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翟 帅（博士）

【作者单位】
（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摘　　要】

     【摘要】本文选取江苏省2005年至2013年数据，测算了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第一、三产业的拉动率、网络普及率等因素与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呈正相关关系，第二产业的拉动率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与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公路铁路里程、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指数不相关。在此基础上，对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改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体系；普惠金融指数；影响因素；区域金融发展一、引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理念，给我国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政策指导。而在实际的金融操作过程中，由于金融排斥性的特征，使得部分有发展潜力的客户被排斥在金融服务对象之外，贷款难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困扰，由此也滋生了一系列如民间借贷崩盘、高利贷丛生等问题，以浙江温州、江苏宿迁、陕西榆林等地尤为严重。
发展普惠金融，将有利于带动国内低收入家庭消费、中小微型企业经济运行，在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作用。同时，国际经验表明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有利于生产资源的有效合理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贫困现象的发生。然而，在众多国内外研究普惠金融的文献中，鲜有以城镇数据、经济较发达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分析的，因此本文以江苏省为例，以2005至2013年数据为样本，测算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并分析影响该指数变化的因素。对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的研究实质上扩大了现有普惠金融研究领域，从理论和实际上都更关注于广泛意义上的地区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
二、文献综述
1. 国外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比国内做得深入和长久。扶贫协商小组（CGAP）在2008年，也即普惠金融理念提出的第二年，推出报告《服务所有人——建设普惠性金融体系》，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深入解析了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难度及措施，成为纲领性的国际文件。2008年，普惠金融联盟（AFI）成立，总部设在泰国曼谷，旨在帮助与指导发展中国家开展普惠金融。此外，G20在2009年成立了普惠金融专家组，并连续两年研究提出普惠金融九项发展原则和七项行动计划，加强普惠金融的区域性建设和全球化进程，随后各国逐步开始普惠金融体系的宣传和建设。
在实证分析领域，国外诸多学者的研究为我们创立了样式。Beck等人（2005）提出了测量普惠金融的8个指标，分别是每1 000平方公里银行机构数量，每10万人银行机构数量，每1 000平方公里ATM机数量，每10万人ATM机数量，存款与GDP比重以及贷款与GDP比重。这为日后学者研究普惠金融提供了指标依据。之后，Sarma在2008年首次创建了普惠金融指数（IFI），又与Jesim Pais（2010）一起测算了不同国家的IFI，进行国际比较和总结。Chakravarty（2010）在Sarma（2008）的基础上对IFI的计算公式加以改进，得出更加简便的计算公式。Lindsey Appleyard （2011）则通过对于社区金融发展机构的数量、质量进行分析，对比了英国和美国的普惠金融体系建立的差异程度。
纵观国外学者对普惠金融体系的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已由单纯的从金融地理学角度分析金融排斥现象转向分析普惠金融所涉及的文化与制度因素；从单纯的理论探究转向数学和金融模型的构建；从对单一地区、国家的普惠金融研究转向区域性、多国之间的比较和分析。
2. 我国学者对于普惠金融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焦瑾璞（2006）首次提出了建立“普惠金融体系”概念，认为普惠金融能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张晓燕等（2012）详细阐述了普惠金融体系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指出应建立公平、高效、稳定且与经济结构相容的普惠金融体系。朱叶（2013）、潘超（2013）则强调了我国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可持续性问题。阚景阳（2009）、谭文培（2013）和曹凤岐（2010）着重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困境，提出建立“三位一体”和多层次”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在地方性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方面，周忠元（2011）、蔡青、郭志卫（2012）、王婧、胡国晖（2013）等分别以吉林省、云南省、黑龙江省和浙江省安吉县为例，分析了地方金融体系建立的现状，探讨了地方金融改革所遇到的问题，分享了地方普惠金融体系建立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共同指出建立和发展普惠金融体系需要强化金融改革，推动金融创新，深化金融服务，促进信用建设，加快法律保障，寻找符合当地实际的金融体系建立的突破口，调动政府和社会资源，共同建立。
在普惠金融实证研究领域，梁锐、王皓（2008）以县域金融网点数为代理变量，结合Lanzillotti、Saving（1969）和Evanoff（1988）改进的模型，研究农村金融排斥现象。选择了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人均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金融基础设施状况和政府规管程度作为影响因素构建模型，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OLS回归结果做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金融基础设施状况良好的县区金融排斥情况较弱。徐少君、金雪军（2009）以浙江省农户为调查对象，采用Probit和Logit模型，以储蓄排除、贷款排除和基本保险排除作为代理变量（FSA，2000），通过对农户个人信息、农户家庭特征和农户接触金融服务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3大类11个因素加以分析，得出收入是影响普惠金融的最重要因素的结论。
高沛星、王修华（2011）同样基于省际数据分析农村金融排斥区域差异并构建农村金融排斥指数。考虑到指标的量化程度和重叠关系，他将Kempson （1999）的6维度模型精简至4维度分析法，并采用变异系数构建权重，计算得出我国各省普惠金融程度值；在考虑影响因素时，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农村地区百元GDP贷款贡献率、农村就业人数和农业化水平作为变量。周梦亮、张国政（2009，2012）分别采用1 578个和1 877个县市数据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采用Chakravarty（2010）改进的普惠金融指数计算方法处理数据。随后，王婧、胡国晖（2013）沿用了高沛星和王修华（2011）的研究思路，同样采用变异系数法和极差法，运用Sarma（2008）提出的IFI计算方法处理数据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但上述分析缺少解释权重确定方法的准确性和极差法的科学性。
通过对国内普惠金融相关文献的整理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对于普惠金融问题的研究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将农村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着重分析普惠金融概念中的“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社会成员”，忽略了概念中的“全体社会成员”和普惠金融的“全面性”，少量文献以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为普惠金融分析视角，鲜有以中小城市或城镇数据做样本的研究分析。第二，多数实证研究都考虑了Sarma（2010）的“三维度”分析法，即金融服务的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和产品接触性以及Beck 等（2007）提出的衡量普惠金融的8大指标，但是研究中实际选取的维度和指标差异性很大，模型和因素的选择也各不相同，这是因为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公认的维度、因素选取和衡量标准。因此，本文将经济大省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在指数测算的维度选取方面，借鉴张世鸿、赵美光（2013）的研究，选择6维度分析法，同时创新性地改进了之前学者运用的极差法。
三、江苏省金融机构整体现状
为了对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经济环境和金融背景做了解，本文分析了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相关统计指标，其中包括：在2013年度中，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邮储银行及其他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各大机构中对金融机构总资产、总负债、税收净利润、中间业务收入、所有者权益的余额等。截至2013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117 179.73亿元，同比年初增长了7.89%，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相比增长最快，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增长最慢，只达到了2.27%；总负债达113 688.23亿元，同比年初增长了8.31%，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相比增长最快，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增长最慢，只达到了2.12%；所有者权益达3 491.50亿元，同比2013年初降低了4.23%，股份制商业银行降低至49.72%，拉低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所有者权益的总体水平；税后净利润达471.81亿元，同比2012年增长了26.62%，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在税后净利润中做出最大贡献，增长率达到119.67%；中间业务收入达209.78亿元，同比2012年增长了12.40%，其中邮储银行增长达到51.70%，国有商业银行只达到5.79%。具体指标见表1。
此外，从表1可以看出，除所有者权益之外的其余四项指标总体比2012年同期增长比例较高，税收净利润比2012年同期增长最高，达到26.62%，而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所有者权益比年初降低了4.32%。2013年江苏省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和总负债相较于其他银行金融机构都比较高，总资产余额达到51 177.98亿元，总负债余额达到50 590.95亿元，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中都遥遥领先。可见，近年来需要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对普惠金融采取实际措施来实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现有银行的大力支持和影响，改善江苏省小微企业和低收入家庭的经营状况和生活水平。
江苏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和总负债与2012年比较得出，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与年初增长率相比，提高至12.62%，总负债比年初增长率达到13.22%，同年比其他金融机构增长得多。在税后净利润与2012年同期增长的比较中可知，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达到119.67%，实现所有金融机构税后净利润的最大值。这表明综合分析江苏省2005 ~ 2013年的IFI指数，从整体上来说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九年间的数据也是基本上在0.6上下浮动，所有数据中2008年的数据因为金融危机而呈现为最低值，如上图所示，2005 ~ 2006年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IFI）呈下降趋势。在2006年至2007年的两年间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IFI）随着江苏省的GDP的稳步提升也在逐步上升，普惠金融程度大。之后由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IFI）呈连续下降趋势，其各项指标也呈下降趋势。基于世博会和江苏省的地缘优势，江苏省的GDP提升，普惠金融指数（IFI）呈上升趋势。2009 ~ 2010年，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IFI）大幅增长，一部分原因来源于国家政府投入4万亿元的大力支持。2010年至2011年，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IFI）又趋于下降趋势，2012 ~ 2013年，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IFI）逐步趋于平缓。
2. 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本部分运用计量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影响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借鉴王婧、胡国辉（2013）和Helene Fournier、Rita Kop（2011）的研究，选取普惠金融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收入差距、接触便利、教育水平四大类。其中：①宏观经济状态主要通过研究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来分析。②收入差距通过研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差距，收入差距用常见的城乡居民收入差额进行分析，即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之差。由于城乡收入水平的不均衡导致大部分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城市居民逐渐趋于饱和，但是农村金融被排挤，从而使普惠金融指数趋于降低。③接触便利的表现形式有交通便利、沟通便利、网络便利等，一个城市普惠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这些便利，由于现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地源因素的影响，我们分别统计了江苏省的上网人数和公路、铁路路程总长度，并且用上网人数与江苏省总人口的比值即网络普及率和公路、铁路总里程来代表接触便利这一影响因素。④教育水平的高低主要统计了江苏省平均每万人口中中学以上在校人数，利用这一数据表示江苏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从而确定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指数的关联性。
分别选取以上相关影响因素作为此次研究的变量：①宏观经济主要通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产业拉动率来表示；②收入差距通过衡量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来表示；③随着通讯时代的蓬勃发展，接触便利无疑是影响普惠金融的一大影响因素，因此，本部分选用网络普及率及公路、铁路里程来研究相关普惠金融的程度；④金融发展与教育水平的发展呈相关联系，本部分即通过寻求目前的中学、大学受教育人数来表示。并且做出以下假设：
H1：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拉动率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H2：第二产业拉动率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H3：城乡收入差距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H4：网络普及率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H5：公路、铁路里程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H6：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由假设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ε
其中：因变量y为普惠金融指数IFI；x1 ~ x7是自变量，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经济的拉动率、城乡收入差距、网络普及率、交通发展状况和教育水平；β为各自变量的系数；ε为误差项。

利用Eview7.0对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3所示，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2，该回归方程拟合度较高。具体来看，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的拉动率系数为正，即第一产业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促进江苏省普惠金融的发展。第二产业系数为负数，说明第二产业与普惠金融指数呈负相关关系，支持H1、H2。同时，实证结果还显示，城乡收入差与江苏省普惠金融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支持H3。网络普及率与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并且相关数据显示可看出网络普及率对江苏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显著，支持H4。根据H5、H6，分别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公路铁路里程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拟合数据未通过回归检验，因此不支持H5、H6，即公路、铁路里程和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不相关。
五、总结与建议
面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需要从中小企业及农户、政府政策导向、金融机构的要求做法、重视P2P及互联网在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这四大方面采取相关措施，为江苏省普惠金融的稳步且繁荣的发展提供尝试性与可行性，为江苏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广的平台，更好地促进当地金融业的成长与发展。
1. 中小企业及农户。从中小企业内部要求来看，应提高自身素质，构建多元化盈利模式。创新业务形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巩固中小企业在金融普惠发展中的金融地位。
从中小企业的外部应对条件来看，必须强化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与综合素质，提升服务水平，充分利用金融普惠等网点、科技和服务第三方平台，提升中小企业的软文化实力，逐步稳固中小企业在金融普惠中的影响与作用。
对于大部分农户而言，要明确目标，努力扎根“三农”市场，立足可持续发展，积极提高金融普惠参与度，促进金融普惠体系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加强并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2. 政府政策导向。我国目前处在小额信贷过渡时期，应建立政府政策扶持体系，合理运用财政杠杆，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措施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入。一方面，针对普惠金融等第三方融资平台存在的高风险特点，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完善的信用市场机制，对于部分扰乱信用市场的行为制定恰当合理的赔付机制。另一方面，针对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金融排斥现象导致的部分有发展潜力的客户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等弊端，政府应提供创新的空间、开发适当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制定宏观的金额政策，例如规章制度、激励体制、监管机制，采用财政刺激等手段引导资金和鼓励新措施，从而提高江苏省的金融普惠程度，促进金融业发展。
3. 金融机构要求。金融机构在提高金融普惠性程度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何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普惠金融，更大程度地有利于中小企业、农户等社会所有阶层的经济发展，将依靠于金融机构的良性运作。一方面，金融机构需要构建信用体系完善的大环境。通过完善信用体系降低金融普惠高风险特点，为广大金融主体、需求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及时创新融资模式，适应江苏省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提供多元化融资模式，促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4. P2P、互联网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研究江苏省的金融普惠性程度，其中P2P、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注入了新鲜血液。P2P网贷是一种小额无抵押的民间借贷，利用社会闲散资金直接对接市场融资需求，通过第三方平台向他人提供小额借贷，这决定了P2P相比传统民间融资更具优越性，采用正确良好的规范促进它的发展，能够更加凸显其高效便捷、参与方式灵活、业务形式多元化、交易方式灵活性等优点。据相关统计调查，江苏省的网民人数逐步增多，2013年已经达到4 095万人，这个数字将会为江苏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树立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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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启动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编号：Y201403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