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胡振兴（教授），马德水

【作者单位】
（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南焦作 454000）

【摘　　要】

      【摘要】企业财务腐败是典型、常见的经济腐败，与政治腐败相比，有共性，也有特性。本文从财务腐败界定、财务腐败危害、财务腐败成因、财务腐败防范、财务腐败惩处五个方面，对已经搜集到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概述和评价。
【关键词】财务腐败；危害；成因；防范；惩处

腐败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社会问题。目前，企业财务腐败已成为震惊国人的社会公害。十八大后到2014年4月末仅29个月，平均每月就有4.3名央企高管落马，人数之多令人咋舌。截至2015年4月30日的万方数据显示，近5年相关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腐败”，针对“经济腐败”、“企业腐败”、“企业财务腐败”、“上市公司财务腐败”的研究相对较少。企业财务腐败的研究焦点主要分布在企业财务腐败界定、危害、成因、防范、惩处五个方面。
一、对企业财务腐败界定的研究及评述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腐败”尚无统一定义，更不必说“企业财务腐败”、“公司财务腐败”及“上市公司财务腐败”了。国外学者主要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定义腐败。他们认为，腐败是国家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共规范的行为，其基本形式是权钱交易。在发达国家，腐败主要是用金钱交换权力；在发展中国家，占主体地位的腐败是以权力交换金钱（Huntington，1988）。
企业高管腐败是以牺牲投资者利益或企业长期发展目标为代价，为自己谋求直接利益的不道德行为（Pearce，2008）。高管腐败是由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混乱或权力配置失衡导致的高管滥用权力现象（Rebecca和Susa，2010）。高管腐败是由公司治理机制脆弱导致的高管舞弊，舞弊能够为高管带来好处，但会损害企业利益（Yalamov和Belev，2011）。
王沪宁是国内研究腐败较早的专家。他认为，狭义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目标，广义腐败是政府治理上的败坏，尽管不一定有人直接得到利益，但整个社会的利益会受到损害（王沪宁，1990）。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王沪宁，2005）。
财务腐败是行为主体为获得非契约利益而采取的利用所掌握的职权或专用信息直接或间接影响财务收支活动的行为（杨丹，2000；张天明，2003；江涛，2008；施丽君，2012）。财务腐败是指一个单位因资金监管不到位出现漏洞，或因单位的财务管理混乱、不规范而产生的奢侈浪费、挪用公款、贪污、国有资产流失等财务腐败行为（边志新，2012）。企业高管腐败分为隐性腐败和显性腐败，前者是企业高管通过奢靡的在职消费、获取超额薪酬、构建商业帝国等隐蔽途径实施的权力寻租行为；后者是企业高管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行为（徐细雄等，2013）。高管腐败是公司管理层利用职权牟取私利的行为（赵璨等，2013）。
通过梳理笔者发现，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始于政治领域，尔后拓展到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等。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腐败是公职人员为了谋求私利而违法（违纪）运用公共权力的行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腐败是公职人员非法运用公共权力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是公职人员受私欲诱惑，不合法地运用公共权力寻租。虽然从不同角度对腐败的界定稍有差别，但其共性都是公职人员通过不合法行为以权谋私，损害公共利益。
较之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对腐败研究得较晚。财务腐败研究建立在腐败研究的基础上，且大体呈现“腐败→经济腐败→财务腐败或企业腐败→企业财务腐败→公司财务腐败→上市公司财务腐败→上市公司高管腐败”的研究轨迹。
从管理学角度来看，企业财务腐败是财务人员运用所拥有的公共权力，在财务活动领域获取不合法的非契约利益，直接或间接影响财务收支，并最终显著或潜在影响财务报表，从而侵蚀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人财富。企业腐败按性质可分为财务腐败和经营（如采购、销售）腐败，经营腐败最终体现为财务腐败。财务腐败按层次分为员工腐败（高管以下所有员工）、高管腐败（执行董事及经理层）和CEO腐败，财务腐败最终归咎于CEO腐败。因此，财务腐败的主体是CEO；财务腐败的客体是财务职责的神圣性、财务权力的廉洁性、财务管理的秩序性；财务腐败的主观动机是为了谋求私人或小团体利益；财务腐败的客观方式是不合法（包括不合规、不合理、不正当）地使用财务权力（包含财务信息、财务资源）；财务腐败的后果是损害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二、对企业财务腐败危害的研究及评述
国外学者对腐败后果的结论分为“有利”论和“有害”论，后者占主体。获得权力的企业高管可能利用其控制权地位攫取私利，如实施关联方交易以转移企业财产、构建商业帝国以满足权力欲望、通过控制董事会谋求超额薪酬以及进行奢靡在职消费，甚至是赤裸裸地贪污受贿和侵占企业财产等（Hart和Moore，2008）。企业高管腐败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企业价值和投资者利益受损（Huang和Snell，2003）。企业高管腐败行为是体现一个国家道德水平的重要窗口，其频发将恶化企业所在区域的道德风气，也是导致政府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Luo，2008）。企业高管腐败是不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从而违背信托责任（Zingales，2004）。
国内学者主要从寻租角度研究腐败效应，认为腐败对行贿和受贿双方可能具有润滑剂效果，但对经济增长起不到任何作用。腐败降低了政府必要的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的能力，损害了政府在契约实施和产权保护上的基本功能，扭曲了激励机制等（胡鞍钢，2001）。公司腐败的危害主要可以从寻租性腐败的危害来解释，而寻租性腐败是我国目前腐败现象中比较严重的一种（于健慧，2006）。利益输送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且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裘宗舜等，2007）。
财务腐败造成国家经济巨大损失，也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埋下巨大隐患（宋国勇，2008；王莹，2011；施丽君，2012；刘佩琦，2014）。高管腐败公司的债务筹资成本在腐败曝光后显著上升，随之加剧的公司代理冲突会提高债务筹资成本（梅林，2011）。当前中国腐败现象的蔓延形态呈现出“裂变式扩散”,即腐败从个体向群体甚至向整个组织扩散，从低层级按管理逻辑向高层级扩散（陈国权、毛益民，2013）。腐败会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一旦泛滥，将会损害极大多数企业的利益（黄玖立等，2013）。腐败会动摇政权稳定、扰乱经济秩序、破坏社会和谐、侵蚀人的信念（杨涛，2014）。
通过梳理笔者发现，虽然少数学者还在鼓吹财务腐败的有利性，但绝大部分学者都论证了财务腐败的危害性。认为财务腐败具有危害性的主流观点有两类：第一，微观危害论，如经营业绩下降论、企业价值贬低论、股东财富损失论等，具体表现是企业资产流失、投资率下降、资本成本提高。第二，宏观危害论，如阻滞经济增长论、妨碍体制变革论、破坏社会风气论等，具体表现是扭曲市场资源配置、挑战执政党的合法性、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制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腐和败是一对孪生兄弟，有腐才会败。财务腐败恶化了社会风气，破坏了政治稳定，阻滞了经济发展，侵蚀了公众利益。更重要的是，财务腐败造成的危害往往范围广、程度深、影响坏、隐蔽性高、持续性强。对财务腐败展开研究意义重大。
三、对企业财务腐败成因的研究及评述
国外对腐败根源的研究较早，具有一定权威性。事实上，如果不能对行使权力的人进行有效制约，也会造成腐败（Heidenhermer和Michael，2002）。由于寻租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因此企业热衷于腐败，而非研发创新（Shleifer和Vishny，1990）。企业赋予高管控制权有利于充分发挥高管的专业技能，提升企业决策效率，但也可能诱发高管腐败，贬损企业价值和投资者财富（Aghion和Tirole，1997）。企业行贿是导致腐败的一种要素，然而，企业是否需要行贿取决于所在地区的产业政策和政府管制程度，而企业行贿数额取决于企业的“支付能力”和“拒绝能力”（Svensson，2003）。企业高管腐败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企业高管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寻租动机（Huang和Snell，2003）。公司内部CEO的权利越大，则公司绩效的波动性越大（Adams，2005）。
寻租活动产生于政府管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寻求政府支持、庇护或政府赋予特权的寻租活动，如游说、获取政府特权的行贿；另一类则是为逃避政府管制而进行的寻租活动，如逃税、走私等（Bhagwati，1982）。官员的管制权越大，企业的负担越重，滋生腐败的可能性越大，企业转入地下经济的动机越强烈（Elliott，1997）。制度的缺失容易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Luo，2005）。
国内对腐败原因的研究，发轫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而滋生并不断膨胀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腐败成因是指制度设计不科学、制度执行无刚性、反腐缺乏一部统一的纲领性法律（王明高，2009）。在国民经济转轨时期，体制上的原因可能引发财务腐败，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助于财务腐败的生成（张天明，2000）。企业产生腐败的原因有：政企不分、产权不分、监督不力、企业经营管理者水平过低、社会腐败现象产生的负面效应（邱付华等，2000）。
利益驱动是产生财务腐败的根源，拥有权力和专有信息是产生财务腐败的必要条件，道德沦丧是滋生财务腐败的思想温床（高天宏等，2002）。引发财务腐败的原因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缺乏社会主义道德观、财务会计职业道德缺乏、会计监督职能的弱化、新闻舆论监督力度不够（宋国勇，2008）。薪酬管制可能会导致高管腐败（陈信元等，2009）。
CEO权力越大，公司经营业绩越高，但其风险越大，这表明赋予CEO更多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权小锋等，2010）。企业经营、决策权相对集中，容易导致权钱交易（季彩龙，2012）。国企腐败是缺乏相关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所致（田宝会，2013）。
腐败的成因有主观的，指人的贪欲；也有客观的，包括利益博弈和社会缺陷（文化、制度、体制、机制）（王习加，2012）。腐败的成因有内在的，如贪欲膨胀和道德沦丧；也有外部的，如制度缺陷（李敏杰，2014）。腐败的成因有人性的，指人的基本需要；也有社会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杨涛，2014）。
总之，引起财务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有人性的，也有社会的；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等等。
代表财务腐败成因的主流观点有：寻租（通常由国家干预、政府管制引起）论、委托代理论、利益驱动论、制度（国家制度、社会体制、公司治理机制）缺陷论、权力失去监督论、监管人员失职论、经济增长转型论、价值失衡（封建思想侵蚀、落后文化残余、观念扭曲、道德沦丧）论等。可见，这些观点范围之广、内容之多，给后期研究提供了多元化思路。
四、对企业财务腐败防范的研究及评述
笔者搜集到的国外对财务腐败防范的研究不多，但对腐败防范的研究较多。例如，强化公务人员的反腐败承诺；建立和完善反腐败法制体系；用法律或行政措施制止反腐败行为；合理运用公民权利和民间组织制止腐败，鼓励新闻监督；简化和明确政府行为，约束公务人员的处置权；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体系（Popper，2003）。加快经济发展，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公平合理地分配收入能够有效遏制腐败（Peter，2014）。
国内研究腐败防范的较多，研究财务腐败防范的较少。应努力通过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何增科，2004）。为了更好地预防企业财务腐败，除了国家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也需要在企业内部形成预防财务腐败的机制（王棣华，2012）。财务腐败治理的措施包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会计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相关法规，加大违法惩处力度。反腐败则应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加强对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综合完善的财务治理体系，建立完善的舆论监督体系（宋国勇，2008）。
可见，防范财务腐败的手段主要包括：从宏观上讲，应完善法律法规，减少政府管制，推动市场改革，通过制度、体制、机制的设计，减少财务腐败机会，弱化财务腐败动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从微观上讲，应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财务控制，强化外部财务监督，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保证财务信息公开透明等，从源头上杜绝财务腐败的发生。
主张财务腐败防范的基本观点有：信息传递论、征兆警示论、危机预警论、制度设计论、权力监督论、权力规束论、分权制衡论、廉价政府论、国家治理论、国家廉政体系论等。总之，防范财务腐败，制度限权是基础，体制监督是关键，机制改革是保障。
五、对企业财务腐败惩处的研究及评述
目前，搜集到的国外对财务腐败惩处的研究很少。反腐败没有什么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良方，要取得一定成果还需要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检验政府是否下定决心反腐败，其方法之一是看其是否愿意与社会公众合作（Popper，2003）。
目前，笔者搜集到的国内对财务腐败惩处的研究较多。全面落实相关规定，建立健全惩处腐败体系是我国反腐倡廉的里程碑（任建明，2005）。公司腐败治理的措施包括：从实质上实现政企分离，推进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加强企业监督，提高企业自我防腐能力；建立一支过硬的企业干部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水平（邱付华等，2000）。应该增加投入，加大反财务腐败的力度，提高信息公开程度，减少滥用专用信息型的财务腐败，运用财务监控的方法，扼制财务腐败的生成，根据工作实践实行相应的“高薪养廉”政策（张天明，2003）。
治理财务腐败，要从影响博弈均衡的诸多因素下手，坚持全局观，将腐败程度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而不是完全消除它，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江涛，2008）。遏制高管腐败的途径有：优化董事会结构，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遵循透明性原则；优化股权结构；加强内部审计；加大法律制裁力度；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王莹，2011）。
建立和完善财务腐败治理体系，加强财务控制作用，是减少和治理财务腐败的重要途径（施丽君，2012）。要治理财务腐败，就要从实质上实施政企分离，推进现代企业管理经营制度的实施；加强企业监管，提高企业自我防腐反腐能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建立一支过硬的企业干部管理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堵塞腐败漏洞；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切实转变党风（田宝会，2013）。
在现有环境下，要遏制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首先要建立有效的惩戒机制，引入司法监督，建立诉讼赔偿机制与惩戒机制，通过经济赔偿和刑事责任的追究来极大地提高会计舞弊的风险，以对企图舞弊者起到明确的警示作用，从而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王帆，2010）。应建立有效的高管舞弊惩戒机制，通过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追究，增加舞弊的预期风险，对意图舞弊者起到明确而严厉的警示作用，从而有效遏制高管和财务人员舞弊行为的发生（李琪，2011）。可见，对惩处财务腐败，学者们普遍赞成。他们主张以“零容忍，无禁区”的态度坚决打击财务腐败，以“动真格，出重拳”的方式果断遏制财务腐败。也就是说，用最坚决的态度降低财务腐败存量，用最有效的手段减少财务腐败流量。
主张财务腐败惩处的基本观点有：运动惩处论、权力惩处论、重典惩处论、组织惩处论、政府惩处论、社会共同惩处论等。然而，财务腐败“树倒根存”，财务腐败治理任重道远，离不开“刚柔并济，恩威并施”的治理环境，也不能过度使用“除恶务尽，杜绝后患”的惩处手法。
六、结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内或国外，还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比较普遍认同的观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财务腐败是一种经济腐败。第一，财务腐败是为私利而非正当甚至非法使用公权；第二，财务腐败起源于对公有权力无原则地崇拜，对个人名利无止境地渴求；第三，财务腐败践踏了公众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反财务腐败契合了公众最原始的心理诉求。
2. 财务控制权的失衡、异化和滥用是财务腐败滋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只要存在财务控制权的失衡、异化和滥用，就会滋生财务腐败；如果不存在财务控制权的失衡、异化和滥用，就不会滋生财务腐败。
3. 治理财务腐败，防范财务腐败最重要，监控财务腐败次之，惩处财务腐败居后。第一，为了有效防范财务腐败，必须建立消除财务腐败征兆的防范体系，并相应设置“事前阻遏”的财务腐败防范机制；第二，为了及时监控财务腐败，必须建立揭示财务腐败危害和挖掘财务腐败成因的监控体系，并相应设置“事中跟踪”的财务腐败监控机制；第三，为了严厉惩处财务腐败，必须相应建立铲除财务腐败源头的惩处体系以及设置“事后震慑”的财务腐败惩处机制。
然而，笔者认为所搜集的研究文献尚存在三个明显缺憾：第一，对“腐败”的研究，重政治腐败，轻经济腐败，更遑论企业腐败；对“企业腐败”的研究，重经营腐败，轻财务腐败，更遑论上市公司财务腐败。因此，加强企业财务腐败的研究势在必行。第二，虽然财务腐败防范最重要，但“预警、预测、预防、防控、预控”的原理和方法，很少应用于财务腐败防范这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企业财务腐败防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第三，对企业财务腐败治理的研究，乏善可陈，特别是对财务腐败“防范→监控→惩处”的治理链，鲜有系统、全面、深入的实证研究。因此，企业财务腐败“防监惩”治理链整合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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