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李晓庆（副教授），刘江慧
【作者单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210044
【摘 要】
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会议次数均与银行成本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股东大会会议次数、年度内高管人数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高管薪酬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呈显著倒U型。鉴于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内部公司治理；成本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08-0103-7一、引言
效率是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商业银行效率是指商业银行在业务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或者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目前，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其中，X效率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更能体现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的效果，而成本效率则是银行X效率中的一种。我国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商业银行效率不仅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与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相继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只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才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稳定运行，而且，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只有积极提高效率，才能有效地增强竞争力，进而有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故完善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拟利用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分析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公司治理对效率的影响研究有很多。多数学者研究的是企业效率。Zelenyuk和Zheka（2006）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样本企业的效率进行了计算，并比较分析了所有权结构不同的企业的X效率。García-Sánchez（2010）通过分析董事会结构对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来确定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而Nanka-Bruce（2011）则采用技术效率衡量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绩效的影响，分析发现，公司规模、领导能力、董事会组成以及外部股东的有效结合可以提高公司的技术效率。Blank和Hulst（2011）以荷兰医院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分析了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导致低成本效率的原因。研究表明，给予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较高的薪酬并不能提高绩效。Chen（2015）从外部环境出发，研究了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He等（2015）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治理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将研究范围定位于银行。Beck等（2006）认为，银行自身的监管力度与银行效率呈正相关关系。Barros等（2012）分析了日本银行2000 ~ 2007年的技术效率，研究发现不良贷款仍然对银行绩效有很大影响，银行的投入必须更有效。Peni（2012）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公开交易的美国银行的数据，研究了公司治理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强公司治理机制的银行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Bala（2013）则采用描述性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公司治理对提高财务绩效和管理绩效的影响作用。Dedu和Chitan（2013）以罗马尼亚银行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发现公司治理指数负面影响银行绩效。Liang等（2013）以2003年期间中国的50家银行为样本，分析了董事会特征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银行绩效显著负相关。Jizi等（2014）利用美国大型商业银行2009 ~ 2011年的数据，从控制审计委员会特征、董事会会议频率和银行的盈利能力、规模和风险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特点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正相关关系。（二）国内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公司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效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和对公司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两个方面。
1. 对效率测度方法的研究。许晓雯、时鹏将（2004）利用板块数据，分别采用非参数前沿法中的DEA方法和参数前沿法中的随机前沿方法（SFA）对我国14家商业银行1997 ~ 2001年期间的综合效率进行了测度。刘汉涛（2004）以及郑录军、曹廷求（2005）运用DEA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测度。而芦锋、刘伟奇等（2012）则运用基于储蓄中间变量新视角的网络DEA方法对我国14家主要商业银行2000 ~ 2012年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
另外，王德鲁、宋学锋（2013）以2007年和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通过Tobit回归、OLS回归并结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考查了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的治理机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规律。而姚伟峰（2013）则运用SFA方法分析了我国公司治理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梁莉、董蔚（2013）运用SFA方法对我国16家上市银行进行了成本效率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公司治理状况与成本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叶仕良（2015）则采用SFA方法测算了2003 ~ 2013 年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
2. 对公司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此类研究多为实证分析，其研究对象分为两类：
一是以公司为研究对象。韩志丽、杨淑娥等（2008）根据投资机会集（IOS）理论，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在设定投资机会集的条件下，考查了不同成长性企业的公司治理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其经营绩效的改善与独立董事比例、高管层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但与高管层年薪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成长性较低的公司，其经营绩效的提高与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层持股比例相关关系均不显著，但与高管层年薪存在弱的正相关关系。张曦、周方召（2010）以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为主线，分别从法律渊源、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监督、管理层薪酬激励和公司自主性治理五个方面对国外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和分析。张洪辉、夏天等（2010）从公司治理结构视角出发，对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董事长持股比例、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为正；而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则对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初旭、周杰（2013）以我国文化创意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会议反映了董事会的监督控制职能，抑制了公司的创意能力，损害了文化创意公司的经营绩效；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领导权结构弱化了董事会的监督控制能力，独立董事比例的提升为公司提供了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了公司的创意能力，提升了文化创意公司的经营绩效。周建、袁德利等（2014）以2005 ~ 2007年期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和董事会治理对公司绩效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独立性、专业委员会设置、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成员薪酬、董事会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二是以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魏华、刘金岩（2005）对山东、河南商业银行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负相关，外部董事比例和监事会功能与银行绩效正相关。黄文青（2009）基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提出了评价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绩效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标准，并通过生益模型（考核公司绩效）和TM模型（考核银行绩效），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刘红娟（2009）以2004 ~ 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对X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对提高X效率没有帮助，董事会规模对X效率的影响为正，两职合一有助于提高X效率，而股权结构和高管薪酬对X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王希、刘吉田等（2011）选取9家银行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数据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高管激励制度以及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对银行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不显著，但能显著影响银行的信贷风险控制能力；股权集中度较高、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较高，以及高管激励制度较健全、境外战略投资者所持股份比例较高的银行，信贷风险控制能力较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低。陈玉罡、孙振东等（2011）从不完全契约理论以及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效率和内部治理的影响，并以28家国内银行1995 ~ 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侯瑜、詹明君（2012）以我国14家商业银行2000 ~ 2009 年的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采用SFA方法对商业银行效率进行计量，并从公司治理、市场结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业结构和经营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李堪（2013）基于多因子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指标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规模、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管理层规模和高管薪酬与银行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性质、行长从业年限、高管的教育程度等指标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
三、研究假设
由前述理论可知，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大多是从治理制度、治理机制、高管视角、董事会视角等某个特定的角度去研究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与银行成本效率的关系，故本文主要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人数、高管薪酬这五个方面去衡量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成本效率的影响。
1. 股东大会会议次数与成本效率。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由全体股东组成，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有权选任和解除董事，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广泛的决定权。年度内召开股东大会次数反映了股东监督公司经营活动的力度和对公司控制权掌握的程度。蒲娟（2010）认为，年度内召开股东大会次数与公司治理目标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增加股东大会次数对改善公司治理没有显著作用。而王飞、徐炜（2013）基于股东大会视角对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效率进行剖析后认为，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股东大会治理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步，表现之一就是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更加频繁。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股东大会会议次数与成本效率正相关。
2. 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会议次数与成本效率。董事会、监事会作为银行的监督机构，召开会议是发挥其作用的一种方式，而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监事会会议次数都会影响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会议次数召开越多，越有利于董事会、监事会发挥监督作用，同时也可能说明公司需要决策的事项很多，公司的绩效不太乐观。向锐、冯建（2008）利用2004 ~ 2006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目前流于形式，并未充分体现对公司经理的监督职能，没有实现依据股东利益行事的目的，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公司较差经营绩效的反应。
宋增基、宁家耀等（2008）以我国证券市场2005年公布的指标股为研究样本，以2000 ~ 2005年为数据采集区间，用董事会会议频率表示董事会行为，实证分析了董事会行为的决定因素、董事会行为与前期、当期和后期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行为与其独立性密切相关，独立性越强的董事会越会发生较高强度的董事会行为，而外部董事的声誉激励制度和机构投资制度对董事会行为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董事会行为与前期公司经营业绩显著负相关，与当期、后期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Jensen（1993）认为，董事会会议很多都流于形式，董事会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往往被用来讨论公司的日常事务，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而且，召开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次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董事会会议次数与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
H3：监事会会议次数与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
3. 高管人数与成本效率。有关高管的概念，本文将其界定为银行年报中所指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鲜有学者研究高管人数与成本效率的关系，但是有少数学者研究过高管规模与投入、产出变量之间的关系。胡国柳、沈琳（2008）以2004年12月31日前海南省在深、沪两地上市的公司1994 ~ 2005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资本支出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法人股比例、董事会活动、领导结构、高管规模与企业资本支出显著正相关；而国有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与资本支出显著负相关。
康艳玲、黄国良等（2011）则研究了高管特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规模、高管性别与研发投入关系不显著。程利敏（2012）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对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业绩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公司高管人数与公司业绩不相关的结论。杨星（2013）认为，高管团队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负相关关系，即高管人数越多，内部有效性越差。
而本文则认为，当高管规模较大时，一方面说明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健全、权责明确，有利于公司办事效率的提高，进而提高公司绩效；另一方面，公司内部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限制高管权利，防止高管因权力集中而为自己谋取利益，从而损害公司利益。这两个方面都从侧面体现了高管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公司成本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高管人数与成本效率正相关。
4. 高管薪酬与成本效率。目前，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学者很多，观点各异，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刘绍娓、万大艳（2013）以2003 ~ 2010年沪深两市296家国有和176家非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李斌、郭剑桥（2013）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得到相同的结论。贺一珍（2013）以2011年沪深交易所37家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金融业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
二是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武美君（2012）利用金融业上市公司2008 ~ 2010年的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8年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兰松敏、戴建华（2015）以沪深两市传媒业上市公司 2010 ~ 2012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传媒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高管持股比例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国有股比例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是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冀巨海、赵淋淋（2011）以2007 ~ 2010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22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了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性分析模型，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年薪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汪晶晶（2008）、曾珍（2010）、王雪东（2013）、李梦丹（2013）等都认为，企业高管薪酬与绩效呈倒U型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高管薪酬与成本效率呈倒U型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我国59家商业银行，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8 ~ 2014年。本文的样本数据为59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样本银行的年报和定期公告等。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本文主要考察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故被解释变量为银行成本效率。成本效率是银行最基本的效率指标，是指在产出既定的前提下，通过求解成本最小化问题所求得的效率。
本文采用DEA方法计算成本效率。计算成本效率的线性规划模型如下：
决策单元DMUi的成本效率为：
CEi=[Pi×Xi*Pi×Xi]×100%
上述线性规划模型的基本思想为：在产出Yi一定时，通过线性规划的方法求出使投入Pi×Xi最小的投入量 ，并比较最小投入和实际投入的比值CEi=[Pi×Xi*Pi×Xi]，记为CEi的DMUi成本效率。当CE=1时，表示决策单元的生产方式为成本有效，即以理论最低成本生产当前产出。
2.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以公司治理结构为视角，根据各大商业银行在年报中所披露的信息从不同方面去选取合理的解释变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指建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等机构为主体的组织架构，保证各机构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的制度安排，以及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故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是股东大会会议次数（SGM）、董事会会议次数（BDM）、监事会会议次数（BSM）、高管人数（SMPN）、高管薪酬（MS）、高管薪酬的平方项（MS2）。
一般认为，银行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所以银行资产规模可能会影响银行成本效率。故选择银行资产规模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成本效率的计算
1. 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投入产出指标的合理选择是运用DEA方法测量银行效率的关键。本文选取了以下投入、产出变量：投入变量为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业务及管理费；产出变量为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税前利润、利息收入、手续费佣金净收入、现金资产率。
2. 数据处理。本文以2008 ~ 2014年59家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方法计算样本银行的成本效率，以便于研究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下页表2列示了样本银行2008 ~ 2014年的成本效率数据。
（四）面板回归模型的构建
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关系对模型估计结果准确性的影响，本文对拟选择的解释变量进行两两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拟选择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构建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成本效率影响的待检验估计模型如下：
CEi=C+α1SGMi+α2BDMi+α3BSMi+α4SMPNi+α5MSi+α6[MS2i]+β1LNAi+εi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4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年度内股东大会会议次数、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会议次数的平均值均大于中位数，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说明样本中少数商业银行在这三个方面均高于平均水平。整体来看，各个变量均是合理的，并没有异常值。
表5列示了模型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与银行成本效率之间的关系如下：
1. 年度内股东大会会议次数变量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虽然实证结果显示股东大会的召开频率对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股东大会会议的频繁召开并没有对银行成本效率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有一定的阻碍。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股东大会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督力度还不够，股东大会召开会议的决策并没有起到解决银行效率低这一根本性问题的作用；也可能是因为大股东掌握了一定的控制权，导致其余小股东都无法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并提出积极的建议。如果不对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次数进行合理的削减，不及时提高股东大会质量，很可能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发展。与此同时，应该尽可能地让各股东充分参与所议事项的讨论，集思广益，更好地推动商业银行的发展。因此，H1没有得到验证。
2. 年度内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会议次数均与银行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与H2、H3一致。近年来，董事会、监事会越来越表现出形同虚设的现象，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监事会并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相关的会议也多表现为形式主义。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等高管掌握着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力，他们对商业银行的很多重大决策都具有决定权，很容易产生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裁行为。而且，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次数太多可能是因为临时会议太频繁，临时会议的增加从侧面反映了商业银行出现问题的频率较高，说明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较低。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效应有待提升。
3. 年度内高管人数变量系数为正，但不显著。高管人数的增加并没有显著提高银行的成本效率。随着商业银行的发展，高管团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高管人数的增多说明商业银行管理机制在逐步完善，人员分工清晰、职责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的成本效率。但是随着高管人数的增加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比如高管人数过多，可能会出现一些没有实权的人和没有实质性作用的岗位，对于高管本身，其胜任能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高管虽多，但是也不乏胜任能力不足的人，所以，影响银行成本效率的因素不仅仅只是高管人数，还可能涉及高管团队的质量。只有同时具备量和质的条件，才能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实质性的发展。因此，H4没有得到验证。
4. 高管薪酬与银行成本效率呈倒U型关系。银行成本效率与高管薪酬和高管薪酬平方项分别呈负相关关系和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高管薪酬与银行成本效率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与本文H5一致。这意味着一开始随着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银行成本效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当高管薪酬达到一定水平后（临界值），银行成本效率反而开始下降。从激励机制来说，一开始高管薪酬提高时，薪酬激励对于高管还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是上升的，但是随着高管薪酬的继续提高，银行成本越来越高，而这种激励作用却越来越弱，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也就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要提高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并不能一味地依赖薪酬激励，在建立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同时，也要建立高管薪酬的约束机制。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8 ~ 2014年我国59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东大会会议次数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为负向，但不显著；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会议次数均与银行成本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年度内高管人数与银行成本效率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与银行成本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针对以上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提高股东大会会议质量。适当延长股东大会会议的会期，充分披露会议的议题，不仅要给大股东发言的机会，也应该让中小股东积极参与讨论，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才有利于银行的发展。
第二，合理化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次数，提高决策效率，避免形式主义。董事会、监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内部核心机。董事会、监事会讨论的一般是日常经营事务，并且流于形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样便限制了董事、监事监督经理的机会，从而使得董事会、监事会并不是非常有效，我国商业银行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第三，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高管激励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薪酬与声誉。薪酬激励需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并不会完全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而声誉激励在我国并没有得到重视，自然也就没有较好地建立起来，它的影响还比较弱，这一点还有待完善。
第四，提高高管的胜任能力。高管是商业银行重要的人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商业银行的发展。高管人数的增加有利于商业银行管理的模块化，使其各尽其责。同时还应该重点关注高管的胜任能力，如果在高管职位的人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那么对商业银行的发展并不会起到推动作用，反而会阻碍商业银行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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