内学者在该领域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王英、刘思峰（2008）利用国际研发溢出回归模型，发现通过OFDI产生的技术溢出并没有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周春应（2009）基于我国1991 ~ 2007年的OFDI数据研究认为，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欧阳艳艳（2012）得出技术溢出效应在新兴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由大到小的结论。胡小娟（2015）基于面板模型检验，认为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果显著，但是流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并没有带来正向的溢出效应。
3. 附加值贸易。Grossman和Rossi-Hansberg （2008）提出了“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s）的概念，将全球价值链上贸易的范围从最终产品、中间投入品等实物扩展至附加值创造的每一个环节。附加值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被创造，并通过国际贸易在价值链网络中传递，进而又形成了“附加值贸易”（Value-added Trade）的全新概念；Benedetto和John（2012）就学术研究工作显示的中国对美国出口中包含很大一部分非中国附加值对美中贸易平衡的影响进行了研究。Neil Foster-McGregor（2013）提供了中间品贸易中将贸易附加值分解成国外和国内两部分的方法；Chin-Yoong Wong等（2014）研究了亚洲是否应对中国扩张感到焦虑，结果显示：通过中国，亚洲发达国家有了更加细分的生产结构，与中国的中间品贸易中包含更高的国内附加值。
国内学者中，杨宝三（2002）提出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有利于企业经营实现集约化发展；韦倩清（2013）研究发现，中国与东盟贸易逆差呈现的一个特点是零部件贸易比重高；王岚等（2014）利用增加值贸易数据分析了1995 ~ 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及贸易利用分配，发现中美贸易失衡在传统贸易统计中平均被高估近100%。 4. 文献评述。GVC研究综述主要涉及GVC定义的形成过程、驱动机制、治理模式以及产业升级这几部分内容。
在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文献中，国外的学者大多以某一类投资国为样本，如投资大国、发展中国家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之间、经济体之间在溢出效应存在与否以及效应的大小等问题上是有差异的。国内的学者基本都以具体国家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部分学者研究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其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的研究结果表明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而有的研究结果却刚好相反；还有部分研究侧重于不同投资区位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与否以及与效应大小的关系。此外，国内外的研究基本都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而在指标选取、研究方法上却没有较大的创新。
附加值贸易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对附加值贸易的研究涵盖了GVC发展的背景、对贸易的影响、附加值贸易测度方法及实证研究等。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丰富了附加值统计方法的应用，为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贸易提供了参考和建议，但是全球价值链贸易研究整体框架体系还不够健全，附加值这一新的统计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本文将附加值统计体系应用到OFDI研究中，选取产业内附加值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并选取了1985 ~ 2014年的数据进行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研究，进而研究OFDI与我国GVC升级的关系。
三、变量的选取和数据处理
在变量选择上，本文选取国内产业附加值为被解释变量，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和OFDI存量为两个解释变量。国内产业附加值能够体现我国的产业转型情况，以及所处的价值链环节的位置，拥有产品生产的垄断技术致使产品很难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生产是使附加值增加的根本原因，可见国内产业附加值是一国技术进步的直接表现，因此，本文选取此变量来衡量技术进步情况。技术进步或来源于本国的自主创新，或来源于OFDI过程中对国外技术溢出的获取，因此，本文选取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来测度自主创新水平、选取OFDI存量来测度通过投资渠道的技术获取情况。
1. 国内产业附加值。产业附加值是指生产的最终成果，表现形式是货币，表示一种余额的概念，用最终产品的总价值减去在产品制造流程中耗费的或者转移的价值，是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
本文应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85 ~ 2014年的数据，对第一产业附加值、第二产业附加值和第三产业附加值进行加总，得到我国国内的产业总附加值，用V代表。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2. 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估算。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表示第t期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表示第t-1期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RDt表示第t期的国内实际研发支出；δ表示研发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在本文中，我们将δ取值为5%，因为之前大多数学者也是以这个折旧率来进行计算的。
借鉴Griliches在其文章里提出的计算基期研发资本存量的方法，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1985年（基期）的研发资本存量：
其中：g为1985 ~ 2013年间每年研发经费支出对数平均增长率，经过统计计算，g为3.5%；δ是研发资本存量的折旧率，这里按照5%来计算。这样，就得到了以1985年为基期的1985 ~ 2014年间的研发资本存量。
3. 我国OFDI存量。我国商务部从2003年才开始统计OFDI的数据，本文OFDI存量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网站。该网站提供了各国OFDI的存量数据，采用国际统一口径编制，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和权威性。整理得到我国1985 ~ 2014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
最后，我们将OFDI数据与前两部分整理计算的国内产业附加值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两个数据变量加以整理，数据结果见下页表1。
四、模型的建立和实证分析
1. 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用于说明我国技术进步程度的国内产业附加值在本文作为被解释变量，我们用V表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为第一个解释变量，用S表示；我国OFDI存量为第二个解释变量，用OFDI表示。将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取对数。
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lnV=β0+β1lnS+β2lnOFDI （3）
2. 变量检验。
（1）单位根检验。为了消除伪回归问题，首先对上述三个变量做平稳性检验。使用Eviews 6.0对各个对数变量的原始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2）协整检验。通过上述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出三个变量自身都是平稳的，满足协整检验前提。下面利用EG两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页表3所示。
表3结果表明：前述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所以，三个变量均通过了ADF平稳性检验且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多元回归，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3. 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利用Eviews软件计算出国内产业附加值（V）、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和OFDI存量（OFDI）的描述性统计量的数值，如表4所示：
根据P值可知，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三个变量序列均不服从正态分布。
（2）回归分析。本文所使用的回归方法是最小二乘法（OLS），实证计算中，使用 Eviews 6.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对各个变量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3）进行参数估计，系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得到：
lnV=5.37 +0.44lnS+0.39 lnOFDI （4）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拟合优度调整R2为0.970786，说明模型对于样本数据的拟合情况比较好。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从表5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S和OFDI对应的P值分别为0.0042和0.0015，即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S和OFDI都在95%的水平上显著地影响被解释变量V，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这就说明在其他变量情况不变时，国内的研发资本量每增加1%，就会促使产业附加值增长约0.44%；另外，在其他变量情况不变时，我国的OFDI存量每增加1%，就会带动产业附加值增长约0.39%。以上变量系数估计结果表明，我国OFDI存量以及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都对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但是从回归系数来看，国内研发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比OFDI的效果更强一些。
（3）稳健性检验。用Stata软件对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残差、标准差都非常小，表明模型很稳定；拟合优度R2为0.9708，说明模型和实际值的拟合度很高。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实证结果不会随着参数设定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证明了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稳定的。
五、结论
本文以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根本线索，利用1985 ~ 2014年的数据加以整理和测算，针对OFDI对我国国内产业附加值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开展OFDI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提升效果，OFDI是一个掌握国外领先科技的重要途径。从回归系数可以看出，OFDI对我国产业附加值具有正向影响，即OFDI存量的增长对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提升作用。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得到的等式（4），说明在其他变量情况不变时，研发资本存量每增加1%，就会促使产业附加值增长约0.44%；另外，在其他变量情况不变时，我国的OFDI存量每增加1%，就会带动产业附加值增长约0.39%。以上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OFDI存量以及我国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两者均对我国产业附加值的提高即技术进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对比两者的回归系数，O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比研发资本存量要差一些。可见，我国的技术进步不仅需要依靠自主研发，同时还需要通过开展OFDI促使本国企业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说明我国运用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不够显著，而且还存在很大的空间。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着比较大的技术差距，我国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地寻求OFDI来缩小技术差距，投资目的地为技术领先的国家或地区，并且通过OFDI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企业的技术和经营水平。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可以依靠主动的对外投资来打破发达国家对我国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锁定，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可以使我国快速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从而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规模的价值增值，进而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六、政策建议
扩大我国OFDI规模的最终目的是积极有效地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提升我国在GVC中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不断扩大吸收海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我国应积极获取全球技术，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在国际分工中占领GVC的高附加值部分。这需要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支持和企业自身的不断努力。
1. 政府层面。
（1）政府需进一步完善有关OFDI的政策。首先，应该加强与发达国家关于OFDI和技术贸易等方面的合作，通过谈判不断使发达国家放宽针对我国对其投资以及技术贸易的管制。其次，应针对OFDI流程规范政策框架体系，为海外投资提供包含方方面面的支持业务。从而确保企业的海外投资得以顺利进行，不会触犯东道国的法律规范，而且投资策略适合东道国市场，在东道国能获取很好的收益以及高质量的技术溢出。
（2）建立和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我国技术进步不仅依赖对外投资，还很大程度上依靠本国的自主研发和创新，研发和创新决定了母国的吸收能力。母国的吸收能力越强，越能够有效地学习东道国的技术，并将新技术与母国的生产经营活动相结合，增加产出，推动技术进步。从本文实证部分可以看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提高对我国技术进步有提升效果。此外，提高自主研发水平，还可以有效地提高我国吸收其他国家逆向技术溢出的能力，能将新技术纳入生产经营活动并加以有效利用，进一步增强本国的科技和创新实力。政府应增加研发支出，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鼓励和支持企业在技术、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并且不断强化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3）政府对重点扶植的产业和研发项目进行支持。与发达国家的垄断集团相比，我国企业竞争力还很弱，所以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一直被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垄断，因此，政府有针对性地扶植和支持高附加值部分生产程序的企业就显得尤其重要。政府应对重点扶植的产业和研发项目进行支持，将人力、资金集中用于培养高新技术产业和大型企业，这样扶植起来的企业和产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技术优势。
（4）完善政策扶持体系。总结以往我国企业OFDI实践的经验，国家应出台一系列鼓励海外投资的政策，制定有利于全局和未来的投资战略规划；广泛采取一些类似免税等财政政策；对海外研发费用给予经费支持，建立专项信贷基金。
2. 企业层面。
（1）改进企业进入模式。企业的跨境进入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合资、国际并购、新建、联盟等模式。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技术溢出，可以综合考虑各种进入方式的利弊，分析自身特点和比较优势，从而确定适合自己的进入方式，并且加大与当地企业的合作。我国技术获取型的OFDI企业应该充分了解这些模式的特点和运作要求，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最有利于企业在海外长期发展的进入模式，并且积极地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
（2）加强企业的技术嵌入能力。企业需要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逐步嵌入东道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如美国的硅谷等产业集群，从中获取逆向技术溢出。首先是加强与被投资国的合作，尽可能地使子公司与当地企业在经营机制、管理架构等方面保持一致，并且充分了解当地文化和法律，时刻把握当地的经济政策；其次是实行人才当地化策略，在一些研发部门高级管理层等位置应雇佣优秀的东道国员工，通过本国员工与他们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母国科研和管理能力的提升。
（3）提升企业的技术吸收消化能力。这是通过OFDI获取技术溢出的决定性因素。提升吸收能力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科学合理地设计员工的奖励制度和工作流程，为员工提供定期的培训。加强员工的内部交流，可以丰富其自身知识储备、工作经验等，提高员工的个人吸收能力。二是建立共享的学习机制，通过交流和学习，大家可以从中收获新的能力。
（4）企业应处理好通过海外投资获取技术与自主研发的关系。目前由于企业的技术进步过于依赖国际并购，导致自主研发被忽视。而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是增强吸收能力、提升科技实力的关键。企业在进行技术获取型OFDI时，仍需要加大研发投入，不能仅仅盲目地依靠投资和并购，而应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效率。
3. 其他方面。
（1）做好针对OFDI的服务工作。相关机构应做好关于被投资国市场环境、国外企业研发实力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充分的法律、财务等信息支持；商会等组织机构应发挥作用，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和交流，使其通过沟通和签订条约，争取获得被投资国的政策优惠。
（2）完善OFDI保险制度。明确OFDI保险的保险额度、涉及范围、赔偿措施等方面的内容，控制好海外投资企业面临的各种资产、合同、当地局势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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