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郭艳萍（教授） 郭瑞敏 李 娇

【作者单位】
（内蒙古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

      【摘要】针对中小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因素，本文选取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9 ～ 2011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没有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受到了盈余管理因素的影响，即存在扭亏动机的上市公司会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达到扭亏的目的；具有“洗大澡”动机的上市公司会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为未来扭亏做准备。
【关键词】资产减值   经济因素   盈余管理

      一、引言
资产减值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起了中外学术界广泛讨论。为防止高估资产的泡沫对经济造成的危害，1998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规范了资产减值的会计实务。
为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我国于2006年2月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CAS8）。但由于资产减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而我国会计准则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职业判断和会计方法选择的权利，同时也给公司管理层提供了盈余管理的机会。
目前，我国学者对于资产减值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主板市场，并且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而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多为新经济、新技术、新能源型企业，上市公司数量不多，上市交易的时间不长，尤其是这些企业的传统资产相对较少，而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又多集中在传统资产上，因此本文没有选取主板和创业板市场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而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较大，对社会的贡献也很大，因此，对中小企业板市场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文献综述
1. 西方学者对于资产减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产减值的动机以及市场对企业资产减值公告的反应两个方面。Strong and Meyer（1987）对1981～ 1985年间120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司的资产减值动机进行了研究，发现决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重要因素是管理层变更，当新的管理层来自于企业外部时尤其如此。Elliott和Shaw（1988）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McNicho1s和Wilson（1988）以及Zucca和 Campbell（1992）对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资产减值的确认发生在利润低于预测值的时候，只有少部分资产减值的确认是在利润高于预测值的时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洗大澡”和利润平滑的时候。这证明了公司管理层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观点。
Francis、Hanna 和 Vincent（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价值毁损变量对企业提取减值准备的比例和动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还发现，在控制价值毁损变量后，经理人员发生变更和以前年度曾经提取过减值准备的企业更倾向于提取较高比例的减值准备，但利润平滑和“洗大澡”动机对资产减值准备提取比例的影响不显著。
在市场对企业资产减值公告的反应方面，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Elliott和Shaw（1988）的研究结果表明，发生资产减值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显著低于同行业中没有发生资产减值的公司。而Zucca和Campbell（1992）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对减值消息没有显著的反应。
2. 我国的资产减值会计与发达国家如美国相比，起步较晚，但发展和完善的步伐十分迅速。
陆建桥（1999）对亏损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及其前后年度多数利用计提资产减值来进行盈余管理，或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调减收益，或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调增收益。戴德明和毛新述（2005）、任凌玉、薛爽和田立新等（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王跃堂（2000）以A股公司三大减值政策（短期投资减值、存货减值和长期投资减值）的选择为例，从契约理论角度，结合我国政治和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及其经济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
代冰彬、陆正飞、张然（2007）以及其他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动机主要是两种：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但本文发现，稳健性因素也能影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同样的毁损情况下，“坏消息”公司比“好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减值准备。此外，本文还发现，在利用减值准备进行利润操纵时，盈余管理动机的不同会影响减值类型的选择。扭亏和“洗大澡”公司会采取各种类型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而平滑和管理层变更公司只使用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而不会影响营业利润的减值准备。
3. 上述国内外关于资产减值会计的研究表明，资产减值既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的变化，又成了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外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外的研究更多地涉及了资产减值的市场反应；而国内的研究则主要侧重管理层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动因分析上。在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行为进行研究时，国内外学者均重点考虑了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政府管理部门对上市公司的ST制度、PT制度以及配股制度等会诱发企业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一般不涉及资产减值会计信息与市场价格的关系。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描述
本文选取2009 ～ 201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筛选考虑到以下因素：①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多以公允价值计量，一般不涉及资产减值的计提，予以剔除；②当年未披露资产减值情况的公司及其他所需数据资料不全的公司予以剔除；③剔除200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公司。进行上述剔除后，最后得到样本352家上市公司，共计1 056组样本数据。
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使用的软件是SPSS和Excel。
（二）研究假设
对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动机，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较多，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将资产减值动机归结为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两类（Wilson，1996）。经济因素是指企业从外部信息来源和内部信息来源两方面来判断其资产出现减值的迹象，当企业业绩低下、同行业竞争以及经营策略转变等导致资产价值下降时，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使各项资产的价值得到合理估计和及时确认，这时资产减值准备就表示企业在资产发生毁损情况下的适当应对。
      盈余管理因素则是指管理层为达到特殊目的而通过操纵资产减准备值计提来影响财务报表的结果。如上市公司通过在亏损年度超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洗大澡”，然后在下一个年度通过将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来增加利润；或者企业通过资产减值政策来平滑每年利润等。因此，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可能是因为经济因素，也可能包含了盈余管理因素，因此本文将影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因素分为这两类来探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经济因素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显著影响。
假设2：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存在扭亏动机的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会降低。
假设3：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存在“洗大澡”动机的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会提高。
假设4：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存在利润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会在盈余特别高时提高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
假设5：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存在管理层发生变更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会提高。
（三）模型设计
本文在借鉴代冰彬等（2007）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上述研究假设，建立如下模型：
WDit=α0+α1△SALESit+α2OFCit+α3△INDROAit+α4NKit+α5BATHit+α6SMOOTHit+α7MGTit+α8SIZEit+α9GDPt+α10YEAR+εit
模型被解释变量为：
WDit：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比例=（期末减值准备-期初减值准备）/期初总资产
模型解释变量为：
△SALESit：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公司t年营业收入-公司（t-1）年营业收入］/公司（t-1）年营业收入
OFCit：公司经营现金净流量增长率=［公司t年经营现金净流量-公司（t-1）年经营现金净流量］/公司（t-1）年经营现金净流量
△INDROAit：行业总资产收益率增长率=［行业t年平均总资产收益率-行业（t-1）年平均总资产收益率］/行业（t-1）年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NKit：系虚拟变量，表示公司是否存在扭亏动机。若公司上一年度亏损，本年度盈利，等于1；否则为0。
BATHit：系替代变量，表示公司是否存在“洗大澡”动机。若NKit=0，且公司减值前净利润/期初总资产小于该变量所有负值的中位数，则BATHit等于减值前净利润/期初总资产×（-1）；否则为0。
SMOOTHit：系替代变量，表示公司是否存在利润平滑动机。若NKit=0，则公司减值前净利润/期初总资产大于该变量所有正值的中位数，等于减值前净利润/期初总资产；否则为0。
MGTit：系虚拟变量，表示公司是否发生高管变更。若NKit=0，且公司本年度董事长或总经理发生变动，则等于1；否则为0。
SIZEit：系控制变量，表示公司规模控制的程度，等于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GDPt：系控制变量，表示宏观经济背景。
YEAR：系控制变量，表示数据采集的年份区间。若数据是2009年，则YEAR=1；若数据是2010年，则YEAR=2；若数据是2011年，则YEAR=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资产减值准备总体分析。表1列示了2009 ～ 2011年样本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金额单位：元）。

从表1可以看出，2009 ～ 2011年，样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均值呈逐年上升趋势，2010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数是2009年计提数的1.5倍，2011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数是2010年的1.1倍，其中2010年增幅最大。表1还表明，三年中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准备最小值为负值，表示资产减值的转回，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资产减值的转回数在逐年下降，2006年CAS8对长期资产不能转回的规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 描述性统计。在进行统计检验之前，选择非控制变量做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9 ～ 2011年，样本公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占期初资产总额的比例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均值由2009年的-0.12%上升到2010年的0.25%，2011年又下降为-0.13%。同时，对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发现：反映企业内部经济因素的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以及经营现金净流量增长率指标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占期初资产总额的变化方向一致；反映样本公司行业情况的行业总资产收益率的增长率平均值由2009年的56.68%上升到2010年的63.47%，之后在2011年又下降到-6.46%，整体上说明了样本公司的业绩并没有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
      另外，从盈余管理动机的变量来看，2009 ～ 2011年扭亏动机变量的均值分别为4.55%、3.41%、2.56%，说明扭亏的比例不高；“洗大澡”动机变量的均值变化不大，而利润平滑动机变量均值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管理层变更动机变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分别为12.78%、15.06%、16.48%，说明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变更频率在逐渐加快。
3. 相关系数分析。相关性分析是不考虑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只研究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方向以及相关程度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为了确定假设模型中各自变量是否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率显著相关，我们运用Pearson检验对其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经济因素中反映企业业绩的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在5%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经营现金净流量增长率指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反映行业成长水平指标方面，行业资产回报率的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但从自身执行政策方面考虑得更多。这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在检验中显著相关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对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可能更多地考虑到自身经营业绩的影响。
在盈余管理因素方面，扭亏动机和“洗大澡”动机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检验，其中，扭亏动机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在存在扭亏动机时企业倾向于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洗大澡”动机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当经营业绩较差时公司会倾向于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索性差个够。也就是说，盈余状况较差的公司会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洗大澡”的盈余管理。利润平滑与高管变更两个变量均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呈正相关关系，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二者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相关性较弱。
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资产规模指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公司的资产规模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影响，公司的资产规模越大，可能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越多。而国内生产总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样，年份变量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本文选择的年份为2009 ～ 2011年，均为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发布以后的数据，因此这几年没有明显的变化。
4. 多元回归分析。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了解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因变量的反映程度。为了揭示在多变量的共同作用下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本文基于混合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模型进行研究，以验证其结果是否支持前面提出的假设。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1）就经济因素而言，营业收入增长率的系数为0.000 28，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但与预测符号不相符；公司经营现金净流量增长率的系数为-0.000 005，说明当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时会计提较多的资产减值准备，但是此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一致；反映行业成长水平的行业总资产增长率指标的系数为-0.000 06，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假设1不成立。（2）从盈余管理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扭亏动机变量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系数为-0.037 704，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与研究假设2相符，表明亏损公司会利用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扭亏为盈的目的。这说明上市公司在亏损情况下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操纵的动机强烈，因此假设2成立。
      （3）而“洗大澡”动机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系数为0.141 714，且达到统计检验0.012 756的显著水平，这说明公司盈余状况较差时会计提较多的资产减值准备，也就是说，盈余状况较差公司会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洗大澡”的盈余管理，实证结果与假设3相一致。
（4）盈余管理因素中的利润平滑动机系数为0.002 3，指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平滑化无正向相关性，公司盈余状况较好时，未必会计提较多的资产减值准备，也就是说，盈余状况较好的公司一般不会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来进行利润平滑的盈余管理，这说明假设4不成立。这是因为CAS8对资产减值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即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的规定起了作用。由此加大了企业运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利润平滑的难度。因此资产减值准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
（5）盈余管理因素中的高管变更动机指标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系数为 -0.000 8，与预测符号相反，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当企业高管发生变更时，公司并未计提较多的资产减值准备。因此，假设5不成立。高管变更动机不显著的原因与我国市场化程度不高有关，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并不发达，上市公司更换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原因并非纯粹由于公司的业绩下滑所导致，而往往是行政主导行为或者由于年龄等个人原因造成的，因此新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变动当年也就不存在“巨额冲销”的动机。
五、结论与建议
1. 结论。本文以2009 ～ 2011年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检验，并建立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影响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发现：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经济实质因素中的营业收入因素虽通过检验但与预测符号相反，并且与经营现金净流量、行业总资产收益率无关。这说明中小板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没有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
而实证结果证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受到盈余管理因素的影响，存在扭亏动机的上市公司会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达到扭亏的目的；具有“洗大澡”动机的上市公司会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为来年扭亏做准备。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不存在利润平滑动机和高管变更动机，原因是CAS8规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由此加大了企业运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利润平滑的难度。因此CAS8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关于高管变更动机，是由于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并不发达，上市公司更换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原因并非由于公司的业绩下滑所导致，而往往是行政主导行为或者由于年龄等个人原因造成的。
2. 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结果分析，我们认为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会计准则实施过程的监督。具体建议有两点：一是明确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由于资产减值准则禁止了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处理，那么上市公司可能会更多地采用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来进行盈余管理。二是长期资产的实质性处置问题，由于CAS8仅仅规定了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在其价值恢复时不能转回，但并没有禁止长期资产通过实质交易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路径，一些上市公司会更多地采用资产重组、变卖和关联方交易等实质交易来转回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因此，监管部门应对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进行重点监控，以便及时完善新资产减值准则。
主要参考文献
1. 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会计研究，1999；9
2. 王跃堂.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0；12
3. 戴德明，毛新述，邓璠.中国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研究.财经研究，2005；7