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田双双，冯 波，李 强（副教授）
【摘 要】
【摘要】 本文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市场竞争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层普遍缺乏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样本公司的环保投资规模整体偏小，且企业之间的差异较大；权力的集中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管理层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更多地表现出与大股东“合谋”的倾向，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关键词】 管理层权力；企业环保投资；产品市场竞争
一、引言
根据环保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超过80%的环境污染物产生于企业，企业已成为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沈红波等，2012）。因此企业对环境污染治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在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投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而加强企业的环保投资便成为解决环境污染的一条重要途径。那么，企业环保投资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根据已有的观点，多数认为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都对企业环境治理有较大影响。然而，无论环境规制还是市场竞争，它们都属于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时需要考量的外部因素，而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是公司内部管理层和董事会的职责，权力配置必然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仅仅依靠政府或市场的力量难以理顺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内部关系，只会事倍功半。
管理层权力强度对企业环保投资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如何优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呢？为此，本文选择2008 ~ 2013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控制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两大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检验管理层权力及其在产品市场竞争调节下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本文尝试将政府规制、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共同纳入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是对已有研究视角的拓展，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企业环保投资内外环境和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和假设提出
国内外已有不少文献研究环保投资，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研究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Kesidou，2012；Yang，2012；李婉红，2013；张倩，2013）；运用实例比较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环保投资差异，以及股权结构和产权性质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唐国平，2013）；研究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Chaton，2013）；开展企业环保投资意愿问卷调查（Luken，2008；崔秀梅，2012）。环保投资是一种包含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特殊投资，结果往往是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彭峰和李本东，2005）。保护环境需要较大的资源投入和专人长期负责，必将给企业带来成本压力，因此被企业视为一项负担，不愿主动进行环保投资，导致环保投资规模整体偏小。
现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普遍缺乏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更多地表现出“合谋”现象（唐国平，2013）。因此，管理层权力越大，对环保投资决策的影响越大，与控股股东“合谋”愈加顺利，从而加速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管理层权力越大，企业环保投资水平越低。
管理层的经营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而企业外部压力会对管理层权力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即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影响到管理层的投资决策。这是因为市场竞争越激烈，有关管理者经营业绩的可靠信息越充分，管理层依靠自身权利来操纵财务业绩的空间大大缩小，从而提高投资者对管理层财务业绩的关注度，因为投资者会根据竞争对手的盈利状况来评价管理者的经营能力和努力程度（赵纯祥和张敦力，2013）。为了应对风险，管理层往往会更加积极地利用自身的权力来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将资源投入经济效益较高的项目上（杨兴全等，2014），从而减少经济效益不明显的环保投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与处于低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相比，处于高竞争行业的企业，管理层权力对环保投资的影响更大。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8 ~ 2013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重污染行业细分为20类，并剔除如下样本：①剔除ST、PT以及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②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得到355个样本。
环保投资额数据系根据证监会官方网站巨潮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整理得出；计算环境规制强度时用到的“工业三废”数据和“工业产值”数据分别来自2008 ~ 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报得到。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与99%分位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环保投资（Epi）。一般情况下，企业环保投资的经济效益往往不如其他项目的经济效益明显和直接（唐国平，2013）。企业在经济效益较低的环境保护方面进行的投入，就可以视为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因此本文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资本化支出和费用化支出原则上不做严格区分。具体项目内容包括：环保设备投入、清洁生产技术研发投入、节能减排投入、生态治理费用、环保设施运行费用、环境税费、污染治理费用、环保宣传教育费用和其他环保投资。本文采用现有研究企业环保投资文献的普遍做法，用环保投资额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来反映环保投资规模（Epi）。
2. 解释变量，管理层权力（Power）。在现代公司中，股东很少直接运营而委托经理人经营。而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使得企业的经营由管理层负责。从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看总经理（CEO）处于管理层权力的核心，投资决策往往由CEO主导，因此本文考量管理层的权力用CEO来代理。Finkelstein（1992）将CEO权力分为组织权力、所有者权力、专家权力、声望权力四大类，此分类方法得到我国许多学者的认可和运用。本文参考Finkelstein的分类方法以及谭庆美和魏东一（2014）的度量方法，对我国上市企业管理层的权力进行度量。
（1）组织权力。若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取值1，否则，取值0。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合一，管理层权力越集中，因此权力越大。若独立董事比例小于样本中值，取值1，否则取值0。独立董事比例越低，董事会独立性越低，管理层的决策越容易通过，因此，管理层权力越大。
（2）所有者权力。在CEO拥有股权的情况下，他便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即股东和管理者。CEO拥有的股权越多，对董事的选择和企业战略的影响越大，就能够降低其他监控机制对管理层的监控力度。若总经理在本企业持有股份，取值1，否则取值0。
（3）专家权力。管理者的学历越高，教育背景越好，知识越丰富，在企业决策中的影响力就越大。若总经理的最高学历为博士，取值1，否则取值0。
（4）声望权力。管理者在企业中的任职时间越长，资历越高，在企业中的威望也越高。若总经理的任职时间大于样本中位数，取值1，否则取值0。
以上选取的指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管理者的权力强度，但每个指标都有局限性，不能综合反映管理者权力强度的大小。为此，本文参考权小峰和吴世农（2010）的方法对管理层权力进行合成：第一，对以上4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第一主成分作为管理层权力的综合指标（Power）；第二，对以上4个虚拟变量直接相加求平均值（Npower）。第一种方法考虑了各指标的权重，第二种方法则是等权处理，本文正文部分使用考虑权重的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标Power，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使用等权处理的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标NPower。
3.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四个控制变量：外部压力（Regul）、企业特征（Size）、财务状况（Cash）、股权制衡（First），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控制。研究中主要的变量及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防止模型的内生性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以检验本文的假设：
Epii，t-1=α+β1Poweri，t-1+β2Reguli，t-1+β3Compei，t-1+β4Sizei，t-1+β5Statei，t-1+β6Agei，t-1+β7Cashi，t-1+β8Roei，t-1+β9Levi，t-1+β10Firsti，t-1+β11Zi，t-1+β12Yeari，t-1+ε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企业环保投资（Epi）的中位数为0.003 8，远小于均值0.007 7，可见大部分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都没有达到样本平均水平，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普遍存在环保投资不足的问题。标准差大于均值和中位数，说明企业环保投资比较分散，且样本企业之间环保投资规模的差异也较大，有些样本公司的环保投资几乎为0，而有些样本公司的环保投资达到10%以上。
CEO权力（Power）的中位数大于均值，说明大部分样本公司的CEO权力高于平均水平，企业将权力集中于CEO的现象较为普遍。
环境规制强度（Regul）的中位数为3.086 9，小于均值4.555 7，表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处于较低水平，而极值差异和标准差都较大，说明样本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产品市场竞争程度（Compe）的均值大于中位数，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面临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弱。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CEO权力与企业环保投资。本文使用White检验和BP检验，发现确实存在异方差问题，于是运用异方差稳健标准差估计方法进行修正，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管理层权力的代理变量Power系数显著为负，说明CEO权力越大，企业环保投资越被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普遍缺乏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在环保投资决策方面更多地表现出与大股东“合谋”的倾向。此外，企业对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等外部压力的反应十分明显，企业为了环境规制的合法性要求，不得不加大企业环保投资。有趣的是，市场竞争压力也能促使企业提高环保投资，这说明环保投资很可能是高污染行业企业追求竞争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综上，本文的假设1得到数据支持。
2. 市场竞争对CEO权力与企业环保投资关系的影响。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设置一个哑变量，将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按中位数分为高低两组。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低于样本中位数，变量取值为0，否则，取值为1。分组后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与低竞争组相比，高竞争组中管理层权力Power系数的绝对值更大，说明高竞争行业企业管理层的权力对环保投资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高竞争市场使管理层面临的经营风险增大，直接威胁管理者的职位安全和声望，为了应对风险，管理层会更加积极使用自身的权力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减少经济效益不明显的环保投资，将资源投入到经济效益较高的项目上。
（三）稳健性检验
表5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
1. 借鉴杨兴全等（2014）、谭庆美和魏东一（2014）、权小峰和吴世农（2010）的做法，将CEO权力分指标进行算术求和处理，得到的平均值是可靠的。
2. 使用CEO权力的分指标进行回归，如两职设置情况，若CEO是内部董事则取1，否则取0；两职不兼任取1；CEO为内部董事取2；两值合一取3。所有者权力（CEO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专家权力（中专及以下1、大专2、本科3、硕士4、博士5），得到的分指标值是可靠的。
3. 在模型中引入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环保投资的因素，如企业所在省份的政府GDP压力、企业经营现金流量、代理成本等。稳健性检验表明，本文结论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1. 本文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为研究对象，对2008 ~ 2013年企业的环保投资情况进行了研究，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市场竞争程度下，这种影响的变化情况。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1）样本期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规模整体偏低，而且环保投资在企业之间的差异较大。
（2）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普遍缺乏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他们的权力过分集中会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对管理层的权力加以必要的约束。
（3）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管理层为了应对风险，从而更加积极使用自身的权力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减少经济效益不明显的环保投资。
2.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提高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水平，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上市公司权力制衡机制的设计，强化董事会的治理职能。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较为普遍，董事会本来是代表股东监督管理层行为的重要机构，但董事长由总经理兼任必然导致董事会的监督效力大大下降，董事会的职能无法有效发挥。因此本文建议，应严格限制管理层的权力，如限制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兼任，并加强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提高企业决策的科学性。
第二，加大对市场竞争激烈行业的环保支持力度。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企业经营风险增加，管理层必然会集中资源应对风险，从而减少环保投资，这说明仅靠市场力量无法保证企业进行环境保护。因此本文建议，一方面需要政府提高环保设备的优惠力度或加大对企业环保项目的补助和奖励，另一方面需要企业积极引进合理的业绩评价体系，将企业的环境业绩纳入考核范围，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企业环保动力不足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沈红波，谢越，陈峥嵘.企业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及其市场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2（1）.
唐国平，李龙会.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中国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财经问题研究，2013（3）.
唐国平，李龙会，吴德军.环境规制、行业属性与企业环保投资［J］.会计研究，2013（6）.
Finkelstein S..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Measurement，and Valid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2（35）.
谭庆美，魏东一.管理层权力与企业价值：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J］.管理科学，2014（3）.
权小锋，吴世农.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10318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3YJC790151）；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2EYB00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EYC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