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林素絮

【作者单位】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公共管理系，广州 510665）

【摘　　要】

      【摘要】本文使用包含二次项的非线性多元回归模型，对中国的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意在用中国数据再次检验Greenwood-Jovanovich（GJ）假说的可信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呈倒U型关系，这与全球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也呈倒U型关系相一致，但是经济增长会减少收入不平等，而通胀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而且通胀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要远大于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发展；收入不平等；协整分析一、引言
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GDP从1994年的48 198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68 845亿元，人均GDP从1994年的4 044元增加到2013年的41 908元。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均量来看，增速都非常显著。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日益突出。通常，国际上认为基尼系数达到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如果高于0.4，则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而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则在0.24 ~ 0.36之间。
按照国际上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从1994年的0.37上升到2013年的0.473，且2000年以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均超过0.4，尤其是2002年之后，这一系数一直超过0.45，2008年最高时达到0.491。中国基尼系数变化情况如下图所示：

此外，由于部分群体存在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加之存在较严重的腐败问题，中国的实际收入差距比上述数据要高得多，国内一些研究机构根据调查所发布的基尼系数均高于官方所公布的数据。如2014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所算出的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即使我们按照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来看，中国仍然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严重程度既可以解读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过于强大，也可以解读为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相对缺失。当然，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严重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这样方可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而且，从全球来看，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在过去20年中，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找出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对于解决不平等的相关政策制定非常重要，这会使得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大众。减少收入不平等不仅能从社会福利角度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而且可以增加社会的经济机会。另外，不平等的程度越大会使得更多的人口陷入贫困，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收入不平等一方面限制了经济体完全利用全球化所创造的增长潜力，而且限制了经济体内部生产要素匹配带来的生产能力。
1994年以来，中国的金融发展取得了较大进步，主要表现在：一是金融领域的一些重要的基准价格如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市场化；二是融资结构的转变，如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三是市场主体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如逐步向民间资本与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多数研究文献认为，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金融发展能否减少收入不平等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因此，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解释收入不平等问题是一条可行途径。本文正是基于此来研究金融发展究竟是加剧还是减少收入不平等？其间是否存在拐点，抑或存在库兹涅兹曲线？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不少学者研究了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全球化、贸易、技术进步、教育等。Jaumotte等（2008）从技术、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角度研究全球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尤其是金融全球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20个发达经济体和31个发展中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贸易全球化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减少，而金融全球化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则伴随着收入不平等增加的结论。他们还发现，全球化和技术变迁增加了人力资本的回报，降低了教育和培训对收入不平等增加的重要性。Lee等（2013）利用实证研究分析了1980 ~ 2012年韩国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实证结果并不支持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间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也不支持巴罗关于两者间的U型假说。
而GDP中投资份额的增加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劳动人口中年长者比例的增加会拉大收入不平等的距离。Øtergaard（2013）利用1980 ~ 2010年研究了撒哈拉南部地区非洲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发现教育水平、财政支出程度和民主公平都是显著的变量，尽管没有发现收入不平等和收入水平间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但发现存在左半支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Law等（2014）采用门限回归方法从制度质量水平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证实当达到某一特定制度质量门槛水平后，金融发展才会降低收入不平等。
另外，国外有一些文献专门从金融发展角度来研究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而在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果是，涌现了一些有影响理论贡献的学者，如Alesina和Rodrik（1994），Benabou（1996），Galor和Moav（2004），Galor和Zeira（1993），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Kremer和Chen（2002），Persson和Tabellini（1994）。而从实证角度研究做出显著贡献的学者有Alesina和Perotti（1996），Barro（2000），Forbes（2000），Perotti（1996），Roine和Waldenström（2008），Piketty（2003），Piketty和Saez（2003），Sylwester（2000）。
Banerjee和Newman（1993）以及Galor和Zeira（1993）研究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后指出，发达的金融市场导致收入不平等减少，而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的早期，社会仅仅是一小部分人从发展中受益，造成收入不平等增加，但过了金融发展特定阶段，金融发展开始减少收入不平等。Clarke，Xu和Zou（2003） 使用91个国家的1960 ~ 1995年的数据去检验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否呈倒U型关系，结果否定了这一关系。Li，Squire和Zou（1998） 解释了收入不平等的跨国和跨时变化，他们以M2/GDP作为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发现其对选择的49个样本国的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Kappel（2010）区分了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以信贷GDP之比作为代理变量，在高收入国家其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为负相关，而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几乎没有。
Kumhof和Ranciere（2010） 建立了理论模型内生地解释了高信贷增长和金融危机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增加。Jauch和Watzka（2012）采用138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0 ~ 200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来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并使用信贷/GDP之比来度量金融发展、使用基尼系数来度量收入不平等，以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和人均GDP，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正向的影响。Batuo et al.（2012）使用非洲国家的数据，应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检验了GJ（1990）假说的可信性。Nikoloski，（2012） 使用系统GMM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
余玲铮和魏下海（2012）采用中国1996 ~ 2009年省际数据，运用面板门限模型研究了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金融发展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余玲铮（2012）利用中国省际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宋文文（2013）使用1978 ~ 2010 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模型——系统GMM分析方法发现，金融发展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最大作用来自间接机制，而非直接机制。
以上文献使用跨国的面板数据主要研究了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如贸易、技术、教育、全球化，甚至政治制度的影响等，但尚未达成一致结论。还有一些文献专门从金融发展的角度阐释收入不平等，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的观点包括：金融发展增加了收入不平等、减少了收入不平等、两者间呈倒U型关系和无明显关系。可见，有关金融发展的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也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其主流观点是两者间倒U型关系。现有文献对中国研究较少，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研究结论，其使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的较多，而对单个国家的研究面板数据在金融发展变量的选择上缺乏私人信贷数据，该数据在国际金融研究的主流学者看来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尝试从时间序列角度，采用含有二次项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两者关系进行检验。   
三、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我们选取中国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INIE）的代理变量，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将金融发展（FD）、人均实际GDP（Y）、消费物价指数（INFL）和全球化指标（GLOB）一起作为解释变量。
1. 收入不平等。这一变量在国内外文献中多数以基尼系数来衡量，也有一部分文献通过各类居民收入各自算的基尼系数来衡量。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最为权威，不过数据仅仅从2003年开始，之前的数据来源并不一致，但绝大多数是来自国家统计局，总体上并不影响实证结果。
2. 金融发展。传统的金融发展指标主要是根据麦金农（1973）所提出的金融深化概念而衍生出来的，即使用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来表示。但是2014年世界银行所构建的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和此前不少文献采用私人信贷和GDP的比值来衡量。以上两种方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后者数据在中国尚未纳入统计体系。因此，本文结合国内学者的指标选取，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拟采用M2和GDP这一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
3. 人均实际GDP。我们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GDP，扣除通胀因素，得出人均实际GDP。
4. 消费物价指数。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及其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将之用作衡量通胀的指标。
5. 全球化指标。该指标来自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所编制的全球180多个国家的KOF全球化指数数据库，该数据库分为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三大方面，经济全球化包括资本的实际流入（贸易、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对外国国民的收入支付）和限制措施（隐含的进口壁垒、平均关税、国际贸易的税收和资本账户限制）两方面，以某一数值作为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高低。目前该数据库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不少研究文献以此作为实证的依据数据。
（二）模型构建
本文所使用的模型主要是含二次式的多元回归模型，该模型不仅可以检验线性关系，而且可以检验非线性关系，根据参数估计的符号不同，至少可以呈现四种不同的关系。模型一般化的关系设定为：
INIEt=f（Yt，FDt，INFLt，GLOBt）             （1）  
式中：INIEt代表收入不平等；Yt代表经济增长；FDt代表金融发展；INFLt代表通胀；GLOBt代表经济全球化程度。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后，得到以下实证模型：
lnINIEt=α0+α1lnYt+α2lnFDt+α3lnINFLt+α4lnGLOBt
+εt   （2）  
式中：lnINIEt，lnYt，lnFDt，lnINFLt，lnGLOBt分别代表由基尼系数作为代理变量的收入不平等的自然对数；经济增长由人均实际GDP的自然对数表示；金融发展由M2与GDP之比的自然对数表示；通胀由CPI的自然对数表示；经济全球化由KOF全球化指数的自然对数表示（参照Dreher，2008）；εt为误差项，服从均值为零和有限方差的正态分布。
为了检验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我们将模型设定为：
lnINIEt=β0+β1lnYt+β2lnFDt+β3lnFD2t+β4lnINFLt+β5lnGLOBt+εt （3）  
lnINIEt=γ0+γ1lnYt+γ2lnFDt+γ3lnINFLt+γ4lnGLOBt+γ5lnGLOB2t+εt （4）  
对于模型（3）而言，当β2<0，并且β3=0，说明金融发展使得收入不平等减少；当β2=0，并且β3>0，说明金融发展使得收入不平等增加；当β2>0，且β3<0，说明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β2<0，且β3>0，说明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U型关系。
对于模型（4）而言，经济全球化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与模型（3）的系数正负号所表明的关系类似。
（三）实证分析
式（3）和式（4）的变量若都一阶平稳，则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可以用来表示变量间的长期关系。表1系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Y为人均实际GDP，单位为万元；其余的变量均没有单位。

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我们采用ADF和PP两种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看出，所有的变量取自然对数后均存在水平单位根，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具有平稳性，所以变量都属于一阶单整序列。

对式（2）、式（3）和式（4）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式（3）和式（4）的回归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经济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也存在倒U型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会减少收入不平等，而通胀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而通胀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要大于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式（3）回归结果看，经济增长每提高1%，降低收入不平等大约0.005%；通过一阶导数为零，可以得到金融发展的门槛值为0.575；通胀每提高1%，加剧收入不平等大约0.623%；经济全球化每提高1%，降低收入不平等大约0.39%。式（4）回归结论与上面基本一致，经济增长每提高1%，降低收入不平等大约0.018%；通过一阶导数为零，可以得到经济全球化门槛值为4.1；通胀每提高1%，加剧收入不平等大约0.156%；金融发展每提高1%，降低收入不平等大约0.185%。
从诊断性检验的结果来看，三个回归方程的残差项基本上可以看作服从零均值和固定方差的正态分布。序列相关检验和条件异方差检验的F统计量的P值均远远大于0.05，接受原假设，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有关模型假设检验的置信度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后两个模型要好于第一个模型。总的看，模型（3）和模型（4）变量间长期关系的实证结果是可靠的。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经济全球化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也存在倒U型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会减少收入不平等，而通胀会加剧收入不平等。而且通胀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要远大于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因此，要降低收入不平等，使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应该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改革，推进普惠金融理念落实。还应提高经济全球化程度，放宽对资本项目的限制，降低关税。经济增长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而通胀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因此政府需要小心应对通胀，积极控制通胀，不使通胀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放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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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4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14G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